右派分子

所属分类：人物

20世纪的中国“右派分子”，一般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约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极为少量的党员干部）。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他们蒙冤受屈22年，许多右派分子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更是不乏其数。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不幸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此使得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与日俱增，明显膨胀发展起来。

右派分子-简介

20世纪的中国“右派分子”，一般指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约55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极为少量的党员干部）。1957年5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一场整风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就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从此，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反击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人数达55万。他们蒙冤受屈22年，许多右派分子落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更是不乏其数。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不幸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此使得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与日俱增，明显膨胀发展起来。

右派分子-称谓起源

195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文中用词不称“右派分子”，而称“右倾分子”。5月16日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不称“右派分子”，而称“右翼分子”。5月20日中共中央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不称“右派分子”，仍称“右翼分子”。“右倾分子”习惯用于党内；“右翼分子”通常用于党外；而“右派分子”既可用于党内，又可用于党外，毛泽东反容复斟酌，考虑再三，最后选定“右派分子”一词。此后开展的运动，被毛泽东命名为“反右派运动”（简称“反右运动”），反右运动中各类文件、文章统一使用“右派分子”一词。这就是“右派分子”称谓的起源。

右派分子-划分标准

右派分子-代表人物

“右派分子”虽然从此成了历史名词，但“右派分子”当中绝大多数从历届政治运动中“死里逃生”的知识分子，已

被世所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回忆和缅怀“右派分子”的文章论著更是层出不穷，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许多“右派分子”用自己的正直的社会良心、高尚的知识分子人格、问心无愧的坦荡心态和因此为之付出的蒙冤受屈22年惨痛人生代价换来了名留青史的不朽。为此，特列1957年“反右运动”中各界著名大右派分子名录如下，以昭后人。

1.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中国现代民主党派著名领导人之一）。      

2.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五大右派：龙云（彝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现璠（壮族，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欧百川（苗族，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马松亭（回族，中国现代著名四大阿訇之一）、向达（土家族，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3.中国民主同盟著名右派：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曾昭抡、陈仁炳、彭文应、钱端升、叶笃义、黄药眠、钱伟长、吴景超、潘大逵、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王毅斋、王文光、姜震中、马哲民、杜迈之、陈新桂、刘王立明（女）、王国松、王毅斋。

4.中国农工民主党著名十大右派：韩兆鹗、张申府、章伯钧、黄琪翔、黄现璠、李士豪、李伯球、张云川、邓昊明、李述中。

5.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著名五大右派：龙云、陈铭枢、张轸、黄绍竑、谭惕吾（女）。

6.中国民主建国会、工商联著名十大右派：钱孙卿、李琢庵、章乃器、李康年、向德、毕鸣岐、姚顺甫、潘锷鏱、郑立斋、张东木。

7.中国九三学社著名五大右派：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

8.中国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著名大右派：谢雪红。

9.中国民主促进会著名大右派：林汉达。

10.中国致公党著名大右派：陈其尤。

11.高级干部著名大右派：沙文汉、孙作宾、欧百川、陈再励、李世农、杨思一、孙殿才、陈成义、程星龄、王毅斋、王翰、刘积学、陈沂。

12.中国自然科学界著名大右派：金宝善（中国近代卫生事业奠基者之一）、程士范（中国现代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曾昭抡（中国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国松（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袁翰青（中国现代著名化学家）、钱伟长（中国现代力学奠基人之一）、雷天觉（中国现代机床工业奠基人之一）。

13.中国社会科学界著名大右派：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谭惕吾（女）、沈志远、王造时、费孝通、王铁崖、陶大镛。

14.中国文学界著名十五大右派：丁玲（女）、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萧乾、孙大雨、傅雷、姚雪垠、刘绍棠、流沙河、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

15.中国新闻界著名五大右派：徐铸成、储安平、浦熙修（女）、陆诒、戈扬（女）。

16.中国美术界著名五大右派：刘海粟、邓散木、庞薰？、江丰、丁聪［按出生年序排名］

17.中国教育界著名大右派：陈达、李景汉、吴泽霖、潘光旦、马哲民、黄现璠、林汉达、钱端升、吴文藻、吴景超、雷海宗、沈志远、王造时、黄药眠、陆侃如、孙大雨、费孝通、葛佩琦、陶大镛。

18.中国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

19.中国历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

20.大学生界三大右派：林希翎、林昭、谭天荣

说明：上面所称“大右派分子”，主要根据他们当时的政治、社会、学术地位以及右派言论的影响大小和中共中央的处理决定等综合因素而定。

右派分子-附录资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决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
一、罢免右派分子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二、罢免右派分子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三、罢免右派分子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四、罢免右派分子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罢免右派分子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2]

一、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右派

钱端升、沈志远、杨逸堂、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十六人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到第五次会议之间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等三人由四川省人大提出，在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锷、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子恒、郑立斋等二十三人在广西、旅大、武汉、安徽、江西、江苏、贵州、陕西、山东、福建、甘肃十一省市“多数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黄琪翔、李勃秋、徐铸成、黄药眠、王毅斋、张轸、张云川、朱君允、毕鸣岐、谭志清、龙云、李琢庵等十二人在广东、河南、湖北、天津、云南等省市“多数人大代表”要求下，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代表资格和右派分子章乃器等三十八人的代表资格问题的审查报告》）

二、被撤销全国人大职务的右派在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同时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务委员职务，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被罢免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被罢免法案委员会委员职务，被罢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黄琪翔被罢免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

（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职务的决议》）

三、“费孝通、黄现璠、吴泽霖、林里夫等右派分子的反动理论再也没有市场了”（谢扶民撰：《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基本总结》，《民族研究》，1958年第1期）；

四、《解放军总政治部揭发出右派分子陈沂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8年3月1日《今日新闻》）　

五、《监察部反党集团的首领王翰原形毕露》，载《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期）

六、1958年7月5日，国务院举行第７８次会议。会议审核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王翰、曾昭抡、林汉达、黄琪翔、费孝通的决定》。

右派分子-部分右派言论

章伯钧：“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

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提出“政治设计院”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见1957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它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建议设立“平反委员会”。“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储安平：“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

彭文应：“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新闻报道的片面性。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钱端升：“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边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在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5月29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王铁崖：“政法教育界‘三害’很严重，不解决是很危险的。人家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北大也有不少教条主义，教学计划就是搬用苏联的。”（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三），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年］

葛佩琦：“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这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人民大学周报》第148期，1957年5月27日］

林希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6月30日］

右派分子-检讨

我的检讨（章乃器在1957年7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确，在解放以前，个人英雄主义对我是起了一些有益作用的。那时我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的矛盾中。依靠党对于我的领导，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脱离泥坑，走上革命。在一九五二年，我曾经批判了我的个人主义。我认识到：即使它在旧时代曾经对我有用，今后是无论如何都要不得的了。我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同个人主义是恰好对立的。在以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我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但，从一九五六年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的个人主义又有所滋长。更因为自恃不争名夺利，没有什么个人利己主义，反而助长了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愤体表现在同许多方面的工作关系上甚至家庭关系上，都发生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这次在言论方面所以发生的错误，正是同我的个人主义和片面乐观观点分不开的。那就是说：我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估计得太乐观了；同时，由于文章是从一系列反教条主义的争论当中发展起来的，带来了许多个人主义的意气，也就带来了片面性；还有，发表而不慎重估计影响，又犯了自由主义的作风。

在学习了毛主席的讲演和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又得到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我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现在先就以下几个论点，加以检查纠正和澄清：

一、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我本来说：定息从私方人员的个人来说，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剥削；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则是剥削的残余。这是根据过去已经有人肯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现在毛主席的讲演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这一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从而，他在下文所说的：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也是十分正确的。我应该否定我本来的错误说法。

二、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的原文把“本质”解释为“本能的、先天的”，“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这种解释是片面夸张、脱离实际的。因而，根据这种错误解释而得出没有本质区别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一般对于“本质不同”的解释，应该是剥削同不剥削、反剥削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本质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

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该否定我的说法。

四、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它有两面性，但内容已经改变。我的说法还会有错误，当继续检查改正。

五、工商业家不经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这不是我说的。我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文内，单在（二）、（三）两段内，就有三次提到了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的胜利，而且还强调提出，“存在决定意识”，要看到“大存在”——人民力量的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祖国史无先例的统一与兴盛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团结与繁荣。

其他还有需要纠正的错误论点，容我继续检查。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经搞清楚，是可以毫不顾惜地加以否定的。

我坦白承认，我极力主张缩短人民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利于团结和工作……

许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证明，我经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我曾向许多人说过，解放以前，有三种威胁经场防缠着我：一种是政治威胁——反动派随时可以杀害我；另一种是社会威胁——反动派可以指使流氓迫害我；还有一种是经济威胁——企业随时可以破产，陷于失业。解放后，这三种威胁都完全消失了。我现在只有一条心——做好党和国家交给我的工作；学习也是为着工作。我每天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无相同之处的。第一，我从来没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绩。刚刚相反，我经常为每一点一滴的国家工作成绩而引以为荣；因为那当中有我的极其微末的贡献。第二，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绝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发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闹事的消息。如果要检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绝不是什么悲观。第三，我参加各项工作、各种会议，以至到各地去视察，一贯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觉，帮助领导上解决问题，而绝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第四，对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我一贯表示最友好、最真诚的态度，没有丝毫违背“一边倒”的精神。第五，我从来也不搞什么小组织，从来也不争取私人的权利；对于国家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待遇，经场孵得已经过高，从来没有丝毫不满。因此认为必须夜以继日地劳动，做好工作，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第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对党所提的意见，没有超过批判“三害”的范围，所指的只是某些和部分党员的缺点，而绝没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我相信，目前一些对于我的流言，都会逐步得到澄清。

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往往还觉得是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的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态度的直率也自以为是从党员那里学来的；可能加上了一些自己的个人主义，就不够端正。

自从学习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提了一系列有关非党人士对党员态度不够正常的意见。我认识到，中共是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我们一部分非党人士却违反了党的意旨进行个人崇拜。如政协全国委员会，就曾经通过一个设立毛泽东大学的议案，当时我也是举手赞成的；这个议案是因为毛主席的反对才没有实行的。一个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 的基础上的党，一个努力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来解放自己的党；它被迫进行战争，为的是永远消灭战争，它实行专政，为的是最后消灭专政。这一系列大公无私的伟大精神是容易使许多人体会不了或者体会不够的。对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的尊敬是应该的，这是经过鉴别基于理智的事情。这同神化革命领袖，以至对党员进行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要求党员警惕资产阶级的无原则的捧场，认为那是糖衣炮弹。我曾经批判了那些用无原则的捧场和个人崇拜腐蚀党员的现象。显而易见，这与所谓“丑化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本来，我有什么理由丑化党员？我每天和党员在一起工作，怎能丑化党员？坦白地说，我的确丑化了一些对党员进行阿谀奉承的人。也很可能，我在这上面态度又有些过火了。

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立志、下决心，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可以决定的。哪能设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不能设想，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时候， 反而要反社会主义？8年来，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要依靠什么政治资本搞争名夺利的勾当。我一心依靠党，愿在党的安排下做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是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哪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二，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哪能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某些人相信： “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3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这是旧时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

我始终认为：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错误。当然，如果我的理论错误已经造成了超出时代思潮影响所可能引起的波动，那我应该负责。我请求领导上结合动机和效果，加以检查，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显而易见，会有许多人带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进入社会主义，但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思想。我一定坚决克服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59年9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要求：“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准备继续分期分批做这一工作。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会使他们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10%左右为好。《指示》规定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条件为：一、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二、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指示》规定：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到12月底，全国已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28165人，占右派分子总数439305人的6.4%。（来源：人民网资料）

毛泽东关于为黄绍竑、刘王立明摘掉右派帽子的批语：

（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六日） 送总理、富春阅。

黄绍竑、刘王立明二人以摘掉右派帽子较为有利。请总理、富春最后确定。如今后发现他们又有严重反动，甚或反革命行为，那时酌情再处，我们仍有主动。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二时［毛选著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

说明：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一九六0年十月十四日关于今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黄绍竑从划为右派分子后，没有发现什么反动言论。刘王立明划为右派分子后，学习积极，承认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问题。反右前（一九五六年八月）她在世界妇女节制会上抵制过台湾代表，驳斥帝国主义污蔑“中国贩卖鸦片”的谰言。我们反复考虑似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为有利。是否摘掉，请中央决定。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将这一报告转送周恩来审阅后再送毛泽东等。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报告上。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今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黄绍竑、刘王立明均名列其中。

从1959年到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部分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尽管如此，脱帽“右派分子”长期以来依然被列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一。“文化大革命”中，绝大部分“右派分子”或“脱帽右派分子”同样未逃脱被戴高帽批斗，游街示众，扫大街扫厕所的悲惨命运。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其中四川省不予改正右派名单21名，计有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1987年10月31日内部印行］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