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背竹怎样修剪视频:赵本山的出身与经历

真实记录著名笑星赵本山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作者：李兴华,曲明 下载：真实记录著名笑星赵本山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TXT
收藏到QQ书签 | 添加到百度搜藏 | 添加到雅虎收藏 | 添加到本地收藏 第一章 学生时代 莲花的传说 同桌的“你” 苦人儿本山 分吃午饭 本山认母 亲密伙伴 劳动 “搅闹”课堂 变戏法 两瓶罐头 过年 一路欢歌一路笑 初露才华 学啥像啥 虱子 情窦初开 第二章 艰难谋生 离校谋生 回乡务农 剧团轶事 大雪封山 本山的婚事 回家 刨煤   第三章 乡情难忘 夜宿寒舍 母子情深 龙凤呈祥 儿女满堂 一张旧照片 本山不忘本 同学会 综艺大观 妈的心病 一场篮球赛 反哺之情 三张门票 心系家乡 支教扶贫     第四章 从艺之路 成功之路 盲人闹事 根在东北 倪萍访谈 师恩难忘 义演 关于本山文化 信不信由你 忙人本山 本山不容易 本山语录（精彩台词）   莲花的传说说起赵本山，首先得说说他的家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赵本山之所以能成为家喻户晓的“腕儿”，人人皆知的“星儿”，被誉为“东方笑神”，绝不是件偶然的事情。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两千多个县城，几十万个村庄，咋就偏偏在辽宁省开原市莲花镇莲花村那旮瘩出了个赵本山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看了这本书，或许您能找到答案。　　从“较大的城市”铁岭往东北方向走，有一条宽阔的大沟，直通吉林市。这条沟的南端蒙古和罗沟，从京城通往船厂（吉林市的古称）的交通要道就从这里通过，并在这里设了个驿站，叫蒙古和罗站。沟的两侧是长白山的余脉吉林老爷岭，高低起伏的群山连绵不断地向北延伸。沟里面有一条河，叫叶赫河，因为这里是满族叶赫部落的发源地而得名。叶赫河水流淌了几千年，滋润着这里的土地，养育着这里的人民。　　蒙古和罗站设在一个叫“棉花”的地方。人们习惯地把这里称呼为“棉花街”，当地人的发音叫做“niaohua gai”。后来，这里成立乡一级建制的时候，嫌棉花二字太俗，就改称莲花，因为街的后面有个莲花泡而得名。由于在这里居住的人比较多，逐渐形成了一个集镇，有粮栈、有店铺、有钱庄、有当铺、有铁匠炉等等，当然还有“窑子”。从现在的莲花地名中，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的工商业的影子，如“糖坊”、“画匠铺”、“烧锅屯”、“茶棚”等等，很有人文的色彩。莲花和吉林省梨树县的叶赫镇都是满族叶赫部落的发源地，分为东城和西城。可以说，当时的莲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呈现出兴盛的景像，对周边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每逢集日，四面八方的乡民们都要来这里购买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但是这些小农经济的家庭作坊，最终没能形成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逐渐地都消失了。　　这个莲花泡是当地的一处盛景。每逢夏日来临，水面上荷花绽放，锅盖大小的翠绿色叶子，映衬着粉红的莲花，煞是好看。莲花不仅仅美丽，而且也是吉祥如意、纯洁高贵的像征，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们讴颂的对像。“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类的佳句，至今被人们颂传。　　相传很早以前，莲花泡的四周有五条龙，它们分别是：石龙、土龙、灰龙、沙龙和草龙。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向泡子聚拢，来饮泡子里的水，饮到水之后，老朱家就会出娘娘。　　老朱家是莲花的大户人家，在当地有一定的实力。大概是嫌自己的势力不足，还是想有个更强的依靠，这个远在天边的一介草民也一心想攀上皇亲，指望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知道哪个江湖术士正是迎合了这种心理，编纂出了这样一个神秘的故事。　　东北是块宝地，遍地是宝。但是东北人随遇而安，满足于衣食无忧的生活，对身边的宝贝熟视无睹。或者说，东北人与他们身边的一切相处得十分和谐，不愿意去破坏它们。有一个南方蛮子来到此地，看出石龙的眼睛是个宝贝，就想方设法把它给挖下来。他找来凿子和锤子来凿石龙的眼睛。但石龙的眼睛太硬，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凿下来一小圈。他实在没有力气了，就休息下来，准备第二天再干。　　他休息了一晚上之后，早早就起来了。到地方一看，他傻眼了：昨天凿过的地方又都重新长好，和原来一样。这个南蛮子不灰心、不气馁，又接着凿。结果第二天又是如此。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他整天愁眉不展，冥思苦想，也毫无办法。有一天晚上吃过饭以后，他来到河边，想看看这石龙的眼睛是怎么长上去的，正巧碰上了石龙五兄弟们在唠嗑。　　沙龙说：“大哥，这蛮子天天凿多危险哪，得想个办法呀。”　　石龙说：“他就这么个干法，我一点也不怕。你不知道，我就怕青牛白马粪，这是秘密。”　　蛮子听到对话，心中暗喜。第二天他就划拉到这两样东西，开始行动。他用这两种粪放在石龙的眼睛上，点着了火。顿时，整个沟里烟雾弥漫、臭气熏天。熏过之后，他用凿子一凿，两颗龙眼就掉了下来。蛮子得到这两个宝贝心中大喜，抱起龙眼就往回跑。在趟过叶赫河的时候，不小心把龙眼掉到了河里，怎么找也找不着了。从那儿以后，叶赫河水便更加清澈甘甜，河两岸的土地也更加肥沃。　　老朱家到底出没出娘娘已经无从考查，但是在叶赫河岸边，却出了两个出奇的人物：一个是清代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另一个就是著名笑星赵本山。　　纳兰性德本名叫成德，字容若，号楞珈山人。满族正黄旗人，是纳兰明珠的长子。康熙十四年（1675）殿试赐进士出身，做过康熙的侍卫，深得宠信。纳兰性德诗文词均有作品，尤以词见长。他的词真挚自然、凄清婉丽，格调感伤、低沉，风格接近唐后主李煜。　　赵本山是谁，我就不用介绍了。  

同桌的“你”寇河是辽河的一条支流，在开原威远镇的南城子附近和叶赫河汇合。在两河交汇处不远，两侧的大山使河道变得很窄，最近处只有一公里多一点。1960年，人们在两山之间筑起了一座大坝，建成了铁岭南城子水库。水库水位的提高，淹没了很多的农田和村庄。以前那个曾经繁荣一时的莲花街，也被淹没在了水下,过个千八百年，也得像楼兰古城一样，成了考古的对像。那时候，莲花已经成为莲花公社的驻地，水库建成后，公社的机关不得不迁到了几公里以外的孤榆树村，原来的莲花街向水库东南侧的淹没线以上迁移，保留大队建制，称莲花大队。莲花学校隶属于莲花大队，是一所初中戴帽学校，小学一至五年，初中六至九年。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　　1974年9月1日，我从茶棚小学五年级升入了莲花学校六年级，念初中。莲花学校有两栋青砖青瓦房，教室里昏暗又狭窄。陈旧的桌子椅子几乎没有完好的，桌面坑洼不平，裂开大缝子；凳子不是缺腿就是少钉，几乎要散架子，坐上去“吱嘎”乱响。这就是我们开始接受初中教育的地方，也是我开始认识本山的地方。　　只是因为环境的变化，我们这群乡村孩子便完成了从一个小学生到初中生的转变，其实从内心里，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有多大的改变。只是有一点，我们必需尽量地去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老师、还有新的同学。　　在排座位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和自己原班的同学坐在一座，彼此间都非常熟悉。要是和新同学一座，不知道能摊上个啥样的，要是摊上个淘气包可就倒霉了。说实在的，那时候我拿学习还是很当回事的。我在原来的班里是个“大干部”，班长兼学习委员，还是学校的干部。但是由于文革时期教育的欠账太多，加上农村教育质量不高，使我后来和大学失之交臂。当然，和我一样命运的，还有很多的和我同龄的人。　　星期一分座的时候，我和桑佐清、董喜昌按事先的约定站在了一起，希望能分到一座。不料老师对我们站好的排不太满意，就按照大小个儿重新排了一下。这下把我们的打算全都打乱了，我恰恰遇上了一个新同学，他叫赵本山，家住在石嘴子沟，离莲花有三、四里的路程。　　虽然开始的时候都不愿意和生人一座，但是既然坐在了一起也就接受“命运”的安排了。同桌的那个“他”人到底咋样完全是个未知数，看样子那小子挺淘的。我在心里嘀咕。　　下了课，赵本山主动和我打招呼，自我介绍：“本人赵本山，赵钱孙李的赵，根本的本，大山的山，在家排行老三，大家管我叫‘小三儿’。”　　他的自我介绍，使我多少放松了戒备的心理，觉得他这个人挺随和的，便也做了自我介绍：“本人李兴华，赵钱孙李的李，振兴的兴，中华的华。在家排行老二，大的管我叫二弟，小的管我叫二哥。”　　赵本山一听我的介绍就乐了，又说：“家中就我哥儿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我说：“我一哥一姐仨弟弟，父母加上我，吃饭八双筷。”　　赵本山说：“妈死爹出走，我的日子不如狗。”　　我说：“老三老三你别愁，苦日子总会熬出头。”　　我和赵本山就这样相识了。正像我“担心”的那样，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的这个新同座真的给我制造了不少的“麻烦”，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年赵本山十六，我十五。如果放在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是高中生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农村孩子中学毕业就参加劳动，没有别的出路，所以上学都很晚。　　赵本山的个头儿比我稍高，有一米五左右。他长得挺白，这在我们农村孩子中不多见。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他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黑亮黑亮的，显露出一种精明和狡黠。正是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山区的气候变化较大，白天依然挺热，早晚却有些凉了。赵本山和我一样仍然穿的是单衣单裤，衣裤的里面就是光溜溜的肉皮儿，没有背心和裤衩。走路的时候两腿中间的家伙们也跟着无拘无束地悠荡，舒服自在。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撒尿方便，找个背人的地方，掏出来就尿。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内衣外衣里三层外三层，还有“地球人都知道”的北极绒什么的，把人捂个严实。人是暖和了，但里面的器官们却委屈多了。赵本山的脚上，是一双破旧的黄胶鞋，上面裂开好几道口子，大拇哥已经探出了头儿在外面望风呢。如果那鞋留到今天，肯定能当成文物，说不定能拍卖个好价钱。　　赵本山似乎不知道愁，尽管穿得挺寒酸，并没什么自卑的感觉。他天生的性情开朗、爱扯爱闹，且头脑灵活、语言风趣，只要是有他的地方就肯定能听到笑声。由于有了赵本山，使我们原本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增加了许多的乐趣，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我和他也自然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这里，我和赵本山认识了吴焕民、高墨林两位校长；认识了陈彩荣、程德林、武国良、方心元、郑奇、朱凤梧、葛宪斌、赵纪远、朱文波、冯金财、吴耀东、张欣、冯秀芳等老师。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这些师长们给了我和本山极大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彻底地改变了赵本山的命运。我们还认识了赵本文、周树林、于占忠、范光文、朱文祥、吴晓东、高春华、葛宪家、赵云海、周淑霞、周桂霞等同学。如今，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都已经人到中年，在社会和家庭中担起了沉重的担子。岁月的沧桑，早早地刻在了他们的脸上。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段苦涩但却快乐的时光时，便感到一种欣慰：我们中间出了个赵本山，他是我们的骄傲。  [返]  

苦人儿本山本山是个苦人儿。他出生在1958年这个“大跃进”的年代，注定了他要和苦难结了缘。从降生开始，本山就开始挨饿。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母亲的奶水不足。看着孩子饿得“吱哇”直叫，爷爷舍上了老脸抱着他东家走西家串地要奶吃。也许正是这百家的奶水养育了本山，才使他能有了非同凡人的灵性。有一次老人背着本山到别人家去讨奶水，在冰天雪地里跌了一跤，把本山扔出去老远，休克了老半天。大家都以为小三儿这下完了，准备往外扔了。那边厢小三儿却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像是睡了一大觉。这一跤，小三儿没落下任何毛病，脑袋瓜儿照样鬼精鬼灵。有了这一跤垫底，再遇到什么大事小情的就都有惊无险了，因为有爷爷始终在保佑着他。三年自然灾害（人祸大于自然灾害）期间，本山和所有挨饿的孩子一样，吃糠咽菜，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饱饭。中国人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不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够存活下来。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活了过来。　　如果光是这点苦，那也算不得什么了。因为毕竟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这样，你饿我也饿，心理倒是很平衡。不像现在大伙虽然都吃饱了饭，但是看着别人住洋楼、开洋车的、泡洋妞，心里难免会有其它的想法。本山的苦还在后面。5岁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当“大嫂队长”的母亲张淑琴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撇下了丈夫和孩子撒手而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人的生命就如同草芥一般。万物之灵的人类，像动物一样进入了自然淘汰的状态：生命没有保障，有病就得等死。　　“幼年丧母”是人间最大的不幸，这个不幸就正好落在了本山的头上。就在妈去世的那天，小本山一不小心坐进了火盆里，烧了一屁股大泡。幼小的本山只知道身上的痛，还不明白心上的痛。没了妈的本山，在爷爷和哥姐的照顾下一点点地长大。家人虽然很疼爱本山，但毕竟代替不了母爱。母爱的缺失，是本山心里一块永远的痛。　　本山七岁的时候，父亲赵德仁因为和队长打架，被迫背井离乡，到黑龙江去谋生，只留下本山的爷爷领着四个孩子过日子。这样的日子可以想像是多么难啊。开始的时候，爷爷还能尽量地照顾几个孩子。后来爷爷老了病了，这个家就没了主心骨，乱成了一团。白天，哥哥、姐姐去参加劳动，把小本山一个人扔在家里，他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幸好村里还有不少本山的亲属，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照顾本山这个没娘孩子的职责。本山最常去的地方是五奶、老叔，还有瞎二叔赵德明家，这些好心的亲属不拿本山当外人，赶上饭就让他吃一口，这样大大缓解了本山的窘境。在二叔那里，本山还学会了拉二胡、唱二人转，得到了艺术的启蒙。　　十四岁那年，爷爷去世，大哥和姐姐都独立成了家，二哥去当了兵，年少的本山只好自立门户，另起炉灶，稚嫩的肩膀上，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本山自己打柴、自己生火、自己做饭，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完成。晚上睡觉，他一个人守着两间空房子，伴随他的是无尽的恐惧和寂寞。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又有谁知道这早当家的孩子有多难！　　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本山不得不上山去刨些地龙骨、和尚头之类的药材，换两个钱。有时候也采些山野菜、蘑菇什么的，能换钱的换钱，不能换钱就自己吃。上山采药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山上的药材很丰富，但是因为采药的人多，药也就难采。想要多采药，或采好药，就必须得走更多的路，爬更高的山，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力气、冒更大的风险。为了采药，本山的身上剐了多少个口子、摔了多少次跟头，恐怕他都记不清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面对着荆棘坎坷还有毒蛇野兽，能够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人是吃饭的冤家。队里分给本山的300斤口粮，不到半年就吃没了。怎么办？为了添饱肚子，本山想尽一切办法，采野菜、挖耗子洞。这里所说的耗子不是普通的灰老鼠，而是生活在田地里的一种田鼠，长着褐色的皮毛。这种田鼠非常勤劳能干，秋天的时候在洞里储备了大量的粮食，以应付漫长的冬天。而且，田鼠们有一种本能，它们所储备的粮食都是籽粒饱满的好粮食，不好的人家不要。所以，在那个年头儿，挖耗子洞是人们增加一点口粮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一到了秋天，几乎所有的田地里都有人在忙活，东张西望地寻找老鼠洞。这时的田鼠们便倒了霉，弄不好就会家破命亡。然而，这东西的生命力比人还强。不管你今年消灭了多少，明年照样还是人丁兴旺。其实也幸亏了这些田鼠，要不是它们，本山不知道要多挨多少饿呢。　　本山到底吃了多少苦，真是数也数不清楚。《西游记》里唐僧师徒们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总还有个数，但和本山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而且，唐僧师徒们是大唐皇帝的使者，后面有玉皇大帝和菩萨撑着腰呢，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本山却是无依无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无可奈何中艰难度日。他完全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出头儿！  [返]  

分吃午饭我家住在茶棚村的小台子沟，离莲花学校有五华里的路程，步行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左右，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只好带饭。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的日子非常地艰难。我家有八口人，靠我父亲一个人挣工分养家糊口，干了一年连粮食都领不回来。粮食不够吃，尤其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上顿不接下顿。这个时候，母亲只有挖些山野菜什么的，掺到苞米面里做成饽饽，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主食。可以说，我们的童年是伴随着饥饿长大的。　　由于生活所迫，大哥李兴库和大姐李淑杰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家里挣工分，减轻点父亲的压力，这样才能保证我和弟弟们继续念书。后来，三个弟弟也相继辍学。正是由于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使我后来通过考试成为了乡机关干部，还先后当过副乡长、副书记，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哥、姐和弟弟们所做出的牺牲。我最感谢的，还是我的母亲。因为日子过得太艰难，我也一度产生了辍学的想法，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让我一定把书念下来。正是由于母亲的坚持，才有了我的今天，也就有了我和本山的这份缘分。　　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加上在学校打打闹闹和往返好几十里的山路，我像一只饿狼一样，特别地能造（吃），一顿三、四个大饼子。每天，母亲都要在我的书包里装上几块大饼子或者是几穗烀熟的苞米，加上一块咸菜疙瘩，这就是我的午餐。说实话，大饼子很难吃。做大饼子的苞米没去皮，所以很粗，往下咽的时候都拉嗓子。我唱歌的时候嗓子很粗，大概就是那时候吃大饼子拉的。尽管是这样，能吃饱肚子我已经很知足了，俗话说得好：“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对于前两句，我和本山都有着切身的体验，至于后两句，我想本山比我体会得更深一些。　　人一上了年纪就有点发“贱”，现在条件好了，大米白面吃腻了，我和老婆有时候也吃点苞米面、高粱米之类的粗粮。但这时候的粗粮和当年不能同日而语：苞米面是脱了皮的，磨得精细，再掺上点豆面、白面什么的，比白面馒头还好吃。现在的高粱米也都是些“大龙眼”之类的好品种，白得像大米似的，吃起来特别香。这样的高粱米过去不让种，因为低产。当时我们吃的是一种叫作“晋杂5号”的品种，因为秆颗矮，俗称“老母猪翘脚”。产量虽然很高，但是壳脱不净，非常难吃，不少人就是吃它吃出了胃病。我们两口子吃粗粮的时候，孩子们出于好奇也想尝尝，结果吃一口到嘴里，马上就吐了出来，咽不下去。现在的孩子们是幸福的，他们有理由幸福，因为他们的父辈吃了太多的苦了。　　每天的中午，我在学校的教室里吃我的午饭，其他家远的同学也都是这样。那时候的农村是“共同贫穷”，家家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因此谁也不笑话谁。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本山总是不在教室里，等我们吃完了饭他就回来了。根据时间判断，他肯定不是回家去了，而这附近又没有他的亲戚，他到底干什么去了呢？出于好奇，我就尾随在后面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他根本没有回家，也没有带饭，而是躲到没人的地方一个人呆着，往肚子里咽口水，等我们吃完了饭再回来。　　当他装得若无其事地回来的时候，我问他：“本山，你干什么去了？”　　他说：“我回家吃饭去了。”　　我说：“你这是什么速度，这么快就吃完饭回来了？”　　他说：“我是飞毛腿，跑得快。”　　我不便当面揭穿，所以没有继续追问。上课的时候，赵本山虽然故作镇静，但是他的肚子不做脸，一个劲儿地叫：“咕噜”、“咕噜”、“咕噜噜”……他见我似乎明白了他的秘密，冲我龇牙一笑，没说什么。下了课，他喝了一肚子的凉水，想制止那该死的“咕噜”声。这下可好，“咕噜”声是没了，他肚子里传出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啦”的声音。平时有说有笑的赵本山，这个时候也蔫了下来，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十六、七的年龄虽然不算小，但在现在父母的眼里那也是孩子。我真的难以想像，本山的这每个中午是怎样捱过去的？　　第二天中午下课以后，本山又要往外走，我一把拉住他，说：“本山，帮个忙，我今儿个大饼子带多了，你帮我吃一个，就别回家了。”　　本山说：“你别扯了，你家八口人，粮食本来就不够吃，怎么能带多呢？”　　见他不要，我硬把他拉回到座位上，把大饼子塞给他。他犹豫了一下，看看手中的大饼子，冲我笑笑，就大口吃了起来。一边吃他一边解释说：“这几天闹粮荒，有了早上的就没了中午的，这老肠家和老肚家老打架。”　　我说：“我妈每天都给我带三、四个大饼子，以后咱俩分着吃吧。”　　本山说：“分给我一半儿，你也吃不饱，那不行。”　　我说：“没事儿，晚上回家我再多吃点就行了。你中午一点不吃，下午打不起精神来，咋上课呀？”　　本山无语。　　如果此时有人问赵本山最大的理想是什么的话，答案只有一个：能吃上饱饭。　　从那儿以后，每到本山没有午饭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分给他一半儿。带大饼子还好说，带四个我们一人两个；带三个我们就一人一个半。但是带饭的时候就不行了，高粱米饭稀泡涨肚，装了一饭盒也不够我们吃半饱。我突然想了个办法，买了一个特大的饭盒，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拎的那种。饭盒的上层，有一个装菜的小盒，我把它拿掉，也用来装饭，这样就能多带点儿，我们也能吃得饱一点儿。一个半大孩子，正是能吃的时候。正像本山说的那样，给了他一半儿以后我也吃不饱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饥饿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当胃肠里的仅有的那点东西消化殆尽，再不能提供给大脑和身体足够的能量时，人就像一条癞皮狗一样，一点也打不起精神。饥饿能使人感到恐惧和绝望，使人万念俱灭。但是，一想起本山肚子里的“咕噜噜”和“哗啦啦”声，再难受也得咬牙挺着，把裤腰带勒得紧紧的。因为我知道，只有我饿一点，才能不让本山更挨饿。这样做值。在别人处于危难的时候，能够伸出手来帮他一把，是做人的本分，并不需要多么高尚的思想和多么伟大的动机，和学雷锋没有一点关系。我想，如果当年我不给本山分吃大饼子，本山也不会饿死，我不会因此强壮到哪儿去。只不过，我们俩可能就成为另外的一种关系，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故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语文课本上有一篇《陈涉起义》，说的是秦朝农民领袖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其中陈胜的一句话我始终不忘：“苟富贵，无相忘。”意思是说：如果以后我富贵了，我忘不了哥们。当时同伴们嘲笑他说：“若为佣耕，何富贵也？”意思说：你一个种地的，有什么富贵可言？陈胜感叹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学这个课文的时候，我们相互开玩笑说：“苟富贵，无相忘。”这话后来果然应了验！　　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像吃“冤家”似的，可劲儿造。看我这么能吃，我妈以为我的饭量长了，便在给我带饭的时候多带了一个大饼子，这样本山就可以多吃一个大饼子了。回到家我仍然很饿，就逮着什么吃什么，地里的大葱、白菜都没少吃。　　妈觉得奇怪，就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个不会撒谎的孩子，只好实话实说。妈听了我的话，半晌没说话。末了，她说让我哪天把本山带来，她要亲眼看看这个苦孩子。  [返]  

本山认母星期六上学的时候，我把妈的想法和本山说了，他非常高兴，竟兴奋得一天没上好课。一个从小就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人，非常渴望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他此刻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放学后，本山就和我一起来到我家。这时候爸妈还在生产队里干活，没有收工。本山就建议我们两个去帮大人干活，我们放下书包就上地里去了。　　妈正在地里扒苞米，一人一趟，紧忙活。有我和本山帮忙，妈就能停一下，歇口气。我们干了不一会儿，妈就撵我们走，说：“你们没干过活儿，别把手弄破了，回家写作业去吧。”　　本山说：“我一个人过日子，啥活都干过。”　　妈说：“这点活儿我一个人干得了，用不着你俩帮忙。”　　本山说：“咋的三个人也比一个人干得轻松。”　　我们帮妈干完活儿，一起回了家。晚上，妈特意做了两个菜：一个是炒鸡蛋，一个是炸鱼干儿。要知道，这样的菜我们平时是吃不着的，只有来了高人贵客（读qie）才能借光改改馋。对于一个普通的穷学生，能有这么高规格的招待，说明我妈这人待人厚道，对谁都一视同仁。另外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本山这人特有人缘儿，我妈很喜欢他。人真是很奇怪，谁和谁要是对路子，怎么看怎么顺眼：谁和谁要是瞅着别扭，看见就闹心。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现像。其实，这个问题说怪也不怪，一个人留给别人的印像，是自身相貌、举止、谈吐、眼神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像本山这样长得白净，又会说话、会来事的孩子谁能不喜欢呢？如果他长得贼眉鼠眼，言谈粗鲁的话，别说是炒菜，恐怕家门都别想进。当然也有个别的，像俗话说的那样“鱼找鱼、虾找虾，蟾蜍喜欢癞蛤蟆”，那是臭味相投。　　这顿饭，本山吃得特别香，借本山的光我也吃得特别香。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唠起家常。妈打听本山家里的情况，本山一五一十地把家里的事都说了：他五岁那年死了娘，是爷爷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带大的。爷爷死以后，爸又去了北大荒，扔下了他一个人。哥姐都成了家，他只好自己过，那时候他才十四岁。　　妈听了本山的叙述，心里很难过：“一个孩子家自己生活，多么不容易呀。”　　本山倒显出不太在乎的样子：“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再说还有大伙帮我，叔叔、大爷（东北人对伯父的称呼）家有时候也去。这阵子粮食不够吃，上学没带的，就只好饿肚子了。要不是兴华发现，把他的饭分给我一半儿，说不上饿到啥时候呢。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　　妈说：“感谢啥。你和兴华是好兄弟，你就和我的儿子一样。”妈把本山拉到自己身边，给本山整理整理衣服，拍打掉他身上的尘土，说：“从今儿个起，兴华上学就带两份饭，你俩一人一份。大娘家再困难，还能供得起你。”　　本山嘴角翕动着，眼睛里有些晶莹的东西要往外流。　　妈说：“本山，咱娘儿俩同命相连，大娘也是个苦命。”她向本山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妈的大号叫周玉梅，1931年出生，农历是4月22日。她上无哥姐，下无弟妹，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　　妈出生前，周家还是当地富裕的人家，有不少的田地和房产，衣食有余，吃穿不愁。然而，好景不长，“耍钱”、“抽大烟”这两个毒瘤很快就使这个殷实的家庭衰败下来。姥爷（外祖父）染上了这两个恶习，又抽又赌，把家里的田地、房产全都败个精光，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妈三岁那年没了妈，七岁那年没了爸，孤苦伶仃的她只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与叔叔婶婶共同生活。妈八岁那年，由爷爷做主，把她送到李家做童养媳，这样既换来了一点粮食，家里又少了一个吃饭的，两全其美。　　童养媳现像是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的真实写照。说是童养媳，实际上就是人家的一个任意驱使而且没有报酬的劳力。童养媳的日子不好过，每个当过童养媳的人都能倒出一肚子的苦水。　　妈到了十八岁和父亲结了婚，然而生活的担子并没减轻多少。妈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存活下来我们姐弟六人，成活率还不如生产队的牛和马。艰苦的生存环境和没有节制的生育，使得人这个万物之灵的生命变得很不值钱。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头儿，哪家没扔（死）过几个孩子？野地里经常可以看到草绳捆着的死婴，捆三道的是男婴，两道的是女婴。　　俗话说：狗养狗亲，猫养猫亲。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个没了都心疼。丧子之痛，刺激了妈的学习欲望，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的她虚心向当地有经验的土医生求教，并且收集了不少民间的偏方、验方，掌握了不少给小孩儿治病的办法。一般的闹嗓子、起马牙子之类的小毛病，基本上手到病除。妈还学会了接产技术，十里八村的二十七、八岁到三十五、六的人，大部分是妈接生的，算起来也有差不多一个连的人了。　　不管是看病还是接生，妈都从不要钱。乡亲们日子过得都不宽裕，要他们的钱心里过不去。因为妈的为人，她后来也得到了报答。每逢年节，总会有人拿点鸡蛋、小米之类的东西看望她。要说对于母亲最大的报答，那就是她认识了本山这个儿子。这种报答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当然，本山不仅仅给了母亲许多的快乐，他也同样给了全国人民许多的快乐。这是后话。　　相似的身世，把妈和本山的心拉到了一起。从那天起，妈就每天给我带上两份饭，本山也从此不再饿肚子了。　　本山拿我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到了我家啥活儿都干，铲地、割地、打柴、扫院子、喂猪喂鸡等等，见啥活儿干啥活儿。我们也把本山当成了家里的一员，两三天不来就想他。本山的个头儿和我差不多，他的衣服洗了就穿我的。后来妈给我做衣服时，就给他也做一件，外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俩是一对双呢。从此他一改往日“鞋儿破，帽儿破”的形像，变成了一个衣衫整洁的翩翩少年，　　有一天晚上，本山一本正经地跟妈说：“大娘，你对我这么好，给我当干妈吧。”　　妈说：“只要咱娘俩感情好，认不认干妈也没关系。”　　本山跪在地上说：“你这个干妈我认定了，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妈赶紧扶起了本山，眼里含着泪说：“好好，我认你这个儿子了。”　　“妈——！”　　“儿子——！  [返]  

亲密伙伴本山成了我家的常客，经常住在我家。“来而不往非礼也”，有一天我和本山说我也得上你家去看看。本山不语，寻思了老半天，说：我那个家还叫家呀！一套破行李，一个破枕头，长时间不烧炕，冰凉冰凉的，咋住啊？最后，他还是答应领我上他家去看看。放学后，我们沿着山路向他家走去。山路蜿蜒，两边是葱绿的树木，有高耸的落叶松，也有低矮的榛子秆和刺儿梅。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间自由自在地鸣叫，小松鼠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现在时兴一种说法，叫做“重返大自然”，城里人呆得腻歪了，都爱往乡下跑，看一看真山真水，闻一闻新鲜的空气。但是真正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并不把这当回事，不知道这就是一种“享受”。山里的孩子拿走路不当回事，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追打嬉闹，几里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　　本山的家是三间大小的房子，砖墙草顶。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门窗已经不完整，窗户纸在风的吹拂下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呜咽；房顶的草有的地方已经脱落，有点像“鬼剃头”（“鬼剃头”是一种脱发病，一般发生在夜晚，所以人称“鬼剃头”）。要是真的来一场大风的话，恐怕要像杜甫的茅屋一样为秋风所破。房子里面分为两个部分：外屋是厨房，里屋住人。厨房里有一口大锅，上面摆着盆碗瓢勺等炊具和餐具。大锅对面的墙角是个柴禾堆，放着一些凌乱的柴禾。东屋是住人的，南北两铺炕。　　房子挺大，保暖性很差，再加上他一个人住，炕烧得又少，给人一种清冷空旷的感觉。本山很有办法，用秸杆和黄泥在炕头间壁出一个小间来，上面再糊上一层报纸。小屋的空间很小，仅有两个人的宽度。本山见我不停地观察他的小屋，便引用了两句刘禹锡的《陋室铭》：“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虽有些自嘲，倒也贴切。至于说后来他成了全国著名笑星，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远大的抱负，说实话，我没看出来。　　本山用他家最好的食品——苞米面面条来招待我。这种苞米面的面条是机器压出来的，属于粗粮细做，香甜又筋道，挺好吃。本山家的墙上挂着一大盘晾干了的苞米面面条，随吃随取。本山用豆油炸了锅，放点葱花和青菜，摘下一点面条下到锅里，煮了两大碗面。我们拌着大酱，美美地吃了一顿。不谦虚地说，谁有口福吃过本山亲自下的面条，而且是苞米面的？除了我，恐怕没有别人。　　晚上，我和本山就睡在一个被窝里，挺暖和。那一夜，我们唠了好长时间的嗑，没睡多少觉。我们聊的内容很多，家庭、学校，以及将来的打算等等。当然，我不能把这些话一五一十地都告诉大家，因为有些话属于我们之间的秘密，只能永远藏在心里。　　和本山相处使我感到很愉快，因为我们总是能找到共同的话题，总是有唠不完的嗑。人生难得一知己。我想，能有一个和你敞开心扉、无话不说的朋友，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不过这样的幸事可遇不可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遇上。文革期间，有多少推心置腹的朋友一夜之间就变成誓不两立的敌人？又有多少夫妻、兄弟反目成仇？相互之间猜疑、防范，成了人们活得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庆幸有本山这样的好朋友，我相信本山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们俩还是懵懂且纯真的少年，没有任何杂念。　　本山家虽然破旧，却是属于我们的一块天地。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遐想、海阔天空地吹牛，没有人笑话，因为没有人听见。如果说本山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要从根儿上找原因的话，我想少年时代的这种无拘无束无疑给本山的思想插上了一对翅膀，使他能够在艺术的天空里自由地飞翔。假如本山生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从小接受严格的管教，恐怕他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严肃的批评，认为那是一种扼杀人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教育，培养的都是“标准件”。这一点我深有同感。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念书时候很多所谓的“好”学生，现在的境况并不怎么样，有的甚至混得很惨。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和现实脱节，往往越是“好”的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差。要是单论念书的话，本山肯定比不上我。但是在创造力和想像力这方面，我绝对不是本山的个儿，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了笑星而我却没有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笑星的产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人们可以随意“包装”出一个明星、歌星，但绝对制造不出一个像样的笑星。可以说，一个大师级笑星的产生，往往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比如说卓别林，除了那个时代，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同样，本山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赵本山了。　　有一天，本山神秘地对我说：“兴华，今儿个到我家去，我给你整点好吃的。”我心里想，你家除了喝西北风方便以外，能有啥好吃的？我是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去了他家的。　　到了家，他放下书包就出去了。我一个人呆在屋里，“欣赏”着他的家：在南炕的炕梢上，有一个破旧的疙瘩柜，这是屋里惟一的家具，上面放着本山那套同样是破旧的被褥。被褥的旁边放着茶缸、木梳、镜子之类的东西，还有一把破二胡挂在墙上，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连一件“家用电器”都没有。墙上的报纸上，还是几年前的新闻，什么“批林批孔”、“白卷英雄”什么的。还有一个题目是：“毛主席会见马里元首特拉奥雷”。会见时，毛主席说：“越穷越好！穷就会革命啊。”我正看得有味，本山从外面赶着两只鸭子回来了。他说这鸭子是大娘给的，有十多只，指望养大后下几个蛋改善一下生活。可是他连自己都顾不上，哪有时间答理它们？所以那些鸭子今儿个丢一只，明儿个丢一只，就剩下这两个活宝了，干养也不下蛋，说不上哪天还得丢。干脆咱俩把它们给造了，也省得它们跟我遭罪。　　两只鸭子长得精瘦，身上的羽毛也干巴拉瞎的，一副可怜的样子。指望它们下蛋，实在是难为它们了。我烧水，本山拿刀，嘴里念念有词：“鸭子鸭子你别怪，早晚是人的一道菜。”杀完后，褪了毛，开了膛，再切成小块，就扔到锅里炖了起来。人们形容某人嘴硬，常说的一句话叫“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而我们这两只鸭子是嘴不烂，肉也不烂，因为它们太瘦，所以不爱烂。我们俩等不及了，也就是八、九分熟的时候，本山就说：“兴华，开造。半生不熟更有营养。”我们俩顾不上斯文，甩开膀子就开吃，吃得满嘴是肉、啃得满脸是油，那个香啊，真是没法形容，现在回味起来都依然是那么清晰。其实，倒不是那两只瘦鸭子本身有多么香，凭我们俩的手艺和简陋的加工条件，能整出啥水平来？关键是那时候人们的肚子里都没有油水，能吃上这样一顿“大餐”实属不易。由此可见，本山对我的一片情义。　　多年以后，本山在省城的大酒店里招待我，一顿饭花了好几千块，有的菜吃完了也不知道叫啥名。可是我总觉着，再贵的菜也没有当年那两只鸭子香，你说这事怪不。  [返]  

劳动山里长大的孩子，干活儿是本分，庄稼人靠的就是体力和手艺吃饭。但是干活儿和干活儿不一样，有的人灵，有的人笨。本山就属于脑子灵那类的，不过他的“灵”不往正地方用，净想“歪门邪道”。　　那时候我们家住的是三间土坯房，东西两个屋，两铺炕。那时候的农村，烧柴禾是惟一的能源，每年都有大量的树木被砍下来被当成烧柴，一棵长得好好的树变成了一缕轻烟和一堆灰烬。我很喜欢柴禾燃烧时的那种味道，尤其是松树枝发出的那种清香的味道，好闻极了，现在的任何香水也比不上。我就想，如果我有机会的话，一定开发出一种松树味道的香水，供男士专用。广告我都设计好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从街上走过，众多的靓女在后面如痴如醉地追随着。这时候插入一个深沉有力的旁白：男人的魅力，从XX香水开始。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要知道动物之间的两性吸引，靠的最主要的就是气味。这是一种本能。只是人把这种关系搞得复杂化了，什么长相、地位、金钱等等，和动物们相比，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树木的生长速度怎么也比不上人们砍伐的速度，所以山上的树木变得越来越少。这样做的结果在若干年以后得到了回报——一场特大的洪水，冲毁了无数的房屋和田园。由于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野生动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少。据老人讲，原来这儿的林子里面野兽经常出没，狼、狐狸、野猪、狍子之类的东西常见。狍子长得很像鹿，但是没有角。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奇心特强，见了人也不跑，所以很容易被捕获，我们都叫它傻狍子。再往早了说，在清末的时候，这里还能见到东北虎，可见那时候的植被是多么好。现在，这些几乎都看不到了。我小的时候，还老远地看见过狼和狍子，我的孩子们却只有通过书本和动物园来认识这些动物了。人侵占了本属于动物的空间，破坏了动物的家园。那时候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家的人口多，自然就费柴禾，大人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没时间打柴，经常不够烧。本山已经是我们家的一员，很关心家里的事。到了星期天，他便把赵本文、范光文、于占江、于占海、邱国城等人找来，帮我家打柴。到了山上，我们各自为战，比试看谁打的柴禾多。我们正处于争强好胜的年纪，干什么都爱比个高低，比如赛跑、打球，要是有女生观看，那就更卖力气了。由于多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宣传，那年头儿学习好坏人们不太在乎，而是很看重体育、文艺以及劳动这方面的能力。后来本山也正是因为文艺方面的才能而改变了命运。　　我们每个人把打好的柴禾单独放好，这样谁打多打少就一目了然。多年饥寒交困的生活，严重影响了本山的发育。干这样的重体力活，他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干起来比较吃力。但是奇怪的是，一到了点数的时候，他反倒比我们干得多。这里面肯定有鬼，但是本山做得诡秘，我们抓不住把柄。丢了柴禾的人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大伙干脆追打围攻他，逼着他承认。本山只好花言巧语地惹大伙一笑，算是躲过一难。　　本山干重活不行，但是他爱干活儿，而且眼里有活儿，老百姓话那叫有“眼力见儿”。我父亲是个朴实的农民，少言寡语，但是农活却样样精通，是个好庄稼把式。在生产队干活儿之余，他还起早贪黑地搞副业，编筐、编席子什么的卖几个钱。那时候各家各户除了“鸡屁股银行”之外，就是编织些东西卖，除此再没什么来钱道。但这活并不是谁都干得来，有些笨人、懒人就干不来。本山见父亲的手艺好，就和我一块儿学了起来。父亲编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边看，看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动手操作。过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基本和父亲干得差不多了，成了主要的劳力。但是在“收口”的时候，还是得父亲亲自动手。劳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微薄的收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快乐，它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当然，劳动也是辛苦和痛苦的，在编席子的时候，手被拉出口子流点血是经常的事，扯一块布条包上继续干。那时候的人皮实，拉个口、破点皮什么的连药都不用上，当然想上也没有。不像现在的孩子，擦破一点皮也得来个创可贴，蚊子咬了都得上医院，弄得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　　编筐的手艺虽然没给本山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但起码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到了冬天，我和本山还有个活儿，就是捡粪。那时候种地全是农家肥，化肥还没出现。生产队要求各家各户都要积攒农家肥，然后交到队里顶工分。捡粪，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体力劳动之一。我们背着粪筐，手里拿一把粪耙子等工具，沿着公路一走就是十几里路。我们的小脸冻得通红，鼻涕流出来用袖子一抿继续干。我们并不觉得很累，因为我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在玩闹中把活儿干了。这样的劳动是令人愉快的。当南城子水库结了冰以后，马车、牛车都在上面走近道，粪多好捡。我和本山把粪筐放在冰车上拉着走。结了冰的水库，成了一个巨大的溜冰场，放眼望去，是一片银白眩目的世界，“山舞银蛇，原驰蜡像”，好一派北国风光。置身在这样的广阔天地中，人的心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没有任何的杂念。人到中年以后，工作的压力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常常使我感到有些疲惫。这个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小时候的情景，怀念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回想起来真的令人感慨唏嘘。我们当时的日子很苦，但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快。  [返]  

“搅闹”课堂本山是个天生的活宝，在他的身上每时每刻都有“戏”，而且这些戏都是下意识的，根本不用现琢磨。要说他一天什么时间能“消停”（安静）一点？我看除了睡觉以外，那就是上课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消停也只是针对他自己而言，和那些老实人相比，他还是算淘的。　　客观地说，本山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懂得尊师重教。但是有时候也难免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些“恶习”，惹得同学们一笑，有时候老师也不得不跟着笑。　　我和本山都很喜欢语文课，因为郑奇老师课讲得非常好，听起来很有意思。另外，我和本山是文艺队的成员，郑老师是文艺队的头儿，我们对郑老师就更多了一份尊重和亲近。就是这样，本山还是不时在课堂上闹出笑话来。有一次读课文，读到一句：“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比不上韶山冲里的清泉美”的时候，他是这么读的：“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把碧波两个字给断开了，惹得大伙哄堂大笑。再看本山，读得是一本正经，弄不懂他是真的读错还是故意读错。但我认为，就本山的嘴皮子是不应该读错的，他又是在瞎扯了。　　本山有非常强的摹仿能力，能学啥像啥。我们当地人说话时有很多明显的地方音，属于不规范发音，像把“我们”读成“母们”；“棉袄”读成“棉脑”等等。老师讲课的时候要求我们尽量用普通话，发标准音。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难，对本山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却偏偏不，就是坚持自己的口音不改，到现在也是这样，满口的土话。　　在读贺敬之的长诗《回延安》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他把“厉害”读成“烈害”，这是我们习惯的读音。老师纠正他说：“厉害！”他说：“烈害。”老师再说：“厉害！”他还是说：“烈害。”“厉害！”“烈害。”就是板不过来。就像赵丽荣演的小品“司马光砸光、司马刚砸缸”似的，绕不出来了。其实本山并不是绕不出来，如果他不是故意“整事”，就是对那种发音的天然排斥，拒不接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本山的“固执”。　　那时候提倡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农村学校，要学生产技术。老师给我们讲家畜的饲养、改良等等。课本上有一幅改良牛的照片，牛的两个卵子清晰可见。本山一本正经地指着牛卵子问老师：“老师，这是啥玩艺儿？”　　老师鼻子都有点气歪了，农村孩子从小就和牲畜打交道，哪有连牛卵子都不认得的。但是，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题，又不是什么毛病。老师气急了，就说：“回家问你爹去。”　　“我爹没在家，上黑龙江了。”　　“那问你爷。”　　“我爷死了。”　　本山蔫了巴叽地实话实说，却把老师气个发昏，同学们笑得不得了，课都没法上了。　　要说最热闹的，还是上体育课，本山可以尽情地施展他的“才华”。练队列的时候，老师要求正步走，手臂摆开，腿要绷直，脚掌落地“夸夸”带响。开始走几步还行，一会儿就乱了套了，原来本山走“顺拐”了，把后面的人也都给逗得走不了了。本山佯装不知，绷着脸还往前走，直到老师照他的屁股踢一脚他才老实。　　你笑他不笑，装得像真的似的，这是本山的本事。　　还有，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有一个踢腿动作，双手掐腰，两条腿交替用力向前踢。本山一踢不要紧，一下子就把他的破鞋就给踢出去老远。他连忙把鞋捡回来，再踢出去，你说这课还能上吗？老师拿他也没招儿，他那双破鞋也实在是挂不住脚，飞出去也是正常。没办法，老师说这个动作你就别做了。从那儿以后，本山就再也不踢腿了。这也好，多少能省下一点能量。　　本山在课堂上的热闹多去了，没法一一讲出来。是他把我们原本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有意思起来，要说我们班辍学的少，这得有本山的很大功劳。  [返]  

变戏法本山天生就是块“搞笑”的材料，这一点我们同学都可以证实。他是个机灵鬼，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能想出一些鬼点子搞些恶作剧，今儿个调理（作弄）这个，明儿个调理那个，就连我这个好兄弟也没少上他的当。但是奇怪的是谁也不和他“急眼”，因为他整那玩艺儿有意思，即便你受到了愚弄也得笑个够呛。另外，本山能“请神”也能“送神”，一看谁要急眼了，几句话就给哄乐了。　　本山有很强的“感召力”，他一来我家，屋里就会聚拢一帮人，有大的也有小的。我们在一起玩扑克、打棋落（像棋的一种玩法），谁输了就喝凉水。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生活，放一场电影像过年似的，走上好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看。内容不外乎那几个“样板戏”，看的次数多了，里面的唱段和台词几乎都能倒背下来。但是，有了本山这个“活宝”，我们的“文化”生活就丰富多了。如果说我们这些人有比较高的欣赏水平的话，那都是本山给我们培养起来的。　　扑克、像棋玩腻了，本山又想出新招儿：变戏法。他盘着腿坐在炕上，让我们这些观众坐在他的对面。然后拿出一副扑克，说：“我不用看，就能摸出扑克的花点。”我们不信。他就把扑克的背面朝上，字面朝下，随便抽出一张，装模作样地用手摸了一会儿，说：“红桃A”，翻过来一看，果然是红桃A。再摸一张，“草花4”，真的是草花4。他接连又变了几张，都是准确无误。这下可把我们给蒙住了，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变出来的，有的人就真的相信了本山确实有点特异功能。不过，我们几个清醒的人不相信他有什么神通，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鬼。于是我们商量好了办法，一定要戳穿他的把戏。有一天，我们十分恳切地要求本山给我们变戏法，本山不知有诈，又如法炮制。这时候，事先埋伏好的人偷偷溜到了窗户跟前，趴着窗户往里看。本山正得意地表演他的戏法，没想到后面有人，把他的动作看个一清二楚。原来，他在两腿的缝隙之间放了一个小镜子，扑克字面朝下的时候，正好看个清楚。外面的人发现了秘密，憋不住笑出了声，这时本山才知道自己的把戏“穿帮”了。　　本山到底是本山，这招儿不灵了再想一招儿。当我们挖苦他“黔驴技穷，技止此耳”的时候，他说：“让你们知道我有多大能耐，再给你们变一个。”大伙一起起哄，说：“变，变，这回看你能变出啥花样来，保准一看就漏。”　　“变倒是可以，不过得有个条件。”本山故意卖了个关子。　　“啥条件都行，只要俺们看不透。”有人迫不及待。　　“这样吧，如果我变的戏法你们看不漏，那以后学校捡粪、打柴的活儿你们全都替我干喽。”　　一听这话，大伙一齐嚷嚷：“要是看漏了呢？”　　本山说：“你们的活儿我全包。”　　“好，好，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谁反悔谁是那个（王八）。”　　说实话，虽然我也跟着大伙起哄，但到了动真格的，我还是为本山捏了一把汗，毕竟我们是好兄弟嘛。要是真的输了，那他可就惨了。他自己那点活儿他都勉强维持，好几个人的活儿，他能干得了吗？　　本山却满不在乎，很狂妄地说：“本大师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硬气功，叫做硬币穿墙。”他拿出一枚硬币，向大家晃了晃，“我能把它摁到墙里去。”　　“不可能！”　　“吹牛！”　　“观众”有点不服，我也觉得他的话不太可信。我们家的墙是用新黄泥抹上去的，相当地硬。别说是硬币，就钉个钢钉得费点劲。但是见本山已经把弓拉满了，这箭是肯定得射出去了。我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　　只见本山摩拳擦掌，双手比划着假装运气。运完了气，他吐了口唾沫在大拇指上，把硬币粘在拇指上。然后他把胳膊伸直，突然间往后一缩，又快速地伸了出去，这时候硬币不见了！　　“硬币哪儿去了？”有人问。　　“让我摁到墙里去了。”本山趾高气扬。　　他又把我们给蒙住了。　　有人拿硬币也像本山那样试了一下，结果硬币没摁进去，手指头触得生疼，攥着手指头“嗷嗷”直叫。本山却哈哈大笑，笑得非常地开心。　　对于他这个戏法，我们琢磨了好几天，却始终没琢磨明白到底是咋回事。有人就央求本山，让他说出事情，要不会把人憋死。　　本山见到了收场的时候了，就用慢动作给我们表演了一回，这下我们看清了：原来他在把手往回缩的时候，就把硬币给沾到了脖子上，因为动作很快，所以谁也没注意这个细节。在魔术中，这叫“障眼法”，是一种很常用的手段。　　戏法是弄清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帮他干活儿。认赌服输，这是“江湖”上的规矩。咱东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话算数，吐口唾沫就是钉儿，吃亏上当也得认账。　　问题是，这些东西根本就没人传授给他，他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我就纳闷了。  [返]  

两瓶罐头说起罐头，恐怕谁都吃过。尤其是现在，罐头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一年四季都能吃着新鲜水果，除非老人小孩之类牙口不好的，谁还吃那个？但是，在我小时候，罐头却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东西，一般的人家根本吃不起，一般的人也根本吃不着。逢年过节、或者是看望病人的时候，偶尔有人会送两瓶罐头，算是相当高贵的礼品了。正因为它高贵，所以一般的人家都不舍得吃，又把它送给了别人。这样送来送去的，两瓶罐头能在村子里“旅行”好几圈，很多都过了保质期。我们这些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罐头转来转去，就是吃不着，馋得口水流出二尺长。在农村馋和懒是很让人瞧不起的事。小时候我们都很有自尊心，不愿意让大人说我们馋。可是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实在委屈。其实，作为一个孩子，馋是他们的天性，是生理的需要。现在的孩子要什么大人就给买什么，因为条件允许，没人笑话。　　前面说过，妈因为给人看病、接生什么的，也常接到一些礼品，当然大都是些土特产品。有一次，竟收到了两瓶罐头！看着罐头瓶上鲜艳的图案和里面诱人的水果，我和弟弟们的眼睛都瞪得溜圆，恨不得一口把瓶子都吞进去。知儿莫如母，妈也知道我们的心思，就下狠心打开一瓶，让我们兄弟们尝尝鲜。一瓶罐头，我们七、八口人分，纯属于“浅尝辄止”，根本不过瘾。里面的水果被我们兄弟们瓜分了，大人们只是喝点罐头水。罐头吃光了，剩下空瓶子，弟弟仍不罢休，加了点凉水，使劲摇晃几下喝了进去。那天的晚上，我梦见满天飞舞的全是罐头，把我乐得出了声。　　两瓶罐头我们只吃了一瓶，另一瓶妈是怎么处理的就不知道了，肯定是又送给谁了。　　有一天，我们闲聊又聊起了这件事。妈就说，等啥时候罐头随便吃，那该多好。不光是妈这么说，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在我的想像中，如果能顿顿都吃上罐头，那就比共产主义还共产主义。说者无意，听者留心。本山听了这话，眨了眨眼睛，没作声，但心里却在琢磨道道儿。　　一天放学的时候，本山背着胀鼓鼓的书包，闷着头快步往家走，问他书包里是什么东西，他不答。我们就在后面撵，他跑得更快了。　　回到家，本山老远就喊妈，气喘吁吁地进了屋。“妈，我给你带来好东西了。”　　妈说：“啥好东西呀？毛手毛脚的。”　　本山说：“你们猜。”　　我们知道本山的戏法多，谁也不猜。这时候的本山也不像变戏法的时候那样沉着老练了，没等我们猜，就把包装打开了，啊，是两瓶罐头！苹果罐头。　　“妈，这是您最爱吃的，我给您买来了。”说话的时候，他像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实际上，他也真的做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要知道，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穷学生，买两瓶罐头是相当困难的事。虽然钱不多，只有一块多，可对于他来说相当于一大笔钱啊。他是想了什么办法，又吃了多少苦才攒够了这一块多钱呐？他似乎看出了妈的担心，说：“妈，您老放心吧，这买罐头的钱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绝对是正道来的。”这个我信，妈也信。如果本山想不走正道是最容易的，稍不注意就“出溜”下去了。但是这些年来，不管是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却始终不忘做人的本分，有一种非常坚强的自制力，这一点实在是难得。也许在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遗传下来的正义感在驱使着他怎样做一个人。　　本山的孝心，让我这个当亲儿子的为之汗颜。母亲把我从小养育到大，我都觉得理所应当，没想过报答什么。而本山这个干儿子却能想到给妈买两瓶罐头，我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份孝心！　　现在的本山早已不是当年的本山了。说实在的，要说买罐头，一火车他都买得起。但是，就算是一火车的罐头，其价值和分量也不能和当年那两瓶罐头相比。那是一个青少年纯洁的爱心啊。　　知恩必报，这就是本山的为人。  [返]  

过年过年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小时候，我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好穿的，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其实不单单我，我想所有的小孩都有同样的心理。本山和我是同龄，也肯定是盼年的。但是在来我们家之前，不知道他一个人的年是怎样过的。　　东北农村的春节是非常热闹的。一进入腊月，就似乎能听到年的脚步声了。随着日历一篇一篇地被撕掉，我们闻到了越来越浓的年味。各家各户都开始准备年货，为的是过一个丰盛的年。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用的东西，现在都拿了出来，似乎人们一年忙到头就是为了这个年。　　有两件事，是家家必做的：一是包黏豆包，二是杀猪。黏豆包是我们过年必需的食品，整个正月里我们主要就是吃黏豆包。黏豆包有黄、白两种：黄的是用大黄米面做的，白的是用黏大米面做的，里面是红小豆的馅。蒸的时候，豆包的下面放一片苏子叶，既防止黏锅又增加一股清香的味道。豆包不单单是我们过年吃的主食，也是馈赠亲友的一种礼品，尤其是上城里串门，农村没啥值钱的东西，带点黏豆包，表示点心意。另外，有些所谓的城里人也都是农村长大的，让他们吃点黏豆包也是让他们别忘了本。那时候我们各家都是大家庭，一家七、八口人很正常。所以黏豆包的数量也得相应地多一些，一家得包上好几麻袋，扔到仓房冻起来，否则不够吃。从某种意义上讲，每家包黏豆包的数量，也是这个家的人勤劳、日子过得红火的像征。　　杀猪是我们最盼望的一件事，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可以有肉吃了。人属于杂食性动物，什么都能吃。大概是出于这种动物的本性，小时候我是特别地爱吃肉，可以说对肉的渴望不比狼差多少。因为那年月我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点肉腥儿，馋得眼珠子都发蓝，恨不能见到活猪也咬上两口。幸亏人没长着一副狼的牙齿，如果那样的话，我敢说，中国的猪肯定会绝迹。所以一听到说要杀猪，我们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我相信我的这些感受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和我同龄的人。　　临近小年的时候，村里便几乎天天可以听见猪的尖叫声。这种声音是它在临死之前发出的哀嚎，并不好听。但是把这种声音和碗里香喷喷的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不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很亲切。　　杀猪的程序是这样：先由几个壮汉把猪按倒在地，把四个蹄子捆起来，放在桌子或者案子上。这时候屠夫上前，照着脖子下面的地方一刀捅进去。手把好的，一刀捅到心脏，猪当时就毙命。技术差的，有时候要捅个三、两刀，这头猪也就倒了霉了，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猪杀死后要放血，用一个大盆接猪血，用它来灌血肠或蒸着吃。一些宗教里认为，血是脏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但是那种美味的诱惑，使我们什么也顾不得了。放完了猪血，屠夫在猪的蹄子上割一个口，用一根两米来长的铁通条从口子插进去通一通，然后用嘴往里吹气，把猪吹的溜圆，比原来“胖”了许多，这样好便于褪毛。有句歇后语叫“杀猪吹屁眼——装通事”，是说那些不懂装懂的人。因为杀猪确实不是吹的屁眼，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活可比吹气球费劲多了，没有点力气是干不了的。这时，那边的开水已经烧开，往猪的身上浇，开始褪毛。俗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是从这儿来的。褪完了毛，开膛，取内脏，分解头蹄，把肉再分成若干块，整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吃了。　　猪的身上几乎什么也不扔。一副下水（内脏）归了屠夫，剩下的就都进了我们的肚子。滑稽的是，我们嘴里一边吃着肉，一边哼着《猪八戒拱地》。想起当年威风凛凛的“天蓬元帅”，总觉得有点可笑。中国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得可以，总是能够把最神圣和最世俗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让物质和精神彻底分离。　　杀完了猪，我们开始打扫房子，贴对联、年画什么的。随便说一下，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年画。因为那时候年画的内容非常丰富，像《杨家将》、《岳家军》、《穆桂英》、《花木兰》、《包公赔情》、《寇准罢宴》等等故事和人物，我都是通过年画认识的。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年画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那些年画画得都非常漂亮，色彩鲜艳，人物造型也都几乎完美，感觉我们古代人的生活很富足、很美好，非常理想化。我常常幻想，要是能回到古代生活，那一定很有意思。但是后来这些东西逐渐看不见了，取代它们的是那几个样板戏，一个个长着吓人的大红脸，摆着僵硬的姿势。　　今年不同于往年，因为今年多了一个人，这个年就注定比往年更热闹了。本山和我，加上我的兄弟们房前屋后地乱串，有时上前帮大人一把，有时候也只是添乱。因为兴奋，我们谁也闲不住。除夕的晚上，我们一起在雪地里放鞭炮，迎接神的到来。虽然我们都没见过神的样子，但是我们都相信他的存在。我们还要给故去的先人们烧纸，意思是给他们“邮”点钱花。烧纸上明确地写上了收钱人的姓氏，但地址都是一个：丰都鬼城银行。如今丰都城已被三峡水库淹没，这“钱”还怎么邮？我很怀疑，这“钱”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收到？妈说这东西很灵，收到了“那边”就会来信，托梦给她。不管是否理解，我们只管照着大人说的去做，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本山很虔诚，烧纸的时候非常认真，嘴里念念有词。火光映红了他那秩气的脸庞，刻画出一个分明的轮廓。我们俩心境大不相同：我是给我的爷爷、奶奶们烧纸，多少有点糊弄的成份；而本山是给他的爷爷和母亲烧纸，都是他的至亲，显得很庄重。烧完了纸，我们立刻就恢复了我们玩的天性。那时候我们没有电视，也更没有春节晚会，我们只有在空旷的原野上尽情地奔跑、嬉闹，非常开心。整个一夜我们都没睡，为的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过完了年，我们去乡里看秧歌。那时候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踩高翘，跑旱船，挺有意思。踩高跷是个技术活，有点难度。我们小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副高跷，没事就瞎扭。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虽然穷，但是年过得挺有味。　　正月十五，我们都到水库的冰面上去滚冰。当地有个风俗，说是正月十五这天到冰上滚一滚，一年到头脑袋不疼、肚子不疼。由本山带着头儿，我们十几个孩子一起来到冰面上。他让我们“毁”成一排，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冰面上，听他的口令。“滚！”他一声令下，我们几个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滚了起来。这下可热闹了，不是我踢了你的腰，就是你碰了他的头，乱成了一团。当我们迷迷糊糊地站起来的时候，本山却站在一边笑呢。原来他光让我们躺下，他却站着看热闹。我们又上当了。　　本山在我们家过了一个很开心的春节。从1990年开始，我们家的春节都没有离开过本山，只不过他在电视上，我们在电视前。  [返]  

一路欢歌一路笑我家所在的村，名子叫“茶棚”。相传老早年间，康熙皇帝到东北来巡视。皇帝一行沿着官道从威远进入“柳条边”，走得口干舌燥，忽见远处有一个用草搭的棚子，便赶过去歇歇、乘乘凉。走近一看，棚子里正是个卖茶的地方，一口大锅里烧着水，几套简单的桌凳摆在哪儿。环境虽简陋，倒也干净、清凉。皇帝龙颜大悦，吩咐就在此饮茶。茶房很快端上茶来，请康熙饮用。康熙问他：“此地是何所在呀？”　　茶房回答说：“此地偏僻，只有几户人家居住，没有地名。”　　皇帝环顾左右，但见青山绿水，景色优美，就说：“这里倒是个饮茶的好地方，不如就叫茶棚吧。”　　皇帝饮茶后高兴地走了，“茶棚”这个地名就从此留了下来。这名虽然简单，但却是皇上给起的，那叫受过皇封，可不是闹着玩的。　　自从本山认我妈为干妈后，茶棚就成了本山的第二个家，经常吃住在我家。从莲花到茶棚的五、六里山路上，不知留下了多少本山的足迹和笑声。从莲花到茶棚有三条路：春天，水库的水位低的时候，我们沿着水库边走底道；夏天，水库的水位升高，淹没了底道，我们就从山上走。冬天，水库封冻之后，我们就走“冰道”。但是，不管走哪条路，我们都忘不了一个字“玩”。可以说，我们春天有春天的玩法，夏天有夏天的玩法，秋天有秋天的玩法，冬天又有冬天的玩法。夏天，我们一路走一路闹，不一会就浑身是汗。到了水库边，脱光了腚“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游上一气。本山的游泳就是这个时候学会的。据说他多年以后到日本演出的时候，还在日本的游泳馆里畅游了一回，全亏了那时候的底子。我们那时候学游泳完全是无师自通，没有人辅导。开始时在水里瞎扑腾，搂狗刨。悟性好一点的，渐渐地摸索会了蛙泳、仰泳什么的。本山学啥都快，而且保准能弄出花样来。他独创了一种特别的泳姿——鸭子凫。游的时候把屁股露出水面，两只手在后面翘起，真的很像鸭子。这个姿势我怎么学也是不得要领，弄不好就呛水，可见本山的本事。要说玩的话，还是冬天最有意思。东北的冬天非常冷，冷到啥程度？撒尿得带棍儿，拉屎得带锯儿。为啥？因为天太冷，尿刚撒出去就冻成冰了，得用棍儿敲；屎刚拉出去就冻住了，得用锯拉。不管天怎么冷，也耽误不了玩。我们经常冻得小脸通红、鼻涕淌过了河，还是照玩不误。到了现在，我们的手上、脚上几乎全都有冻伤的痕迹。寒冷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不算什么，谁让我们是东北汉子呢。冬天我们上学放学的时候，覆盖着冰雪的路面很滑，走起路来很费劲，我们干脆就划着冰车去。划冰车时，人坐在冰车上，两只手各拿一只铁钎子用力一支，冰车就划出去好远，既快捷又刺激，好几里地的路程，用不了多大功夫就到了。说到游戏，现在的孩子们玩的花样是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但是我总觉得那些公园里的游戏远不如我们那时候的游戏。现在的游戏，大多是纯粹的娱乐。而我们在游戏的同时，又增长了生活的技能和手段。我们的冰车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现在的孩子你让他们做一个试试？他们恐怕连锯和刨子都不会用。　　本山是制作滑冰工具的好手，他做的一种“脚滑子”简单、实用，在我们中间都普及了。脚滑子是用两块和鞋的大小差不多的木板，纵向钉上两条粗铁丝；木板的前后各安装两个钉子，用于蹬冰和制动。脚上绑上这东西，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神行太保”，在冰面上“噌、噌”地跑得飞快，十里八里路像玩似的。《水浒》里的那个“神行太保”咱谁也没看见，而我们确是货真价实的。　　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玩法，叫“放爬犁”，就是找一个雪比较厚的背坡，人坐在耙犁上往坡下滑，惊险、刺激。本山、本文（本山的堂弟）和我都是放爬犁的高手，高度和难度都超过一般人。本山有个本事，能唬小孩儿。看我们玩得开心，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便也心痒难闹、跃跃欲试。作为交换，本山带他们放爬犁，他们把他们的小玩具借给本山玩，什么玻璃球、冰猴儿什么的。本山从小孤苦伶仃，没玩过什么像样的玩具，只能在此时进行一下弥补。实际上，玩是人的一种天性，是人的本能。在动物界，玩耍是学习生存本领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人类来说，玩则是开发孩子的智力最有效的手段。本山聪明，也好玩，不知道他是因玩而变得聪明，还是因聪明而变得更会玩。现在本山玩的是高层次了，玩的是小品、电视剧、电影。但不管玩什么，他保管玩啥像啥。　　秋天的山上，到处都是成熟了的野果，有山葡萄、刺梅果、山里红、欧粒什么的，我们走一道吃一道。这个时候穷人的日子最好过，因为能吃的东西很多。　　前面说过，本山爱“调理”人，连我也不放过。夏天走山路的时候，我总爱走在前头，本山、本文、桑佐清、董喜昌等跟在后头。一路上我们逮蟋蟀、捉蚂蚱，有说有笑。走山路要特别小心，因为蛇特别多，有黄花松、黑乌、野鸡脖子等好几种。我们从小就和它们打交道，知道什么样的有毒什么样的没毒。但是不管有毒没毒，只要让我们看见就一定把它打死，用棍子挑着玩。现在看来这根本没有必要，很多的时候蛇根本没有妨碍我们什么，倒是我们打搅了它们。有一天放学，本山先溜了出去，我们还和往常一样从山路回家。走着走着，我就觉着脚下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扑通”摔了个大跟头。爬起来一看，是有人用树枝做了个套下在地上。这套子肯定不是套狼或者狐狸的，因为那得用钢套。这套子是专门套人的！谁这么坏？我一抬头，见本山在前面“嗤嗤”地笑，我就全明白了，这小子，又“调理”我。我在后面追，他在前面跑，大家伙就又乐了一场。　　本山几乎“调理”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想办法也“调理调理”他。但是“共军”太狡猾，我们刚要采取什么行动就被他发现了，他几乎从不上我们的当。　　这些都是沉封多年的往事了。虽然我们现在都已人过中年，但每每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禁不住要笑出声来。天真无邪的青少年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　　我们感谢本山。  [返]  

初露才华1975年的9月，学校成立了文艺队，本山、我、还有赵本文、范光文、吴晓东、朱文祥、詹秀兰、周桂霞、朱凤霞、王世娟等都是主要成员。这是本山和我们正式接受艺术表演的训练和熏陶的开始。　　说起本山的艺术天赋，必须得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本山的二叔赵德明，和大宋朝的皇叔八贤王赵德芳只差一个字，便有人戏称他为皇叔，他也自以为得意。赵德明是个盲人，小时候出天花弄瞎了一双眼。他虽然看不见，但却多才多艺，吹打弹拉样样都会，而且是无师自通。这也许是一种平衡吧，一个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只有在音乐中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排遣一下心中的寂寞。本山小的时候，几乎天天和二叔在一起，叔侄两个很是投缘。没事的时候，本山就听二叔拉二胡、说评书、唱大鼓。都说盲人的记忆好，这话果然不假。一些些经典的曲目像什么《回杯记》、《马前泼水》什么的，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唱下来。要知道，在民间，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都是以戏曲中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目标的。　　本山天生具有文艺的细胞，在二叔的耳濡目染下，很快就掌握了许多吹拉弹唱的技巧。他也像二叔一样，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一块乐土，并且从此乐此不彼，与艺术结下了一生的缘分。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学校的文艺队里自然是挑大梁的人物。而我们这些人，只能干些个跑龙套的角色。当然了，要是没有这些绿叶，光有红花也不行。就像赛跑似的，没有后面的人怎能显出第一的？　　其实在文艺队成立之前，本山就已经进行过表演艺术的尝试了。　　我们家原本是一个宁静的小山村。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其匮乏，到了晚上人们便无事可做。加上电力供应紧张，整个山村是黢黑一片。年轻人觉少，只有在无奈和寂寞中打发漫漫的长夜。我们最常玩的就是“藏猫”，即大伙藏起来，让一个人找。这种游戏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农村可供藏身的地方非常多：柴禾垛、大树上、门洞里，到处都是，找起来很不容易。有一次我在柴禾垛里扒了一个挺深的洞钻了进去，他们看谁也找不着我，就回家不玩了，也没告诉我一声。我在里面呆了老半天，冻得够戗。正当我觉得不对，要出去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还有手电的光亮，我赶忙又藏了起来。来的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来到柴禾垛边，不走了。他们一边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一边发出“呼呼”的喘气声。我在里面连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让人家发现。半个多小时以后，那两个人才离去。稍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搞破鞋”，法律上叫“通奸”。　　第二天，我把几个小伙伴骂了一顿，骂他们太不讲究，偷偷回家也不告诉我，让我遭这份罪，看了一场“现场直播”。　　“藏猫”玩腻了，我们便百无聊赖，无所事事。自从本山住到了我们家，就立刻改变了这种状况。开始的时候，我们俩用盆碗之类的伴奏，边敲边舞，唱一些二人转小调，纯属自娱自乐。我们的表演，很快就吸引了一些人围观，主要是些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看着看着，他们便不知不觉地也加入了进来。一时间，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地乱敲一气，好不热闹。二人转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就在于观众有广泛的参与意识，形成演员和观众的互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流传，都是和它所在的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二人转正是东北人幽默、憨厚、乐观、豁达性格的真实写照。　　后来，本山把他的那把破二胡也拿了来，还弄来了一个破唢呐。村里爱好文艺的人也拿来了笛子，口琴之类的，一个小乐队就宣告诞生了。这回我们的演奏和表演就很正规了，无论是二人转还是样板戏，都有模有样。　　我们一折腾就是半宿，难免要影响别人的休息，有人就出来抗议了。结果来提抗议的人被我们的表演吸引住，竟也当起了观众，把提抗议的事给忘了。后来他们发现，这说说唱唱的，对缓解一天的疲劳有很好的效果。长此以往，要是听不着还真的有点闹心了。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在学校的文艺队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文艺队的另一项业务，就是学演“样板戏”，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样板戏”我们都很熟悉，那年头儿一花独放，除了它也听不到也看不到别的东西。但是往往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是出差。演李玉和的演员平时语言不太文明，有个口头语“他妈的”，不管说什么都得带个“他妈的”。平时说话人们听惯了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可是唱戏不行，尤其是唱样板戏。老师再三嘱咐他，不许带“他妈的”，他自己也加万分小心。结果在学校领导审查节目时，他一张口就唱道：“在他妈粥棚，正与磨刀师傅接关系……”没把老师给气死。还有像把“铁梅，开门去”读成“铁门，开梅去”这类的“政治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学校文艺队的成功，还离不开一个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郑奇老师。郑老师是从沈阳下放到莲花的，教我们的语文课。他多才多艺，不但课讲得好、字写得好，而且乐器、编剧样样精通。我们演出的节目，都是由郑老师自编自导。我们演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相声、歌舞、表演唱，还有话剧等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极好的锻炼。后来，我们演出的《打夯歌》（相声）、《四老汉学毛选》、《战斗的山村》等节目，在公社的汇演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郑奇老师。在他的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如果把本山比作一条船，从山间溪流中驶出，奔向大江大海，那么，郑奇老师就是他遇到的第一个航标灯，给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在本山以后的艺术生涯中，他还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航标灯，使得他的艺术之舟能够一帆风顺、畅行无阻。　　本山是幸运的，但是这份幸运是来源于他对艺术的执着。除了他的天份以外，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是他成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返]  

学啥像啥本山有本事，前面已经说了不少。我认为最绝的，还是他的摹仿能力。正是由于他的这个能力，才使他学啥像啥、演啥像啥，从“算命先生”到“赵老蔫”，从“男妇女主任”到“刘老根”，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非常地鲜活、生动。可以说，本山的表演已经从“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的境界，很少流露出表演的痕迹。本山没正式学习过所谓的“表演”，但是他的“表演”却能够出神入化、引人入胜，这很值得一些学习“表演”的人借鉴和研究。有一年，当时任铁岭市艺术馆副馆长的崔凯向余秋雨建议，让本山到上海艺术剧院去进修一下。余秋雨当时予以否定，他表示本山的艺术正是学院应该研究的东西，如果上学院学习失去他本来的东西，那更可惜。　　本山的成名之作《摔三弦》，就是他摹仿能力的一个证明。在戏里，他演的是一位靠算命骗钱的盲人。他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几乎和盲人一模一样，甚至比盲人还像盲人。尤其是他翻愣着白眼珠子点钱的那个样，把观众的肚子都给乐疼了。有不少观众就以为他肯定是真“瞎”，还和别人打了赌。演出以后特地到后台去看看，才相信这瞎真是演出来的。由此，他得到了“天下第一瞎”的“光荣”称号。　　要说这个称号的得来，还得有二叔赵德明的“一半功劳”。赵德明是本山的堂叔，小时候因出天花双目失明。虽然他看不见，但人非常聪明，吹、打、弹、拉无一不精。他天生乐观豁达、幽默风趣，在本山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影子。本山小时候非常喜欢这个瞎二叔，常和他在一起。二叔虽然看不见，却非常爱“看”戏（实际是听戏）。附近有演出的时候，本山就给二叔当“拐棍”，领着二叔去“看”戏。本山从二叔那儿他不单单学会了拉二胡、唱二人转，还学二叔那些盲人特有的动作和表情，一走路“噗腾噗腾”地，学得是维妙维肖。大伙乐得不行，二叔气得直骂：“你他妈的学点啥不好？偏学我这个瞎子，能有啥出息？”这话还真让二叔给说着了，本山就是凭着这个“瞎”而一跑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有大出息了。你说这可多有意思。　　要说本山的摹仿能力，我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　　我们学校的吴焕民校长，说话时有个习惯，总把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向上使劲一挥，说：“干什么玩艺呢？”他这样的习惯已经有多少年了，人们都习以为常了，但本山却非常善于捕捉和发现这些与众不同的细节。于是，他便不时地把左手插在裤兜，右手一比划：“干什么玩艺呢？”大伙就乐，他却不乐，绷着脸，像真事似的。最可笑的是，有一回本山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恰巧吴校长就站在他的身后看个正着。大家伙乐得都不行了，他还以为是因为他表演成功而得意呢。一回头才发现，自己摹仿的对像就站在自己的身后，把他吓了一大跳。结果吴校长不但没恼，反而被他给逗乐了。你说这样的事谁碰上能不乐？　　我们学校不但有文艺队，也有篮球队，我和本山同时是文艺队的队员，也是篮球队的队员，可以说是“文武全才”。说实话，本山的球技并不是特别突出，有点赖，总爱搞点小动作什么的。但是在球场上他却是人们关注的人物，因为他常常出“彩”。教体育的冯金才老师投篮的动作很特别，一招一式很有板眼，像机器人似的。本山投篮的时候就学着他的样子：运球、立定、双手持球、瞄准、把球投出去、亮相，像电影慢动作似的，笑得满场的人前仰后合。就连冯老师自己也忍不住地笑，因为他学得太像了。　　本山的摹仿能力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笑声，但是有一回也差点惹了祸。　　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父亲长得很有特点：脸长且瘦、两腮内陷、嘴唇前突，最关键的，他是个“兜齿儿”，也叫“地包天”，说话的时候，嘴还有点漏风。那天他到我们学校，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也觉得这人挺有意思，也想摹仿，但怎么也不像。结果本山一学，把大伙差点没给乐“扑腾”喽，那个像啊，真是一模一样。我们这边瞎摹仿，忘了背着那个同学，把他给惹急眼了，冲过来就要和本山干仗，我们大家伙强给拉开。本山也觉得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　　还有一回，本山犯了错误，老师让他上前面站着，面向大伙。老师问：“赵本山你说你错没？”本山说：“我错了。”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又问了一句：“再说一遍，到底错没错？”本山回答说：“我真的错了，我向大家保证再也不犯了。”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老师纳闷，便走到本山的前面，这才发现原来本山瘪着个嘴，学一个没牙老太太的样子说话，同学们能不笑嘛。老师也笑了，拿他没辙。　　本山是个搞恶作剧的高手，一般人很难识破他的诡计。如果世界上有“恶作剧”比赛的话，本山肯定能拿个金奖、银奖什么的。　　那时候每个大队都有一个高音喇叭，生产队有什么事就用喇叭喊一声，整个大队的人就都知道了：“老张家，来信了。”“老李家，有邮包。”总之，队里的大事小情都是通过这个喇叭来通知。大队的会计是个“哑脖子”，即说话的嗓音有点嘶哑，有明显的特点。有一回，本山溜进了队部，屋里没人，就对着麦克风学着会计的声音广播道：“社员同志们注意了，啊，今晚上有二人转演出，请大家前来观看。”　　到了晚上，社员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队部，手里还拎着板凳、蒲扇什么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动静，大伙不干了，去找会计算账。大伙义愤填膺地指责会计，不应该拿大伙开涮。会计被闹得如坠五里雾中，我没下过这样的通知呀？会计是个实惠人，从来不会撒谎，所以大伙都很信任他。大伙也觉得奇怪，后来有人反应过来，一定是本山干的，除了他没别人。“这个损小子。”大伙骂了几句，哈哈一笑算是完事。因为没造成什么经济损失和什么政治后果，你能把他怎样？在那个生活枯燥、单调的年代里，本山的恶作剧也不妨是一种调剂。　　1992年本山来莲花出席一条公路的剪彩仪式时就住在我家，我提起当年的那些事时，他还记忆犹新，并且对自己无意中对同学的伤害表示出歉意。他说：“那时候的日子没奔头，扯扯淡也是一种精神支柱。”可他没想到，这一扯淡倒扯出来个名堂，扯出了一个笑星来。　　当然，笑星可不是光扯淡就能扯出来的，但当你用心地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收获的，只是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返]  

虱子虱子是一种哺乳动物体外的寄生虫，能传染疾病。说起虱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多人都没见过。由于人们卫生条件的提高，和化学农药的使用，过去像“虱子”、“臭虫”之类的寄生虫几乎已经绝迹了。但是在我们小时候，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东西，几乎每个人、每家都有过。人常说某某人的身上不长虱子，那说明这人“没人味”。这里的“人味”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指人身上真正的“体味”。人虽然已经从动物进化了数百万年，但在人的身上还仍然残留着某些原始的气味，而且每个人之间的体味都各不相同。史书上记载的“香妃”就是因为“身有异香”而得到了皇上的恩宠。“人味”的引伸含义，则是指人的品行和人格。“没人味”是句骂人的话，是说这人不咋的。　　我们学校成立了文艺队以后，就在课余的时间加紧排练，好迎接公社的汇演。那时候学生和老师间的界限是很严格的，老师的办公室我们是不许随便进的。只有我们这些文艺队、体育队的队员们和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出入办公室。　　有一天排练的时候，有一个动作怎么也做不明白，我们就到办公室去找郑老师，让他给指导指导。办公室里没人，我们就在那儿等着。这时候桌子上的一个东西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是一台显微镜。我们头一次看到这种仪器，感到很新奇。于是我们决定找个什么东西来试一下，看看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效果。我们四下寻找，一只“嗡嗡”飞着的苍蝇很快成了我们捕捉的目标，大伙没费什么事就把它给击毙了。我们把死苍蝇放在显微镜下，调整旋钮，这下看清了：苍蝇的肚子里密密匝匝的全是蛆卵！看得我们直恶心。　　我们赶紧把苍蝇扔掉，想再换点别的。换什么好呢？　　朱文祥说：“谁身上有虱子抓一个？咱看看虱子什么样。”　　这主意倒不错，虽然我们都有过饲养虱子的经历，但那东西太小，肉眼根本看不清它到底长得是怎样一副模样。其实，当时我们身上都有虱子，但是谁也不好意思在自己身上逮。大伙你看我，我看你，都等着别人抓虱子。这时本山说：“我有。”说着就在棉衣里鼓捣着，很快就抓到两个肥得圆滚滚的虱子。我们把虱子放到显微镜下，调动焦距，虱子的头、爪子和身体一下子扩大了上百倍，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仿佛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中的怪物。通过几乎透明的肚皮，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吸得饱饱的血！　　本山念念有词地说：“虱子呀，你也太不带劲了，你瞅我都瘦成啥样了？你还喝我的血。真是阎王不嫌鬼瘦。”　　大伙有点忍俊不禁。是呀，本山自己能吃饱肚子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养活虱子一家老小，够他呛的。　　虱子们也不会想到，它们喝的可不是普通人的血，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明星赵本山的血呀。　　观察完了，这两个寄生虫被就地正法。但它们的子孙们，不知在本山的身上又繁殖了多少代。  [返]  

情窦初开十七、八岁，正是男女之间蒙眬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晚熟，不像现在的孩子，十四、五岁就开始初恋。儿子上四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女孩长得挺漂亮，同学们都喜欢，尤其是男生。谁要是穿了件新衣裳或者有什么好东西，总爱上这个女生前面去炫耀。儿子回家和我一本正经地说：“爸，我想帮她借本书，《怎样防止性骚扰》。”这话出自一个十三岁孩子的口中，着实地让我惊讶！现在的孩子们可真是了不得。相比之下，我们那时候真是傻得可以了。　　在我们农村，男女生之间并不封建，彼此之间也一样打打闹闹。即便是暗中对谁有了好感，也只能偷偷地藏在心里，公开搞对像的绝对没有。一来是环境不允许。二来呢，我们对个人的前途非常渺茫，毕业后就是回家种地，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出路。所以，即使是喜欢上了哪个人，也只能是心里喜欢喜欢而已，不敢真说出口。当然，后来我们同学当中也有成了夫妻的，那都是毕业以后的事。　　本山也有属于他的感情世界，只是这个世界始终处于密封状态，从来没有对谁表示过。直到二十年以后，他才向我吐露了当年的一段未了的情缘。　　1996年5月10日，中央电视台倪萍访谈录节目组到莲花石嘴子本山的老家，拍摄专题片《小品能够火多久》。在去往乡政府的路上，本山开车，我和倪萍、高秀敏、范伟、张惠中等坐在车里。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本山突然说了一句话：“兴华，你可把我坑透了，我寻思你和张小兰能成呢。你没成，把我也给耽误了。”这话说得我一愣，我说：“我根本也没那个想法呀。”本山说：“我瞅你们挺好的，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你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就寻思你们俩能成，就没从中插一杠子。要知道你们没那事，我早就下手了。”　　听到本山这话，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一直对张小兰有好感，只是碍于我才没有主动进攻。我这才明白，为啥本山一到了我家就总爱上张小兰家“出溜”，比上别人家的次数明显地多。　　车上的人就逗本山：“本山，那时候追校花你用了啥绝招？是咋溜须的？”　　本山笑着说：“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挺单纯，一个人对另一个异性有好感是正常现像，倒不是要怎么样，就是乐意跟她在一起，见了就高兴。”　　张小兰和我同村，一起升入了中学。她人长得好看，还是学习委员，而且还能歌善舞，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她性格开朗大方，心眼也好使，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尤其是男生。男生喜欢女生，自然少不了献点殷勤什么的，不过我们那时候一点也不浪漫，只是帮人家打点柴禾干点活儿而已。张小兰家有姐妹三个一个小弟，劳力少，家里的柴禾不够烧。本山就张罗有我在内的六、七个男生帮人家打柴，干得非常卖力气。当时我还纳闷呢，本山咋这么卖力气呢？现在知道了，他是有所图啊。　　本山自己也很清楚，他对张小兰的好感，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的人，靠什么去养活另一个人呢？另外，那时候城乡的差别非常之大，做父母的都愿意把女儿嫁到城里去享福，谁愿意嫁给一个农村的穷光蛋呢？农民是务实的，让他们有多高的眼光去看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本山后来出息大发了，但这也怪不得张小兰的父母没有眼光。　　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特地就这件事问过张小兰：“本山对你有好感，你感觉到没有？”她爽快地说：“当然感觉到了。”但是仅仅是“感觉”到了而已，并不是像有的书里描写的那样到了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程度。两个人谁也没捅破这层窗户纸，把这份美好的情感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三十年后才公布于世。　　传统二人转剧目《回杯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张廷秀父子从洪洞县逃荒来到苏州城，给正在搞装修的王府干木匠活儿。监工的王三老会看相，说张廷秀的头上长着“朝王伞”，将来必做高官。王员外便将女儿王兰英许配给张廷秀，并供他读书，考取功名。赶考途中，张廷秀被图财害命的姐夫赵昂推下了江险些丧命，不得不流落乞讨。赵昂回家后，谎报半路遇劫，张廷秀意外身亡。在赵昂的唆使下，王父又把王兰英许给了苏家。王兰英宁死不从，非要等他的张相公。就在这个时候，考上了状元、被封为八府巡按的张廷秀衣锦还乡回到苏州，和分别了六年的王兰英重修旧好。张挺秀和王兰英的故事唱得感人落泪，很受欢迎。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上演的可并不都是这样理想的结局。张小兰的父母没有发现本山头上的“朝王伞”，错过了这段好姻缘。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年本山真的娶了个意中人，过上“美满”生活的话，那恐怕就没有他的今天了。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是老子说得对：“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婚姻是一种缘分。而缘分又是什么呢？　　过去的婚姻父母包办，媒妁牵线，那是一种完全由别人决定了的缘分。　　现在的婚姻是一种实用的婚姻，爱情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地位、金钱、容貌都是构成缘分的必须成份。　　在我们那个年代，缘分就是听天由命。你生在农村，就娶个农家女子安生地过日子；你生在了城市里，即便是个瘸子也有权把农村最漂亮的女孩给弄到手。“种性制度”绝不仅仅属于印度，在中国更有它的市场。　　后来，张小兰嫁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本山直到现在还仍然像惦记自己的姐妹似的惦记着她，当她有困难的时候给予必要的帮助。现在她也已经人过中年，像很多人一样过着小市民的日子。当年那个光彩照人的美丽少女，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为生活而奔波忙碌着的中年妇女，已经很难看到当年的影子了，想起来很令人感慨。假设我们不是生在农村，而是生在城里；假设我们考上大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张小兰都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她本来是个很优秀的人。人的命运就像种庄稼一样，如果你长在了垄台上，即便是颗不咋样的苗也得留着；而如果你长在了垄沟里，就是长得再好，也得被铲掉。问题是，长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苗自己能决定的。　　一个人的初恋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如果那算得上初恋的话。它在本山的内心里留下的，是一种淡淡的、略带点酸涩的记忆。  [返]  

离校谋生1976年本山命运发生了第一次转折。那一年公社成立了文艺队，本山有幸被选中了。那一天，本山没来上学。我以为他病了，就去问郑奇老师，郑老师也不在。我很纳闷，本山是从不逃学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找了一趟，也没在。真是怪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呢？　　快到下午放学的时候，本山才从外面回来，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他贴在我的耳边告诉我：“公社已经录取我到文艺队了。”同时他让我暂时替他保密。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却多少有点不得劲儿。这就像是一群鸭子里，突然有一只飞到了一颗大树上，让我们须仰视才见。“我们原本都是一样的鸭子呀”，这是我们普通的鸭子的看法。但实际上，本山绝不是一只普通的鸭子，他是一只披着鸭子外衣的天鹅、一只鹰，等待时机，一飞冲天。　　放学后，本山拉着我的手说：“赶紧告诉妈去。”他已经有两天没上我家了。　　妈听说了这件事，没说话，眼里充满了泪水。泪水中既有依依不舍，也有同情的成份，毕竟他才十七呀，还是念书的年龄。这么小就离开学校去谋生，能不让人心疼吗？　　这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妈照例要做点好吃的，为本山“饯行”。面袋子里的面不够了，妈出去借了一盆。做菜的时候，妈把手还给切破了。妈干活儿是个麻利快的人，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由此可见妈对本山的感情。妈做了好几个菜，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算得上是相当丰盛了。妈就是这样一个人，别看平时过得怎么细，但到了关键的时候，多少钱都舍得花。这顿饭虽然丰盛，但吃得却没有味道。几个不懂事的弟弟们吃饱了就出去玩去了，剩下爸、妈、哥、姐、本山和我团坐在炕上，谁也不吭声。爸一袋接一袋地抽着他的老旱烟，妈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气氛相当悲壮。还是本山打破了寂寞。他强作欢颜地说：“爸、妈、哥、姐，我明天就上文艺队了。说句心里话，我很想念书，更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可我也老大不小了，该自己独立了。上文艺队既能发挥我的特长，又能挣碗饭吃、有住的地方，是个好事，你们应该为我高兴啊。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们的恩情，这里永远是我的家！”　　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流了出来，本山搂过我的肩膀，用右手和我击了一下掌：“兴华，咱们永远是兄弟！”这一夜，我们基本上没睡，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了大半宿。　　本山离开学校那天，我们一直送出去很远，眼泪就在我们的眼圈里打转转。本山回过头来，摆着手说：“拜拜、拜拜、拜拜了！”又像哭又像笑。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本山的嬉闹和恶作剧，没有了本山的日子，班里的空气一下子像是凝固了一样，死气沉沉，特别不习惯。日子过得像是没放盐的汤，寡淡无味。　　缺了本山这个人，我家里的气氛也变了。妈整天心里空落落的，愁眉不展，还经常和我们发脾气。最苦的还是我，像丢了魂儿似的。以往我们上学天天在一块走，有说有笑，扯扯闹闹。本山一走，剩下我们几个上学时都无精打采，没有了往日的快乐。这时候我才感觉到，当你拥有快乐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有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感到快乐的重要。　　妈惦记着本山，让我去看看他。星期天，我走了七、八里的山路，来到公社所在地，见到了正在排练的本山。本山见到我，像离别了多年似的，一下子把我抱住。　　“今儿个咋没上学？”他问。　　“今儿个是礼拜天。”我说。　　“哟，我不上学了，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　　看着我俩的亲热劲儿，有人就问我是谁。本山自豪地说：“这是我干妈的儿子，我的好同学李兴华。”　　排练的间歇，本山问这问那，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干妈。　　那天，我在文艺队和本山一起吃的是“工作餐”，大饼子、白菜汤。这是他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吃的第一顿饭，是他自己挣来的，所以我们吃得很香。　　那以后，我隔三差五地常去看望他，带着家人的嘱托和思念，还有吃的、穿的。　　本山是个让人想的人。  [返]  

回乡务农1977年，公社文艺队解散。本山背着行李卷，回到了莲花六队石嘴子沟。大树倒了，那个飞到了大树上的“鸭子”，不得不又落在了地上。虽说在公社文艺队里谈不上吃香的喝辣的，过得也是寝食无忧的神仙般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社会的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本山原来的旧房子，被二哥扒掉盖起了新房。本山没地方住，只好把行李背到了生产队队部。队部是个三间的海青房，一间是灶间，另外两间相通，是住人的。住人的屋子里有南北两铺大炕，由一条小窄炕连在一起，这是东北民居最典型的格局。南北炕的长度各有十来米长，开会的时候，上面坐满了人。冬闲的时候戏班子或者说书的来了，就在小炕边搭个台子，就成了剧场。　　队部的房子已经很破旧了，棚顶常年烟熏火燎得已经成了黑色，灰吊垂下来老长；炕上铺的席子脏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色彩，破了的地方用新秸杆一补，反倒更难看。　　炕头上已经有了一个行李，那是饲养员于水林的。老于对本山的到来很是欢迎，因为他可以有个说话唠嗑的人了。　　本山在队部住下，自己立了伙。吃住的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队长冯德海看了看本山，说：“瞅你这瘦样，能干得了活儿吗？”　　本山说：“我干干试试吧。”　　就这样，本山开始参加了队里的生产劳动，成了一位正式的农民。他在队里干了不到一年，却正好经历了春种到秋收整个一个生产周期。　　那时候生产队的劳动是马拉松式的，一年到头不得闲，但是效率特别低。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惰性，出工不出力。光种地就得一个多月，前面的小苗已经出来了，后面的还没种完。出了苗以后，铲地也得一个多月。　　到了七月份，就“挂锄”了，社员们又得积肥，起猪圈、牛圈、打蒿草压绿肥，一忙又是一个多月。紧接着秋天就到了，开始了最累人的秋收。就这样，一年干到头儿，也只是把口粮挣回家，填饱肚子。这还算不错的，有些不好的生产队连口粮都挣不回来。　　常年的营养不良，使本山的身体很瘦弱。加上他刚从文艺队回来，对农活基本不熟悉，干起活儿来很不顺手。铲地的时候踩苗，割地的时候也跟不上趟。　　本山的活儿虽然干得一般，但是社员们并不在意，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干活儿，原因嘛，还是那张嘴。本山干活儿的时候，嘴从不闲着，俏皮话、嘎古嗑成天不断，把人笑得弯腰岔气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就难免影响一点干活儿的进度。　　队长冯德海责怪本山，让他以后不要这样。本山和冯德海是屯亲，管他叫大舅。他说：“大舅，我板不住，习惯了。但我尽量少说话。”　　值得庆幸的是，本山只干了不到一年的活儿，如果再让他干几年的话，被管成一个哑巴的话，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们就可能失去一个笑星。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的大舅冯队长，要怪只怪那个大锅饭的体制。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每个人都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个固定的地域之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你当了工人，那你就在这个厂子干一辈子，直到退休。你是个农民，那你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一辈子地球，一直到死。本山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人才流动的政策，否则的话，他今天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海是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本山这条被困在小溪里的龙，等待着重返大海的日子，尽管这一天遥遥无期。样板戏《沙家浜》里有一场戏叫“坚持”，其中一句道白是这样说的：“往往有利的情形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回乡务农的这段时间，是本山一生中比较灰暗的时光，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了那一个个难熬的日子。但是，不管是小时候的孤苦伶仃，还是成年以后的失意，他都能够从容地接受，我从来都没听本山抱怨过谁，这大概是构成本山人格力量的一大特质吧。本山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念念不忘。而对于那些有负于他，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他却一笑了之。这是做人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啊。　　命运对本山并不公平，让他从小就饱受了人世间的诸多苦难；同时命运也是最公平的，使他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有人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哭它就会对你哭，你对它笑它就会对你笑”。这话好像说的就是本山。  [返]  

剧团轶事本山在生产队里“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他干过几乎所有的农活，种地、铲地、割地、放牛、养鹿等等，切身体验了劳动的艰苦与快乐。　　1979年，公社文艺队又重新成立，不过这已经不叫文艺队，叫“曲艺团”了。本山又被召回了曲艺团，又操起了他所喜爱的演艺事业。　　本山初到剧团的时候是团里年龄最小的，还算不上是正式演员，管吃管住，没有工资，本山已经非常知足了。刚来的时候，本山也经过了简单的考试：队长王永和问他会什么？他说会吹唢呐。王永和就让他吹了段《东方红》。又问还会啥，他说会拉二胡。王队长让他拉一段，也是《东方红》，水平一般。根据他的条件，王队长安排他去说相声。结果上台一演，效果还不错，很有台缘（受欢迎）。王队长又让本山学唱二人转，他演出的第一个剧目是《看春苗》，和沈阳的知青王青英一同表演的。这期间，本山真正学习了一些二人转的基本功，包括唱腔、说口、表演、耍手绢等。　　虽然这只是个乡级的曲艺团，但当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演员们没事的时候就研究、琢磨表演的技巧，这对演员们的提高极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剧团聚集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一些沈阳或开原下放的知青都是剧团的主力，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剧团的层次。这些有才华的知青不仅对剧团产生了影响，也对当地的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本山学到了很多东西。张海涛的二胡拉得相当好，《赛马》、《江河水》、《骏马奔驰保边疆》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本山没事的时候就偷偷地学，偷偷地练，演奏水平明显地提高。沈阳下放的郑奇原是本山的老师，这时候也调到乡曲艺团当编剧，是对本山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一。　　剧团的副团长田子材是个唱二人转的老艺人，对二人转艺术非常精通。在他的影响和教授下，学员们系统地学习了二人转的唱腔和表演，人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嗽”。由于本山的聪明好学，此时的本山已经从一个“学徒”逐渐成了台柱子，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他表演的《包公赔情》、《包公断后》等，都是保留节目，很受欢迎。　　在剧团，本山主要是表演二人转，但是其它的剧目他也都在行，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还救了场。有一回在保安演出的时候，演拉场戏《二大妈探病》里老太太的邓淑清病了，没法演出，小剧团又没有替补演员。这时候本山站出来说：“我演。”大家知道本山并没学过这个戏，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他上了。本山装扮成老太太上场了，开始还挺顺利，没上台的演员帮他提台词。后来演员都上场了，没人再给他提台词，本山就根据剧情自己发挥。这一来就乱了套了，别人没有准备，就只好瞎扯一气。词扯远了再往回拉，乐队也跟不上了。由于大家平时在一起，有一种默契，观众愣是没看出破绽来。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累得不行，也乐得不行，晚上饭都忘了吃。这大概是本山第一次出演老太太的角色。　　曲艺团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到各地演出。这种到处奔波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在一个地方演出结束后，团长就要到下一个地方去联系，俗称“打地”，然后剧团才到。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是非常地贫乏，一听说有文艺演出，附近其它生产队的人也来看热闹。因为演出大都是在生产队的队部进行，场地小，搁不下多少人。所以演员们到了地方以后要先藏在山上，等到天黑了才能悄悄进村，有点像鬼子进村似的。　　演员上山藏身的时候多半是晚上。本山负责背鼓，鼓的分量挺沉。有一次天黑的时候，本山背着鼓往前走，路过一片豆子地的时候不小心被绊倒了。鼓掉在地上“咚咚”作响，引起一阵激烈的狗叫，把演员们吓了一跳。　　还有一回，曲艺团在昌图一带演出，到天黑也没打着地。演员们走了一天，又累又饿。这时候他们看见有一家亮着灯，就敲门进去。小屋不大，只有老两口。老两口人挺好，留他们住了下来，还给他们做了小米饭。9个演员加上老两口一共是十一个人，小屋根本住不下，大家就干脆坐了一宿。这一宿他们天南地北地扯，还给老两口唱了几个小段，老两口非常高兴。　　剧团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居无定所，三餐无着。说句难听的话，和“丐帮”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们给农民们送去的是文化，是快乐，很受农民的欢迎。但是，因为农村太穷，能够给他们的报酬太少太少，他们用其它的方式表示对演员们的喜欢和爱护。本山每到一地，总是被人争着请到家里住。有一次，本山和其他男演员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张二爷”的老乡家里。本山和张二爷睡的是上下铺，本山在上铺，张二爷在下铺。这个两层铺原本是用来放东西的，不是睡人的，所以不太结实，稍一动身摇摇晃晃、“嘎吱嘎吱”直响。本山演出到深夜才回来，刚刚入睡，床就把他晃醒了，是张二爷起夜。张二爷回来后本山又接着睡，刚刚迷糊着，床又把他给晃醒了。这老张头尿频，半个来小时一趟，这床也就半个来小时晃一晃，可把本山给坑了，像是坐了“悠车”。所谓“悠车”就是摇篮。东北有三大怪：大姑娘叼烟袋、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这第三怪“养活孩子吊起来”是小孩用的一种摇篮，两端用绳子吊着，孩子睡觉的时候母亲推动摇篮来回游荡，嘴里哼着《摇篮曲》：“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啊，琴声轻，调儿动听，摇篮轻摆动啊，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那个睡在梦中啊……”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曲调，就是再淘再闹的孩子也得乖乖地进入梦乡。这种“悠车”之所以能让孩子安然入睡，是因为它的游荡是有规律、有韵律的。而本山的这个“悠车”的晃动完全没有规律，说不上啥时候就“忽悠”一下子。　　“这觉是没个睡了。”本山自言自语。　　张二爷说：“对不起，我尿频。”　　本山睡了醒，醒了又睡，折腾了不知多少回，最后还是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下铺的张二爷不见了。他们来到院子里，见张二爷正抄着手睡在草堆上！本山忙上前把老人叫醒，他握着老人冻得冰凉的手，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多好的老人！多好的农民！我就是为他们苦点、累点也值呀。　　在农村演出，一般没有像样的场地，队部的炕头上、拖拉机的拖车上、秋天的场院里、冬天粪堆上都是他们临时的舞台。他们还在马棚里演出过，这边演员唱，那边牲口叫，好像在比试谁的嗓门大。　　曲艺团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很正规，对演员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许单独行动，没事的演员也不许回家。化妆的时候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每个人必须做到。对于这种严格的管理，演员们都非常自觉。　　剧团的演员大都很年轻，所以每到一地都会受到年轻人的喜欢。本山人长得挺帅，戏又唱得好，自然很受欢迎。在一次演出的时候，房东的女孩喜欢上了本山，非要和本山搞对像，本山上哪儿演出她就跟到哪儿。本山跟她解释说自己都成家了，那也不行，弄得本山不知道咋办好。要说本山的“追星族”可不是近几年才有的，十多年前就有人追了。本山不得已把这事跟团长邓淑清说了，邓团长非常严肃地告诉本山，决不允许和那个女孩来往，整出事来就开除。那时候，“生活作风问题”是最坷碜人的事，比贪污和反革命都更见不得人。那个女孩追了一阵子没追到手，也就不了了之了。要是放在现在，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摆脱了。说起来那个女孩也不会想到，她当年追的那个年轻人，十几年后竟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现在想起来，她也一定会觉得很幸福。　　正是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下，莲花曲艺团的演出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1979年代表开原参加铁岭市农村业余剧团演出，获得了所有六个奖项的第一名。1980年铁岭地区文艺调演，又获得了优秀。　　曲艺团走遍了辽、吉两省交界附近的村村寨寨，给广大观众带去了精神的食粮，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这其中就有赵本山。  [返]  

大雪封山1981年，本山随西丰剧团到自己的家乡莲花演出。刚刚演完了一场，天上就飘飘然然地下了大雪。北风吹，雪花飘。“嗖嗖”的西北风，像小刀似的割着人的脸，裹挟着雪花肆无忌惮地钻进人的脖子里。这样的天气，谁也不愿意出门，宁可偎在被窝里睡懒觉。别说是看戏，就是看对像也懒得去。剧团没戏可演，想往回返。但是雪下得很大，地上积雪很厚，路被雪封住了。　　怎么办？演员们一筹莫展。等到雪停路能走，好像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这时候，本山说：“走吧，到我家去住。都去，大家到我家去。”　　见本山一片诚意，大伙又别无选择，男男女女共十四人只好跟着本山上他家去了。本山的前妻葛淑珍是个很热心的女人，她热情地招待客人，马上张罗做饭。做点什么呢？她和本山核计。本山说，最好是包饺子，让她上别人家去借点面。葛淑珍二话没说，就出去借面去了。那时候的农村，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能见到点大米白面，吃上顿饺子，平时连想都不敢想。在那时候的人看来，吃饺子是全世界最高级的享受。就算是当皇上的，也不过是顿顿吃饺子，喝点小米粥而已。这不年不节的，而且是十四个人吃饺子，在一个普通的农家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葛淑珍借来了面，大伙包起了饺子。葛淑珍平时日子过得仔细，家里连酱油都没有，胡海洋和李艳华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打来了酱油。　　饺子煮好了，本山把饺子端上了小饭桌，说：“到我家，没啥好招待的，谁也别客气，大家得吃饱啊。来呀，造！”小饭桌太小，旁边坐不了几个人，有坐在炕上的，有站在地上的，人们有说有笑，吃得香极了。　　外面是冰天雪地的世界，本山的家里却是热气腾腾，其乐融融。吃完了饺子，大伙又是说又是唱，把本山的家里当成了排练场。　　第二天的中午，演员们听到外面有“嘎——嘎——”的大鹅叫声，人们循声往外看，只见本山正在抓鹅。张明德看见地上的菜刀，一下子就明白了，上前拦住本山，说：“本山、眼看这鹅开春就要下蛋了，别杀。”　　本山说：“大家都来了，没菜。”说着就抓住大鹅，从地上拎起了菜刀。　　“不行，不行！”胡海洋走过来，想拦住本山。　　只见本山手起刀落，把鹅头给剁了下来。那鹅大概不明白本山为啥要杀它，没了头还在地上跑了一圈才倒了下来。本山对张明德说：“老蔫吧，还愣啥，帮我把毛煺了！”　　刚才还欢蹦乱跳的大鹅，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变成了人的碗中餐。高粱米饭炖鹅肉，演员们吃得非常香。　　大雪停了，但路仍然不能走。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本山家已经断粮了，葛淑珍扛起半袋子高粱磨米去了。　　十四个人在本山家呆了三天，够葛淑珍省吃俭用过上几个月，但是葛淑珍没有半点的不快，这一点上，她和本山是不谋而合的。剧团在本山家吃了三天，他从来没跟领导讲过，也没提过要伙食费什么的。按照常理讲，本山这是吃了“大亏”了，一般的人会觉得有点“犯不上”。然而，本山就是这么个爱“吃亏”的“傻子”。在文艺圈里，本山爱“买单”是出了名的。有人说本山有钱，花点不算什么。其实不然，本山这么做完全是他的人品决定了的，和有钱没钱没有关系，在他最没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返]  

本山的婚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老规矩。如果到了婚嫁的年龄而不娶或不嫁，在农村是要被人笑掉大牙的。本山从舞台那个虚幻的世界回到了生活的大舞台，成了凡夫俗子，婚姻问题也自然成了亲属们关注的大事。在本山的老叔家，五奶和本山提起了这件事。五奶说：“本山呐，你也老大不小了，老这么一个人也不是个事啊，得成个家了。”　　其实就年龄而言，本山的年龄也就是十八、九岁，用现在的话说还不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但是在当时的农村，早婚早育是相当普遍的事，即便是现在，早婚的现像也很严重。所以十八、九岁也就算得上是大龄了。　　本山说：“我这不是挺好吗，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五奶，我不找（对像）。”　　本山的老叔说：“跑腿子（光棍儿）的日子不好过，没人给洗衣服、做饭的，不行。”　　本山说：“我自己养活自己都有困难，再添一口人，还不得把人饿死呀。”　　本山老婶说：“我娘家石龙老葛家的老姑娘可不错，人能干，又老实。”她没说人长得怎样。　　农村人的婚姻讲究实际，看重的是人品和身体，相貌倒在其次。因为咱不吃模样、嚼模样，过日子还得来真格的，下地干活儿、喂鸡喂鸭，还要养活孩子，并不比男人少干多少。像林黛玉那样中看不中用的，在农村是没有市场的。　　老婶说的那个丫头叫葛淑珍，比本山小一岁。巧的是她和本山一样，也是个苦命人，爹妈都没了，哥哥、姐姐都结了婚，自己一个人过。五奶听说老葛家是个正经人家，就说：“我看挺好，跟那边通个信，咱定个日子去相看相看。”　　本山没言语，这样重大的事他不能自己做主，得征求干妈、干爸的意见。　　第二天收了工，他就来到我家和妈商量这事。妈很赞成这件婚事，她说本山：“咱庄稼院娶媳妇，主要是过日子，模样丑点俊点不重要。老人常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只要能实心实意过日子就行。”　　我也劝本山：“你书不能念了，戏也不能演了，老这么打游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成个家，也有个说话的人。”　　爸也说：“也不小了，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吧。”　　从我们家走后不久，本山就由老叔和老婶领着去相看，双方都没啥意见，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既然两头都没牵挂，干脆就早点把事办了。　　妈听说本山要结婚了，非常高兴，马上筹划着给本山送点什么。核计来核计去，还是决定做一套被褥最实惠。现在的年轻人结婚，被褥早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奇缺，什么都是定量供应：布票、棉花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酒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人们的最低需求供应的，没有一点的余份。如今，这些票证之类的东西早已成为了文物，每当我到商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时候，还常常想起过去的情形。是呀，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理由不满足。　　我们家八口人，供应的票虽然不少，但仍然不够用。我和弟弟两个人扯一床被，下面连褥子都没有，就睡在炕席板上。早晨起来，浑身都是炕席花。两个最小的弟弟常为争被打仗，他说他冷，他说他也冷，互不相让。就这样，妈从我们的身上省下一些布票和棉花票，以备急用。为了给本山做被褥，妈把积攒下来的布票、棉花票拿出来，又从邻居借了一些，总算凑够了数。妈把钱和票用手绢包好，步行五、六里地到供销社买来了布和棉花。回来后又一针一线地缝。足足忙了三天，一套新的被褥做好了。妈看着被面上的大红喜字，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结婚那天，我和妈都去了。在本山家，我第一次见到了三嫂葛淑珍，当时给我的印像是相貌一般，性格内向。即便是这样，嫁给本山也是属于“下嫁”，如果不是她，本山还不知道要再打多少年“光棍”呢。在后来的接触中，我们渐渐了解了她淳朴、憨厚和勤劳的一面。她非常能干，上山打柴连小伙子也不是个儿。　　说起本山的新家，实在是寒酸得很。确切地说，那算不上是一个家，只能算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那是租的人家的一铺北炕，挂上一个幔帐，就成了两人的世界。南炕的那边，还住着另一家人。本山的洞房花烛之夜以及他的蜜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在住房紧张的农村，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而且一直延续到了七、八十年代。但是，简陋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造人”热情，中国照样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婚庆习俗往往最能表现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在欧洲新婚的男女手牵着手，在《婚礼进行曲》中步入教堂。仪式庄重、神圣；南美洲的婚礼载歌载舞，场面热烈、喜庆。在中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也有着千差万别的婚庆习俗。但是，所有的习俗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什么仪式也搞不成。在七十年代贫穷落后的中国，有多少人和本山一样，像动物似的完成了两性之间的结合。把人类这一最美好、最神圣的时刻，变得无奈、乏味。　　说起来很有意思，那天新娘接到家以后，他这个新郎却拎着把斧头上山砍柴去了。不知道他的内心里怎么想的，是想向老婆表示一下自己过日子的能力和信心？还是发泄一下对自己的这种狼狈的处境强烈的不满？我不得而知。当看到他背着一大垛柴禾回家时，人们露出了惊异的表情。是呀，新婚之日上山打柴，这恐怕是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听说过的事。不平常的人，总是会做出不平常的事来。第二天，他就和其他社员下地劳动去了，没有婚假。　　本山在这个新“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了几次家，直到1979年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1979年，葛淑珍生下了女儿小芳，本山便又多了一个“职称”——父亲。这时本山刚过二十岁，在他那不太健壮的肩膀上又加上了一副担子。小芳一直生长得很健康，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本山和葛淑珍的这段婚姻，维持了大约十几年的光景。应该说，在这几年中，三嫂葛淑珍对本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她一个人包揽了家里全部的活儿，既要种地还要照顾孩子。正是由于她的勤劳能干，才使得本山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艺事业中，从而取得了成就。　　葛淑珍和本山离婚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2002年春节，她还特意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三嫂是个性格非常直爽的人，我上她家去她给我做菜，做几个算几个，不管单双。我们那儿有个习俗：招待客人的菜不能是单数，单数意味着骂人。三嫂不管那套，做完了菜就让我们开“造”，还陪我们喝上两盅，我也就入乡随俗了。实际上，民间的很多习俗都是人们用来束缚自己的，其中有一些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却有很多的人甘愿受这样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她虽然和本山离了婚，但却从不说本山一句坏话，甚至连一句埋怨都没有。当然本山也很好地安置了三嫂，在铁岭留下了房子，还在大连给她买了房子，让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葛淑珍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她身上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不足，诸如寡言少语、没有文化等等，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尊重。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勤劳坚强、善良仁义、任劳任怨、胸襟宽阔。在本山最困难的时候，她来到本山的身边；当本山辉煌以后，她又默默地离开。　　三嫂是个好人。祝好人一生平安！  [返]  

回家本山离开莲花以后，每年都要回家看看。用本山自己的话，那是他的根。他的艺术是黑土地的艺术，离开了这块土地，他就玩不转了。　　本山每次回来都到我家，给我印像较深的是1983年的春节。这一年对本山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年，由他主演拉场戏《摔三弦》得了个一等奖，观众们也因此知道了演瞎子的赵本山。　　按照东北的习俗，大年的初二是上老丈人家拜年的。因为本山的岳父岳母早就没了，他就把这一天安排到了我家，成了“法定”的惯例。　　为了迎接本山的到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花生、瓜子、糖块儿、榛子之类的年货。妈是个急性子，过一会儿就出去看看，嘴里叨咕着：“（本山）咋还不来呢？”　　春节时的天气仍然是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家里人怕妈感冒，就劝她，说：“该来的时候，你不看他也来。不该来的时候，你看也没用。”　　妈说：“那可不一样。他要是来了，我在外面老远就能看见，在屋里行吗？”　　妈想本山，想孙女小芳。小芳没有亲奶奶，刚出生的时候，妈做了一个小棉被给小芳“捂风”（当地的一种风俗），代行奶奶的职责。现在小芳已经五岁了，很会哄人，妈就更喜欢她了。我们理解妈的心情，也就不管她了。　　妈又出去了，不一会就向屋里招手，告诉大家本山来了。我急忙跑了出去，见远处有一辆自行车正朝这边来，骑车人正是本山，前面是女儿小芳，后面是媳妇葛淑珍。车子到了跟前，小芳给爷爷奶奶拜了年，我把她抱进屋里。妈看了看本山，说：“又瘦了，演戏很累吧。”　　本山说：“演戏睡不好觉，白天演，晚上还演，一演就是大半夜。等到睡觉的时候，觉头又过去了。”　　妈说：“你不上场的时候，找空眯一会儿不行吗？”　　本山说：“不行，有时候后台缺人我还得顶一下。另外我的戏都在后边压轴，不演完了也睡不消停。”　　妈又问：“在外面演戏吃住咋样，能吃饱不，比家强不？”　　本山说：“大锅饭大锅菜，常吃也习惯了。住的也不一样，有的人家太热情了炕使劲烧，把我们放在炕头‘烙饼’，天亮也睡不着。”　　娘俩唠了老半天才进屋。那边三嫂葛淑珍和我大嫂、我爱人也唠在一块儿，小芳则和几个孩子玩了起来，一家人其乐融融。　　中午的时候，妈又做了一桌子饭菜，我们边吃边聊。本山很关心我，询问了我的情况，并且鼓励我说：“学习千万别扔，有知识到啥时候都有用。我们唱二人转也一样，没知识和有知识就是有区别，这叫什么来着？叫‘文化底蕴’。”　　我也把我的情况向本山一一做了介绍：我高中毕业后就回队参加了劳动，还当了两年作业组长，干得还不错。这几年我始终没把学习扔掉，并且常向报社投些稿，已经登了不少了，后来我就因为这个考上了乡广播站编辑。　　家里人都非常关心本山的获奖情况，本山向我们做了简单介绍。他很有感慨地说：“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我也是遇到贵人了。你就是块金子，没人发现也是白费。”我的第一个贵人是吴焕民校长，是他把我推荐到公社文艺队。第二个贵人是威远的文化站站长关鸿业，把我调到威远。第三个贵人不是一个，而是一帮人，有李中堂、崔凯、吴秀荣等等，他们推荐我演的《摔三弦》，才有了获奖的机会。　　是的，在本山成功的历程中，遇到很多的“贵人”相助，这不能不算是本山的幸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没有这些慧眼识才、以事业为重的伯乐，本山这块金子不知道要等到什么年月才能发光呢。　　我想，本山的成功一是他的天分，二靠努力，三就是大伙帮忙，这三条缺一不可。应该说，在我们的周围，像本山这样有天赋的人也并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主观努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结果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也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但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因为他的天分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既有天分，自己也努力了，但是没赶上好的时候和好的环境，更主要的是没遇到好人，也只能叹英雄无用武之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那一年，土地刚刚承包给个人，本山一家也分到了十几亩地。因为本山常年在外面演出，根本没有时间回来，三嫂一个人又忙不过来，这十多亩地的耕种就由我们家包了下来。种地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全家总动员，我爸赶着马车拉着犁杖，我大哥大嫂、大姐大姐夫，还有我，忙了一整天，把地给种上了。晚上，三嫂葛淑珍为我们做好了小豆高粱米饭，水豆腐和小葱蘸大酱，非常可口。铲地和割地也是这样，全家上阵，一天就完活儿。　　土地承包以后，农民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挨饿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返]  

刨煤本山《摔三弦》摔出了名，身价也随之提高。铁岭县剧团捷足先登，把本山给“挖”走了，给了他三间土房。房子虽破，但比起他原来的那两间房也是强多了。本山把家从莲花搬到了这个“较大”城市，过上了市民生活。　　城市的生活有城市的难处，干什么都得花钱。本山一家五口人（本山、老爹、老婆和两个孩子）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本山的小儿子患有先天疾病，91年夭折。本山爹赵德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另外，农民干了一辈子活儿，呆不住。长时间不干活儿，筋骨都不舒服。本山小的时候，自己两次出走黑龙江，把儿子扔得够呛。现在趁自己还行，尽量帮儿子一把。他跟本山商量，让他给找个临时工做。　　本山刚来铁岭，两眼一抹黑，不认识几个人。他最熟悉的就是李忠堂，只好去找他。李忠堂听说本山的来意，想了一会儿，就说：“让你爹干点杂活儿，运运煤吧，累点。”　　本山赶忙答应：“行，行！”　　铁岭艺术馆依山而建，就在龙首山的半山坡上。锅炉房在艺术馆的后院，大车进不去，只好把煤卸在大门前，再用小车往里面运。这样无形中加大了锅炉工的劳动强度，工人们很不满意。那时候工人挣的都是固定工资，多干也不多得。让赵德仁来运煤，正好缓解了这个矛盾。　　赵德仁高高兴兴地来艺术馆当了运煤工，收入虽然不多，但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每天刨煤运煤，劳动强度并不是很大，赵德仁完全能应付得了。　　煤堆是露天堆放，一场雪过后，太阳一晒，煤堆冻成了一个大冰疙瘩，一镐下去只能刨下来一小块。这样运一车煤就得刨上好一会儿，比原来费劲多了，累得赵德仁满头是汗。　　本山演出回来，看见老爹在刨煤，就上前夺过铁镐刨起煤来，从下班一直刨到天黑。为了不让老爹受累，尽量多刨出来点，好够第二天运的。就这样，每天如此，本山的两只手磨出了老茧，虎口也裂了口子，流出鲜血。　　赵德仁非常心疼，儿子的一双巧手不应该干这样的粗活儿。手要是坏了，怎么演戏呢？他劝儿子：“明天你别来了，爹用不着你帮着干。看把手整的！”　　“没事。”本山装作很轻松，其实他心里完全清楚干这活儿对自己的影响。但是，当儿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看着老爹挨累，自己不上前，那还是人吗？　　由于本山的帮忙，赵德仁运煤的效率明显地提高。李忠堂感到惊讶，在再三地追问下，赵德仁才说出了实情。李忠堂很生气，他责怪道：“你干不动说话呀。咋能让本山刨煤呢？他一天演出挺累的。你不知道，一场戏演下来不容易呀，要是累倒在台上那可咋办？”　　赵德仁说：“我知道他很累，但是说他也不听，下了班就来帮我，怕我累着。本山从小就懂事，知道体贴人。我本想做个临时工帮帮他，可是他又怕我冷，怕我累的，不放心。我知道他刨煤累，一刨一身汗。可是咋劝他也不听啊。”　　沉默了一会儿，李忠堂说：“你不能小看本山，他出息在后面呢。我们搞文艺的讲究保护手，手要是弄坏了还咋上台演？也怪我，以后我们大家帮你刨就是了。”　　赵德仁非常地感动，李忠堂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爱护本山比自己这个亲爹都强。他也为自己的儿子高兴，他净遇见好人。　　第二天，李忠堂就带着侯英武等几个人来帮着刨煤来了。本山赶来帮爹刨煤时，侯英武拦住了他：“本山，我们不忍心让你刨煤，我们大家替你刨了。”　　本山感动极了，他们对自己的关心得真是太到家了。大恩不言谢。本山把感激留在心里，给大伙唱了一段二人转，欢乐了一回。　　过去的日子虽然有些苦和累，但是有了好心人的帮助，苦日子也变得甜美起来。  [返]  

夜宿寒舍1985年，本山把家迁离了莲花。这个时候的本山已经是名人了，工作和应酬很多，人非常忙，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即便是见了面，也是来去匆匆，说不上几句话。在我们两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种渴望，那就是还像小时候那样好好地唠唠嗑。　　1992年，通往莲花乡的一条公路改建工程竣工，同时政府修建的封闭农贸市场也完了工。乡政府准备举行一个竣工仪式，并邀请了很多嘉宾，有在莲花工作过的老领导，有在外面工作并有些成就的莲花人，还有在莲花下过乡的知青。本山作为莲花出去的最有影响的人物，自然在被邀请之列。这些和莲花有着这样或那样联系的“莲花人”，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尽自己的所能为家乡出力，支援家乡的各项事业。客观地说，这些人为莲花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剪彩仪式21号举行，本山20号赶到了莲花。他参加完了剪彩方案的讨论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我负责来宾的接待工作，把他们都安顿到了旅社去住。本山说：“我哪儿也不去，就上你家住。”本山的提议正合我意，我就和本山还有和他同行的铁岭市文化局的田立冬、许国兴二人一起来到我家。　　我们回到家，家里人已经睡下。见本山来了，妻子周淑英忙穿起了衣服，叫醒孩子，起来端茶倒水。　　我说：“三哥今晚上住咱家，你们上西屋睡，把这屋给我们腾出来。”　　因为长时间不烧，西屋炕里的潮气很大。妻子呛得又是咳嗽又是流泪，折腾了好半天，才把孩子安顿好睡下。把好吃的、好住的让给客人，这是我们家的“光荣传统”。　　本山躺在炕上，认真地说：“这真好，还是睡在炕上踏实。睡炕和睡床不一样，床软绵绵的，总给人一种不实在的感觉。”　　田立冬说：“我和你正相反，习惯了睡床，睡炕硬梆梆的，早晨起来很累。”　　本山说：“你是没看见当年我住的那破屋，你要是看见了，会觉得兴华这房子就是宫殿了。兴华，你给他们说说当年我住的房子啥样。”　　我把本山的房子简单地描述了一遍，并且介绍了我们两个睡一个被窝的事，听得田立冬和许国兴唏嘘不已，感叹道：“‘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话果然有道理。”　　我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田立冬说：“是啊，要是没有那段苦难经历，什么都顺顺当当恐怕就造就不出来我们的笑星了。”　　本山说：“你们不知道，那苦日子可不好过呀。要是让我在要么饿肚子当笑星，要么吃饱饭做普通人的话，我宁愿做一个普通人。”　　是呀，人们今天看到的赵本山，是成功以后的赵本山。但是在他成功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和苦难又有谁真的了解呢？　　本山把苦难咽进了肚子里，却把欢笑奉献给了大家。就像鲁迅说的那样：“牛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奶。”　　那天晚上赶上停电，我在屋里点上了几支蜡烛。烛光把屋子里照得温馨朦胧，跳动的火苗把我们带回到了十几年前。我们谈论了许多，谈起他摹仿校长、老师还有同学家长的事；谈起他交苕条任务时做手脚，重复泡分量的事；谈起了我们在一块儿玩，他“调理”我们大伙的事……我们整整唠了一夜，不知道什么时候，蜡烛早已经熄灭了。　　第二天，本山为我题了一幅字：“兴华奋进”，落款是好友赵本山。本山的字写得很漂亮，不知道他啥时候练的。  [返]  

母子情深1992年2月8日，农历的正月初五，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从报纸和电视上传来：赵本山遭遇车祸！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人说本山残废了，再也不能演戏了；也有人说本山处于昏迷状态，可能成为植物人；还有的说本山已经不在人世了。农村是一块适宜散播谣言的土壤，人们有一种很强的想像和演绎的能力，只要有一粒种子，马上就可以开花结果。这似乎成了某些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本山的安危，牵动着家乡人的心。妈更是急得不行，整天坐卧不安，催我想办法打听消息。由于暂时得不到本山的确切消息，我只好拣一些听到的好消息告诉妈，让她老人家放心。　　后来经过努力，我终于打听到了本山的情况：他肋骨骨折，住在长春的一家医院里。妈听到这个消息，一颗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那天晚上，她还破例地喝了点儿酒。　　妈说：“本山有福，日后准差不了。”　　我说：“那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那儿以后，妈便每天都在关注着本山的病情。我必须得每天收集信息，好向她汇报，要不然回家就交不了差。　　本山出事后，就立即被送进了医院。出于病人健康的考虑，医院暂时切断了一切对外联系，我们和本山的联系也就暂时中断了一段时间。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导，才了解了事情的大概经过：出事那天，开始的时候本山自己开了一段车，然后交给司机，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那天和本山同车的除了司机以外还有两个人坐在后面，其中一个叫尤迪，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演员，可以左右两手同时写字。不幸的是，这次车祸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坐在前面的本山只是受了点伤。　　本山离开莲花以后，每年的清明节都回莲花祭祖，已经成了惯例。四月份，刚刚康复的本山又回到莲花，祭奠完了爷爷和母亲，就赶忙到了茶棚干妈的家。妈见了本山一句话也没说，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看了个遍，然后自言自语地说：“瘦了点儿，没看出别的。”　　本山说：“妈，没事儿，全都好了。你看我的胳膊还这么粗，还这么有劲儿。”说着把袖子撸起来，比划两下。　　妈急忙说：“你小心点儿，别抻着，伤筋动骨一百天。”　　本山说：“妈放心吧，我会加小心。”　　妈说：“以后可得注意呀，有啥大不了的事那么着急？差点把命都搭上，那阵子我净做恶梦。”　　本山说：“我们定好了初六到大庆演出，白天去就不赶趟了，咱办事得说话算数。我们抄的是近道，道不熟，遇上个‘丁’字路口，我们来不及拐弯，就冲下了公路，掉到沟里去了。也怪我们的车开得太快。”　　妈说：“听说你们坐的叫子弹头儿，那玩艺儿太吓人，以后可别坐了。”　　本山说：“妈，没事。阎王老子嫌我爱扯淡，不要我。”　　娘两个唠了半天，妈才想起来让本山上炕，炕头烧得正热。本山说：“折腾半天，还真的有点累了，妈我躺一会儿。”　　妈说：“给你拿个枕头。”　　本山说：“不用。我就枕你腿上。”他说着就真的把头枕在了妈的腿上。　　妈一边摸着本山的头和脸一边说：“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咋还耍贱呢？”　　本山说：“妈，你这一摸，我还真找到点我妈活着时候的感觉。”　　妈说：“那时你五、六岁，也该记事了。”　　本山说：“有些事也模模糊糊。刚才你一摸我头，我就想起来了我就是这样躺在妈腿上，妈给我抓虱子。”本山说得动了情，眼圈有些湿润了。在场的人也深受感染。妈去世的那天，本山就和妈睡在一个炕上。他早晨被爸推醒，告诉他：你妈死了。那时候的本山还不知道什么叫痛苦，所以给他留下的印像并不是很深刻。　　是呀，躺在妈的腿上让妈给抓虱子，这样一件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但对于本山，却是一种遥远的、模糊的回忆，是一种“奢侈”。真是“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值得欣慰的是，本山童年缺失的母爱，在干妈那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本山这个从小就没妈的孩子，躺在干妈的腿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睡得很香甜。　　我是个国家公务员，小名叫国家干部。我不相信迷信，但我相信本山是个福大命大的人，相信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2000年本山在四川巴东演出的时候，有一天演出结束连夜往驻地赶。由于连日演出本山特别疲劳，上车以后就拿了一个棉被把自己裹个严实，躺在后座上睡着了。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的公路大多是盘山道，坡陡弯急，司机一不留神，车子就翻了出去。但是令人称奇的是，本山毫发无损，司机也只是受了点轻伤。　　本山很早就有自己的车，是个有二十多年驾龄的司机，车开得非常“油”。尽管是这样，本山在北京从来不自己开车，一是因为北京车多人多，道路不熟；二是因为脑子里总想着演出的事，极容易走神。只有到了东北，回到他熟悉的地方，他才能过过车瘾。本山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返]  

龙凤呈祥1997年2月7日，农历丁丑年正月初一，本山的妻子马丽娟生下了一对龙凤胎。消息传到莲花，可把妈乐坏了。她忙让人给本山捎去了家乡的鸡和小米，说这是纯“绿色”，没有激素和化肥。　　一对小家伙出生在牛年的正月初一，本山便给他们取大名叫赵一楠和赵一涵，小名叫“牛牛”和“妞妞”。本山对自己的这两个“作品”非常得意，名子起得也很有讲究。　　说起这对双胞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　　1995年10月本山和倪萍来莲花拍摄访谈录的时候到了我家，妈就打听马丽娟的情况。妈问：“本山呐，丽娟有没有小孩呀？”　　本山说：“妈，不忙，我们还都年轻，不忙。”　　妈说：“别不忙，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本山说：“孙子肯定让您抱上，您就等着吧。”　　妈对我说：“兴华，快把你爸从山上拣来的那稀罕玩艺拿来，给本山看看。”　　我说：“啥稀罕玩艺呀？”　　妈说：“拿来就知道了，去找你爸去。”　　爸从箱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小纸盒，纸盒盖着盖。妈接过纸盒，打开盖递给本山。　　本山一看，原来是野鸡蛋，忙数着看有多少个。　　妈说：“一共十八个。这野鸡蛋叫凤凰蛋，吉祥。你拿去给丽娟看看，好让她生个龙凤胎。”　　本山说：“太好了，让她看看这东西，她没看见过。”　　本山自豪地说：“以前我们这儿山上林子大，野果子多，野鸡成帮成群。一到春天，坐在家里就能听到它们的叫声，好听，像唱歌。”　　我说：“本山会学野鸡叫，大伙爱听不？”　　大伙一致赞成。本山就真的学了两声：“喔、喔、喔喔。”非常像。　　曾几何时，由于人们的乱砍滥伐，森林的覆盖率大面积减少，野生动物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严重破坏，人们几乎很难看到野鸡的影子。最近这些年，实行封山育林，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又能听到野鸡的叫声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本应该是这样一种和谐的关系。须知，伤害动物，就是伤害人类自己。　　本山的龙凤胎也许和野鸡蛋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这是妈的一份美好祝愿，而且这个祝愿真的成了现实，妈能不高兴么？　　本山的子女们再也不会过本山那样的日子了，愿他们茁壮成长，幸福安康。  [返]  

儿女满堂本山出了名，妈也跟着出了名，上电视、上报纸。凡是来了解、研究本山的人，妈家是必到的地方。妈是个慈祥仁爱的厚道人，给每个来访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像。不少人也和本山一样“干妈”、“干妈”地叫着，非常自然。还有本山的一些朋友，也都和本山一样，也叫起干妈。妈这个从小受苦的人，没想到老了老了却享起福来了，儿女满堂，数不胜数。　　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大约在95或96年的一天，本山回乡探亲，随行的人员有张惠中、张超，毕纯田等人。本山忙完了其它事，就亲自开车去看干妈。　　妈从屋里迎了出来，本山一见面就说：“妈，我饿了，快给我整点儿饭，今儿个在乡里净喝酒了，没吃着饭。”　　妈说：“本山呐，你还是那个急脾气，一点也没改。你说吃啥吧，妈给你买点啥。”　　本山说：“别买，买的东西我不愿意吃。有小米吗？煮点小米饭。”　　妈说：“有，这就给你煮。我让媳妇们做，咱们进屋唠嗑。”　　进屋后，本山把随行的几个人一一做了介绍。介绍到张惠中的时候，本山说：“妈，这是个大导演，全国有名，厉害着呢。”　　张惠中马上就说：“本山干妈也是我干妈，老太太心眼好，我认你做干妈。”　　妈坐在炕上只是笑，没吱声。　　张惠中急了，“咕咚”一下就跪在地上，口中一声一声叫着干妈，不答应就是不起来。　　妈赶忙答应着去扶张惠中起来，张惠中站起来拥抱着妈，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场面十分感人。　　妈说：“我寻思你们这些大导演架子不多大呢，我真有点不敢认。我今儿个一看哪，你和本山一样都是实惠孩子，妈就认你这个儿子了。”　　那顿饭虽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他们都吃得特别香。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小葱沾酱、咸鸭蛋、还有一些小咸菜什么的。本山说：“我家乡的山是个万宝山，榛子、蘑菇、蕨菜、弥猴桃，有很多好东西。你们跟我不白来，早晚让你们把这些好东西都吃遍了。”　　2002年5月，我陪妈上沈阳办事。妈晕车，一到宾馆就躺下了。本山听说妈来了，不到十分钟就带着《刘老根》剧组的人来了。开饭的时候，妈身边坐着一帮女演员，有高秀敏、李静、王娟、阎学晶等。范伟等几个男演员只能坐在稍远的地方，靠不上前。　　高秀敏敬酒的时候，很深情地说：“您老养育了一个笑星儿子，很了不起。我也要认您做干妈。妈，女儿和您拉钩，我认您做干妈，一百年不许变。”妈笑着把小手指和高秀敏拉了钩，又认下了一个干女儿。紧接着，其他女演员也纷纷效仿，都认了干妈，妈也一一答应。我们家本来就有六个子女，妈一下又认下了这么多，我们家可真可以说是个大家庭了。妈看着这些干儿子、干女儿，乐得合不拢嘴。我真的为妈感到高兴和骄傲。通过本山，我也认识了很多人，这使我开阔了视野，生活丰富了许多。这一点我要感谢本山。　　那以后，妈又陆续认下不少的干儿子或女儿，像《铁岭日报》社记者李长山、《东方笑神赵本山》的作者，清河区作家协会主席李东旭、山东友谊出版社副主编丁建元、铁岭市政协刘汉兴、清河区作协副主席曾浩，还有杨勤、刘海清、扬宝林、张兴河等。可以相信，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　　“多子多福”这个旧的观念，在妈的身上又得到了应验。  [返]  

一张旧照片2001年8月8日，本山在开原举行了一场赈灾义演。演出的中间，插进了一段有趣的花絮。主持人问本山：“1975年的7月1日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这个问题纯属是一个突然袭击，事先本山一点也不知道。冷丁被问起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本山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他摸着后脑勺，实在是想不起来了。这时候导演一声令下，从后台走出了一排穿着统一的T恤衫的中年人。本山一下愣了。突然，他认出来了，他们都是他的中学时的同学。本山走上前去热烈地和他们握手，并且叫出了他们的名字：周树林、范光文、赵本文、尤庆华、朱文祥、武兴红、周德利、毕纯生、于占忠。随后，导演拿出了一张放大了的旧照片，那是台上的这几个人在1975年的7月1日拍下的。照片上还是一个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二十多年过去，他们已经人到中年。　　说起这张照片，还真的有点来历。　　我们在莲花中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像现在那么重要，学校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的文体等各项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我们学校不但成立了文艺队，还成立了篮球队，我和本山不但是文艺队的队员，同时还都是篮球队的主力，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刚才提到的那张照片，就是我们篮球队的全体队员参加比赛时留的一个影。　　论起打篮球，本山的天赋肯定不如他的文艺方面。但是本山凭着他的聪明和狡猾，愣是打上了“主力”的位子。说句实话，本山篮投得挺准，球运得也不错，不过他打球的最大特点就是有点“赖”，小动作特别多。他投篮或抢球的时候，不是按住人家的肩，就是拽着人家的胳膊，再不就捅一下肋叉子。因为他动作做得快且隐蔽，裁判很少看出来。我们那时候的裁判都是些老师客串的，毕竟不能和NBA的裁判相比，所以本山也就有恃无恐地“耍赖”了。即便是被裁判发现，他耍个鬼脸逗大家一笑，也就算完事了。我们训练的时候，经常分为两组。另一组的人谁也不爱去防本山，有因为他太“贼”，防不住。前几年，本山参加了中国明星足球队，又踢上足球了。不过他在场上的作用并不是射门，而是利用他的长处来搞笑，瓦解对方的战斗力，好乘虚而入，不战而胜。　　我们的教练冯金才老师只比我们大个二、三岁，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篮球队取得了公社第一名的好成绩。打完比赛的那天，正赶上上届毕业生照毕业照，我们就正好留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本山中学时惟一的一张照片，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在本山为家乡义演之前，我多次到本山家去联系，落实具体事宜。有一次，我和本山的经纪人倪越人无意中谈起了这件事，小倪非常感兴趣，要我把照片放大，送给他一张。他和我商议在义演那天把篮球队的同学都召集到一起，和本山见面，每人捧着一个篮球，给本山一个惊喜。结果，这个创意在那天的演出现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本山做梦也没想到在台上和自己小时候的同学见了面。他非常激动，和同学们热烈地交谈、拥抱。照相机、摄相机留下了这美好的一刻。　　回想起我们的中学时代，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是精神世界倒是挺充实的。我们整天唱啊、跳啊、玩啊、闹啊，很是开心。现在我们的生活比起那时候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心里却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反而觉得日子过得不像以前那么有滋味了。我们那时候学的哲学说“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可是当我们穷的时候，精神并没有变成物质。当年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趴冰卧雪的战士们，口中念着毛主席语录，照样冻掉脚指头；而当我们“富”了以后，物质也没有变成精神，公众的整体文明水平成了社会的大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像哲学家们说的那样可以互相转变，而是像翘翘板似的，这头上来，那头又下去了。  [返]  

本山不忘本当年的本山曾经为一个窝头而发愁，如今他已经尝遍了山珍海味、南北大菜，不但吃了中国的，也吃了外国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对他并不是夸张。但是，本山从小生长在莲花，后来又吃住在我家，吃惯了那里的粗茶淡饭，即便是顿顿有鸡鸭鱼肉，他也还是爱吃家乡的大酱、咸鸡蛋之类的土特产，“积习难改”。　　2001年4月2日晚，我正在家中看电视，本山打来电话，说：“兴华，我4号回去，你给我整点鸡蛋，有干菜再准备点。”　　我说：“行，还要点别的不？”　　本山说：“反正我爱吃啥妈知道，你让她给我掂对吧。”　　我把消息告诉了妈，妈让我张罗鸡蛋，其它的她包了。　　我领了任务，就马上去落实，到各个村屯去收鸡蛋。这种鸡蛋叫笨鸡蛋，是农家散养的鸡下的蛋，不喂饲料，所以不含激素什么的，是纯“绿色”的，很受城里人的青睐。但是这种鸡都是农户散养，因此数量有限，不成规模，一家有个二、三十只就不错了。所以我只好挨家挨户地去划拉（收购），忙活一整天，总算是凑够了500个鸡蛋。用纸把鸡蛋包装好，装上箱，这才想起来，我还没吃午饭呢。　　4月4日，本山来了。他到他投资的“本山希望小学”看看，又办了些别的事，整个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来去匆匆。他跟我握握手，简单打了声招呼，说：“今天太忙了，你代我向妈问个好吧。妈知道我爱吃啥，给我准备了这些好东西。”　　我说：“这些你先带回去，等我去时再给你捎。”　　本山说：“行，这些东西我不能自个儿吃，回去得分给朋友点儿，让他们知道，咱这儿净好东西。”　　本山高高兴兴地把东西带走，同时也带走了一份母子情，一份兄弟情。　　妈给本山准备了什么东西我没看，但是有三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是大酱，这是妈亲手做的。大酱是东北农村家家必备的东西，下大酱是一件很有讲究的事。每年农历二月末、三月初，就开始烀豆子，再用石磨把它磨碎，打成酱块子，用柞树叶包好，放在通风的地方发酵。农历的四月十八，是下大酱的日子。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下酱，是祖辈上流传下来的习俗，是先人们总结出的实践经验。民间的任何一种习俗，肯定都有它的一定道理，只是没有人去在意其中的奥妙。也有不信邪的，偏偏早几天或晚几天，结果那大酱不是臭就是腥，没个吃。　　一个人下酱一个味，妈下的酱本山最爱吃。2003年5月，我和妈上沈阳，给本山带了大包小裹的山货。本山招待我们吃饭，《刘老根》剧组的人也都在场。听说我们带来大酱了，本山说：“在哪儿呢？”我说：“在车里。”本山说：“快拿来，我要吃。”　　我下到一楼，从车上拿出来一瓶子大酱。本山迫不及待地把瓶子打开，拿到鼻子底下使劲闻了闻，对大伙说：“这才是正宗的呢。这是妈家的，不是兴华家的，他家的没妈家的好吃。”　　众演员笑道：“本山真行，酱菜厂聘你当质检员得了，你有天然的检验工具。”　　本山拿起大葱，蘸了点大酱咬了一大口，说：“香——醇——”　　第二样东西是干菜，主要分为三种：山菜、野菜和家菜。山菜有干蕨菜、猫爪子、鞭梢菜、山辣椒秧子等；野菜有灰菜、苋菜、大脑瓜等；家菜则是些自家产的地瓜梗、老母猪耳朵（扁豆）等等。这些都是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东西。过去人们靠它们度日、活命，现在人们则是用它们来调剂口味，一样的东西，用途却不一样了。　　妈准备的第三样东西是腌制品，有咸鹅蛋、咸鸭蛋、咸鸡蛋等等，风味各有不同。另外还有芥菜疙瘩等。当年我和本山的午餐就是咬一口大饼子啃一口芥菜疙瘩，渴了再喝一口凉水。也是该着，我们就这么“不讲科学”，也很少看见谁坏肚子。不像现在的孩子吃着肯德鸡，喝着纯净水还动不动就挂滴流。这大概就是温室里的苗和野地里的草的关系。　　这些都是本山最爱吃的。他离开莲花以后，他家里几乎就没断过这些东西，不是他来时带走，就是我们去给他捎去。本山和我妈说过这样的话：“妈，这些东西在过去救过咱的命，咱啥时候也不能忘啊！我吃它，就是要回想过去，不忘记这生我养我的黑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啊！”　　我们那儿也出过一个大学生，书没念咋的，人先学洋了，说话南腔北调，吃饭一律使用刀叉，筷子基本不会用了。其实，要论玩洋的，他一百个也不是本山的个儿。但是本山就是本山，不管走到哪儿，乡音不改，口味不变。我就是爱吃小葱蘸大酱，谁爱笑话就笑话去。　　本山没变，还是当年的本山。  [返]  

同学会1999年春节过后，文化部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小品比赛，本山是评委之一。在参赛的作品中，一个叫《同学会》的小品勾起了他对自己同学的思念之情。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和自己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打闹的同学们现在都在哪儿呢？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变成什么样了？他们生活得好不好？本山在心里非常地牵挂着。一个想法在他的心中产生了：那就是他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这些同学们。　　1999年的5月4日，莲花村党支部书记周树林家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周树林拿起电话，客气地问候一句。　　“你好，我是本山，你是树林吗？”　　是本山打来的电话。　　周树林说：“是我呀。本山你这么忙怎么有工夫给我打电话呀？”　　本山说：“树林啊，我想召开一个同学会，咱们这些同学还有老师都分别二十多年了，我挺想他们的，想和他们聚一聚，你看能安排一下不？你是班长，我就找你了。”　　周树林说：“那太好了，同学们也非常想你。你说咋整，我安排。”　　“你把兴华你们这些班委会成员找到一起，好好研究研究，具体怎么安排你们定，一切费用我负责，不用任何人负担。”　　“行，我把他们找到一块儿核计核计，有什么问题再和你沟通。”　　“通知一定要下好，同学要一个也不落地通知到，老师也要请全。时间定在6月2日。”　　“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周树林不敢怠慢，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几个同学。第二天，班委会的成员全都到齐，周树林、我，还有范光文、于占中、赵本文。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本山同学联谊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进行了明确分工：周树林抓全面并负责致欢迎词；后勤组负责买背心、印字和准备宴席；通讯组负责下通知；会务组负责写标语、布置会场，以及安排摄、录像等。主持人由我来担任。　　分工明确后，我们就分头忙活开了。最累的要算通讯组，因为有的同学多年不联系，不知去向。他们就找他们的亲戚朋友，一个一个地问，一个一个地查，像克格勃似的，最后都找到了下落。同学们听说要和本山见面，都非常高兴，并表示一定要来。　　那些年，时兴一阵子同学会、战友会什么的。多数的聚会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吃一顿、喝一顿完事，谈论的内容也不外乎谁当官了谁发财了谁又包上二奶了之类的，庸俗至极。我们的聚会不是一次普通的聚会，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聚会，是和大名鼎鼎的赵本山聚会，大伙能不兴奋吗？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在盼望中迎来了6月2日这一天。不知是本山日子选得好还是天公作美，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校园里花红柳绿、彩旗飘飘，莲花小学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　　会场就设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幅“本山同学联谊会”的横额格外引人注目。摆放整齐的桌子上放着香烟、水果、矿泉水之类的东西。桌子的后面是一排年轻的垂柳，微风吹过，柳梢依依，仿佛是在轻歌曼舞的少女。广播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昨天·今天·明天》。　　同学们和老师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沈阳的、有吉林的、铁岭的、开原的，大车小辆排了好长一溜。多年不见的同学们握手、拥抱，互致问候，场面非常热烈。　　本山原定的到达时间是9点，可是快到10点了人还没到，负责联络的赵本文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本山的消息。电话铃响起，果然是本山：“本文呀，我是本山，老师和同学都到咋样了？”　　本文说：“大部分都到了，还有的正往这儿赶呢。”　　本山说：“大伙都等急了吧，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昨天我到南方一个大城市演出去了，本来打算直接飞回沈阳。飞机刚要起飞的时候，有人发现飞机膀子漏油，所以改飞到北京，又连夜坐火车到沈阳，现在正坐车往回赶呢。”　　赵本文说：“你一夜没休息，咱别唠了，你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吧。”　　本山说：“我在飞机上眯了一会儿，可一想到今天的事就有点兴奋，咋也睡不着。好了，不说了，让大伙等我一会儿。”　　12点刚过，本山的车到了保安大岭上，有十几辆摩托车正在这里等候着他。本山跳下车和老师、同学亲切地握手，互致问候，然后车队向莲花驶去。　　在一阵鞭炮声中，师生们携手步入校园。本山和同学们一一见面，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哎呀，周淑霞，眼镜有一千多度了吧。”　　“孙永权！”　　“张淑华！”　　本山几乎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也依然记忆犹新。　　12点39分，联谊会在我的主持下正式开始：“蕴藏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往事悠悠、岁月如流，忆往昔，我们都是热血青年，踌躇满志。我们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娱乐、一起生活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时钟在转、日历在翻，二十四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们都已进入不惑之年，成家立业，走上不同的岗位，很多人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二十四年前。家乡山清水又秀，莲花出了个赵本山。”　　为了这次主持，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我的讲话是充满了真情和激情。　　首先讲话的是班长周树林。他的讲话热情洋溢，代表了我们全体同学的心声。接下来是本山讲话。　　本山面带微笑上了场，说：“我没想到弄得这么正规。说心里话，这种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但始终没实现。可能上帝有一份偏爱，再加上自己的天分，我有了一些成就。但我的感情没有变，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准则走过来的，始终没有忘记我是哪儿生的、哪儿长的。”　　“我很想大家，说心里话，我每个月都能做这样的梦，梦到学校，梦到同学，跟你们在一起玩，在一起打仗（游戏）。我确确实实非常想念你们，我永远记住我是这里生的，这里长的。这些年的成长，我离不开大家的帮助，离不开这块土地。可以说我是个踏踏实实的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时间长了，生活的经历多了，经验也丰富了一些。但是我确确实实没有滑下去，一步一个脚窝，尽量不让自己犯大的错误。我有今天不容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家乡的每一块土地、每一个篮球架、每一条山路……”　　“我希望咱们回归自然，回到童年时代，还像我们从前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不要客气。至少从今天开始，这样的活动会更多些，咱们多见面。”　　“这项活动是非常值得的，是用金钱换不来的。我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周到，老师老了这么多。”　　“我希望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无论做什么，人生都不要把生活看得太暗淡。只要活得快乐，自己感到幸福，我们就会天天有幸福。”　　“我们之间要多联系，多来往。有事情到沈阳找我，我如果在家会帮忙的，我不会离你们很远。我在这里向老师和同学们深深鞠上一躬，本山永远是这里的人，我永远想念你们。谢谢大家！”　　本山即席讲话，没有讲稿，却讲得言词恳切，入情入理，完全是肺腑之言。　　接下来同学代表于占忠发言，然后是高墨林老师讲话。著名导演张惠中作为特邀嘉宾也发表了风趣幽默又热情洋溢的讲话，不时引起热烈的掌声。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宴会开始的时候，已经过了一点半了。我们几个组织人员一大早就起来，都已经饿得不行，差点虚脱了。　　席间，同学们进行了文艺表演。于占中和毕纯生表演了一个跳大神儿：本山和我，还有詹秀兰、周影、朱凤霞唱了一首《常回家看看》；周树林讲了个笑话《张作霖封官》。本山也讲了个笑话，还唱了一段《梁赛金擀面》。　　吃完了饭，我们又进行了一场篮球赛，又本山和他的随行人员组成一队，我们同学组成一队。比赛进行得非常热闹，我们又看到了当年在球场上那个活跃、难缠的本山。只是，我们今天看他打球，和当年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　　联谊会结束，本山送给我们每人一件礼品：男的是一个小闹钟，女的是一个精美的手表。本山说：“男生钟、女生表，年龄不小，要争分夺秒，把日子过好。”  [返]  

综艺大观同学会结束后，本山把小品《同学会》的作者张弘波邀请到了沈阳，会同张惠中、范伟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再创作，准备搬上舞台。《综艺大观》的策划人孙滨到本山家看排练情况的时候，正巧看到了本山同学联谊会的录像带，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本山在同学中找一个人去参加综艺大观，并要求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到时候进行现场采访。本山首先就想到了我，并把我们之间交往的事向孙滨做了介绍。本山说：“干爸干妈是两位善良的老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帮了我一把。我在他们身上学会了怎样做人。如果可能，让他们二老也来参加《综艺大观》，效果一定不错。”　　孙滨听到这个故事深深感动，立即答应下来。　　6月22日晚，本山给我打来电话：“兴华，我是本山，告诉咱爸咱妈，还有你，做好准备，去北京参加175期《综艺大观》，费用不用你管，过几天再听我的电话。”　　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非常高兴，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活了七十多岁了，还能进北京，上中央电视台！　　6月30日晚10点10分，我和爸妈还有我的儿子，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爸妈都是第一次坐火车，感到很新奇，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在我们村里，有很多的老人一辈子也没见过火车，像《刘老根》插曲唱的那样，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能去趟“较大城市铁岭”，就算是见过大世面了，很了不起。　　爸趴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感情这火车的卧铺就是再舒服，也赶不上家里的火炕稳当、宽绰。他从车窗往外看，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只能看见星星点点的灯光一闪而过。路过沈阳的时候，爸问：“兴华，这是什么屯子，灯这么多，这么亮？这得费多少电呐。”是呀，爸妈平日里生活非常节俭，灯泡从来不用度数大的。这城市里的灯这么整宿整宿地亮着，能不让他们心疼么。　　我告诉他这不是屯子，是沈阳，全国第四大城市。　　爸说：“就是过去的奉天吧。有北京大没？北京有这好么？”　　我说：“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比沈阳大多了、也好多了。爸，您别急，明天咱们就到北京了。”　　我能理解爸的心情，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走这么远的路程。这都多亏了本山，让两位老人有这样的机会。　　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北京站。在出站口，有个人举着一个《综艺大观》的牌子，下面写着我的名字，是来接我们的。　　我们来到了雅园宾馆。刚刚安顿好，《综艺大观》的主持人周涛和嘉宾主持重庆电视台的龙勇就赶到了，紧接着本山也到了。二位主持人非常平易近人地向我们了解本山过去的一些事，并对有关的注意事项做了安排。　　晚上，我和爸妈来到中央电视台进行备播，张惠中、范伟、张彤（吉林演员）和小品《同学会》的作者张弘波也都来了。　　我抓紧这个时间，跟周涛说件事，让她在电视上一定要宣传一下我们莲花，提高一下知名度。这是临来前乡党委书记扬永山交给我的一项重要任务。　　周涛愉快地答应：“难为你们，能想着家乡的发展，我一定尽力。”　　第二天，本山到南方一个城市去演出。他安排了两台车，并派人领我们到各大旅游景点游览观光。我们到了长城，还到了天安门，这些都是平时在画上或电视上常看的地方，如今真的就来到了跟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妈一路上高兴得合不拢嘴。爸性格内向，心里高兴也看不出来，只是“叭嗒、叭嗒”地抽烟。　　7月3日晚是正式现场直播的日子，我们早早就来到了现场。首先上场的是大型西藏乐舞《珠穆朗玛》，粗犷豪放，很有气势。接下来是相声和魔术，然后是本山、范伟、张彤表演小品《同学会》：　　经营不太景气的公司经理范伟举行一个同学会，想请著名的企业家——老同学吴德贵帮帮忙，投入点资金。当本山扮演的吴德贵上场时，范伟以貌取人，把一身农民打扮的吴德贵当成了打工的。后来范伟才想起来了，他叫“老疙瘩”，却记不起来他的大名就是吴德贵。紧凑的故事情节，加上演员们出色的表演引来台下一阵阵掌声。最后吴德贵说：“你怎么只记得当今的吴德贵，却忘记了过去的老疙瘩呢？你只知道吴德贵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可过去他和你是前后座。咱们是同学，咱搞同学会就是要找回当初的那个纯劲儿，那个真情！”　　小品结束，观众热烈鼓掌。这时候，我和爸妈一起上场，爸坐中间，右边依次是妈和周涛，左侧是我和龙勇，本山就坐在妈的身后。周涛先介绍我们的情况，介绍得很细致，提到了莲花乡，还提到我是农业助理（我当时的任职）。然后，龙勇就采访我：“兴华，我们知道你和本山是同学，那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本山走进你们的大家庭呢？”　　说实话，我是头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的摄像机和刺眼的灯光，心里真有点紧张。我强作镇静，命令自己稳住，按照事先想好的说。我简单地把我和本山认识的经历叙述了一遍，没出啥差错。说完了这段，我也就放下了包袱，心里的紧张缓解了不少。　　龙勇问妈：“大妈，当时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妈说：“六个。”　　龙勇说：“六个孩子，加上本山就是七个了，那不是负担更重了，日子更紧了吗？”　　妈说：“我瞅这孩子怪好的，挺苦，还挺会来事儿。”　　龙勇问：“大妈，当初您对本山像亲生儿子一样平，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吧？”　　妈说：“我没想到，没想到本山出息成这样。”　　龙勇问：“大妈我问一下，本山现在出名了，是红人了，他对你们家人好吗？”　　妈说：“好啊！他哪年都抽空回去看我，给我的生活都安置好了，让我们享受去，说我年轻时受苦了。”　　周涛说：“大妈，现在是干儿子孝顺还是亲儿子孝顺？”　　妈说：“干儿子孝顺呗，把我亲儿子都带动起来了，哪个也不敢（不孝顺）啊！”　　龙勇又问我：“兴华，本山就真的对干爸干妈这么好吗？”　　我说：“的的确确是真的，本山常对我讲，老人生了你们六个，却养了咱七个，一辈子不容易呀。不孝敬老人，我是不高兴的。”　　龙勇问妈：“平时本山不在身边的时候，你想不想他？”　　妈说：“我想啊，我一听说有他的小品，我就惦着。这回来，我都半年没见着他了。”　　周涛对本山说：“本山，干爸干妈对你咋样？说说。”　　本山从周涛手中接过话筒说：“我不用细说了，要不好今天也不能来这儿。可以说，是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人生命运最苦难的时候。我当初只有十五岁，这个时候没饭吃是很难的。当时兴华帮了我很多忙。我觉得这位老人之所以伟大善良，（在于）她不知道我（会）出名。当初我只能把中学读完，能混饱饭，就不容易了。我在他们面前，可以说基础很好，学到了什么是善良，什么叫做人。我会像对待我自己亲生父母一样来对待他们，请他们二位老人不要有后顾之忧，因为后面有强大的靠山。”　　本山的话说得非常质朴、感人，引起热烈的掌声。　　周涛问妈：“还有什么嘱咐本山的？”　　妈说：“我也挺惦记他，他从小就没妈，也是个苦人，我和他有同感。（对本山）本山，今后自个儿要注意身体呀，冷了热了的，妈惦记你呀！”　　妈说得很动情，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　　演出结束后，爸妈被观众团团围住，问这问那，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个老太太拥抱着妈哭了，说妈心眼好使，太伟大了，太有功劳了，给全国人民培养出了一个笑星。一个青年紧紧握着本山的手，动情地说：“你都成了大明星了，却不忘本，真了不起。”　　人们意犹未尽，始终围着不愿离去。本山搀着妈，满脸是汗，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人群中走出去。　　4日的中午，我们家人和本山还有范伟、张惠中等一起坐飞机返回沈阳。上飞机时，本山一手搀着爸，一手扶着妈，连推带拉地上飞机，弄得浑身都是汗。由此可见，本山对干爸干妈的一片赤子之情。  [返]  

妈的心病妈辛苦一生，操劳一生，虽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身体却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晰，思维敏捷。除了有轻微的骨质疏松症，走路有点吃力外，没有其它的病。但是最近两年，她却得了个“心病”。　　2002年春节，电视剧《刘老根》在中央台第一套节目中热播，收视率相当高。我们全家人自然是最忠实的观众，一集也不落。妈更是如此，每天晚上八点十分，她便准时地坐在电视机前，雷打不动。这工夫谁要是换个频道，她准和他急。　　电视剧不过是人们一种消遣的东西，从中找乐，如果能有点教育意义当然更好。不过这看戏的人和看戏的人不一样，看戏的效果也大不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小孩子看的是哪段戏有意思；年轻人看的是哪个演员长的漂亮；老年人则不同，看着看着就进到戏里去了。妈的心随着情节的推进也跟着变化，“刘老根”的命运时时牵动着她。她认为，“刘老根”就是他儿子本山，剧里发生的事就是真事。“龙泉山庄”刚开业的时候，客源稀少，经营困难，把妈急得在地上团团转，愁个够呛。　　“你瞅把本山急成那样，他又和二儿子整不到一块儿去，这可咋整？”　　“兴华呀，你快帮着想点法子，给他打个电话。我告诉你电话号，一会就打。”　　家里人都劝她说：“这是演戏，全是假的。”　　妈说：“我也知道这是假的，可就是放不下心。”　　当妈看到胡克和冯乡长刁难老根时，可把妈给气坏了，骂他俩是“坏蛋”。　　俗话说：这“写戏的是骗子，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妈就真的成了这样的傻子。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2002年5月，我和妈去沈阳办事，吃饭的时候，《刘老根》剧组的主要演员都在。其中有两个人最不受妈的欢迎，一个是演冯乡长的李政春，另一个就是演胡克的王小溪。　　妈一见着李政春就说：“你小子最坏，把我儿子作践苦了。”　　李政春一脸的无奈，说：“干妈，我那是演戏。生活中本山是我的老师，我们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妈还是不依不饶：“反正你小子最坏。”　　李政春赶紧“溜须”，扶着妈上楼，怕再挨骂。妈总算还给面子，没让李政春下不来台。　　解铃还须系铃人。妈的心病是因为《刘老根》，治好了这病的也自然还得是《刘老根》。后来，在《刘老根二》里，妈看见胡克和冯乡长被抓了起来、顾小红当了总经理、龙泉山庄获得了最后胜利，“好人”赢了，妈才算出了一口气，她的“心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返]  

一场篮球赛1998年7月的一天，我和儿子李想还有本山的大哥赵长久一起到沈阳办事，本山安排我们住在“本山艺术开发公司”。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下了，电话突然响起。是本山的声音，他说：“起来。”我说：“起来干啥呀？深更半夜的。”本山说：“打球。”　　我还从来没有过半夜被人叫起来去打球的经历，被本山搞得有点晕头转向。我们三人穿好衣服来到楼下，本山正在楼下等着我们。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很热，我们一起来到了本山家。　　本山家在浑河边上的河畔花园，是一个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院的外面是一圈铁艺栅栏，古朴幽雅。院子里面有一个小篮球场，长约六米，宽约五米，水泥地面。篮球场是本山自己设计的，他的家里备了好几个篮球，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玩上一会儿，既锻炼身体，又可以清醒头脑，放松心情。　　大哥赵长久看本山只拿一个篮球，就说：“你们就打半篮吧。”大伙忍不住笑，只有一个篮架，想打全场也不可能啊。大哥对体育一窍不通，是个外行。本山和他大哥一个是文体全能，一个是对文体一窍不通，同样是兄弟，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令人费解。　　和本山同来的还有他的内弟，他俩一伙，我和我儿子李想一伙，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对抗赛。大哥不会打球，客串一把裁判。比赛开始，由本山发球，他内弟组织进攻，李想防守。本山说：“打球就要好好打，谁也不许让。李想，你不要客气，要打出水平。”李想说：“你放心，三大爷。”接着，本山内弟投篮，李想一个大帽就盖了过去，球没中。本山说：“好小子，就这么打。”本山接应他内弟，来了一个漂亮的三步篮，球进了。本山内弟发球的时候，被李想断球传给了我，我趁本山不注意，一个转身把球投进了。几个回合下来，我们四个人已是大汗淋漓了。休息的时候，我说：“你打球还是那个风格呀，又滑又难缠，净搞小动作，谁和你打球都发怵。”当着本山的面，我不能说他“赖”，那有损于他的形像。本山并不隐讳，得意地说：“那时候打球，老师都拿我没办法，裁判也看不出来我的小动作。”　　我们又唠了不少过去的事，本山颇有感慨地说：“那时候穷是穷了点，精神生活倒是蛮丰富的，这也叫苦中找乐吧。”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又打了一会儿。这次我们进行一对一的对抗，我们三个人分别和本山打了一局，都败下阵来。最后我和本山又进行了决胜局，我终于靠体力的优势战胜了本山。本山说：“你这是乘人之危，这不能算数，等以后回莲花咱俩大战三百回合。”我说：“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本山送我们回公司，已经是半夜了。后来本山说，那一夜他睡得十分香甜。由于从事多年的演艺生涯，本山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生物钟乱套，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但那一夜我睡得不咋样，因为平时缺少活动，冷丁地进行大量的运动，弄得我是腰酸腿疼。要知道，我在中学时还是学校的长跑运动员，论体力比本山强多了。看来，就算是再好的体格，平时一点不锻炼也是不行啊。　　第二天分手的时候，本山拿出一双崭新的运动鞋送给我，说：“这双鞋你拿着，等我回家咱们打球时你穿上。”我一看，这是双李宁牌运动鞋，非常漂亮。这双鞋我一直珍藏着，打球的时候都不舍得穿。　　1999年6月2日，我们召开了一次同学会。在本山的提议下，我们进行了一次篮球比赛。本山和他同行的朋友组成一组，我和莲花当地的同学组成一组。这回打的是“整”篮，不是“半”篮。他们那伙人里，除了演员就是坐办公室的，到底不如我们这些种地的人体力好。这场球我们始终压着他们打，比分一路领先。本山并没把胜负放在心上，在场上尽情地表演，引起一阵阵笑声。　　这是一场难忘的篮球赛。  [返]  

反哺之情据《本草纲目》记载，有一种叫“慈乌”的鸟，初生时，其母哺育六十日。在其长大后，反哺其母六十日。后人常用“反哺”一词，来形容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本山就是一个懂得“反哺”的人。　　本山的童年，是苦涩的童年。如果不是亲友、邻居等一些好心人的帮助，很难猜想他将会怎样。对于这些，本山从来是念念不忘。　　2002年4月，本山回乡祭祖。本山非常怀念爷爷和母亲，每年的清明都要抽时间回来给爷爷和母亲的坟添点土。听说本山要回来，乡亲们早早就赶来，想看一看本山。在电视《刘老根》上，人们看到的他是又黑又瘦，还胡子拉碴的样子。他们担心，本山怎么老成这样了。他们实际看到的本山，和屏幕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本山还是那样年轻、富有朝气。本山下车后，和乡亲们一一打着招呼：三叔、二大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侄儿侄女，还有叔伯亲、姑舅亲等等，都来了。岭前岭后的都是亲戚，本山自己也记不住，这个时候就是和尚里面夹个秃子他也不知道。　　祭扫完毕，本山回到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老家已经不存在了，都盖上了新房。本山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知道农民很苦。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地劳动，换来的却是很少的收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我要利用我的优势，为农民说话。中国十几亿农民，他们不富起来，中国谈何富裕。”　　本山知道乡亲们生活有困难，有的人家还种不上地，便拿出两万块钱，给乡亲们买化肥、种子。发钱的任务由我和李政春（冯乡长）来完成，我是真乡（副镇）长，他是假乡长。我和李政春组织大伙排好队，本山的老叔赵德发负责发钱，本山根据每家的不同情况确定给多少。乡亲们接过本山的钱，无不非常感激。　　2003年本山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把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反映给了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是他为农民做的又一件大好事。　　本山对于普通乡亲尚且如此，对于自己的至亲，就更是考虑周到了。父亲晚年以后，本山给父亲买了楼，还给老人找个老伴儿。　　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干妈、干爸，本山尽到了亲生儿女也没有尽到的孝心。　　我们家人口多，生活一直挺困难。不用说别的，这六个孩子结婚成家的费用就够二老忙活的了。老大的饥荒刚还完，老二又要结婚。忙完了老三又忙老四。沉重的负担压得二老几乎喘不过气来，皱纹过早地爬上了额头。本山对我家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刚成家的时候自己也很困难，但仍然每年都看望干爸干妈，从不空手，或东西或钱，总要给一些。后来他的经济情况有了好转，给妈的钱就逐渐多了起来，由百变成千，又由千变成万。到现在为止，他一共给了妈多少钱，连妈自己也记不住了，反正足够她花的了。说起来，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孝顺儿女，但无奈心有余力不足。有了本山的帮助，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2001年，本山回家看妈，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来了，屋里有很多人。本山说：“爸妈，你二老身体咋样，有什么不舒服就跟我说。”　　妈说：“挺好，没病没灾的。你多忙啊，不用惦记。”　　本山说：“你二老要注意保养身体，有病一定要看，千万别挺着。要多吃点好的，多活几年，费用我‘报销’。”　　本山又拿出一沓钱给妈，妈不接，本山硬塞进了兜里。然后对我说：“兴华，别看你是亲儿子，我是干儿子，老头儿老太太不用你养活，有我一个就够了。你就负责照顾好、安排好就行了，差了我找你算账。（你们）哥们几个就你有出息，要多回家看看，这事就交给你了。”　　我说：“谨遵三哥之命，保证完成任务。”　　本山又说：“如果二老想上城里去住，我给买楼。身体不好的话，我给雇保姆。”　　妈说：“不用了，我在农村呆了一辈子，习惯了。这儿人多，热闹。看着孩子们我一高兴就兴许多活几年。要是进了城，像关在笼子里似的，不得把我憋死呀。”　　临走时，本山再三嘱咐我们说：“一定要照顾好父母，别惹他们生气，让他们好好活着，有病看病，用钱就给我打电话。”　　本山给妈的钱，妈不怎么舍得花，都留着。街坊邻居谁家缺钱找她借点，她总是很慷慨。妈常说：“我都穷怕了，困难的时候有人帮一把，一辈子都不能忘，人得讲良心啊。”　　本山用他的真情，报答了干爸干妈以及父老乡亲们对他的爱，正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返]  

三张门票2002年9月5日至9日，首届“中国铁岭民间艺术节暨赵本山杯小品大赛”在铁岭隆重举行。这是铁岭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空前的盛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开幕式的门票正价是380元，最后竟炒到了1000多元，不少人只好望“票”兴叹。为了不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决定在家里看电视，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麻烦本山。就在这个时候，本山的助理赵刚给我打来电话，让我速到清河的“龙泉山庄”去取开幕式的门票。这意外的惊喜把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赶到“龙泉山庄”，赵刚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拿出三张门票对我说：“兴华，这可是本山吩咐并亲自安排的，一张给干妈，一张给干爸，另一张是你的，没别人的份了。本山太忙，不能接送老人，你一定照顾好他们。”　　回家后，我把门票给了妈并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妈说：“本山这孩子，这么忙，心想得还这么细。”妈又说：“你们年轻人去看吧，我在家看电视。”　　我说：“那可不行，这叫‘对号入座’，是本山亲自安排的，我可不能挨批评。”　　妈听说是本山安排的，就不说什么了。对于她老人家来说，本山这个干儿子说话比我们亲儿子都管用，说什么都听。　　4号的上午，我陪爸妈一同前往铁岭，中午铁岭日报记者李长山热情地为我们接风，在座的还有《东方笑神赵本山》的作者李东旭。李长山是我在广播站当编辑时就认识的，是我当之无愧的老师，又是我的兄长，也是妈的干儿子之一。　　开幕式是5日的下午3点开始，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就入了场。我们的座位是主席台的正中央，是最理想的位置。想起小时候看戏的时候，我站过墙头儿，也爬过篮球架，没想到今天竟然坐在了主席台上，享受一回当“首长”的待遇，这使我非常地兴奋。爸妈也是头一回坐在这么高级的位置上看戏，显得很有兴致。　　整个体育场座无虚席，红旗招展、彩旗飘飘，气球下面的大幅标语随风而动，气氛十分热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刘兰芳等国家以及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开幕式。铁岭市领导宣布开幕式开始并致词后，宋祖英一首“好日子”拉开了演出的帷幕。紧接着，牛群、刘斌、潘长江、范伟、李静、梁天、毕福剑等明星大腕儿相继登场亮相，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高潮。当主持人宣布赵本山出场时，全场立即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是家乡人对本山真情的流露。　　本山唱了一首《刘老根》主题歌，观众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有人喊出“赵本山，我爱你！”接下来几乎全场的人都跟着喊了起来，“赵本山，我爱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回响在体育场的上空。是呀，本山是家乡走出去的笑星，人们真的是从心里喜爱他。这不需要宣传，也不需要动员，完全是自发的。是本山的艺术、本山的人格征服了家乡人，也征服了全国的观众。不用问本山取得过什么样的成就和荣誉，观众的掌声就说明了一切。　　看到观众如此热烈，本山也非常地兴奋，一手拿着话筒，一只手在不停地挥舞致意，向观众鞠躬。妈的腿脚不大灵便，这时候也顾不得了，站起来大声喊着本山的名字。本山朝着我们的位置频频招手、鞠躬。妈乐得不得了，一个劲儿对我说：“本山看见了！本山看见了！”其实，在这人声鼎沸的体育场里，妈的喊声本山根本听不见。但是他知道妈坐的位置，更知道妈在他心中的位置。　　演出结束后，铁岭企业家足球队和明星足球队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本山担当起了现场解说，他幽默、诙谐的即兴解说，把观众们逗得捧腹大笑。我前面的章节里说过，本山篮球打得不错，却没看见他踢过足球，可见本山“不务正业”。　　开幕式结束，我搀着妈随着人流退场。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本山干妈！”人们一下子把目光都投向了我们，我们成了焦点。前面的人停下不走了，后面的人还在往前拥，我们被挤在了中间。在大厅门前的地方，一队由导游小姐（或翻译）领着的比利时艺术家纷纷过来和妈握手。翻译说：“看到你真高兴，妈妈、妈妈，真了不起。”其中一位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纪念品送给妈，另一位忙着和妈合了个影。这边的人已经围成了堆，警察忙过来维持秩序，进行疏导。可是人越来越多，日本的、韩国的、国内的，都争先恐后地和妈合影，妈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俨然成了今天的名星了。妈的照片，也要漂洋过海，出口到外国去了，真是有意思。当然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本山的关系。  [返]  

心系家乡本山如今已经大红大紫，是迄今为止辽北乃至辽宁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现在的本山有了点石成金的本事，春节晚会上他的一句“较大城市”就把铁岭推向了全国，找他拍广告的人都推不开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足以说明他的这种名人效应。2003年高考，有一个南方考生考了六百多分的好成绩，第一志愿却报了个“铁岭师专”。他说铁岭能出赵本山这样的人物，一定有一个浓厚的文化氛围，我就是冲这个来的。　　本山出了名以后，帮助家乡做了很多事。由于我和本山的特殊关系，自然地成了联系家乡和本山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莲花、开原有事找本山时，大多是由我出面联系并参与策划。所以一些重大活动的经过，我差不多都亲历过。说实话，这些年来我频繁地往返于家乡和本山之间，跑的都是乡里或市里的事，几乎没有我个人的什么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轻易不会麻烦本山的。要是麻烦的话也得值个儿，不能白麻烦一回。　　2000年的4月18日，铁岭东北龙首市场举行开业庆典，特地邀请本山来助兴。听说本山要来演出，观众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市场前面的广场，要一睹本山的风采。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要说想看本山的话，电视上就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另外，本山的影碟也有的是，买一盘可以随便看个够。但这还不够，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非要亲眼看看本山不可。即便是离得很远，只能影绰绰地看个轮廓，日后也有了吹牛的资本：我看见赵本山了。这情况和体育比赛差不多，要的就是那种亲临现场的感觉。临近演出的时候，人越来越多，广场上是水泄不通，连广场对面的楼顶上都站满了人，局面有些失控。　　为了本山的安全，庆典的组织者决定取消演出，并向观众做了耐心的解释。就在那天，本山和家乡的部分领导在铁岭的春园宾馆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商讨莲花以及开原的发展大计。本山是这次座谈会的发起人。在座谈会上，本山说：“家乡是变好了，撤乡建了镇，对外的形像有了很大改变。我今后一定利用一切机会向外宣传莲花，提高莲花的知名度，把有实力的朋友介绍到莲花去投资，把花岗岩利用起来，这些宝贝埋在山里太久了，应该把它从沉睡中唤醒，给家乡造点福。”　　2001年，辽北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莲花乡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粮食减产，农民歉收。本山得知家乡受灾，心里非常沉重，筹划着要为家乡做点什么。我建议他在家乡搞一次赈灾的义演，把演出收入捐给家乡，同时也给家乡人民以精神的鼓励。本山非常赞同，便把已经定好在大连进行的首届“本山杯”二人转大赛的汇报演出挪到开原举行。7月下旬，我和开原市委、市政府领导专程到沈阳与本山讨论并敲定了演出的具体事宜。那天吃饭前，本山很有兴致地和我进行了一场台球比赛，我赢了一局，本山胜了两局。　　后来，赈灾义演如期举行，在开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是开原近年来少有的一件盛事。　　2002年8月20日，电视剧《刘老根二》的开机仪式在开原市政府宾馆隆重举行。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以及铁岭、开原、清河的领导出席了仪式，这是本山为家乡大造声势的又一举措。　　大家都知道，《刘老根》的第一部是在丹东拍摄的。后来经过铁岭市政府以及清河区的努力，才把《刘老根二》的拍摄基地选在了清河旅游区。事实证明，《刘老根》的拍摄，给清河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龙泉山庄”等景点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本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家乡做着贡献。我能够在其中尽到一份自己的力量也感到由衷地高兴。  [返]  

支教扶贫本山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一个人独立生活，其艰难的程度没法用语言形容。虽然本山头脑非常聪明，但是由于生活的压力所致，他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哪还能有心思学习呢。　　本山是个非常看重文化知识的人。因为中学没念完就去了文艺队，他多次向我表达过未能进一步学习深造的遗憾。但本山是个非常好学的人，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他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莲花是个离城市很远的偏僻山区，信息闭塞，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也相对地落后。七十年代，一大批下放人员以及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农村，给农村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观念。且不论这场运动的正确与否，但是对农村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他不是遇见了郑奇老师，如果没有那些优秀的知青，很难说本山是不是还会像今天这个样。对此，本山的感触是最深的。他离开家乡后，每年都回家看看。始终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环境和资源是导致贫穷的重要原因，但更可怕的是教育的落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一群人的命运；而一个好的学校，能够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成名以后的本山，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愿意为家乡的孩子们创造一个好一点的学习环境。1995年他捐款五万元，重建了莲花中心小学的校舍，使学生们告别了阴暗潮湿的教室，坐在了宽敞明亮的课堂。为了纪念本山所做的贡献，中心校建成了本山希望小学。本山每次回乡都要打听学校的发展情况，还经常和学校的师生一起开座谈会，研究学校的发展大计。　　1998年7月6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实施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有关政策的意见》，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八大扶贫攻坚计划”，充分开发青年人力资源，促进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缓解贫困地区教师数量不足，质量偏低的问题，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将从1998年开始组织实施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　　本山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觉得这是自己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共青团辽宁省委取得联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团省委热烈欢迎本山参加扶贫接力计划，并把支教扶贫受援地确定为本山的家乡开原市莲花镇。这个项目被命名为“辽宁省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本山项目”。由本山出资30万元，分五年完成。2002年4月11日，由团省委组织招募的青年志愿者11人正式进驻受援地莲花镇，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到2003年7月份，已经有15名青年志愿者先后入驻莲花镇，他们为莲花的教育事业增添了勃勃生机，已经初见效果。这些自愿者分别担任中学的英语、语文、代数、生物、地理、美术、体育、微机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弥补了学校师资不足的缺憾。志愿者们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尽心尽力地搞好教学，深入学生家庭了解情况，受到广泛的好评，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学生们学习的热情也非常高涨，辍学的大为减少。在志愿者和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莲花镇2003年中考取得了良好成绩，有58名学生考上了高中，22名学生考上中专，创了学校近年来的最好记录。　　2003年2月20日，我和莲花中学校长高宝还有学生代表田石从莲花赶到沈阳，参加“辽宁省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本山项目实施一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为了这次会议，我和高校长还有刘树生主任做了认真的准备，一定要让公众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呼吁全社会参与进来；另外也要向团省委以及全社会介绍一下支教扶贫的显著效果。　　新闻发布会上，我代表莲花镇党委、政府、中心校师生及全镇人民向大会汇报了支教扶贫一年来的情况，衷心地感谢团省委以及本山本人对家乡做出的贡献。学生代表田石也充满深情地谈了他的感受。最后，本山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呼吁全社会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到支教扶贫这一造福子孙的伟大事业中来，并当场掏出6万元支教款交到团省委领导手中。　　说句实在话，家乡只是给本山提供了一个贫瘠的生存土壤，留下的是许多酸涩、痛楚当然也有快乐的回忆。但是本山回报给她的，却是一片殷殷的赤子之情。这是绿叶对根的情义！  [返]  

成功之路□低谷徘徊　　现在的本山已处在被掌声和鲜花所包围之中，登上了他个人事业上的顶峰。但是本山的从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挫折的。在成功后面，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挫折和烦恼。　　算起来，本山的从艺之路是从学校的文艺队开始的，我们在那里正式接触了舞台表演，但这时候的表演还属于业余水平。后来本山进了公社文艺队，开始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的长处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生计问题。在那里，学习了一些二人转的基本功，也积累了一些舞台经验。然而好景不长，公社文艺队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本山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他不得不放下自己喜爱的手绢、扇子以及二胡和唢呐，拿起了锄头和镰刀，从事人类最原始的劳动。　　1978年，公社成立曲艺团，本山又重新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他也从此开始一步一步地迈向了成功的阶梯。这个时候，中国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文艺界也解除了多年的禁锢，一些传统的剧目也都可以上演了。这是中国文艺界的春天的开始，就是从这个春天开始，本山开始了他辛勤的耕耘。本山是个敬业的人，无论是在排练场地还是舞台上，他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用汗水浇灌着自己心中艺术的种子，期待着它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当然，这个时候本山的演出，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二人转自身形成的环境造成了它本身的一些缺陷，如节目单一、内容低俗等等。为了剧团的生存，演员们不得不去迎合观众的口味，必要时来点“荤”的。　　莲花曲艺团从成立到解散，不过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年内，曲艺团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在县内乃至于整个地区都小有名气。本山的演技和经验也日臻成熟，已经是团里的台柱子，绝对的主力。　　1980年前后，和莲花乡相邻的威远乡也成立了曲艺团。威远乡文化站长关鸿业惠眼识才，把莲花剧团的田子材、赵本山、朱文苹、唐军等几名主力都给挖了过来。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那时候的莲花曲艺团是属于临时的性质，没有编制，完全靠演出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正式的演出团体，是每个人都非常渴望的。不像现在，只要你有本事就可以随便跳槽，不怕找不着饭吃。但是，到了威远不长时间，本山就产生了去意，原因是在落户的问题上他得到了和别人不同的待遇。应该说这个时候的本山，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由自己来决定命运了。威远曲艺团的王殿良非常欣赏本山的才能，也很理解本山此刻的心情，便给本山写了封信，介绍他去找西丰县剧团的老张，当时西丰剧团正在招人。本山非常高兴，因为那毕竟是个县级的剧团，比乡剧团高了一个很大的档次。　　就这样，本山来到了西丰，经过考试被录用为剧团演员，临时的。本山也来不及多想，能够在县级剧团演出，临时就临时吧。应该说，本山的这个决定虽有些出于无奈，但同时也说明他并没把工作关系看得太重，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在西丰县剧团，本山又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见到了一个更宽的天地，他的演技也随之又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时候本山主要是唱二人转，他唱的“包公戏”最受欢迎，像《包公断后》、《包公赔情》等，都是剧团的保留节目。剧团里的演员们实力都很强，本山和她们合作都很成功。　　从莲花文艺队到西丰县剧团，本山在艺术生涯中的低谷徘徊了几年，这也是磨练他的演技以及人格的一个重要过程。这个过程虽然艰难曲折，但是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实，要想攀登艺术的高峰，每个人都须从谷底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上攀爬，没有人会不费劲儿地一下子就能到达顶点。　　□一炮打响　　1982年，是本山一生当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本山因主演《摔三弦》一炮打响，迅速走红，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本山终于走出了低谷，来到了半山腰上，开始领略漫山遍野那无限的风光。本山的家也从莲花搬到了铁岭，结束了家人多年贫困、不安的生活。　　《摔三弦》的大概剧情是这样：盲人张志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外出给人算命骗两个钱儿。恰巧这一天他来到了没过门的儿媳妇家，被儿媳妇给认了出来。儿媳妇便给他算了一命，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张志被说得心服口服，当即表示再也不干了，把三弦摔在地上。剧情并不复杂，但关键是剧中的这个盲人很难演，因为戏全在他的身上。本山一出场，不小心踩翻了一个洗脸盆，动作做得极其自然，维妙维肖，一下子就把观众给吸引住了。他拄着个拐杖，翻棱着眼皮，亦说亦唱，把个盲人张志给演得活灵活现，庄重又不失幽默，真是令人叫绝。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几乎浑身都是戏，让人感觉他不是在演戏，他就是张志其人！在我们看了多年样板戏的装腔作势的表演之后，冷不丁地看到这样的表演，真的觉得有如醍醐灌顶，如痴如醉。这样的戏谁能不爱看？　　《摔三弦》的成功，成就了本山，也成就了李忠堂、崔凯、张超、张惠中等一大批铁岭人。现在看来，这出戏就是给本山订做的，因为除了本山，谁也演不出这样的效果。也许，在李忠堂、崔凯的心目中，早就设想过要有这样的一位演员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编出这样的戏来？绝佳的剧本，“碰”上了绝佳的演员，这戏想不成功都不行了。也许有人会觉得，《摔三弦》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其实不然，这完全是本山以及所有参与创作人员多年来对艺术不懈追求所积累的结果。如果说《摔三弦》是一壶醇香的美酒，那么他们这几个人正是那些在雾气腾腾的作坊里、汗流浃背地加料、加火的造酒工人。生活的积累是酒的原料，对艺术的追求是发酵的过程，有了这两条，他们就有理由喝上一壶最香最美的酒了。这壶酒不光是让他们醉了，也同时醉倒了广大的观众，人们为之惊叹：是谁鼓捣出了这么好看的东西？　　1985年，《摔三弦》获得了全国戏曲鹰像奖的三等奖。本山第一次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摔三弦》在上海引起了轰动，高傲自负的上海人也喜欢上了从东北来的赵本山。在电梯里，本山恰巧遇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应该说，那时候的铁梅不仅仅是本山的偶像，也是全国人民的偶像。本山在莲花文艺队唱《红灯记》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见到了“正宗”的李铁梅。只是此时的她已经上了年纪，不是当年的李铁梅了。刘长瑜称本山为“小赵本山”，把他当成了晚辈。她问：“小赵本山，你是第几次来上海？”本山认真地扳着手指头，想了想：“八成……大概……可能是第一次。”刘长瑜被本山不经意间甩出的包袱给乐得不行，腰都直不起来了。像这样的幽默对本山来说是小菜一碟，可以信手拈来，在本山周围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只是那些上海人闻所未闻，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得了不得。　　《摔三弦》摔响之后，本山的名字迅速名扬省内外，一时间办学习班、到外地演出，把本山忙个够呛。本山在舞台上风光还嫌不过瘾，在银幕上也露了一把脸，在电影《雪野》里演了一个不算大的角色，那以后又拍了几部电影。　　《摔三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继1982年在辽宁省农村小戏调演中一举夺魁之后，1985年获中国首届戏曲电视“鹰像”奖三等奖。《摔三弦》成了东北当时名副其实的“样板戏”，演出多年，盛况不衰。　　1987年，本山所在的铁岭市曲艺团打进了沈阳，他和潘长江合作演出了《大观灯》。在剧中本山扮演一个去“看”戏的瞎子，把他演“瞎”的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加上潘长江的几乎完美的配合，创造了连续二百多场爆满的记录。他们笑出了眼泪、笑疼了肚子、笑岔了气儿，还有一个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小伙子来看演出，被本山逗得使劲一笑，“噗哧”把刀口给挣开了，赶紧到医院重新缝上。他告诉那些还没拆线的病友们，可千万别看赵本山的演出，容易出事。观众被完全征服了。名不见经传的铁岭市艺术团，给省城的观众带去了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的艺术，这是沈阳的观众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人们街谈巷议：赵本山那小子绝了，将来肯定是个人物。　　□打进央视　　如今的春节晚会，如果没有赵本山的小品，收视率肯定会下降一大截。很多人看春节晚会，就是等着看本山的小品。现在的人们胃口高，尽管是上了满桌子的菜，但是没有本山这盘菜就不行。人们喜欢本山的小品，已经到了“上瘾”的地步，真是绝了！　　人们知道，春节晚会是演艺界最高层次的一种标志。虽然它不带有专业的权威色彩，也有一些机制和运作等方面的弊端，但是那个黄金的时间和全世界最高的收视率，足以成为每个演艺人员努力奋斗的目标，本山也是其中的一个。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当今大红大紫的赵本山当年闯春节晚会的时候，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历了一波三折。　　本山和“中央”的接触，是从姜昆开始的。1987年10月，中央广播说唱团在姜昆的率领下来到铁岭演出。那时候正是相声吃香的时候，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姜昆、郝爱民、郭全宝等大腕儿都是十分了得的人物。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铁岭人不会笑！他们倾尽全力地表演，得到无数热烈掌声的节目，铁岭人却无动于衷，掌声稀稀拉拉。姜昆有点恼火，“责问”铁岭人为什么不笑，言下之意是铁岭人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铁岭人实话实说：你们的节目没有赵本山的好看。　　赵本山是谁？他有多大的本事？姜昆脑子里立刻画了个问号，他立即提出要见见赵本山。　　应该说作为中国相声界的大腕儿，姜昆完全可以不理睬本山这个小人物，拍屁股走人，以后再也不来铁岭。但是出于对于相声艺术虔诚的追求，他一定要追根问底，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把他们的相声都给超过了？他要解开这个谜。　　本山听说姜昆要见他，有点不知所措。在他的心目中，姜昆是偶像级的人物，高不可攀。如今姜昆提出要见自己，是啥意思？　　本山忐忑不安地来到体育馆，为艺术团进行一次有特殊意义的专场演出。姜昆留着小平头，客气地说：“听说你演的节目挺逗的，演给我们看看吧。”完全是大人和小孩说话的派头。　　本山客气了两句，就答应给他们演一演。　　这边厢中央广播艺术团的“腕儿”们根本没把本山和李静等几个“土八路”放在眼里，跷着二郎腿边喝茶水边嗑着瓜子。本山的演出开始了，冷丁的一个“包袱”甩过来，有人就把刚喝到嘴里的茶水喷了出来，止不住地大笑起来。要知道，这些“腕儿”们平时从事的就是让别人笑的职业，他们自己是不容易被逗笑的。可是这回他们却笑了，而且笑得那么自然、那么不经意。比起那些胳肢人强迫人的笑，和耍狗坨子厚脸皮惹人的笑，这样的笑才是高层次的啊。　　看着本山的演出，郭全宝和郝爱民拍掌叫好，竖起了大拇指。姜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哎呀，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笑的节目。”　　演出结束，姜昆拉着本山的手高兴地说：“演得好，演得好，你太逗了！”　　“一小般吧。”本山嘴上客气，心里对自己的演出还是很满意。　　姜昆当时就发誓说：“我一定把你推向中央电视台，如果做不到，我这个姜字让它倒写，让它不念字。”　　姜昆回北京后，果然向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介绍了本山的情况。鉴于姜昆推荐的力度，中央电视台特地派了邹友开和李双江来东北对本山进行考察。他们要求本山在宾馆为他们表演，本山没同意，而是给了他们几张演出的门票让他们到现场去看，因为那样才能看到真正的演出效果。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理解本山的用意，觉得本山是在摆架子，干脆没去看本山的演出就回北京了。就这样，中央台错过了一次发现人才的大好机会，也使得本山闯入中央台晚了几年，费了许多周折。　　1988年，由张超创作，赵本山、李静、李海演出的拉场戏《驱邪》被中央台看中，准备在春节晚会上播放。本山非常高兴，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一些好朋友，让他们看电视，他自己也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晚会播出的时候，他守在电视机前，连上厕所都舍不得去，不眨眼地盯着电视。可是直到节目演完，屏幕上出现了“再见”两个字，也没看到自己的节目。这是咋回事呢？本山搞不明白。朋友们们真的打来电话，问本山这是咋回事，你怎么骗我们。本山窝了一肚子的气，心想：别说你们，连我自己都给骗了。他诙谐地说：“那可能是人家忘播了。”　　事后他才知道，是因为录音出了问题，才改变了播放的计划。可这一改变不要紧，着实让本山上了不小的一股火。幸好本山的“抗打击”能力挺强，要是一般人，怕是就此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1989年，本山打进春节晚会又一次失利，这其中有很多的因素，一些人对东北地方戏的偏见是其中很重要的成份。虽然没进春节晚会，但在这一年里本山收获颇丰：7月份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戏剧节”上，本山和李静、李海表演的《马前泼水》等节目获集体表演银奖。二人转“转”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九月份，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由本山主演的《摔三弦》、《1+1=？》等剧目受到首都观众的空前欢迎，赵本山的名字传遍了北京城。　　就在这一年的国庆节，《1+1=？》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本山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　　1990年，本山终于打进了春节晚会，圆了他多年的梦。说起来这次进入春节晚会，还真的有点“偶然”。晚会的编导们在研究节目的时候提到了赵本山，但是多数人对他并不熟悉，让不让他上心里没底。这个时候冯巩正巧来剧组办事，说他手里就有赵本山的带子。编导们让他把带子拿来放一下，结果这一看就定乾坤了。著名喜剧大师、剧组小品类负责人王景愚当即表态：“就让赵本山上这个！”　　编导们选中的是本山和李素凡表演的《老有少心》，经过作者张超几次修改后改名为《相亲》。春节晚会上，本山临时换了搭档，阜新市文工团的黄晓娟顶替李素凡。小品由王景愚亲自导演。　　小品《相亲》播出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晚会的一等奖。本山大获成功！　　一个从莲花农村走出来的苦孩子，经过了几年的奋斗，终于在春节晚会——这个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上露脸了，攀登上他人生的一个新的高度。　　□十年辉煌　　从1990年《相亲》迈进了春节晚会，本山的脚就收不回来了，一步一个脚印地一直走到现在，创造了连续十四年参加春节晚会的最高记录，无人能比。　　1991年春节晚会本山和杨蕾合作表演《小九老乐》；　　1992年春节晚会本山和黄晓娟合作表演《我想有个家》；　　1993年春节晚会本山和李静合作表演《木匠办班》；　　1994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合作表演《儿子大了》；　　1995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张玉屏合作表演《牛大叔提干》；　　1996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李海合作表演《三鞭子》；　　1997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等合作表演《红高粱模特队》；　　1998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高秀敏合作表演《拜年》；　　1999年春节晚会本山和宋丹丹、崔永元合作表演《昨天·今天·明天》；　　2000年春节晚会本山和宋丹丹合作表演《钟点工》；　　2001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高秀敏合作表演《卖拐》；　　2002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高秀敏合作表演《卖车》；　　2003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高秀敏合作表演《心病》；　　2004年春节晚会本山和范伟、高秀敏合作表演《送水工》。　　本山所表演的小品，都获得了二等以上的奖项，从1999年开始连续获得一等奖，成了春节晚会获奖的专业户。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本山被誉为“小品王”确实是名副其实。　　除了春节晚会以外，本山表演的《有钱了》、《同学会》、《面子》等小品也是家喻户晓，好评如潮。可以说，本山表演的每一个小品，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一阵热浪，成为人们的话题。人们盼望着本山不断地推出新的小品。　　这些年，除了表演小品外，本山还参加了《现世活宝》、《来的都是客》、《男妇女主任》、《一村之长》、《幸福时光》等电影的拍摄，成了影、视、小品三栖名星。2002年，本山自导自演的《刘老根》在中央一套春节黄金时间播出，创了新的收视记录。接下来的《刘老根二》和《马大帅》也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本山向自我挑战的结果，是他艺术生涯的又一次飞跃。　　此时的本山，已经登山了艺术的顶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　　本山成功了，他要谢天、谢地、谢人！谢天给予了他一个智慧的头脑和苦难的童年；谢地给了他艺术生命赖以生存的养分，使他从一颗“小草”变成了一颗参天大树；谢人给了他那么多的帮助和呵护，尤其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返]

盲人闹事本山因“瞎”而出名，演盲人戏是他的拿手。他在好几出戏或小品里演过瞎子，如《摔三弦》、《大观灯》、《如此竞争》、《摔葫芦》等。本山所饰演的盲人，都是些乐观向上、机智诙谐，有时候耍点小聪明、犯点小错误的人物。正是由于本山的出色表演，才把生活中极为普通的盲人形像搬上了舞台，成为人们喜爱的舞台人物。无论从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定位，都没有表现出对盲人的不尊重。但是，在沈阳演出的时候，本山却遇到了非常尴尬的场面：一帮盲人联合上政府告状，说赵本山侮辱了他们，要求立即停止演出，挽回影响。　　1987年，铁岭曲艺团首次打进沈阳，在省城引起轰动。本山和潘长江表演的《大观灯》是主打剧目。在剧中，本山饰演盲人白莲灯，潘长江扮演瘸腿的西二和尚。戏的大概内容是这样：正月十五有灯会，盲人白莲灯在家里闲不住，想要去“看”灯。但是他看不见路，需要有人领路。他的亲家瘸子西二和尚知道他的这个爱好，就来找他结伴去看戏，结果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西二和尚）借他（白莲灯）的腿力，他（白莲灯）借他（西二和尚）的眼力”，这叫“优势互补”。　　不要以为这瞎子观灯是杜撰的故事，在实际生活中确有其事，本山小时候就经常领着自己的盲二叔赵德明去“看”戏。盲人虽然看不见，但听力和记忆一般都非常好，这也是人的一种自我平衡功能。正像有一个笑话里讲的：一个人的一条腿短的时候，他的另一条腿肯定长。　　在观灯的路上，西二和尚使尽坏点子，想“调理”白莲灯。他不走好道，净往坑洼的地方领，弄得白莲灯“扑腾扑腾”一个趔趄接一个趔趄。两个人维妙维肖的表演，让人觉得像真事似的，忘记了这是在舞台上。观众们为他们的精彩表演倾倒了，掌声、笑声汇成了欢呼的海洋。　　剧团从沈阳青年剧场转战到和平大剧院，占领了省城最高的舞台。门票一涨再涨。就在这个时候，一帮盲人来到省文化厅，说赵本山“侮辱”了他们，要求文化厅把赵本山交出来，把他的眼睛挖掉，让他变成真瞎。文化厅的人抗不住盲人们闹腾，就找艺术团的许平伟团长，商量停演盲人戏。许平伟是个年轻很有开拓精神的团长，他自信自己的艺术团所演出的内容都是健康向上的，只是盲人们有些误解，只要工作做到家就不会有大问题。于是他便到沈阳市文化局，请他们帮忙。市文化局的领导对艺术团在沈阳的表现非常赞赏，非常理解他们，表示给予支持。他们找来市民政局，请他们出面做盲人们的工作。果然，残联出面后，问题马上就解决了，盲人们也不再闹事了。　　这场风波虽然过去了，却引起了本山的思考，他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己所演过的盲人角色，觉得自己并没有丑化盲人的本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他有些想不通。可是换个位子想一想，假如我是个盲人的话是不是也会和他们一样了呢？是的，盲人们一生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要比常人遇到多得多的困难，要求他们有和正常人一样的心态是不合情理的。想让盲人们理解自己，自己首先要理解他们。换位思考，是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本山决定为残疾人举行义演，以自己的行动支持残疾人事业，也以此来赢得残疾人的支持。他在北京、在沈阳都举行了义演，把演出所得捐给了中残联。　　辽宁抚顺有一个患先天性白内障的小姑娘，只做了一只眼睛的复明手术，另一只因为没有钱做不了。本山到抚顺演出听说这件事后，立刻找到院长表示要承担小姑娘的手术费用，并当场掏出500块钱。在本山的帮助下，小姑娘的两只眼睛终于全部见到了光明。　　本山用自己的爱心，换来了盲人对他的理解。现在再也没有盲人对他说什么了。  [返]

根在东北本山从莲花的山沟里走出来，先是到莲花公社、威远公社，然后到了西丰，从西丰调到了铁岭，在这个较大城市落了脚。本山现在虽然住在沈阳，但是他的工作关系仍然在铁岭，他仍然是铁岭人。铁岭虽然“较大”，但其发达的程度和一些真正的城市还是有很大差距。其实，要论本山的知名度和能力，他可以生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北京。事实上，在本山前后出名的一些小品演员都先后离开了东北，调到了北京。本山却始终哪儿也没去，始终呆在铁岭这个地方。　　北京是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中心，对于演员有很大的吸引力。进北京，是很多人的梦想。本山也有过几次进北京的机会，但都被他拒绝了。在一般人看来，本山是不是有点傻？　　1990年本山的小品《相亲》播出后，他的名字一下子传遍了大江南北，人气指数直往上蹿。北影厂的厂长成志谷发现本山是个难得的喜剧人才，便想把他调到北京来发展。他找到本山，把想法一说，却被本山委婉地拒绝了。北影是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的地方，却被本山拒绝，这在北影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本山对成志谷的好意表示感谢，他说：“谢谢您对我的关心。不过，目前我还不想离开铁岭。”　　本山的这个决定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绝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轻狂。他十分清楚自己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对自己的成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自己是二人转出身的演员，是民间艺术的丰富营养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明星。如果自己偏离了原来的这条路，去演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那他恐怕就不再是今天的赵本山了。演员最忌讳的东西就是“浮躁”二字。一个演员要是远远地浮在生活的上面，缺乏起码的生活基础，即便他有再好的天赋也是一事无成。有多少曾经很有希望的青年演员像一颗流星似的一闪而过，令人惋惜，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东西。　　第一个发誓要把本山推向中央电视台的姜昆也是非常欣赏本山，竭力劝说本山，要把他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本山也没同意。他说：“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从地方戏曲起家的，我一离开地方戏就玩不转了。铁岭有我的艺术土壤，我不能离开我的艺术土壤。”　　后来的事实证明，本山的这种选择是绝对地明智的。正是因为他把根深深地扎进这块肥沃的土壤中，汲取着取之不尽的养分，才使他的艺术之树常青，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当本山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就是本山的大恩人——李忠堂。　　早在1986年，已经出了名的本山就已经接到拍电影的邀请，而那时候的本山还是铁岭县剧团的大集体编制，“正规军”的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大集体”和“全民”的概念可能不是很清楚。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这两种所有制有着天壤之别：“大集体”属于“地方武装”，不能随便流动，没有干部籍，也没有升迁的机会，工资待遇也有很大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则属于“铁饭碗”，是国家所有，优势十分明显，找对像的时候身价都高出许多。那时候，“集体”和“全民”之间有一条很深的鸿沟，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　　面对着自己的“集体”身份和外地的盛情邀请，本山也萌生了去意，想到外地去发展。吉林方面早已经许诺给以高薪和住房。本山在拍完《双送鸭》之后，又要到南方去拍电影，李忠堂把他留了下来。原来，李忠堂对本山的后路做好了安排，并想办法解决编制的问题。李忠堂给本山分析了去与留的利弊关系，说：“我的意见是不同意你离开铁岭，你可以去市民间艺术团嘛。”　　本山听完李忠堂的话，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留在铁岭。接下来，李忠堂想方设法找到市里的一位主管领导，请求给本山以特殊政策，把他留下来。这位领导欣然同意，并当即责成有关人员去落实。在大伙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此事，本山调到了铁岭市民间艺术团，成为了一名“全民”的正式演员。　　现在说起来这件事，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都是发生过的事实。　　现在的本山，绝对用不着再为什么编制问题发愁了，就算他是个个体户也照样有饭吃。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嘛。　　本山非常清楚，他的艺术生命之根在东北，是这块土壤给他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他才会有今天。如果把他这棵树挪到了别的什么地方，离开了李忠堂、崔凯、张超、张惠中，离开了他熟悉的那些父老乡亲这些土壤，再结出的果实恐怕就是另一种味道了，肯定不是现在的味。　　本山永远属于铁岭，永远属于东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铁岭这个药铺虽小，却因为本山这个大“人参”而出了名。  [返]

倪萍访谈自1984年元旦的春节晚会上播出了第一个小品以后，小品这种形式立即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形成了一股“小品热”。小品这个以前并不被人注意的表演形式，成了每年春节大餐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在以后的几年里，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专业或兼职的小品演员，其中东北人居多，像赵本山、巩汉林、范伟、潘长江、黄宏、高秀敏等等，人称“东北现像”。究其原因，一是语言优势。东北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最接近于普通话，因此东北人说话基本上其它地方的人都能听得懂。听得懂的人多了，影响自然就大。二是文化优势。东北的气候四季鲜明，冬夏之间的温差能达到五、六十度。特殊的自然环境，培养了东北人乐观、豁达、朴实、幽默的性格。可以说，东北人天生就具备幽默的素质。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东北的地方戏“二人转”，也是培养喜剧演员的一个摇篮，像赵本山、范伟、潘长江、高秀敏等，都是出色的二人转演员。　　“二人转”是在清朝年间，由关内传入东北的莲花落和当地的萨满教舞蹈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叫“蹦蹦”。演员在表演时有说有唱、又扭又浪，很受群众的喜欢。这种“蹦蹦”逐渐演变成了东北的地方戏，根据表演人数的多少分为单出头、二人转、拉场戏等多种形式，其中二人转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因为它既有很强的表现力，又不需要太大的场地。在寒冷、漫长的冬季，二人转的表演经常是在农家的炕头上进行的，人多了不行。二人转对演员的基本功要求很严，说、学、逗、唱要样样精通。表演的时候，一般是来一段“说口”，然后是正唱，最后是一些相当于现在小品表演的杂耍之类的东西，逗观众们乐。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二人转本身就是一种小品表演。因为这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一段好的“说口”，能够留住观众，避免冷场，正唱才能进行下去，这也是一种“促销”的手段。另外，唱丑角的男演员一般都有点绝活儿，或是会点杂耍，或是会点乐器，或者会摹仿，总之是得有点看家的本事。可以说，一个好的二人转演员，必须是个全能演员，干什么都行。正因为如此，唱二人转的演员们，一旦演起小品来便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小品在春节晚会上露面以后，便“一路高歌”，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于是人们担心，小品会不会也像其它的一些艺术形式那样“昙花一现”，不可避免地进入低迷状态。基于这个考虑，1996年5月10日，中央电视台《倪萍访谈录》节目组到开原市莲花镇采访，拍摄专题片《小品能够火多久》。拍摄小组来到本山的老家，采访了本山的邻居和亲属，这其中有本山的二叔赵德明，自然还有我妈——本山的干妈。妈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农村的老太太，竟然上了中央电视台，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一把脸。　　通过拍摄的过程，拍摄小组对东北，尤其是莲花人的幽默天性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似乎也找到了“莲花为什么会出了个赵本山？”这个答案。本山的小品是深深地扎根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的艺术，正是这块土地提供给他丰富的养分，才使得他这棵艺术之树始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随后的几年里，本山又和著名演员宋丹丹合作创作出了小品《钟点工》以及《昨天、今天、明天》，把小品的创作和表演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山的每一个小品，几乎都会留下一、两句经典的语言时兴一阵子，像“脑袋大，脖子粗，不是高干就是伙夫”、“没事你走两步”、“他比你还难看”、“正宗的猪腰子脸”等等，真是数不胜数。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中的一句台词：“你穿上马夹我照样认得你”，造成了商店里的马夹严重滞销，惹得商家们要“状告”赵本山，赔偿他们的损失。由此可见，本山小品的影响力有多大！本山的小品是来源于生活，和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本山的根不离开这块土地，那么他的小品就一定会长盛不衰，继续火下去。不信你就等着看。  [返]

师恩难忘前面说过，本山的成功一靠天赋，二靠努力，三靠大家的帮助。在本山的艺术之路上，关键的时候总是有关键的人物给他指路，使他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本山的造化。本山成功之后，对于那些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并尽一切努力去报答他们。　　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几位对本山影响最大的人物。　　□启蒙老师是郑奇　　郑奇老师是沈阳人，下放到莲花公社。被启用当了民办老师，后来又转为公办。郑老师知识渊博，多才多艺，是个难遇的好老师。他不但语文课讲得好，写一手漂亮的字，还擅长绘画、音乐，能写词、能谱曲、能编剧本，还能导演。　　我们成立文艺队以后，郑奇老师是我们的编剧兼导演。我们演出的节目基本都是由他自编自导，像《打夯歌》、《战斗的山村》、《四老汉学毛选》等，有相声、歌曲、快板、表演唱、拉场戏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本山以及其他同学都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表演方面的知识。本山的底子好，加上脑子灵，自然比我们收获得更多，得到了很多郑老师的真传。这有点像孙悟空当年跟菩提祖师学艺的情形：师傅在他的头上敲三下，背着手走了。孙悟空就知道师傅要单独教他。结果在所有学习的人中，只有他学到了真本事。我不知道郑奇老师有没有单独传授什么“秘笈”给本山，但是我得承认，本山的悟性确实要比我等凡人高出许多。　　可以说，是郑奇老师把本山领进了艺术的大门。本山说过：“没有郑奇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入门还需田子材　　如果说在莲花学校文艺队，我们学习的一些表演艺术还带有业余色彩的话，那么本山从事专业的舞台艺术还是从莲花公社剧团开始的，在那里他才真正系统地学习了一些传统的剧目和基本功。本山的师傅，就是剧团的副团长田子材。　　田子材是个从事二人转多年的老艺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精通二人转的一切要领。正是由于他对艺术的执着，他在组建剧团选拔人员的时候，坚持任人为贤、人才第一的标准，把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好苗子选了上来。本山作为一个穷学生，没有一点背景。他能够到公社文艺队，完全是遇上了“贵人”。　　田子材从最基础的东西入手，手把手地教这些学员，从说、学、逗、唱到手、眼、身、形无不涉猎。大到对戏的理解，小到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都亲自示范，认真讲解。田子材要求严格，学员们练得刻苦，很快就掌握了二人转的一些基本要领，进步很快。　　在这里，本山学会了很多传统剧目，《小拜年》、《送情郎》、《月牙五更》、《大西厢》、《回杯记》、《王二姐思夫》、《猪八戒拱地》、《杨八姐游春》、《三请樊梨花》、《穆桂英挂帅》、《双锁山》、《包公赔情》等等。本山唱得最好的是《包公赔情》，他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点，把一个为官清正、秉公执法的朝廷大员和在家里尊敬兄嫂、尽忠尽孝的一个人物的两个侧面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故事凄婉动人、唱词感人至深。唱到感人处，观众声泪俱下，和演员形成共鸣，场面十分感人。　　演员在舞台上表演，需要靠真情和实力去感动观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本山最有体会。现在有的歌星一出场，没等开唱就向观众讨要掌声，让人很尴尬。他们应该好好地学学本山，因为本山从来没要求过观众给他鼓掌，观众的掌声都是发自内心的。　　□伯乐当属李忠堂　　1982年，为参加辽宁省民间小戏调演，铁岭群众艺术馆馆长李忠堂和副馆长崔凯（现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了拉场戏《摔三弦》。离调演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可是主要演员还没确定下来。就在这个时候，艺术馆的吴秀荣老师推荐了已经调到开原威远剧团的赵本山，说她看过赵本山的表演，一定能胜任。李忠堂采纳了吴秀荣的建议，立即通知赵本山来试戏。不巧的是，这个时候赵本山已经调到了西丰剧团。下通知吧，说不上又要耽误多少天。那个时候的通讯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电话能移动着打，就是在耗子洞里也能给你挖出来。李忠堂决定，开车上西丰专程去接赵本山。他们当天把本山从西丰接到铁岭，结果一试戏，大伙不约而同地说，这个角色就是你了。　　正是李忠堂等人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使得名不见经传、正处于困境中的本山得到了展露才华的机会，从此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本山说：“没有李老师，就没有我赵本山的今天。”　　因为本山的关系，我们家和李忠堂两家来往得很密切，李忠堂老师过66大寿的时候，我爸妈、我大哥大嫂和我，还有我弟弟和两个侄子、侄媳都到了场。那天本山很激动，“咕咚”、“咕咚”干了好几杯酒。  [返]

义演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商场上，本山都是个很精明的人，十几年来“本山艺术开发公司”的成功运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凭着自己的名气想赚钱的话，对本山是轻而易举的事，不用别的，光是走穴就够他挣个钵满盘盈的了。但是本山并没那样做，他并没把钱看得那么重，除了一些重大的演出推脱不了外，他总是愿意干一些有意义的事和自己愿意做的事。本山举行和参加过多次义演，热心于公益事业。2001年，他的家乡开原遭受旱灾，庄稼几乎绝收，本山得知此事后心里很着急。此时他正在张罗着首届“赵本山杯二人转大赛”，忙得不可开交。我建议他到家乡搞一次义演，为家乡做点贡献。本山欣然同意，经过一段紧张的运筹准备，于8月8日在开原体育场进行了一次赈灾义演，所得资金全都捐给了老家莲花，尽了自己的一点心意。　　本山从小受到常人没有受到的苦，所以他非常同情那些受灾的乡亲们。正是因为苦难的生活，使他没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业，成了他终生的遗憾。因此，支持教育，帮助贫困学生，是本山非常愿意做的事。在家乡，他出资建了“本山希望小学”，还出资赞助了共青团中央和国家教委发起的“支教扶贫自愿者接力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02年8月17日，本山在沈阳举办了一次助学义演。当时他正患着感冒，身体状况很不好，但还是应观众们的要求咬牙坚持表演了几个节目，受到热烈欢迎。他还当场资助了沈阳音乐学院的一名女学生。　　说到义演，还有一件很值得提及的事，那就是和中央艺术团赴藏慰问演出。那是1991年的5月，和本山同去的还有冯巩等著名演员。到了西藏以后，强烈的高原反应一下子就把这些演员几乎全都放倒了。首先倒下的是冯巩，由于他刚到拉萨时候过于兴奋，和藏民们扭起了大秧歌，加速了高原反应，住进了医院，高烧度。紧接着本山、牛群、蔡国庆、卢秀梅、成方圆、游本昌、关贵敏等也都相继病倒了。本山病得很重，本来就很瘦的他这下更没个人样了。　　经过两、三天的紧张治疗，演员们的病情稍有好转，就投入了排练。每次彩排，本山都像是受刑一样的难受，但都坚持了下来。他很清楚，这不是一般的演出，他是代表着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中央军委呀，说什么也得坚持下来。　　正式演出的时候，在台上演一会就得吸一会氧，然后又强打精神地投入演出。当本山演完了小品《演员的烦恼》走下舞台的时候，严重的高原反应使他呕吐不止，吐得脸都青了，眼泪直往下流。对于我们内地人来说，在严重的高原反应下演出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但观众们的热情欢呼使他来不及想这些，只好稍做喘息就又上台了。看到本山遭罪难受的样子，同行的人劝他演出别太认真了，应付应付就行了。本山不同意，他说：“那不行，那样演出效果不好。再说，我糊弄藏族同胞，我于心不忍。”观众之所以被打动，不仅仅是本山的艺术，更是他的这种精神。歌坛上曾有一度风行“假唱”，演员站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对口形，真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要知道，糊弄别人的人，到头来糊弄的就是自己。　　本山的“玩命”征服了观众，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很高评价。艺术团回到北京后，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表彰。观看演出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和其他领导人不时地为本山的表演叫好，开怀大笑。　　1991年，本山随中央艺术团到香港进行慰问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得本山非常地兴奋。要知道，香港虽然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已经被英国统治了近百年，香港人的文化习惯和大陆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演出的结果出乎本山的预料，观众对他的演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原定的三场演出不得不增加到了十场。本山明白了，他们不单是喜欢卓别林，也同样喜欢赵本山。　　2001年，本山随中央艺术团访问了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他的小品终于走出了国门，漂洋过海。本山和范伟、高秀敏演出的小品《中奖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本山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更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因为本山的表现，铁岭艺术团的领导也进京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在以前，铁岭是个不广为人所知的城市，通过本山，人们才知道东北还有这么个“较大城市”。  [返]

关于本山文化笑是对人非常有益的生理活动之一。经常笑一笑，不但可以愉悦心情，还可以祛病延年。当然这里的笑是说那种健康的笑，比如会心一笑、开怀大笑等等。冷笑、嘲笑、狞笑、坏笑、讪笑、淫笑则不属于此类。笑需要一个由头，就是能够拨动你笑的神经的事情。这种由头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本山就是一个笑料的加工厂，他到底为中国人制造了多少笑料实在是无法统计。可以说，他是中国给观众带来笑声最多的演员。　　本山的喜剧小品以及电视作品连续十年长盛不衰，为中国的喜剧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本山那独树一帜的演出风格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人们争相摹仿的对像。“本山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有研究价值的现像。著名作家、学者余秋雨对本山文化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好多大艺术家都是由民间产生的。赵本山是个大艺术家，他在刚刚出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感觉。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文化名人，由每一个文化的起点出发，不断地提升，然后，他和他生存的那片土地上的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二年前，我们惊叹赵本山。十二年后，我们的惊叹变成了全国人民的惊叹。赵本山是杰出的表演艺术家。”　　在戏剧界，人们习惯把某个名家的表演划分为某某流派，像京剧的谭派、程派等等。有人问本山：“你是属于哪一派？”本山说：“我属于‘没’派，即不属于任何流派。”这话说得很对，本山确实不属于任何流派，他的表演完全是他多年生活和舞台实践中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悟出来的。　　本山的成功，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像，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必然的因素。我想构成本山文化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二人转。可以说本山是二人转的杰出代表。本山常说：“没有二人转，也就没有我的小品；没有小品，就没有我赵本山。”本山的小品主要以“说”为主，和陈佩斯等演员相比，形体语言并不丰富。这也正是二人转的精髓之一。另外，二人转是一种纯民间艺术，土得掉渣。本山真实自然的表演，完全是多年的二人转舞台经验所打下的基础。还有，幽默是二人转的最根本的灵魂，没有幽默就没有二人转。本山的幽默一是有天生的成份，二也是从事多年二人转艺术积淀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二人转，就没有本山的今天，也自然没有了所谓的本山文化。为此，本山对于使自己走向成功之路的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始终是情有独钟，并给予大力扶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二人转这种东北人特有的艺术形式并没有像豫剧、越剧、黄梅戏等剧种那样的“名分”，始终处于一种“地下”的状态。著名作家、学者余秋雨坦率地承认：“我发现我以前写的《中国喜剧文化史》有重大的缺漏，为这一点感到羞耻。像二人转这样天天都在生活中演的戏却无法出现在讲台上，无法出现在任何文字上，这对我们文化学者而言是个耻辱。只有把二人转等民间艺术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才能受到重视，得到提高。”　　为了使二人转这种炕头艺术堂而皇之地走向大舞台，2001年8月5日，由本山亲自筹办的“赵本山杯二人转大奖赛”在沈阳开幕。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崔永元、导演冯小刚及演员宋丹丹、宋祖英等作为嘉宾出席了开幕式。通过大赛，本山也意识到，二人转的发展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现有的观众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不怎么喜欢二人转。这其中原因很多，其一是二人转缺少新意，唱来唱去总是那几个传统本子，青年人不了解历史背景，听不懂；其二是二人转创作队伍参差不齐，像《摔三弦》那样的优秀剧本极少见；其三是演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大多数演员都是半路出家。学唱二人转也是以口耳相传的传统方式为主，没有系统的教材和教学方法。　　就以上问题，本山和众多关注二人转发展的人一道，致力于二人转的推陈出新，让二人转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在大赛期间，本山又收下了几个徒弟，有王小宝、李政春、张小飞等等，还有一个外国徒弟叫波比·肯。本山在沈阳承包了两个大戏院，常年进行二人转的专场演出，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山还打算建一所二人转学校，让那些有志于投身二人转事业的年轻人有一个系统学习的空间，使二人转艺术发扬光大。相信在本山的努力下，二人转艺术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说起本山文化，还要提及一些人的名字，他们是：李忠堂、张超、崔凯、张惠中、何庆魁、巩汉林、潘长江、范伟、高秀敏、宋丹丹、李静、黄晓娟等等一些作家、导演和演员，他（她）们都曾和本山进行过成功的合作。正是他（她）们精湛艺术和对艺术的追求和本山形成了遥相辉映、众星灿烂的局面。可以说本山的成功，有他（她）们的一份功劳；同时，本山的成功，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这是喜剧舞台上一个可喜的现像。　　本山在舞台上为观众们创造了许多小人物。像“徐老蔫”、“老乐”、“黑土”、“赵大宝”等等，都是我们身边很熟悉的人物。尽管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并不感到卑微。他们乐观向上，时而调侃一下自己，努力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一些。这正是中国几亿农民的真实写照！农民们喜欢这样的形像。（大多数）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形像。　　本山对艺术的追求是人所共知的，他的为人也像他对待艺术一样，朴实、真诚、执着。本山在文艺界有众多的朋友，每次大型的活动都会有很多的明星、大腕儿前来助阵，这是本山人格的魅力所致。凡是和本山合作过的人，都觉得心情愉快，这也是本山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本山常和我说：艺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站得住脚，保持不败，就要不断去学习，去探索。尤其要有人为自己出主意，拿主张。离开朋友，离开支持自己的合作者，艺术之花就会凋谢。这些合作者，如亲兄弟、姐妹一样对我，我永远不会忘了他（她）们！　　关于本山文化，还有过一阵俗与雅的的争论。有人认为，本山的喜剧属于“下里巴人”，俗不可耐，难登大雅之堂。几年前，有一个老资格的演员就当着本山的面说：“你这也叫艺术？”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本山并不去争论，只是一如既往地往前走。现在，人们已经不需要再去争论什么了，那些反对和谩骂的声音早已被观众们的掌声和笑声给淹没了。  [返]

信不信由你本山是名人，难免要遇到比常人更多的是非。有些事情看起来非常偶然，但细琢磨起来也并非完全偶然。巧合也罢，迷信也罢，总之是挺有意思。　　先说本山那一双可爱的儿女，出生在大年的初一，而且生下来就会笑，真是令人称奇。按照民间的说法，这两个孩子是富贵的命。　　人的命运确实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东西。说本山命好，他还受过那么多的苦。说他命不好，人家现在是大明星。在我的眼里，本山还是个普通人。不过是这个普通人有些不普通的地方。比如，本山的母亲是1965年的10月28日去世的。就在同一天，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的普通家庭诞生了一个生命，她就是本山现在的妻子马丽娟。生命的诞生和完结是最自然的一件事，可以说生和死每一天、每一刻世界上都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巧合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只能说这是上天的安排。　　1990年本山在四川眉山县拍电影《来的都是客》，一天晚上，喝了点小酒，他和扬瑞库、巩汉林上街闲逛。对面走来两个小青年，故意撞了扬瑞库一下。扬瑞库人高马大，东北人，又仗着几分酒劲，哪吃这个亏！就和他们吵了几句，接着就动起手来。本山就听到“噼哩啪啦”几下，扬瑞库就躺到地上了。他忙冲上去帮忙，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脸上、身上就挨了好几拳，也照样躺到了地上。巩汉林奋勇冲上前来，结果可想而知。两个小青年正打得起劲，其中一个突然说：“哎，我说这人有点像笑星赵本山！”另一个说：“不可能，那么大的明星怎么会到这儿来。”两个人又来了几拳说了声“撤”就溜之大吉了。本山他们三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不堪地回到了剧组驻地。导演见状大惊，以为是化的妆，说咱们的剧里也没有这场戏呀，你们搞什么名堂？三人哭笑不得，把挨揍的事说了一遍。后来知道，那两个小青年是刚转业的武警战士，受过专业的训练。本山他们几个花拳绣腿在台上还行，动真格的就不行了。当地公安局知道后立刻抓住了两个青年，打伤了这么大的明星还了得？！问本山怎样处理。本山大度地说：“放了吧，都是年轻人，我还得感谢他们，提醒我以后学点真本事。”　　晚上，本山突然对扬瑞库说：“扬哥，这地方不能呆，咱们得早点走。”　　扬瑞库说：“怎么了？”　　本山说：“这地方叫啥呀？”　　“眉山。”　　“眉山，就是没山，对我不利。去年我在黑龙江的消山也挨过一个打，消山，消我本山，不吉利。”　　他们拍完了电影，一刻也没停留，马上就返回了东北。　　本山在外面遇到过好几次类似的事，但都不怨本山，因为本山是从不惹祸的人。平时演出的时候什么样的观众都遇见过，醉鬼、无赖，本山都能忍。但是这次挨的打却让他有点莫名其妙，有点冤，不由他不这么想。我就劝本山，以后像什么消山、眉山、吴山、黑山、黄山这类的地方尽量不要去，像鞍山、锡山、釜山、泰山什么的尽管去无妨。　　再说1992年的那次车祸，出得也是有点蹊跷。本山准备在初六给老爹过66大寿，但是已经定好了初六到大庆演出，所以提前在初五给老爹祝寿。然后当晚赶往大庆，结果就出了事。事后人们谈起这事，都说这是破了禁忌，民俗中早就有初五不出门的“规定”，本山恰恰是没有遵守这个规定。另外，过生日祝寿也不能提前，延后倒是可以，本山把这一条也给忽略了。有了这两条，再加上其它的一些“因素”，这事就出定了。　　——临行前，尤迪和未婚夫庄廷伟唱了一曲《在雨中》，两人唱得十分动情，听得人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出车祸之前，是本山开车。开了一会儿他说有点累，就又让司机开。司机说这条路走得不对，还有一条近路。结果就把车掉了头，上了另一条路。　　——出车祸的那个地方是个丁字路口，没有任何标志，路面上又恰巧有一层冰。　　——为了赶路，车子开得很快，时速超过一百公里以上。　　所有的这一连串的“巧合”，促成了这次车祸。回过头来看，少了哪一件，事情都可以避免。通过这次车祸，本山也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从此变得小心多了。  [返]

忙人本山本山是个忙人，整天不是拍电视、拍电影，就是东奔西走地到各地演出。虽不能说是日理万机，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从1990年以后，我们俩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一年只能见到两、三次。有时候即便是见了面，也只能是打个招呼，寒暄两句。正像《刘老根》主题歌里唱的那样：“刘老根，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本山就是这样一个闲不住的人。　　2003年的下半年，有好几个人问我本山是不是又离婚了？我说“没有的事呀，前几天我到本山家去还见到马丽娟了呢。”　　其实人们的这种猜疑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本山常年在外奔波，在家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一年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本山在《艺术人生》接受朱军采访的时候也承认自己欠家人的太多。自从参加春节文艺晚会以后，本山就没在家过一个像样的春节，他总是在晚会播出后的大年初一才驱车往家里赶。在全国的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的时候，也许没有谁会想到演员们比常人多付出了多少代价呀。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是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对于普通人来说，不管多么重要的事也比不上和家人的团聚重要，车站、码头、机场，到处都是归家的人群。　　但是本山不能，因为他不是普通人，也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享受天伦之乐。他选择了这个职业，这个职业也选择了他，他就必然要做出很多地牺牲。我是个凡人，要是让我像本山那样整天不是东就是西地.这么忙活，我还真受不了，人的生物钟都乱了。所以我很佩服本山，也很同情本山。　　本山有多忙，我是见着过的，一天之内走几个地方、几千里地对他是非常平常的事。就说我们同学会那次，定好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钟到莲花，结果他是12点多才到，把我们差点给饿昏喽。原来他头一天到南方演出，计划坐飞机直接返回沈阳。不曾想在登机的时候，有人发现飞机膀子漏油，航班被取消。他不得不飞到北京，又连夜坐火车赶到沈阳，下了火车就往莲花赶。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本山是大腕儿，拿架，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本山办事从来都是很讲信誉的，这一点他的口碑很好，但有的时候他也是身不由己呀！　　2001年本山在家乡开原举行赈灾义演，本山从沈阳1点50出发，3点就到了开原。整整一百公里的路，他仅用了一个小时。关键是，他每天的劳累，根本得不到休息。　　忙就容易乱，乱就容易出差。本山出车祸的那天，也是因为忙。　　那是1992年的春节，本山在晚会上表演了《我想有个家》大获成功。离开了北京，本山先到赤峰看望未来的老丈人，然后就赶回铁岭，为老爹过66岁大寿。2月8号大年初五，本山在艺术团酒楼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祝寿庆典，并邀请李忠堂等人到场。庆典仪式结束后，本山就带领几个演员连夜赶往大庆，因为那里有一场演出，事先就已经定好了的。本山开着自己的子弹头轿车，和另一辆轿车冒着风雪向北方驶去。当他们走到长春市郊的大屯镇一带时，车子冲出了国道，翻在了路旁，本山身受重伤，尤迪香消玉陨。翻车的时候是司机开的车，不是本山。　　这不都是因为忙嘛！　　本山真是太忙太忙，他的时间一般是以分秒为单位计算。我哪次上他家去，都是满屋子的人，一拨接一拨，就连吃饭也吃不消停。多年的演艺生活，本山早就习惯了那种没有规律的生活，经常是拿黑夜当白天过，拿白天当黑夜过。　　另外，关键的一点是：虽然本山已经功成名就了，但他仍然非常地敬业，工作起来玩命，能今天干的，就绝不拖到明天。这也是他忙的根本原因之一。　　我想，要想“惩罚”本山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呆着，啥事也不干，那他就得难受死。　　本山真是个闲不住的人。  [返]

本山不容易人们看月亮总是看到它光明的一面，看不到它的另一面。同样，观众们看到的本山，也总是他光辉灿烂、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的一面。本山是笑的使者，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影视中，他给人们带来的总是笑声。在观众们看来，本山就是笑的化身，在他的生活里也不会有什么忧愁烦恼，永远都是晴空一片。其实不然，在实际生活中，本山也和普通人一样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挫折。在他那张笑脸的后面，也有着很多令人感叹的故事。　　1991年，本山的第一次婚姻宣告结束，他和前妻葛淑珍平静地分手。为了照顾好前妻和孩子们的生活，本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葛淑珍，还向别人借了点钱。此时的本山已经是两手空空，一文不名。　　葛淑珍为本山生下了一子一女，女儿小芳现在二十多岁了，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但儿子小二却于1994年不幸夭折了，当时只有十几岁。葛淑珍怀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黄疸性肝炎。因为在治疗期间用了大量的药物，导致小二降生下来就严重地先天不足，又聋又哑，还有软骨症和肺心病。在这短短的十二年里，本山为了病儿子不知操了多少心，上了多少火。而同时，他又必须把自己的辛酸埋在心里，依然笑容灿烂地站在观众的面前。孩子去世的时候，本山正在北京准备春节晚会。听到儿子病危的消息，他连忙从北京赶了回来，处理完儿子的后事又赶回了北京。又有谁知道，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本山，正承受着丧子之痛。　　本山是个名人，而名人就得有名人的烦恼。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观众是非常喜爱本山、爱护本山的。但总有一些怀有阴暗心理的人喜欢给本山编造些谣言，搬弄点是非，像什么“本山自杀了”、“本山被抓起来了”、“本山出车祸成了植物人”等等，荒唐离奇。有一次本山的姐姐赵本香突然来看本山，见到本山就哭，说听说他出事了，特地来看看。可见谣言传播的力度。　　本山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时候要特别地小心，一些头脑发热的观众过于热情，尽管是出于善意，也极容易对他造成人身伤害。这样的事是那些偶像级的明星们常遇到的。　　由于本山的知名度，总有个别人想打他的主意，用它来骗取点什么。　　1990年本山在长春拍电影，一个人冒充冯市长的儿子，和本山打得火热。后来他邀请本山和他一起做买卖，本山说：“不行，我是搞艺术的，不懂买卖。”那人说：“没关系，你跟我走一圈就行。”本山说：“不行，我没时间。”　　结果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来抓这个骗子。本山不但没被骗，还赚了件军大衣。　　1991年2月，本山随中央艺术团赴香港演出，在房间里接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姓王，是本山在西丰剧团时的一个同事，管乐器的。在电话里，他说：“告诉你吧本山哥，这回我可干明白了，你知道不？深圳国贸大厦第二层都是我的，花园点式楼还有我一座别墅呢。明天晚上我做东，请他一百来人，在深圳最豪华的地方为你接风洗尘。”结果风也没接，尘也没洗，这个姓王的就因诈骗被抓起来了，本山又虚惊一场。　　这些年来，本山到过全国各地，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好在本山有一个精明的头脑，没有让坏人钻什么大空子。其实，最关键的一条，还是他不占小便宜，所以才不上当。　　2001年，不甘寂寞的本山决定过一把导演的瘾，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刘老根》。拍电视剧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资金、编剧、导演、演员、场地等等一系列问题哪一个出了岔也不行。本山是第一次干这活儿，冷手抓热馒头，所以遇到了不少麻烦。在《刘老根二》的拍摄中，刚刚进驻外景地十多天，“龙泉山庄”突然起火，火势非常凶猛。山庄的周围是大片的树林，一旦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消防车飞速赶来，全体演职人员和武警战士一道投入了灭火的战斗。本山冲在了最前面，和烈火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扑救，大火才被扑灭。汗水和烟尘和在一起，本山和演员们一个个都成了花脸。事后查明失火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工作人员扔烟头而引起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火刚被扑灭，仓库又被盗了，剧组的全套音响设备不翼而飞。真是祸不单行。虽然后来东西找到了，但拍摄的进度不得不一再受到影响。　　在拍戏期间，本山患了感冒。但是他一天也不歇，还是照样干。因为他要是不在，剧组的百八十号人就得干等着。另外时间也不等人，拍完了电视剧，本山马上就得到北京参加春节晚会的排演。本山咬牙坚持，直到有一天昏倒在拍摄现场。在整个《刘老根》的拍摄过程中，本山吃了多少苦，上了多少火，真是说不清楚。《刘老根》在中央一套播出后反映强烈，创下最高的收视率，但是观众们并不了解这些幕后的故事。　　当演员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年陈佩斯表演的《吃面条》就把当演员的尴尬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员的经历都是相似的，本山在拍摄《马大帅》的时候，也上演了一场“吃馒头”。有一场是马大帅在一个小饭店里吃饭，吃的是馒头蘸酱油外加一碗开水。拍摄的时候本山是真吃，蘸一口酱油咬一口馒头，再喝一口开水。不一会儿，仨馒头就造进去了。这样的戏有两场，本山一共干噎了八个馒头。还有一场戏是吃高粱米水饭，本山最得意这口，有好长时间没吃着了。一见到高粱米水饭，他高兴得了不得，没等开拍，他就先造了三碗，正式拍的时候，他又吃了四碗，把他撑得够呛。他有这么好的胃口，还真的亏了当年就着咸菜疙瘩吃大饼子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吃面包还得蘸果酱呢，馒头蘸酱油恐怕能吃下去的人不多。所以，本山常说：年轻时候的苦难，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本山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总是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超越自己。“二人转大赛”搞得红红火火，倍受瞩目。如今二人转已经转进了中央电视台，登上了大雅之堂。“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已经正式成立，一个拥有国内一流人才、一流效益的艺术人才培养基地诞生了。　　本山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本山是座山，永远不会被压垮。  [返]

本山语录（精彩台词）停一停，站一站，瞧一瞧，看一看。《法制报》、《故事报》、新出版的《电视报》。有传奇，有侦破，有讽刺，有幽默，供欣赏，供娱乐，受教育，开眼界。　　现在年轻人，净整格路事，儿子搞对像，叫当爹的相媳妇儿。我要是不来吧，儿子还有点驴脾气儿，其实这不怪他，我也是那味儿。　　这些儿女都是大逆不孝，兴他们年轻人亲亲热热、又搂又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这才是我儿子，知道他爹天天为啥闹心。　　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香港回归，三峡治水，十五大召开，江主席访美，这一年把你忙的……　　既然大侄儿从乡长变成三胖子，咱就不能再给一棒子。这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需要安慰。　　耗子给猫当三陪，你挣钱不要命。　　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的。　　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儿个内阁下台，明儿个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谢谢！　　你太不会审美，我这是鞋拔子脸？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我下一步准备去旅旅游，找个较大城市，去趟铁岭。　　还有一样家用电器——手电筒。　　犯了改，改了犯。犯了再改，改完还犯，千锤百炼。　　你穿上马夹我也照样认得你。　　她比你还难看，她呀没你难看，你呀比她难看。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高干就是伙夫。　　要多少是多？要什么自行车？　　今年，我和本山正好认识三十年。在这个时候，我把这本书奉献给广大读者，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由于我和本山的特殊关系，我目睹了本山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个明星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我了解本山、理解本山。在我的眼里，他不是神，只是我的好兄弟、我的好三哥、我的好同学。在妈的眼里，他是个懂事的儿子、孝顺的儿子，当然也是个有出息的儿子。我既不希望把本山无限夸大，说得神乎其神，也容不得任何对本山的诋毁和伤害，因为我们就是亲兄弟。　　现在本山成了公众关注的人物，关于他的书或文章几乎是常见。这其间也有很多的人找到我了解本山的情况。说实话，对于这样的事我始终保持低调，只是有限地介绍了一些情况。但是在一些描写本山的作品中，把我说过的一些话和一些事都给无限地放大了，有的甚至望风捕影、添枝加叶，这让我感到很难堪。虽然本山是名人，但我从来没想过如何去利用本山的影响达到个人的目的。说句实在话，当年我们分吃大饼子的时候我没有任何谋求回报的想法，现在也仍然没有。让我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那不是我的性格。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本山以及我们之间的这种真实的关系，这也是我的初衷。所以说，要论这本书的艺术性我不敢说，但是真实性绝对是百分之百，错了包赔。　　本书名叫《我哥本山》，有点像传记。也许有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不等到四十年或五十年再写？我主要有两点考虑：其一，现在本山正处于最辉煌的时候，这一点不用多说。但我想表现的并不是本山的辉煌，而是我们之间发生的有趣的事或值得怀念的事，让读者从中了解他成长的一个大概历程，体味一下本山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其二，本山已经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人物，研究他的人很多，作家、记者有的是，所以他以后的事就用不着我“亲自”去写了，就写到三十年为止吧。　　通过这本书，你们知道了有个叫李兴华的小子。并且了解到李兴华是个不错的人，是个热心人。爱喝酒，喝得不多；爱帮别人，自己本事又不大，但只要你接触过他，肯定不会忘记他。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同学、同事、本山的一些亲属以及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邱树友先生为本书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表示感谢！  [返]

 ** 作者：李兴华,曲明所写的《真实记录著名笑星赵本山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为转载作品，真实记录著名笑星赵本山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全文阅读由网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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