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西花店:林彪谋害毛主席始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9/21 09:03:23
林彪谋害毛主席始末
作者:李德生 2011.12.20 收藏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我是1969年7月由党中央决定调到北京工作的。当时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开始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又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记得到北京后没几天,总理就带着我去见毛主席。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坐在一起,心情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主席随手拿起总理放在桌上的眼镜戴了一下,问我戴不戴眼镜,就这样亲切地开始了同我的谈话。谈话中,主席向我讲了党的斗争历史,还问我看什么书,并且谈到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在总理向主席谈了对我的工作安排后,我感到担子太重,提出职务太多,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后来,我一直是按主席的这些指示去做的。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我到生产落后的安徽淮北去搞调查研究将近一个月。接到会议通知后,就从安徽直接上庐山。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当时认为,虽然总理宣布的会议程序中没有列入这一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他要在康生前面发言,也是正常的事。林彪在讲话中大谈毛主席的天才,说“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导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等等。林彪讲话后,当天晚上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完突然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讲话。会议也就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在各组讨论中就出现了问题。林彪一伙按事先密商的口径,照叶群的部署,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正式提议,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林彪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他在这次会议上又重提此事呢?原来林彪认为,毛主席早在1959年66岁时就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70年已77岁,不可能再重当国家主席。只要有了这个职位,毛主席不当,就会轮到自己了。林彪想当“国家元首”,“国家元首”这个词就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讲的。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很早就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选阅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林彪讲话后的第二天,除叶群部署她手下几员大将在各组鼓动外,陈伯达在华北组作了一个发言,其中讲到:“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为了尽快配合行动,将发言稿作为华北组2号简报,于25日一早就发到了与会者手上。
据后来揭发出的材料,林彪在听秘书读简报后,高兴得笑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大家都以为林的讲话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陈伯达是中央常委,他的发言份量很重。所以这份简报一出,会议整个气氛都变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会议日程全被打乱,而且矛盾激化到要毛主席亲自作出裁决的地步。
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大家十分关心。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各大组长也参加。毛主席采取断然措施,在会上作了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主席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主席的批评很重,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这次声势不小的风波绝非偶然。
几天后总理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我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李先念同志也回北京,换回纪登奎同志上山参加会。随后我和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等北京来的飞机。不久飞机来了,黄永胜、纪登奎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有些情况当时不太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北京后,总理又带我们一起去见了毛主席,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因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底,七个多月中,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走向反革命道路,自绝于人民。
经过批陈整风运动,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点出了庐山会议事件的反党性质,对林彪一伙公开严厉地进行了谴责。
毛主席
毛主席沿途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传,可是
毛主席到杭州后,叫把专列转移到绍兴。
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大事。
10点多钟,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直接给总理打来电话,说林豆豆报告: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山海关的飞机外出,时间是明天(13日)早上6:00,目的地是广州……。黄、吴、李、邱是他们一伙,预定明天上午从北京同时起飞。总理对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十分意外,他紧皱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总理立即向吴法宪查问:空军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并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吴法宪支吾回答,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说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总理命令:“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这时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查问三叉戟飞机的事,更加惊慌,为了掩盖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在晚上11:22分,叶群故意给总理打电话说:“林副主席想动一动。”总理问:“是空中动,还是地下动?”叶群答:“空中动。”总理又问:“你那里有飞机吗?”叶群说:“没有。”叶群一句话露了马脚。总理这时已知道山海关不但有256 号三叉戟,还有几天前他们调去的一架伊尔―14。叶群的撒谎,证实了他们企图南逃的阴谋。总理立即打电话给李作鹏:(因山海关机场归海军管)“停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一起下的命令才能飞行。”而李作鹏却将总理指示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这时总理不断进进出出,我知道有些新的情况发生了。
到
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
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
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我立即报告总理,他请示毛主席后,指示说:“要它迫降,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我命令北空起飞了八架“歼
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待一切安排妥当,总理已五十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到了
我连夜组织搞清查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词,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大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谋害毛主席的计划《“571工程”纪要》,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等等重大罪证,我即派专人送给了总理转呈毛主席。
这时空军成立了由曹里怀同志等组成的五人小组协助我工作。在清查工作中,毛主席十分强调掌握政策,再三指出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
甚至具体地说: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清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文件,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大历史贡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但仍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帮助,但林、陈反党集团的一伙人不思悔改,最终走上穷凶极恶,准备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道路,值此危急时刻,毛主席亲自到南方巡视,接见党政军领导,不但在要害地区完成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防范,而且机智地脱离了险境安全回京。林彪集团见到一切阴谋诡计均被粉碎,最终选择了仓惶叛逃的道路,落得个摔死异国的可耻下场。
“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对“文革”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亲自着手纠正一些过“左”行为,如指示尽快尽多地解放干部。林彪搞“战备疏散”给弄到外地去的老帅和老同志们,也都先后请回了北京。
朱德同志回北京后,总理和我陪同他去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朱总就说:“人家说你是黑司令,什么黑司令!你是红司令嘛!”
林彪摔死后,毛主席让叶剑英同志出来主持军委工作,解散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由叶帅主持。毛主席交待这项任务时,也是总理和我陪叶帅去的。毛主席见到叶帅后,当面向叶帅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的说法。以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
这之后,毛主席又亲自批示了大量解放老干部的信件和申诉给我,让总政办理。在周总理、叶帅领导下,我们做了艰巨的工作,顶住了“四人帮”的阻扰,使得军队大批高级将领得到解放。
“四人帮”粉碎后,到1980年11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伯达、黄、吴、李、邱及王、张、江、姚等一伙罪大恶极的罪犯,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分别判刑。
历史又一次证明,一切反人民的罪人,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