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不开花的原因:第五次反“围剿”30万红军损失5500人战力却大减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此期间，蒋介石虽暂时无法调集足够兵力实施“剿共”，但他仍旧日夜在考虑“剿共”的办法。如命令下属组织专家破译中共电码，以便获取中共行动的种种情报，同时鉴于历次“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失利的教训，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方针，并且专门在庐山组设军官训练团。由陈诚主持，请德国军事顾问团及意、美军事教官等上百人，向调来培训的赣粤闽湘鄂各路军官，传授适合于“剿共”的军事战术和政治观念。

关于破译中共密电码的工作历经两月，宣告失败。受命负责此项工作的黄季弼报告称：“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与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七月三十日发现电报一张，计九百余字，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即抄过之密本若有一千个字左右，尚可视其抄法之程度如何得其若干之意思。乃此九百余字之电报竟苦心研究时逾旬日，而结果毫无所得。且截至本日止，再未尝发现该类电报。由以上各点观之，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黄季弼报告》（1933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3卷，50945。

在密电码方面无甚收获，但其政治工作，却有相当进展。根据几度开会研究的结果，蒋介石这时已经制定了一套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凡军事推进之处，其社会、政治、教育、产业及老百姓概须军事化，要以军队的精神去办理一切，受军事计划所支配，使军队成为当地政治和社会的核心或主体；由各师党部整顿地方团队，由军队供给武器，训练军事，务须平时能执行宪兵警察之职务，以保卫地方治安，战时而为国家之征兵；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宣传二五减租，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934年7月）；蒋介石：《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1933年6月12日），转见熊尚厚《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准备之考察》，《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军官训练团更为蒋介石高度重视。训练团开办当天，蒋就到场宣布：“此次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的要旨与训练的方法》（1933年7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74页。第一期军官训练团开学仪式上，蒋更亲自告诉来参加训练的军官们说：“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蒋介石：《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1933年7月1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283页。此次训练团共举办3期，受训营级以上军官达7500多人。由于这次训练着重于培养部队之间的统一意志、协作团结精神，强调长官士兵化和军民合作，并且侧重于练习山地战、游击战、险路战、伏兵战及夜战等战术，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加强了战略战术运用的自觉性和互助协调的作战意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事件刚刚告一段落，蒋介石就迅速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进剿”了。其8月16日给军委会的电报明确提出，准备以9月21日为期完成一切“进剿”准备。电称：北路军“进剿”准备务限九月二十日前一律完毕。其战斗序列：总司令刘峙，前敌总指挥蒋鼎文，其下拟分3个或4个纵队，以卫立煌、薛岳、陈诚、赵观涛各指挥一个纵队。《蒋中正致军委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2582。蒋介石为显示此次行动之决心，要求军委会下令“各总指挥军师长，剿匪必须擒斩其匪首之各路最高将领为目的，如其匪首将领尚未就首，则剿匪任务即使匪区肃清，亦不能作为完成。并将各路匪首姓名指明，例如赣南朱毛、鄂西贺龙、赣东方邵以及鄂东豫南赣西各匪首姓名，指明公布并定其擒与斩各种赏格。其数大约以十万至三十万为度”《蒋中正致熊主席、贺厅长电》（1933年8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5262。

随即，陈铭枢、李济深等于11月22日在福州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主任余心清，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分别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任陈铭枢。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蒋光鼐，最高法院院长徐谦。此外设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此一事变的发生，再度打乱了蒋介石计划中的“剿共”部署。

由于蒋介石已经估计到红军并不会为了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而主动采取牵制行动，蒋估计：“闽逆欲与赤匪联合，以制中央，然赤匪未必急助闽逆也；赤匪知粤军不敢外出，故亦必不南移防粤，其将在闽北赣东间，以阻我对闽行动，而以消极助闽逆乎？”《困勉记》卷二十七，1933年11月29日条。故他毫不犹豫地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了9个师，并从南京、杭州抽调了2个师，合计11个师约15万人中央军，分三路向福建进攻。其中蒋鼎文为第二路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江西南城转进闽北浦城；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经邵武、顺昌，与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会合。另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从空中和海上配合地面部队进行侦察、封锁和轰炸。蒋介石则自任“讨逆军”总司令。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15万人三路大军，福建十九路军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过5万人，不仅处处设防，形势上极其被动，而且各级将领中对与中央军作战态度消极者甚多，影响部队战力甚大。随着1934年1月5日中央军顺利夺取闽北重镇延平，7日攻陷水口，十九路军已无法据守福州，而不得不立即向闽南撤退，试图争取背靠广东与苏区。但是，1月12日，福州重要屏障古田被攻占，闽北尽失，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晚分路退向漳州和泉州，李济深、陈铭枢等纷纷离开福建，十九路军将领间亦随即发生分化。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在戴笠所派特务的策反下决心脱离人民政府，十九路军的抵抗已经不复存在。1月30日，中央军占领泉州，南京方面宣布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总、副指挥。福建事变即告失败。

“剿”平十九路军后，蒋介石又陆续把讨伐十九路军的部队调回原驻，并派蒋鼎文部进驻闽西，与北路军联成一气。从1934年3月起，国民党“进剿”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以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形成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因为此次作战中红军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寸土必争的防御战法，正好适应了“进剿”军边推进、边筑堡，步步为营的战法。对此一战法，蒋介石这时有明确的要求，即“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蒋介石：《主动的精义与方法》，《庐山训练集》，第196页；《蒋介石1933年10月17日战字二一三号训令》，《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章第12页，转见黄道炫《第一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这样，红军在具有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器的国民党军面前，其形势就十分严峻了。国民党军此次构筑碉堡的数量十分惊人，仅北路军第六路军在赣南作战几个月，就筑堡830个之多。见薛岳《剿匪纪实》，台北文星书店，1962，第24页。

据国民党军东路军报称：两军3月11日至15日已在三溪圩、五都寨、白舍、甘坊一带发生激战，缴获步枪六百四十八支，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六挺，手提式枪一支，自来得枪二支，白郎林枪三支，俘虏军官六员，士兵六三四名，“投诚”士兵二十名，“伤毙”约四千余名。国民党军方面则阵亡军官一六名，士兵一七七名，负伤官兵五二名，士兵六九四名，失踪官兵一员，士兵七六名，损失步枪六一支，轻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陈诚致蒋总司令电》（1934年3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3019177。

在随后的作战中，中共中央更是为力保苏区北大门广昌不失，前所未有地集中了一、三、九军团全部和第五军团之三师，并各独立师，以及公略步兵学校学生等，对国民党军节节抵抗，虽受重大损失亦在所不惜。红军在此一战役中固然也使用过大胆穿插的战法，但由于国民党军在坚持稳步前进、持久消耗总方针的同时，也能够在相互协调配合的基础上主动出击，因而红军穿插战术反而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几度穿插战术不能得手的情况下，红军只能更加依赖于阵地战，来确保“国土”不失了。

在广昌，红军大量构筑工事和碉堡，决心与强敌一拼死活。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组成前方委员会，亲赴广昌附近头陂督战。红军总司令朱德并亲至前线，严令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和十四师师长张顺清顽强固守，不准撤退。对于红军如此战法，就连国民党方面也深感奇怪。直到4月28日广昌陷落之后，国民党方面才开始从俘虏口中确认红军作战方针真的已经改变了。三路总部参谋处编印《广昌附近诸战役俘匪口供汇要》，1934年6月3日（油印），第2页。而这种改变，毫无疑问让国民党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战术了。

广昌一战，红军主力损失达5500人之谱。而这种损失对红军显然是致命的。据在此前后投诚或自首的红军干部讲：由于红军的战力全赖乎党团员之努力，目前部队损失太大，补充和扩充过快，因此新兵太多，以致每次作战干部和党团员的损伤都差不多要占到士兵损伤之半数，干部和部队骨干严重匮乏，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也由于干部及“党员中坚分子现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余全是苏区农民，无相当训练，一临火线，不战自溃，故不得不利用以前国军被俘之士兵，但此辈多貌合神离……自无诚心与国军抗战”。

红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王严，第十三师三十七团连指导员李和生等语。见前引《广昌附近诸战役俘匪口供汇要》，第4、8页。杨岳彬：《匪情实录》，第4页。在此情况下，红军本应改变战法，但依旧分兵把口，节节抵抗，处处固守。建宁之战，红军再遭败绩，损失上千人。打到8月间，红军又接连在高虎垴、高兴圩和驿前等地与国民党进剿军展开激战，又损失2300余人，各部队基层干部所剩无几，因而元气大伤。仅高虎垴一役，红军伤亡就达1373人，另有40人失踪。其中第五师原来是2000多人只剩下不到1000人。驿前一役，又伤亡2000多人。参见谢振华《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高虎脑战斗断忆》，《军史资料》1985年第7期。自此之后，红军士气转趋低迷，仅8、9两个月里，弃械逃亡的士兵就有数千之多。转见1934年10月13日《申报》。事至于此，中共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