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突尼斯旅游要多少钱:2011中国食品安全报告：人们到底还能吃什么？

 

 
　　[导读]这一年，镉米、地沟油、瘦肉精……我们的食品安全阵地不断报警；这一年，严打、入刑，已陌生的词汇，频频现身于食品领域；这一年，吃好成了一项福利，公司、政府或高调、或低调，四处择地种菜。
　　这是一个带有裂痕的中国盘子，恰如你我餐桌上的那一个。
　　2011年，足球不再重要，房子不再重要，盘子中的粮食和蔬菜最重要。
　　这一年，镉米、地沟油、瘦肉精……我们的食品安全阵地不断报警；这一年，严打、入刑，已近陌生的词汇，频频现身于食品领域；这一年，吃好俨然成了一项福利，公司、政府或高调、或低调，四处择地种菜。
　　2011，这是一个食品安全元年——“还能吃什么？”俨然已成国问。
　　
　　

　　为了这个国问，我们去直接对视食品安全决策层的态度，也倾听来自监管第一线的声音；我们直面最令人愤懑的食品安全事件，也寻找公众怀疑乃至恐慌的来源；我们留心到城市里的餐桌自救行动，也不忽视被误视为安全天堂的农村；当然，我们没忘记来自异国的治理经验，由乱到治，他们的历史也是本教科书。
　　我们发现，2011，更是一个食品安全裂痕的元年。
　　当一位诗人说出“我只信任虫子”，专家却在感叹，公众常识不够，未免太杞人忧天；当政府说出“地沟油犯罪一日不绝，公安机关决不收兵”，公众却并不领情，正如标准越修改，争议越蔓延；公众迫切需要一个彻底扭转食品安全形势的时间表，政府却试图说明白，这是即便发达国家也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彻底扭转确实需要过程，需要时间。
　　面对食品安全，我们不免说，标准不接轨，执行不到位，政策不完善，但是对形势的判断，对行动的认知，对未来的预期，如果不修补裂痕，达成共识，如何能形成合力，真正去追求改观？
　　2011，我们如此渴望，能有一片净土让吃变成一件不需要太花心思的事情。而要实现渴望，弥补裂痕，必须有共识在先。从今天起，让我们尽力真正理性、淡定地关心粮食和蔬菜。
　　
　　【2011食品安全报告】监管者说——第一线的忧思
　　
　　他们是中国第一线食品安全监管官员，他们责任重大，为食品安全疲于奔命，社会评价却是公务员中比较低的；他们很害怕出问题，可是复杂的食品监管链条又非自身能力可控；面对频繁调整的监管体制，他们心里更没底。
　　“一头猪都管不好?”
　　这有点像“地下”工作者接头。电话那头的林琴（化名）在得到记者反复保证之后，才开始试探性回答问题。
　　“如果让我讲真话，就得用化名。”林琴说。即便如此，在一些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利益纠葛的问题上，林琴还是欲言又止，“说多了得罪同行。”
　　林琴，内蒙古一家区级卫生监督所官员。在各种专项整治行动之下，她和同事们日复一日，走街串巷寻找餐饮安全隐患。
　　她看到的是：肉食店大量使用含有亚硝酸盐的嫩肉粉，面食为了筋道加了膨化剂，火锅里也掺杂了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添加剂。
　　她听到的是：“你们怎么连一头猪都管不好？”“市面上究竟还有什么能吃？”
　　和林琴一样，难以预料结局的还有工商、质监系统官员。自从2011年10月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体制以来，他们更忧虑自己的前途。
　　就是这样一群掌管中国老百姓饭碗安全的基层官员，自嘲没一个有“官样”，“很瘦很瘦”。为检测瘦肉精，有时要守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突击抽检到卖肉的小贩。
　　曾访谈多位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者的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亚平为他们勾勒了这样一幅群像：责任重大，为食品安全疲于奔命，社会评价却是公务员中比较低的；他们很害怕出问题，可是复杂的食品安全监管链条又不是自身能力可控；面对频繁调整的监管体制，他们心里更没底。
　　对林琴而言，这种苦日子要在2012年1月1日结束了。按照食品安全法，对餐饮行业的食品安全监管将从卫生局移交给同样缺乏餐饮监管经验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林琴为此松了一口气。
　　
　　馒头“创收”风波
　　林琴的压力不仅来自监管责任，还来自“创收”。
　　林琴所在部门长期收取餐饮企业的“消毒效果检测费”，一间40平米的餐饮店，每年收取600元左右。这个区级卫生监督所每年有300万元的收费任务，其中200万元都下达给食品卫生的监管员。这些费用长期维持着这个监管机构的运转，直到2011年，才改由财政拨付工资。
　　“对监管部门来说，食品餐饮是油水最多的领域。”一位卫生系统的官员
　　直言不讳地说。
　　在现有分级的监管模式下，农业部门负责种植养殖环节，质检部门负责生产加工环节，工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环节，卫生部门负责餐饮消费环节及食品安全的综合协调。
　　分段管理看似权责明确，但由于食品问题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存在大量职责重叠或是三不管的真空地带，于是争夺和推诿就成了部门之间的常态。
　　“你经营，我收费；你违法，我查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到处发证的时代。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郑州“馒头风波”。2001年，郑州市市、区两级“馒头办”为了争一笔罚款，办案人员当街对骂，成为轰动全国的笑谈。
　　
　　问责风暴
　　虽然“创收”对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官员压力很大，但至少没有威胁到乌纱帽。
　　这一切随着“三鹿奶粉事件”而改变——食品安全问责风暴席卷而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权威数据显示，2011年前10个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办食品安全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57人，仅“瘦肉精”案件中已有74名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发了证的，出了问题要找我——因为谁发证谁负责。没发证的，出了问题还要找我——没有许可怎么可以在市场上经营？”一位基层监管者反问道，“问责只能导致监管者从主动出击转为被动防守。”
　　以面包房为例，通常里间做面包，算生产归质监管；外间卖面包，算流通归工商管；支几张桌子给顾客用餐，算餐饮归卫生管。“原来争权，现在推责。”江苏某市工商局负责食品安全工作的王荣（化名）说。
　　这也在刘亚平的调研中予以证实。刘亚平发现，目前更多地方食品安全监管者的心态是“观望”。通常的做法就是留下“监管痕迹”，万一出问题追究责任的时候，好有个交代。
　　“我们这叫搞专项整治——给你20天时间，你最后必须上报出动了多少人次、检查了多少家，再报个数据，皆大欢喜。”林琴说。
　　
　　一顶大盖帽，能管好食品安全？
　　对于温州市鹿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全一凡来说，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之巨的监管任务。
　　按照新职责要求，该局要监管全区294.38平方公里上的近千家医疗药品机构，2000多家保健食品和化妆品经营企业，4000多家有证餐饮企业，4000多家无证餐饮店。该局目前编制仅为8人，现既无下属行政执法机构，也无街道（镇）派驻机构。
　　全一凡建议，可将鹿城区工商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整合重组，成立鹿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认为，机构整合可有效延伸监管网络，亦可减少部门推诿扯皮。
　　“不是拆庙，而是把几座庙合在一起，把人员和技术整合起来，把食品安全管好。”全一凡说。
　　实际上，深圳市早在2009年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即整合工商、质监和物价部门，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试点中，也将工商、质监、安监等部门合并成市场安全局。
　　2011年“两会”期间，上海市工商局办公室副主任徐上将“深圳经验”称为“用一顶大盖帽，管好食品安全”。不过，徐上考察后发现，该局合并之后，人员和技术整合并不到位，扯皮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原来该谁负责，改革以后还是谁负责做。
　　刘亚平也听到监管者抱怨，改革后不仅经费不足，且要兼顾多个环节，结果，只能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最容易出问题的“消费”环节。
　　“任何体制都是有利有弊的。”刘亚平说。大部制的模式也是如此。
　　微博达人的考验
　　事实上，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官员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自2011年11月底上海政务微博上线后，“上海工商”这一账号的管理者徐上也成了“微博达人”，而且很快就面临了一次考验。
　　12月19日晚，上海浦东一小区居民家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一家五口出现呕吐、恶心、神智不清等症状。据户主向媒体反映，可能是当晚吃的粉丝出了问题，因为买来的粉丝没有包装和生产保质期等，是在小区附近的农贸市场买的。
　　一天后，“上海工商”通过微博给出了初步结论为“煤气中毒”，同时，工商部门还对户主提到的粉丝摊位进行了检查，该摊位证照齐全，粉丝均从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购入，索证索票完整。为确保安全，工商部门已采样送第三方检测，其余暂封存。
　　“最终检测结果也是合格的。”徐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食品安全真有问题，现在没有人敢隐瞒不报。”徐上认为，利用微博在第一时间通报信息，正是为了改善对公众的服务。
　　如果放在半年前，这可能还要引起内部争论。
　　2011年3月，央视曝光双汇瘦肉精事件第二天，上海市工商局即对市场上“双汇”熟肉制品进行了抽样检查。一周后结果出来了，抽检的30组样本全部合格，未检出“瘦肉精”和替代品。
　　据徐上回忆，当时围绕能不能对社会发布，工商局内部发生了争论，有监管者认为双汇像过街老鼠一样，现在发布“100％合格”有点不合时宜；有人担心，对超市卖场进行抽检是合格，可会不会有些没有覆盖到的小摊点，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最后，上海市工商局还是对社会公布了信息。理由是：政府信息公开，就是要告诉公众真相。
　　【2011食品安全报告】查案者说——食品严打的秘密
　　2011，成了公检法机关打击食品力度最大的一年，如何避免成为常见的“猫鼠游戏”？
　　近交远攻
　　浙江、山东、河南……转圜数省、来回几万里，对于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警察们而言，长途奔波的2011，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年。
　　“我们整年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上。”治安大队副教导员洪聚峰在办案的旅途上说。
　　2011年3月，正是他们发现，并最终由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三省公安机关联合行动破获了“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地沟油案”。一场司法机关内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打击行动，自始在中国全面展开。他们开了最响亮的第一枪。
　　就是此案破获的一个月前，2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面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讲话，明确把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作为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八项工作内容之一，这是并不寻常的表态。
　　以往更多处理普通社会治安案件的治安警察，现在正调转枪头，全力围剿危害食品安全的刑事犯罪。洪聚峰们在随后的大走访中发现了地沟油案的惊天线索。
　　2011年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天，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布置全年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动员上下两级、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机制。3月15日，一项要求杭州市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意见书，即下发全系统，要求“指派业务尖子”“组织精干力量……确保对该类犯罪的高压态势”。
　　3月底，杭州市检察院牵头创立“联合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新工作机制”，杭州市检察、公安、药监、农业、质监、工商、卫生、贸易等八个职能部门联合成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立在市检察院侦监处。与各地食安办等协调机构不同，这一机制直奔加强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打击合作的主题而来。
　　“这是由分管副检察长带队，花了二十多天一家家拜会出来的结果。”杭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连斌说。
　　机制要求，各成员单位均常设专门联络员。八部门互通有无，及时联络，确保信息及时通报，“各单位第一时间发现造成重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必须报到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看起来是个多赢的选择，“行政执法机关有它的难处：一方面多头监管、执法主体分散，相互间缺乏沟通渠道。同时，他们执法手段单一、缺乏强制手段，也大大限制了对食品安全案件的打击。”连斌说，而对检察院而言，这一机制，也解决了检察院线索发现难的问题。
　　翻天覆地的数据
　　在检察权、侦查权的助力下，联动打击的效果已经显现。连斌说，“去年全杭州检察系统办理的此类案件还是个位数，现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新的数据是，杭州市公安机关2011年已立案侦查53件，移送审查起诉的13件19人，已有5人被判刑。
　　“以前打击食品药品犯罪，主要是打假烟，而今年则拓展至12个类别，假药、假矿泉水、毒笋干、假食用油都有。”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可能纠正过往“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现状，2011年12月16日，来自最高检朱孝清副检察长的批示，肯定了联合机制的意义，认为“值得总结推广”。
　　仿如猛虎突然下山。2011，成了公检法机关打击食品安全力度最大的一年。
　　副检察长朱孝清在2011年中国食品安全法治高峰论坛上披露的数据更具今非昔比的说服力：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两类涉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约464件848人，提起公诉343件596人。
　　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改变。过去三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显示，全国法院每年审理的这两种案件不过百件左右。
　　“这一年政府可以说搬出了所有能用的执法武器，也对民间的诉求给予了足够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评价说。
　　
　　渎职，全国就这么点
　　但对渎职案的查处，仍旧显得势单力薄。12月9日，还是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通报的数字，“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监管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17件18人，渎职犯罪20件39人。”
　　“全国数字就这么点，可见要想通过查办渎职，对监管机构形成威慑有多难。”一位要求匿名的反渎检察官说。
　　多地要求匿名的检察院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职能部门多头管理、导致责任难以明确定罪外，即使是有个别渎职案最终被查办，由于牵涉太多，也很难被公开而起到应有的震慑效果。
　　以上海生猪肉的供应地嘉兴为例，其下属的海盐县、秀洲区两地检察院都曾办理了多起“瘦肉精”犯罪，但他们一致拒绝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有关案情的任何信息。
　　“地方领导担心影响生猪在上海的销路，不允许我们炒作。要求我们只能做不能说。”一位要求匿名的检察官解释。
　　对查办渎职案件之难，温州瓯海区检察院检察官潘标标有自己的体会。2010年，瓯海区曾破获一起销售屠宰2万多斤病死猪肉的案件，在温州造成重大恶劣影响，业主父子最终被分别判刑。
　　虽然检察院怀疑案件中存在玩忽职守行为，但真到查办时，却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阻力很大。”潘标标回忆说，庆幸的是，此案曾被浙江省检察院和温州市领导批示，加之案件本身的证据尚算充分，才最终得以进行。而最后被起诉的，竟只是位区经济贸易局下属生猪屠宰和肉食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再下属的市场检查分队队长。
　　“渎职案件，猫腻往往隐藏得很深。查案时，他们常常纠缠的是认识和证据问题。除非是贪腐、渎职双料犯罪，否则很难查办。”连斌感慨。
　　
　　监管利益？监管者利益？
　　周汉华表扬之余，仍不免担忧重典治乱的推广和普遍意义。
　　在他看来，这一年的食品安全治理策略，还在传统的治理思维下，“不仅分段管理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可能更加叠床架屋。”周汉华说。
　　被寄予举国期望的新生的国务院食安委，正承担着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不否认在奥运、世博、亚运等特定时间、空间，只要拿出举国之力，就会干得漂亮。”他提醒猛虎下山式的打击行动，要防止以往常见的猫鼠游戏，“老鼠抓不完，最后倒成了猫的博弈筹码。”
　　他担心，目前打击食品安全权力的扩展，业已渐渐蜕变成为部分执法部门要钱、要人、要权、要政策的扩张工具。
　　“食品安全问题越多，他们的权力越扩张，反过来，要得更多。”到时再没有人考虑监管利益，“考虑的都是监管者的利益”。
　　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也认为，“打击犯罪，不如减少犯罪。”将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才是解决根本。而行政监管应该成为首要维护者，“毕竟，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应该是备而少用、备而慎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说。
　　于可持续性而言，“即使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老虎就不睡觉吗？”
　　周汉华说，他理想中的治理方案，是一个多元的三角结构——公众参与、行使自己的权利、制约一般的政府；大政府负责制约食品安全特定监管机构，特定机构对大政府负责；而再由民众制约大政府，“否则，一旦缺乏公众声音，食品安全治理就容易变成大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忽悠委托人的情况。”
　　“系统的、可持续性的改革，远不是破多少大案要案那么简单。”他感慨。
　　【2011食品安全报告】自助者说——公益载不动“菜团”
　　城市中产，在食品信任危机下，选择相信自己，试图与食品生产者建立相互诚信、风险共担的消费模式，这些以“农夫市集”命名的组织一诞生即飘摇。
　　在经历一番挣扎后，2011年8月易晓武退出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上海菜团”。因合作伙伴质疑他参股一家生态农场，有“输送利益的嫌疑”。此时，距离菜团的创办还不到一周年。
　　退出后，易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上海侬好农夫市集，这也是他于2011年5月创建的组织。但公益化道路，使之面临生存窘境。
　　上海菜团是一群关心食品安全的白领，自发组织起来采购安全食品的组织，而“侬好”市集则是生态农场定期“聚会”的售卖活动。这两种“餐桌自救”的创新模式，于近两年来，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纷纷涌现。参与者多为城市中产，他们在食品信任危机下，选择相信自己，试图与安全食品生产者建立相互诚信、风险共担的消费模式。
　　欧美日韩等国在二三十年前就用这些自救方式刺激国内食品安全的改善，至今，这些国家的生态农产品生产比例已达20%-30%。但在中国，一切都刚刚萌芽，易晓武的“创痛”也是自救组织集体面临的问题，白领们的餐桌仍有变局。
　　农夫市集没“钱途”
　　易晓武因为看到北京的有机农夫市集很火爆，就欣然创建“侬好”市集。
　　但他只看到北京市集表面的热闹，却不知其内在的焦虑。2010年9月18日北京市集首次开张，至今已1年多了。志愿者们找免费的场地，组织一二十家生态农场进驻市集销售安全农产品。志愿者们还通过微博等形式召集消费者，每次纷至沓来者竟达两三千人，举办周期亦从每月一次发展到现在的每周一次，并聘请了4名专职人员。
　　但因是公益行为，该组织无任何收入，专职志愿者都无报酬。“我们对消费者、农户都是免费的。如果找不到别的盈利模式，市集确实难以为继。”专职志愿者马小超说。
　　上海“侬好”一开始就陷入了类似的经费困境，它只获得几千元的赞助，用于海报之类的印刷。易晓武“发疯”地寻找免费场地，但对方要么理解为一般的菜市场，不愿合作，要么需要收费。自2011年5月份创建以来，侬好只举办了6次。
　　尽管进驻的农户们愿意承担适度的场地费用，但易仍努力寻找免费的场地，为生态农场减轻负担。但他认
　　为，市集若持续，必走经营化路线。
　　而北京有机市集协调人常天乐既不想把市集运作成纯公益性组织，也不想运作成纯商业的模式，“而是一种社会创新，以商业合作的收益来建立生产者、消费者、组织者三方共同管理的平台”。
　　常、易都还未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台湾的杨儒门已经先行了。自2008年7月成立“248农学市集”至今，他共发展了3个市集，有15名专职工作人员。他还计划在台北市、新北市的每一个行政区都成立2个市集，因为他找到了盈利模式。一是，向进驻市集的农户收取“清洁费”，二是，帮助农户开办农产品商店，还协助他们进入超市和餐厅，因此获取一定报酬。
　　公益不能承受之重
　　易晓武们遇到的问题，是公益热情遭遇商业冷规则。这不仅体现于农夫市集，也体现于“共同购买”。“共同购买”则是消费者的联盟，他们联合起来寻找、采购健康食品。
　　“上海菜团”就属共同购买。创建时，易在制度设计上吸纳很多公益元素，如每名团员每年交100元团费，且按消费额缴纳8%的公积金，他计划将这些钱用于公益。
　　一年后，他选择退出，皆因该组织无法承载他的公益野心。2011年2月，他用邮件与几名理事商议，从团费和公积金中提取5000元捐助一个叫做“热爱家园”的环保公益组织，但被反对，因“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而易和伙伴最大的分歧是：其他理事欲将菜团注册成合作社，并给志愿者以报酬。自2010年9月份成立以来，都是会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运作，无报酬，但工作热情不高。
　　而易倾向于靠团员彼此感化，通过活动感染团员，调动自主积极性。“即使要给志愿者支付报酬，也应通过内部用议事规则来解决。”易晓武说。
　　如此分歧，最终转到对人品的怀疑上，易愤而退出。现在的菜团更似公司化运作，聘请了兼职会计，还将聘请专职工作人员，原来由团员缴纳的公积金亦转为向农场收取。团费和公积金都用于菜团自身的运转。
　　公益热情同样支撑不了北京“妈妈团”的浪漫梦想，这也是一个“共同购买”的组织，成立于2010年7月。最初完全靠几个妈妈凭着热情，用私家车取菜、分发，不计报酬。3个月后，她们开始租赁门面，并乐观设想，从生态农场那获取一定的回报，再从店铺中分割出二三十平方米装修成舞蹈培训室，用于出租，以维持组织的运转。但半年后，6名原始投资妈妈，先后有4名因理念不合而退出。
　　“因为一直亏损，所以有的妈妈想做成小超市，认为活下来最重要，但我认为要有原则地活下来，不能搞成一个商业性的机构。”创始人之一刘宇璟说，“还有妈妈想做大，要再融资。而我认为只能跟真正的生态农场建立供销关系，不能随便找农场。”
　　
　　生态农业要“开放”
　　这条餐桌自救链条上的生产者，日子也不好过。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运营算是佼佼者，现有1000个会员，产品供不应求，但园长石嫣还是认为“生态农业种植都是小型的，边缘化的，不稳定的”。她还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据她研究，由社会组织参与运作的生态农场，生存状态才比较好。
　　但石嫣仍看好生态农业的前景，因为一部分城市居民既有食品安全的需求，也有环境安全的需求，这和真正坚持生态农业的生产者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也是西方“社区支持农业”的精髓。而这也是易晓武和贾瑞明走到一起的原因。
　　贾的生态农场采用预订制，即在还不能预计收成时，消费者就按照亩数预付资金，且不计产量。贾认为，“人不能向土地无限索取”，他的消费者必须认同他的“自然农法”理念。
　　他还在网上公布农场的财务状况，“我要让消费者们知道我不是谋取暴利，我只挣合理的钱”。
　　易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他曾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上海小组的组长。他和贾精神契合。
　　2010年5月的一天，贾瑞明打电话给易，他想在崇明岛租下100亩地从事生态农业，但缺资金，于是易拿出6万元钱给贾，后又借给他3万多元。
　　“3万多元已经还了，但6万元并不是借给他的，也不是参股，不参与分红，就是支持他的，因为我信任他，他从城市到农村从事生态农业，是有牺牲的，我就是想让他把事情做起来。”易晓武说。但他的妻子认为，“出了钱，也得要个名”，故在注册公司时，将妻子的名字列为股东。而这最终竟成为他败走“上海菜团”的口实。
　　【2011食品安全报告】“原罪”者说——我是“小概率”
　　中国的食品大公司危机公关一直令公众侧目。这些食品巨头成就了中国食品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但也始终坐在火山口上，斥责声不绝于耳。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原罪者们的尴尬身份，或许是中国食品产业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缩影。
　　蒙牛：按理是不需要公之于众的？
　　新闻还原
　　2011年12月24日，国家质检部门公布：蒙牛集团四川眉山工厂生产的利乐包纯牛奶产品黄曲霉素M1检测结果超标140％。黄曲霉毒素M1为强致癌物。次日凌晨，蒙牛承认并向消费者“郑重歉意”，说明“公司立即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晚上9点29分再次声明，强调“没有问题产品流向市场”。
　　在群情激愤质疑产品质量的同时，人们更关心蒙牛是否及时闭厂自检，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启动问责程序，以及最重要的，所谓的“小概率事件”在未来如何防范？
　　
　　蒙牛回应
　　黄曲霉毒素超标的原因来自奶牛养殖环节，由于个别奶农的饲料储存不当，眉山地区天气比较潮湿，导致饲料产生霉变，黄曲霉毒素超标，这也是目前所确认问题产品唯一的污染源。虽然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蒙牛内部会进行相应处罚。
　　需要强调的是，质检总局的抽查发生在生产工艺过程中，随后蒙牛在出厂前同时检测出这一批次问题产品，并进行封存和销毁，因此问题产品的出现并非蒙牛自检失误，即使质检总局不进行抽查，蒙牛内部的自检流程也会检查出问题产品。如同一台汽车在下线前，如果轮胎出了问题，这属于企业内部工艺管理流程，按理是不需要公之于众的。如此开放的态度，是想告诉消费者，问题产品出现在质检过程之中，在流向市场之前，我们牢牢掌控产品关。
　　

　　双汇：危机的思考还没停止？
　　新闻回放
　　2011年3月15日，根据央视“3·15”特别节目《“健美猪”真相》报道，河南孟州等地养猪场采用违禁动物药品“瘦肉精”，有毒猪肉流向了双汇。消息一经传出，农业部要求严办，同一天，双汇跌停。次日，双汇承认并对消费者进行道歉。
　　“瘦肉精”风波一时间令公众“谈肉色变”，双汇产品在华南地区的销售额一度下滑50％。生猪在养殖时违禁使用“瘦肉精”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在随后的贩运、屠宰和销售环节，监管措施几乎形同虚设，于是“健美猪”就这样大摇大摆送上了
　　消费者的餐桌。
　　双汇回应
　　此次危机虽然已经基本过去，但危机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没有停止。针对瘦肉精问题，双汇采取了“生猪逐头检验”的方法，同时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在针对生猪源头的管理上，双汇集团在供应商中建立索赔机制——凡提供有毒有害等非食品原料的供应商，除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处理外，还要按“问题生猪”或“问题商品”价值的两倍进行索赔。
　　目前，双汇将3月15日设为“双汇食品安全日”，并同时成立“双汇集团食品安全监督委员会”，邀请肉类行业、食品行业、公共媒体、政府监管部门等外部专家监督。
　　思念水饺：全面整顿进行中？
　　新闻还原
　　2011年10月19日，在北京食品安全办公室发布的新一期下架名单中，知名品牌思念三鲜水饺被检出可引起肺炎等疾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随后证实，2011年7月底，公司接到北京市工商部门寄来的检验报告。北京全市下架了问题批次产品，思念也受到了相应处罚。该公司表示：国家质检部门今年曾抽查过生产环节，结果都为合格，细菌可能由流通环节带入。郑州市质监部门已对问题产品取样送检，目前尚无明确结论。
　　思念回应
　　在接到北京市工商部门的检验报告后，公司立即启动了召回程序，并于2011年8月10日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督下，采用粉碎填埋的方式，对召回产品进行了销毁。
　　公司经历了几次闭门反思会议，开始全面整顿：首先，邀请华南理工大学食品专家参与，采取了全方位的自检和关键危害点的分析，于各个环节进行彻底清查；其次，坚决不收“含菌猪”；第三，对出厂产品由按比例抽检改为批批检测；第四，思念公司计划立即引进第三方检测，对流通环节进行定期检验；第五，在人员制度上进行长效机制的建设，培养专业的质监品控团队；最后思念还决定，公开招聘首席质量官，赋予其产品生杀的独立权力，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雀巢：问题食品未在中国生产销售？
　　新闻还原
　　2011年4月9日至11日，英国《每日电讯》连续报道了瑞典科研人员一篇研究报告，称包括雀巢在内的欧洲知名品牌婴儿食品中的砷、铅、镉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母乳。随后被国内媒体转载，引发了雀巢米粉可能含“致癌重金属物”的恐慌。
　　根据我国卫生部发布的《生乳等6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规定婴幼儿谷类辅助食物中，无机砷不得超过0.3毫克／公斤，这意味着，在我国婴幼儿食品中每公斤含有200至300微克的无机砷已属于“安全”，而瑞典研究机构公布的相关产品含砷量为1.7微克，这个标准已经被视为“含致癌重金属”。这引发了公众对于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低于国际标准，以及食品生产企业“内外有别”的争议。
　　雀巢回应
　　我们确认上述报道中所涉及的雀巢产品是完全安全的，并符合所有北欧和欧洲的相关标准。瑞典食品管理局同时也确认所有产品都符合标准。
　　我国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在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安全标准中规定了砷和铅的限量指标，均为0.2毫克／公斤，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未对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规定限量。我国和CAC均未制定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镉限量指标，但我国对该类食品的主要原料大米的镉限量要求（0.2毫克／公斤）严于CAC标准（0.4毫克／公斤）。因此我国现行有关标准均严于CAC。
　　报道中所及雀巢产品未在中国生产和销售。雀巢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婴幼儿食品完全符合中国法规及标准的要求，消费者可放心食用。
　　【2011食品安全报告】炮轰“问题食品”，打偏了靶子
　　我们不会因为全国每天都有偷盗抢劫事件就不敢出门，并把周围的所有人都怀疑为罪犯；同样我们也不必因为每年有几十起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而产生“什么都不能吃了”的恐慌。
　　媒体搜罗一年中的各种曝光事件，真正算得上食品安全事件的新闻，其实不多。这里面又包括几个类型：环境污染问题，农用化学品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微生物、微生物毒素和寄生虫问题，假冒伪劣问题等。
　　有关环境污染的，只有2起，即“10％大米镉超标”的报道和海产品污染报道，这些信息的提供者是专业人员。环境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食品的安全品质。
　　以镉米为例，对于植物来说，籽粒通常是污染较小的部位。如果精白大米产品都发生了明显的重金属超标，那只能说明土地、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我们总不能用纯净水来种田养畜！
　　农用化学品使用问题主要是兽药、农药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毒扁豆”、“毒韭菜”和“膨大西瓜”。由于目前完全不用农药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农产品比例很小，人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和微量农药残留以及调节剂和平共处。
　　以农药超标为例，很多消费者认为，农药就是杀虫剂，杀虫剂既然能够毒死虫子，肯定也能毒死人类。
　　美国农业部和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检测证明，美国蔬菜水果中也有很大比例产品检测出农药残留。绝对的安全很难达到，但各国营养学家都有一个观点：与微量农药残留相比，蔬果中的健康成分对人体健康的意义更重要。
　　另一被关注的是催熟剂和膨大剂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应用。催熟剂是方便热带水果异地销售；膨大剂则是促进果实变大，以便卖出好价钱，虽可能降低水果品质，但并不会产生毒素；催熟剂乙烯利遇水就会分解，所谓催熟剂能催熟孩子的说法完全没有科学道理。
　　食品添加剂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食品安全问题。三聚氰胺、吊白块、苏丹红、甲醛、瘦肉精等均不属于食品添加剂；硫磺熏制蔬菜虽可能造成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但目前并没有毒害后果报告；“毒生姜”、“毒黄花菜”之类说法属于不科学的夸大表述。是否到了“毒”的程度，是否会造成危害，须经专业机构评估。
　　食品添加剂当中，毒性最大、引起中毒事件最多的是亚硝酸盐。相比亚硝酸盐而言，食用色素不曾造成任何人中毒住院，但染色馒头事件却引起巨大反响。
　　要比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留更值得关注的还有微生物、微生物毒素和寄生虫危害。比如2011年，出血性大肠杆菌污染事件致使德国50人丧命。2010年，沙门氏菌食物中毒事件迫使美国畜牧业召回了5亿枚鸡蛋。还有大米、花生、玉米、坚果等食品霉变产生的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泥鳅、螺贝等水产品中的寄生虫，也曾是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主角。
　　可以这么说，和全国的食品企业、食品摊贩相比，每年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并不是很可怕的数字。我们不会因为全国每天都有偷盗抢劫事件就不敢出门，并把周围的所有人都怀疑为罪犯；同样我们也不必因为每年有几十起食品安全事件而发生“什么都不能吃了”的恐慌。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