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牙齿填充物是什么材料:什么是“人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8 01:12:46
一家之言
许子东：网络上的“人民”与“公民”
许子东在演讲后为听众在自己的新书上签名。 （侯桂新 摄）
2011年12月26日晚上，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携其新书三卷本《许子东讲稿》来到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作题为“文革、五四与网络时代”的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我今天讲的，其实更准确的题目是：什么是“人民”？我一直觉得五四、“文革”与今天这三个时期是可以用三个名词来解说的，就是：国民、公民、人民。“国民”比较适合的讲者是陈丹青，“公民”这个题目梁文道会愿意讲，那我就讲“人民”。
“人民”这个词我们古汉语就有。在《管子》里“人民”指人类；在《孟子》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这个“人民”是指百姓。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就不同了，它变成一个比前面那个“人民”要小，但比后面那个民众要大的概念。
“人民”曾经是个很严峻的话题，很多国人是“人”，是“公民”但担心自己不是“人民”。“人民”的反义词是“敌人”。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词汇靠反义词定义，如“黑”、“白”，“冷”、“热”，“敌”、“友”……敌人的反义是朋友。旧版《辞海》说人民的定义随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变化。在“不是人民”与“是人民”中间，还曾有很多过渡地带，有些人暂时留在“人民”的范围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随时有可能被划出去。
“人民”从数量上讲，是一个比“民众”大又比“公民”小的一个概念。“人民”是“民众”加“官员”，但又不同于另外一个概念“公民”。本来，除非是被判刑，被剥夺政治权利，否则人人都是公民。可是有一个时期，有一部分“公民”可以不是“人民”，他们过去是“地、富、反、坏、右”。在今天，在某种思维语言习惯中，“人民”仍然不包括有钱人、行为与众不同或思想有问题的“少数人”。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分析了各个时代对于“疯狂”的定义，因为对“疯狂”的定义不同，人类的各个文明时代也不同。怎么界定少数异端的人关系到怎么界定我们大多数正常的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好人”和“坏人”这两个称谓，借用福柯的这个理论，当我们界定“坏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界定“好人”。100个人里面需要5个敌人，就是为了让另外95个人感到幸福，感到安心，珍惜作为“人民”的权利。我们曾经那么珍惜作为“人民”的资格，却从不珍惜作为“公民”的权利。因为“公民”这个权利不会失去，除非你犯法，而“人民”这个权利需要争取。
我讲这些是为了回答佛山讲座上某同学的提问：“文革”中被打倒的约占全中国人口的5%-10%，而其他90%的人民群众并没有直接受害，而今天，富二代官二代的数量大致也是5%-10%，其余90%的人民群众是弱势群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点来回答：第一，上世纪50-70年代，城乡物资匮乏，生活困窘，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尤其农民，更被剥削，挣扎在生存线上。“文革”中并非是10%的人受迫害， 另外90%的人在害他们，而是100%受害；第二，他不该继续沿用10%的逻辑来看待今天的现实，尽管这听上去有道理，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身为公民，不应该因为财产、职位、男女关系等而把你归类在一个必然要打倒的集体里。“文革”的悲惨故事被片面强调甚至使人疲倦了，而“文革”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得到学术界深刻的反思，以至于“人民”一词的定义都没有反思，还在被广泛使用。比如有人声称要从“人民的立场”写文学史，言下之意，现有文学史是“知识分子”的“非人民”的立场？或者号召“人民”打倒“贪官”，其实跟贪腐对立的，应该是全体“公民”。
公民和人民的概念有两个根本区别：首先，“人民”的外延内涵是可以改变的；第二，“人民”的概念是群体所有的，在遭到不公平待遇时无法用“我是人民”作为理由寻求公道，只能说“我是一个公民”。在法制社会，不能再把“人民”这个话语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人民”就应等同于“公民”。每一个人，除非你被法律剥夺了政治权利， 否则不能因为你的穷富、身份、职业而把你同别的人们割裂开来。
关注现在的中国，不难发现一个问题：经济上高度发展，但是却存在不平等。如何看待它？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但为什么中国人的反应特别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我们的穷得缺底线，发达国家尽管贫富悬殊，但是社会给予穷人最基本的保障，这样就不容易闹事；二是我们经历过一个相对经济平等普遍贫困的革命时代，从正面上看，人们因此特别不能忍受不平等，从负面上看，革命也破坏了民间社会各行各业的基本秩序，大家都在和最富最高的人做比较，而不是做好本分的事。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一是重新洗牌把少数人的财富再分配到多数穷人手中，从而回到经济相对平等的状态去；二是找到并消除经济不平等背后的政治不平等（换言之，我们仇恨的不是有钱人，而是利用特权致富的人），这样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经济平等。
面临这一选择，网络起了巨大作用。这一技术发明在美国，开花在中国，它是先进科技+先进文化+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传播工具，中国纸媒、电视面临限制较多，于是网络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公众空间”。我们大家在网络上要做一个独立人格自由权利的“公民”，而不要只做一个自以为是群体的“人民”。
（林健辉 李慧 整理）
林健辉、 李慧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许子东：网络上的“人民”与“公民”
许子东在演讲后为听众在自己的新书上签名。 （侯桂新 摄）
2011年12月26日晚上，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携其新书三卷本《许子东讲稿》来到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作题为“文革、五四与网络时代”的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我今天讲的，其实更准确的题目是：什么是“人民”？我一直觉得五四、“文革”与今天这三个时期是可以用三个名词来解说的，就是：国民、公民、人民。“国民”比较适合的讲者是陈丹青，“公民”这个题目梁文道会愿意讲，那我就讲“人民”。
“人民”这个词我们古汉语就有。在《管子》里“人民”指人类；在《孟子》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这个“人民”是指百姓。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就不同了，它变成一个比前面那个“人民”要小，但比后面那个民众要大的概念。
“人民”曾经是个很严峻的话题，很多国人是“人”，是“公民”但担心自己不是“人民”。“人民”的反义词是“敌人”。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词汇靠反义词定义，如“黑”、“白”，“冷”、“热”，“敌”、“友”……敌人的反义是朋友。旧版《辞海》说人民的定义随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变化。在“不是人民”与“是人民”中间，还曾有很多过渡地带，有些人暂时留在“人民”的范围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随时有可能被划出去。
“人民”从数量上讲，是一个比“民众”大又比“公民”小的一个概念。“人民”是“民众”加“官员”，但又不同于另外一个概念“公民”。本来，除非是被判刑，被剥夺政治权利，否则人人都是公民。可是有一个时期，有一部分“公民”可以不是“人民”，他们过去是“地、富、反、坏、右”。在今天，在某种思维语言习惯中，“人民”仍然不包括有钱人、行为与众不同或思想有问题的“少数人”。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分析了各个时代对于“疯狂”的定义，因为对“疯狂”的定义不同，人类的各个文明时代也不同。怎么界定少数异端的人关系到怎么界定我们大多数正常的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好人”和“坏人”这两个称谓，借用福柯的这个理论，当我们界定“坏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界定“好人”。100个人里面需要5个敌人，就是为了让另外95个人感到幸福，感到安心，珍惜作为“人民”的权利。我们曾经那么珍惜作为“人民”的资格，却从不珍惜作为“公民”的权利。因为“公民”这个权利不会失去，除非你犯法，而“人民”这个权利需要争取。
我讲这些是为了回答佛山讲座上某同学的提问：“文革”中被打倒的约占全中国人口的5%-10%，而其他90%的人民群众并没有直接受害，而今天，富二代官二代的数量大致也是5%-10%，其余90%的人民群众是弱势群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点来回答：第一，上世纪50-70年代，城乡物资匮乏，生活困窘，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尤其农民，更被剥削，挣扎在生存线上。“文革”中并非是10%的人受迫害， 另外90%的人在害他们，而是100%受害；第二，他不该继续沿用10%的逻辑来看待今天的现实，尽管这听上去有道理，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身为公民，不应该因为财产、职位、男女关系等而把你归类在一个必然要打倒的集体里。“文革”的悲惨故事被片面强调甚至使人疲倦了，而“文革”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得到学术界深刻的反思，以至于“人民”一词的定义都没有反思，还在被广泛使用。比如有人声称要从“人民的立场”写文学史，言下之意，现有文学史是“知识分子”的“非人民”的立场？或者号召“人民”打倒“贪官”，其实跟贪腐对立的，应该是全体“公民”。
公民和人民的概念有两个根本区别：首先，“人民”的外延内涵是可以改变的；第二，“人民”的概念是群体所有的，在遭到不公平待遇时无法用“我是人民”作为理由寻求公道，只能说“我是一个公民”。在法制社会，不能再把“人民”这个话语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人民”就应等同于“公民”。每一个人，除非你被法律剥夺了政治权利， 否则不能因为你的穷富、身份、职业而把你同别的人们割裂开来。
关注现在的中国，不难发现一个问题：经济上高度发展，但是却存在不平等。如何看待它？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但为什么中国人的反应特别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我们的穷得缺底线，发达国家尽管贫富悬殊，但是社会给予穷人最基本的保障，这样就不容易闹事；二是我们经历过一个相对经济平等普遍贫困的革命时代，从正面上看，人们因此特别不能忍受不平等，从负面上看，革命也破坏了民间社会各行各业的基本秩序，大家都在和最富最高的人做比较，而不是做好本分的事。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一是重新洗牌把少数人的财富再分配到多数穷人手中，从而回到经济相对平等的状态去；二是找到并消除经济不平等背后的政治不平等（换言之，我们仇恨的不是有钱人，而是利用特权致富的人），这样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经济平等。
面临这一选择，网络起了巨大作用。这一技术发明在美国，开花在中国，它是先进科技+先进文化+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传播工具，中国纸媒、电视面临限制较多，于是网络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公众空间”。我们大家在网络上要做一个独立人格自由权利的“公民”，而不要只做一个自以为是群体的“人民”。
（林健辉 李慧 整理）
林健辉、 李慧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