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固化补牙的方法步骤:啊,上海人

    日前，看到上海解放日报有篇题为《上海人品评上海的包容》的文章，文章以“包容”说事，很是将上海人埋汰一通：一些外地人到上海，还会感到上海人“小气不大气”、“精明不高明”、“傲慢不浪漫”，精于算计而外，还难以融合。因此，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之上，加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有针对性的。包容，应当成为上海的人文精神。

    为了显示权威，文章强调，这是某位上海领导近日发出的感言。

    且不说这是否确实原产于某位领导。即便事实，其语境如何或者仍然可以有所讲究。而媒体即便一定要成为工具也未必具体落实到对领导在特定场合和环境条件下的谈吐。过多或过分的揣摩和诠释，都可能构成社会整体性认识意义的缺失。

    评价上海人一旦提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话题自然稍显沉重。如果需要放松，有三位文化人的相关文章或者可以一读：余秋雨的《上海人》、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和易中天的《上海滩》。

    仍然无法厘清不幸何以总是可以与幸运随行。余秋雨是因为不会说上海话（易中天语）有点自卑，字里行间难免透露出外乡泥腿子进城的气短心虚；龙应台是女性，而且还是个见多识广的台湾女性，对上海男人的惊诧自然过于脂粉气味；相比之下易中天有点如鱼得水，既可以扯上几句“洋泾浜”的上海话（易中天语），又非类似龙应台性别差距，一旦在“上海滩”安营扎寨，多少可以挣脱某些过于自我角度的上海人、上海男人式之纠缠，而多少体现比较接近上海人习性原本的大局观感。

    无论以解放日报的权威抑或上述各位名人之珍贵把关于上海人的话题讲清楚，理论上仍然是可能或者是可以的。

    现在的偏差在于，这些人未必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以第三方观察，虽然可以避免熟视无睹而确实具有某些间离优势。但是，任何心平气和的理性观察和认识都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行为者具有超然甚至居高临下的良好身段，而可以从容摆脱种种可能的利益牵缠。一旦类似的前提不在，或者容易显现识别和判断方面的双重缺陷。

    我不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一个上海浦东人的乡下人，比较规范的表述，就是上海方面的“土著”。

    时至今日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甚至更甚于外地人，基本上上海人不太排外而确实可以挤内。究其原因所谓的上海人其实没有几个祖籍不是外地人，而上海土著则完全可以另当别论。

    其实，以上海一个滩，一个移民城市，一个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节点，从成形迄今并不缺失包容。

    并非上海人天生大气。一旦无以包容，排斥他人同样意味着否定自身。只要细细辨一辩上海话的语音或者可以明显感受来自江浙各地的沉淀。都说语言具有某种程度的排他性，上海连块阵地也可以局部弃守，包容大致无出其右。

    既然可以包容，则基本上无所谓小气。

    气之可以大小之分，仍然不只是一地人们的秉性而本质上可以归类于文化属性。

    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中国近代开放度较高的通商口岸和工商业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

    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没有过多的凭借：自给自足生产生活资料例如土地、粮食和牲畜等等，只要愿意，大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相反，在城市，无论是尊贵还是卑贱者，大家都在一口锅里掌勺，大体上谁都离不开谁。这就是所谓现代城市的市民社会，一种合作价值优先的社会。

    法国著名学者潘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更具体地说，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个灵魂。在城市这样的包容性场域中，市民文化始终是拥有活力的文化聚点。

    市民文化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比较强调例如合作互利、人格独立、关系平等以及公平契约等等。之于商业文化，精明既是无可奈何同时又显得无可厚非。而之成为上海人容易受到诟病的软肋，偏见甚于误解。

    其实精明并非等同于算计。就是算计，一旦定格于合作互利仍然可以相对合理。

    例如无论是余秋雨还是易中天都喜欢引用上海人乘车的例子。上得公交车或者容易区分上海或者外地人，无论是站立还是当初买票者在人堆里递钱摆渡的常规形式。

    在上海公交拥挤的情况下尚且能考虑到自身且兼顾他人，而不适应甚至坏了类似的规矩就可能受到白眼，无端奉送一句外地人或者乡下人的斥责。本质上这是两种文化的冲撞，市民文化之于农业文化。

    如果合作各方事前不把该算的账算清楚，例如投入产出，又如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等等。合作总是难以基础稳固，并长期顺利维系。

    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人工于算计，在合作方面应用数据而非模拟的方法事前搞掂，一旦弄清楚了，就用合约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此所谓“先小人后君子”是也。

    甚至这也可以理解为对合作者的尊重。尊重合作者的价值及其全部有价值贡献的价格形式。

    至于长期留存在一些上海人身上那种挥之不去斤斤计较的市侩习气，并非上海市民文化的合理产物。更多可能是移民过程中同时将农业文明的弊病也带进城市，经过长期沉淀、发酵而养成某种与主流市民文化格格不入的不良习气。

    在这个意义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上海人“小气不大气”、“精明不高明”并非总是可以恰到好处或者如此这般地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