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造反派：殴打“黑九类份子”之狠毒不分伯仲

2012年01月01日 09:24
来源：河北新闻网 作者：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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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殴打“黑九类份子”之狠毒与残忍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反文化”方面，这两类人中都涌现出不分伯仲的冠军级人物。文革中我们这个有一千余人的工厂自杀者就有十余人，其中有党委书记，也有过去的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普通工人。

萧功秦（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河北新闻网，作者：萧功秦，原题：《萧功秦：痦子与红卫兵 工厂造反派的两种类型》

文革造反派往往在当下的小说电视里被描绘为邪恶的反角：红袖章，黄军装，头脑简单，横冲直撞。久而久之，这种形象已经在新一代的头脑里定格为文革造反派的标准模样。在反思文革时，有些自由派作者批评了社会上流行的脸谱化观点，他们写文章强调文革造反派是具有反官僚体制的民主理想主义精神的，他们进而认定这种精神在新时代值得后人效仿。另外有些新左派思想倾向的人士则从左的方面去美化文革平均主义，他们把这种平均主义视为可以继承的精神资源。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进而把人们对文革造反派的公正批判都说成是对文革的“妖魔化”。

由此可见，在反思文革造反派现象时，特别要防止瞎子摸象式的走极端，把造反派从左的或右的方向予以美化。设想一下，如果文革造反派都那么好，那么极左思潮社会载体何在？文革极左思潮对社会的“破坏性改造”使命由谁来承载？读一读这些年来发表的文革回忆录中记述的触目惊心的个案，平心地想一想那些被极左理想所异化了造反派的种种行径，这些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要对文革造反派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评价，就必须区分其中不同的类型，这可以说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史的重要内容。其实，同一类型的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目标与价值趋向也有变化。

文革发动初期，我还是刚从中学毕业进了工厂的小艺徒，当过一千多人的中型机器厂的造反派大队队委，车间的副队长。我是过来人，全程参与了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作为亲历者与过来人，我无需像那些从书本与电影中理解文革的更年轻的朋友那样，非得通过历史史实的考证与索隐方式，才能得知当年的实情。

就我们厂而言，造反派中可分为“痞子型”与“红卫兵型”两类人。

前一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中骨干分子与积极活动者主要是历次运动中受到压迫与不公正待遇的普通工人，包括出身不好者，被领导认为调皮捣蛋者，不听话者，有生活作风问题者，下台的“四不清”干部，不守工厂纪律者，对现实略有不满者，以及少数有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的人，等等。上海“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耿金章，以及毛泽东当年所称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司令”潘国平，即属此类人的代表。到了运动后期，由于其中的骨干分子往往有种种前科或“问题”，很容易被上纲上线为“阶级异己分子”与专政对象，并再次受到迫害。此类人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即走向边缘。可以说，“痞子型”是工厂造反运动中最早发动者，因为他们受压最深，造反勇气最大。斗争最狠，打干部也最狠，这一派在工厂文革运动中期均成为主流派。但他们的“种”下的桃子到了文革后期则被后来人摘掉了，他们中很少有人进入革委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

工厂里还有第二类造反派，他们往往是一些车间里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对工厂刻板枯燥乏味的生活极为厌倦，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兴起，恰恰为他们宣泄这种受压抑的青春激情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正如学生们为反对考试而起来造反一样。颇有点“后现代派”味。但当时这些青年人并不曾意识到自己是以激进左派的造反方式，来作为实现自己摆脱乏味僵化生活方式的手段的。此类造反派多少有些学生腔，文化程度较高些，能文会写，在与前一类型的造反派打内战时，他们在大字报的宣传攻势上往往颇占上风。他们与大学的学生造反派关系密切，经常串连，此类造反派可以说是工厂里的“红卫兵”。就我厂而言，这一类人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三结合”的对象，并在革委会中掌了权。直到四人帮被清算以后，这类人才作为“三种人”而被整肃。就我们工厂而言，此类人中自由思想者绝少，他们真正是以极左为荣，后来人千万不要以己度人，以为这些文革造反派是民主派的先驱者

第一类人与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主义的浪漫价值可以说格格不入，他们是作为现实的求生者揭竿而起来造反的，在旧体制下，他们倒是应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革命警句，他们只是文革发动者的同路人，是真正的痞子运动家。

要理解工厂工人们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参与到文化大革命中来，有必要弄清上层与下层之间由于“误读”对方而形成的互动关系：由于旧体制时期工人大众与旧体制下的管理干部之间的社会矛盾长期积压，毛泽东一旦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小人物们群起造大人物们的反，工厂里的长期受体制压迫的“痞子们”起而造反，其爆发的能量甚大。于是，文革发动者毛泽东老人家与造反派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奇特的互动：前者误以为文革的平均主义理念受到工人阶级群众如此广泛的衷心支持，于是更相信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理想是深得人心，有社会基础的。这就更增加了老人家进一步扩大文革规模的信心与决心。而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对“痞子们”造反的积极支持，又使下层的工厂民众误以为，文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以后过上没有“走资派”官僚迫害的太平安稳的日子。其实，工厂“痞子们”并非真正向往什么平均主义的世界，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管理干部的“管卡压”。他们深层意识里不过是要求生存权。这种基于双方误解对方真实意图而形成的互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卷入人数最多的、最大规模的奇特的政治互动。这种由于双方误读对方而形成的互动，可以说是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社会史的一把钥匙。

“痞子型”造反派中最有心计者或最灵活的弄潮儿，由于造反受到毛的支持而得益。有些人成为权力暴发户。你只要想象一下本世纪初的大革命时代中的农村痞子运动中的某些弄潮儿类型，是如何与布尔会维克革命理想家合流的，就能很容易理解他们。

“红卫兵型”则是极左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其中有头脑简单却又不乏毛式的理想主义的人。然而，在殴打“黑九类份子”之狠毒与残忍方面，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反文化”方面，这两类人中都涌现出不分伯仲的冠军级人物。文革中我们这个有一千余人的工厂自杀者就有十余人，其中有党委书记，也有过去的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普通工人。

我的经历很特殊，运动初期，我这个小艺徒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回到厂里就如法炮制，贴了第一张炮打厂党委的《十问为什么》的大字报，把厂里运动冷冷清清的罪责归之于党委，并据此怀疑我们厂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轰动了全厂，人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有中层干部后来对我说心里话：当时他认为，“这个小艺徒真不知天高地厚，说不准到了运动后期那一天就要被送到青海去劳改。等着瞧吧。”他们对反右斗争的历史记忆太深刻了。然而，还来不及受到厂党委清算，造反形势席卷中国大地，于是我这个小艺徒在厂里就一举成为风云人物，并在造反派的“民主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为造反派队委。现在想来，其中既有一种跟毛闹革命的浪漫激情，也有年轻人特有的风头主义。更包含着一种对枯燥工厂生活的浪漫的反叛情结。就具有学生腔的理想精神而言，我应属于第二种类型即“红卫兵型”，然而，一则由于阶级出身不够格，在“红卫兵型”的造反派看来，属于不准革命或不配革命的“阿Q”之列，二则对红卫兵型造反派的傲慢也实在看不惯，于是我参加了“造反大队”派，这一组织对参加者的出身条件毫无要求，属于造反派组织“上海工总司”，王洪文是该组织的总司令。可以说属于痞子派。由于上海工总司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在上海掌了权，造反大队派也在厂里当了权，“痞子们”于是鸡犬升天。

现在想来，当时我本人颇有朦胧朴素的自由思想，在中学里受俄罗斯文学影响颇深，还多少接触过西方哲学，文革初期又读过南斯拉夫工厂自治的批判资料，深受其中工厂民主思想的启示。于是有意无意中，把文化大革命朦胧地误解为，通过“反对官僚主义”来实现人人能政治平等的理想社会。后来，我渐渐发现我的想法与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斗批改”越深入，平均主义越是形成制度，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越低落。到了运动后期，我便成了逍遥派，再次钻到书堆里去了。然而我所为之投身的文革并没有放过我：在文革后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作为“修正主义的小爬虫”我又成为整肃对象，离打成“反革命”只有一步之遥。后来经过我的斗争，总算在四人帮没有倒台前就予以改正，而这一逍遥派经历却在后来成全了我，使我能直接考上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

附记：写好这篇文字让女儿读，没有料到她对此文所述内容仍然似懂非懂，她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工厂干部又怎么了？为什么工人与干部有矛盾？总之，她无法以她生活中的逻辑来理解当时的情况。看来，文革的背景对于新一代完全是陌生的。细想一下，不了解文革又如何能理解改革开放之可贵？又如何能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争论的划时代意义？教条主义与左的理想主义相结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严重的民族灾难？文革这段历史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经验资源？文革所支付的代价有没有可能转化为对我们民族有益的启示？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把真实的文革记录下来，让下一代了解，那么，浪漫化的虚拟化的“文革”就会很容易地占领新一代人的头脑

发表日期：2012/01/01 10:46凤凰网福建省三明市网友：fjqlzsf

分析得比较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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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都是痞子吗？瞎编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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