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种植成本:丽斯.默里: 生命的意义

读者2011第10期_生命的意义  （美）丽斯.默里 曹植/译

介绍：莉斯·默里8岁开始乞讨，15岁母亲死于艾滋病、父亲进入收容所，从此默里流落街头。她为改变自己的命运，用2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课程，并获得“《纽约时报》一等奖学金”，并以全优的成绩考入哈佛。人们从这个女孩的身上看到了面对人生，要自我选择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如今，她在全球各地发表演说，激励人们跨越困境去追寻心中的梦想。
   
苦难家庭——
    或许在学校里睡觉会对我有所帮助，但我又没法在学校睡觉。一周7天，我几乎天天能听到我们公寓前嘈杂的汽车声。父母几乎整晚进进出出，永无休止。他们对毒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我都知道他们每天什么时候会做些什么。
    每个月的前六七天，父母就会把救济金花完，一分不剩。没钱了，母亲就会到水槽酒吧或麦戈文酒吧，从各种不同的老男人那里要几美元。有时她会恳求别人给几个25美分的硬币去玩自动点唱机，或者干脆从别人口袋里偷钱……
    购买一点点毒品最少需要5美元。每次从酒吧回来后，母亲便直接向父亲汇报：“皮特，我有5美元。”这时，他们会静悄悄地穿上衣服，偷偷溜出去，以防被睡着的妹妹莉莎发现。
    父亲知道，当我们挨饿时，如果他买毒品被莉莎发现，那将引来无休止的咒骂、侮辱、眼泪和争吵。
    莉莎会这样喊着说：“你不能花这些钱！我们要吃饭！我正饿着肚子，我的肚子在咕咕叫。我们到现在还没吃晚饭，难道你们又要出去逍遥吗？”
    莉莎和父母亲争吵时，我知道她做得非常正确，他们不应该将所剩的最后几美元都拿去买毒品。莉莎的愤怒并没有错。
    但对父母吸毒这回事，我的态度却不像莉莎那么坚决。母亲说她需要毒品来麻醉自己，来忘记童年时期悲惨的遭遇，这些遭遇经常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虽然我不确定父亲吸毒是不是也为了忘记过去不幸的遭遇，但我知道，如果父亲不吸毒，他将会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在沙发上痛不欲生地躺着。那时，我都很难认出他是我的父亲。
    莉莎对父母的要求很简单，她所需要的就是好好地吃上一顿饭。这一点，我和莉莎一样。
    但我注意到，如果我们一天没饭吃，父母可能已经两三天都没饭吃了。父母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不会故意伤害我们。父母没法给我所期望的东西，可我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在我生日那天偷了我5美元。这是奶奶从长岛邮寄给我的。我把钱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准备去杂货店买些糖果吃，可是转眼就泡汤了。母亲看到我将钱放在那里后，等我离开就把钱拿走买毒品去了。
    半个小时后，母亲带着一小包东西回到了家。看到她，我非常愤怒，我要她把钱还给我，大声地说了一些至今仍很难想象出来的尖酸刻薄的脏话。母亲没有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我跟着她继续骂着。我想，她肯定是想躲着我，私下里享受她的毒品，但我错了。我看见母亲将那小包东西扔进了厕所，在那儿大声地哭着。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丢进厕所的是她买的可卡因。
    她满含泪水地看着我说：“莉斯，我不是个怪物，我忍不住，停不下来，原谅我好吗？”
    我也大声地哭了出来。我们坐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相拥而泣。她的注射器就放在马桶水箱上面。我发现母亲的手臂上布满了针头留下来的记号。母亲低声下气地不断地问着我同一个问题：“莉斯，原谅我好吗？”
   我原谅她了。她自己也不想那样做；如果她能控制，她也不会那样做。
    “好啦，妈妈，没事啦，我原谅你！”
　  
流浪生活——
    在鲍比家，晚餐时我听到在火炉边上的低声私语，鲍比和他母亲小声地争论那晚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分给我。或者从杰米家外的走廊上听到她和她母亲的争吵声，又打又闹只为让我多住一晚。菲夫家也变得很复杂了，他消失了，去看他的表妹们。他父亲开了门告诉我，他也不知道菲夫什么时候回来。他们是我的朋友，而我却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需要地方住，您能给我一盘吃的吗？还有毯子吗？我是否可以用一下淋浴？您是否还有多余的……”我就是这样，我受不了这样。
    我不想再这样，而且这样真的很可怕，因为我的朋友、他们的家庭都帮助我很多，我不得不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不再帮我了？到什么份上我就变得太过分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拒绝我？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而且我想到有一天，不得不听到我的朋友们直接拒绝我的吃饭和住宿要求，还特别厌恶我的自暴自弃。一想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害怕自己想象中的拒绝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当你爱的人拒绝你时，会是什么感觉？我不想知道。因此，我决定最好别要求太多了。没必要马上这样，这需要时间，但是我决定永远都不会再这样贪求了。
   
打工生涯——
    沈经理让我们“分片”（分配给我们指定的区域）工作，具体分到哪个街区，还要靠对我们游说水平的评估而定。那些不熟练的游说者，被分到“干巴巴的”区域，那些地方到处是破烂不堪的房屋，而那些熟练的拉票者可以到富人区。
    恰巧那天，我负责“干巴巴”的区域，很明显工资会很低。他们分给我一个看上去就要坍塌的街区，破旧的院子周围到处是生锈的网眼栅栏。定额是120美元一天。当晚上九点半货车来接我的时候，令沈经理惊奇的是，我居然赚了240美元；一小排票子整齐地夹在我的写字板上。
    我把写字板举起来，借着大货车微弱的橘黄色灯光问沈经理：“这样可以了吗？”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说：“嗯，很好。”那天以后，我被委派到更富裕的街区，我的工资也持续上涨，经常一晚上能达到几百美元。
    原本我并未被NYPIRG（纽约公共利益研究机构）所看好，因为即使那些最娴熟、最善于交际的人在经过多次拒绝后都不得不退缩。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我成功的传闻很快传遍了整个办公室：“莉斯喜欢这种环境”，“她得到过最好的训练”，“她可能没来这儿的时候就经验丰富了”。
    这些传闻都不真实，我成功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我不仅常挨饿，而且又没有暑假。我的目的就是要节约每一美元，等到入校学习不得外出工作时，我也能够度过那漫长的日子。第一次，我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走出贫民窟——那个我出生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还有一种难以企及的渴望，这与全新的环境有关，与我在那些富人区经历过的繁忙有关——在无尽的沙砾车道上停放的汽车，阳光下绿树成荫的街道里骑车的孩童们……当我举起写字板背起装得满满的书包的时候，当我偷偷体验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所津津乐道的是：从他们小屋里跑出来的空调的冷风，正肆无忌惮地凉爽着我的脸颊和臂膀。令人激动的是，我所看到的人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我熟悉的模式。我渴望拥有同样的生活，这深深地激励着我。
   
选择希望——
    我知道面试的问题一定与我的申请有关，他们要我描述我所克服的一次困难。因为我已经年满18周岁，再也不受儿童福利的监管了。我在给《纽约时报》写申请的时候，写到自己无家可归，毫无保留。
    在面试中，我说了更多申请上没有写到的情况。我告诉那些作家、编辑，戴着看似名贵的手镯和领结的西装革履的人们，告诉他们有关父母的情况，告诉他们学院大道，告诉他们妈妈卖感恩节火鸡，告诉他们我靠朋友的救济生存，在楼梯间睡觉，还告诉他们有时候我会挨饿，有时会从多尔那里弄点吃的。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一位打着红色领带、戴着眼镜的男士将身体向前微倾，打破了沉默。
    “莉斯，还有其他的情况想告诉我们吗？”他问道。
    我呆住了。很显然我应该说一些让人印象深刻，有思想有深度的事情，那样可以让他们觉得我获得这份奖学金是实至名归。
    “嗯，我需要奖学金，我真的很需要。”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听到这句话每个人都笑了。如果我能想到一件听起来更复杂、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我一定会说的，但是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一件事，我的真心话。
   
改变人生——
    装奶油的卡车靠边停下的时候，孩子们跑在家长前面，在窗户前吵吵闹闹。不知道谁打开了消防龙头放水来抵御炎热。不远处，一群青少年打着篮球。我看着邮递员，慢慢地，慢慢地，离我越来越近。我知道他的邮包里很可能就装着那封信。我一边满怀着期待，一边用佩里的话安慰自己：“不管怎样我都会没事的。”我焦急和担心了几个月，就快等到答案了，它就在我面前。然而，我却没有感受到原以为会感受到的沮丧。事实很简单：该写的都已经写在信里了，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当时我意识到，该做的我都做了。
    上帝赋予我平静，让我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赋予我勇气，让我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赋予我智慧，让我发现事物的不同……
    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最终只关注我能改变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生活领域，不得不承认，还有一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
    我不能把萨曼莎从她的家庭中拯救出来，但是我可以做她的朋友。我不能改变卡洛斯，但是我可以保留那份友谊，让自己好起来。我不能治愈我的家人，尽管我很想，但是我可以原谅他们，爱他们。
    我还可以选择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绝对不会被我的过去所束缚。
    看着邮递员越来越近，我意识到这封信，这封来自哈佛的信，无论里面写了什么，都不会打破我现有的生活。而且，我渐渐明白，无论这儿会发生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我的生活绝对不会被外部条件所控制。如以往一样，我的意愿会决定我的生活一步一步向前。
    我非常肯定一件事：不管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是商务人员，不管是医生还是老师，不管你的背景如何，只有当我们赋予生命意义的时候，生命才有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