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元市场价多少钱一斤:清代官箴书中的为官之德和从政之道

清代官箴书中的为官之德和从政之道
文章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岑大利]
　　官箴书，是中国封建政权训导官宦从政治国的官方典籍。它产生于战国，成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大盛于明清。其作者有皇帝、大臣，但更多的还是州县官员和幕僚。清代的官箴书集中国历代官宦的从政经验和为官道德之大成。与前代的官箴书相比，它主要面向基层官吏，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官箴书约有500余种，包括训诫格言、公犊选编、州县官入门、幕学书、传记汇编、从政自传和统治艺术汇编等多种形式。清代的官箴书突出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封建政权官吏的为官之德和从政之道的宝库。
　　一
　　为了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清王朝的统治者们继承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和统治术，运用各种方式教育其各级官吏按照皇帝的意志行事。官箴书因其特有的教化功能而受到重视。实际上，自明清以来，由于官场竞争日益激烈，官宦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尤其是大量“新手”入仕，迫切地需要学习和研究官场之道。于是，官箴书大行其道，得以风行和发展。
　　清代官箴书的第一类内容是阐述官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载有这部分内容的官箴书在全部官箴书中占有相当比重。
　　那么，清朝统治者们希望自己的官员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和行为呢？从官箴书中大量的为官训诫里，可以梳理和概括出公、仁、清、慎、勤、诚、敬、和、宽、忍等10项要旨。
　　所谓公，就是官员应以国家利益为己任，去私心，树公心，正确地行使权力，公平执政。所谓仁，就是官员应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视小民如儿女，知养知痛，见饥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孙失所，见昏愚凶悍者，抚膺顿足，如自家子弟颛蒙，汲汲皇皇。”[1]只有官员爱民，民才能听从他的话，就像听家长的话一样。所谓清，就是官员应律己以廉，以廉为美德。贪污，是官的丑行。官不廉就像女不洁。不廉的官员即使有其他美德，也不足称道。官员怎样保持清廉？就是要省嗜欲，崇节俭。欲望多了，花费就多，薪俸就窘迫，就要想办法弥补不足。这时，内心的节操就不易守住。只有“绝其嗜欲之私，专心事君尽职，不好利，不好名，不以自家妻子为念，做到念清、神清、心清”，才能做清白的官吏[2]。某些不廉官员抱着行事机密、别人不知道的心态。其实，“今夕受贿，明日则喧传阖衢矣。再明日则宣传阖城矣，再明日则宣传道路矣。”[3]受贿就像击钟一样，击于内而声闻于外，很快就能身败名裂。所以，官员必须始终保持清心寡欲的状态。所谓慎，就是官员理事要谨慎。州县事务最繁杂，人情事务忙中有错。或因例行公务，或因事属偶行，掉以轻心而不谨慎，将导致书吏舞弊、奸民攻击、陋规打开，留下后患。只有谨慎，才能无误、无失。所谓勤，就是做官不能懈怠，应“勤敏居官”。审理诉讼要勤，查禁赌博要勤，治水救灾要勤，防范盗贼要勤。勤能补拙，勤能寡过。所谓诚，就是官员应以诚信为本。定好的必如约，不可因事而违约；发布的必兑现，不可因事而改变；当面答应的事不要违背，办不了的事要婉言谢绝。有过必规，有言必践，这样才能取信于百姓。所谓敬，就是官员要自尊自重，衣冠必正，言动必端。一句使人难堪的话不说，一件轻慢亵渎的事不做，非礼嫌疑的地方绝对不去，遇小吏也像待宾客。这样才会远离侮辱，杜绝诽谤，“不怒而民威矣”。所谓和，就是官员要涵养气质，心态平和，不骄不怒，谦逊待人。但谦和不是没有原则，不是一味地迁就忍让。因为，没有节制的谦和，只能“反纳其辱”。只有“和而庄，则人自爱而畏”[4]。所谓宽，就是官要宽厚包容。“凡待人宽一步则感，急一步则怨；凡行政，宽一步则办，急一步则蹶；凡断讼案，宽一步则易结，深求一步则难结。”[3]做官应心胸宽大，对人对事不苛急，人们就会感激他，事情就容易办。但是，“宽厚包容，却要分限严。分限不严，则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因此，掌握好宽容的分寸是很重要的。所谓忍，就是做官要善忍耐。凡进入仕途的官吏，就像身陷战阵，有上官的凌轹，同官的侵侮，属吏的谲慢，百姓的唐突，势所必有。如果不能忍耐，“必召滔天之灾”。
　　以上10个字，是官箴书中论及官员的道德标准。而最受清朝统治者青睐的是“清、慎、勤”3个字。康熙帝曾手书这3字，遍赐京师与各地衙门，乾隆帝也手书这3字，刻石宣传，以训示百官。于是，清代官箴的精髓被浓缩为这3个字而广泛流传。
　　官箴书还设身处地地为为官者着想，告诫他们把自己的德行操守建立在行为无过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政务处理无懈可击。一是按程序办事，设立规条。州县官员如果忽略办事程序，就容易让胥役钻空子。《福惠全书》清楚地指点办事程序及可能被用来作弊的环节，并且交代防弊措施，说明“一事有一事之法，一法有一法之利与弊，善行其法者，务在剔弊而兴利，然剔弊贵在其有要。”[5]这个“要”，就是官员办事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居官必览》也提到，州县官员征收钱粮，一定要设立规条。否则，经手人就会任意降价，侵渔干没，使小民受虐。“规条之善，不但当钩考严密，尤期简易便民，使小民无难纳之苦，则包揽弊绝，而民之食福多矣。”[6]二是实行责任制。向胥吏交代政务，坚持一人一责，一事一责，并令其具结，保证办事过程决无作弊之事。否则，一经查出，甘愿受罚。然后，将这一具结与有关文件一起粘连，加以珠印，存档备查。三是辞礼物，节用财。官员上任以后，对送礼者要特别警惕。只可言“心领”或写“谢”字回复，切不可收受一毫或令礼房暂收[7]，造成无法说清的局面。官员自家要节用，宴会应节省，裘马应朴素，衣饰应俭朴。若开取利之口，便欲罢不能，也会“被下人牵鼻，受上官掣肘”。官员不可不关心衙门理财。“出纳之数，断不可不知。“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盗有侵盗者。等到出了问题，就会受到殃及。对帐薄要随时检阅，出入相符或不相符一一在心。这样做，即使离任，也不怕猾吏作弊及接任者查验[8]。四是要省事、要耐烦。遇到一般事情，不要深究细查，能过就过，千万不能滋事。否则，案牍必繁大，成为小民累赘。当官还要特别耐烦。如果“案牍不耐烦，则不能详阅，而奸吏得乘其惰矣；词讼不耐烦，则不能详鞫，而奸民得售其欺矣；接人不耐烦，则词色必简率，而瞻望者索然无余趣矣；事上不耐烦，则礼意不周到，而芥蒂者纷然寻衅端矣。”[3]这样一来，即使为官者本人不贪不懒，也会招来很多麻烦。官箴书中的这些建议，有助于为官者保持行为无过，坚守儒家伦理道德，真正做到“清慎勤”。
　　二
　　清代官箴书的第二类内容是教授为官者的从政治国技巧。具体说来，就是新官上任前后的规矩和注意事项，管理钱谷、刑名、文案的原则和方法，与上下级相处的规则和方式，等等。
　　(一)关于新官上任前后
　　清代的地方官大多经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饱读经书但缺乏从政经验。初上任，如果不了解地方官场中的规矩，就会遇到许多麻烦，难以胜任官职。官箴书作者中的许多人做过多年的地方官，有着丰富的官场经验。他们将自己的体会和经验写出来，告诉这些新官们应该怎样做，需要注意些什么。
　　《政学录》中“初任事宜”条全面地谈及新官上任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戒营求（不要临选时营求打点，到任后为债所逼）；谨贷负（谨慎借贷，向戚里借贷最妙，向治下的富商、监生借贷则万万不可）；问民情（任官后，向前官或士大夫等询问民情）；讲律招（讨问刑律条文，请懂律者讲清律意招体）；见上司（在京候见上司，迎送必不可少，但送礼不必出格）；防嫌疑（对在京的下属送礼或请客不可接受）；处交际（朋友送礼，只可接受米菜，不可收受钱款及赴宴不可醉，也不可多言）；勿干求（出京时不可妄求上司）；待祖饯（亲友送行，赴宴要留有余地）；止人役（赴任途中不要衙门人役来接）；慎关防（谨防衙役与家人关节相通）；觅内书（寻找善书通文义、又可信任者和两层封锁内门转桶处，以免内书私开，防止内外交通）；造履历（预造士大夫详细履历，以便查阅）；答迎接（路上有人迎接，应按旧规相见，祭门谢恩、上任升堂的礼仪要事先令人写明白）；住公馆（若本地无公馆，即讨民房，切不可住宦宅）；辞礼物；谒圣庙（次日行香谒圣庙，奖诸生纸笔，并勉励其勤学）；拜士夫（行香后，回拜士大夫）；会宾客（接见乡绅要皂隶把门，清除馆内之人，并不许一人进入，否则乡绅不得进机密之言，谈衙门乡里中事）；安穷苦（对穷苦地方，要关心民生，安定民心）；图地理（令四乡里长将本地山川寺庙、田土沟渠，津塘桥道，铺舍公所，坛社大小，村房市镇，各画一图，详细周遍。再令善画者以县治为主，画一总图，以备查看）；贵有恒（革弊安民，要在有恒）；尚节俭；发行价（衙门所用银两，要详细记帐，不许强买）；慎起居（往见上司或出差，可住邮铺衙门寺观，不可住茶房酒肆）；养性情（把持性情，精神闲雅，器度豁然）；示信行（言必求其可践，事必求其可行）；谨衙门（先谨衙门，有令无赦）；择各役（买办差遣必择老练及有身家者，答应上司须择厚重有才者）；通乡音（不通乡音，可令写情节，参之词讼，又令从容言之，不可令门子等解说，恐其说慌）；访事实（以不动声色，不容诈骗为妙；凡舆卒之言、道路之口有入耳者，切勿遽行，存之于心，待经月后复查）；记手折（有欲问事即记之袖中手折，待明日查行）；置行笥（出行带箱子一个，放文卷和笔墨纸砚）；备火食（外出带饼粥或药饵）[7]。以上34项经验之谈，都是讲具体的操作，新官很容易掌握。
　　《居官寡过录》也记有新官上任的规矩：到任后，不要急于接事，“亏空尤不可接”。上任后，要看养济院，“问其月粮有人侵克否，病者得药否，死者得棺否。”要看监狱，“分别罪犯轻重，逐一区处。”若狱卒凌虐犯人，访出后“重究不恕”。要逐一查点衙门中的吏书、皂隶等人役，可留而不得不留者留之，其余都要革汰，不可姑容。“衙门少一吏，民间少一蠹也”。“不裁陋规，终是做官苟道”。要裁官场陋规，不接受下面奉献容易，不以陋规奉上则难。“只先遵守常规，以诚谨感之，或可渐减也”[9]。这些内容补充《政学录》记载的不足。《福惠全书》记载了从受职、赴任到上任的注意事项，共五卷，名为“莅任部”。其中，主要交代上任前的准备工作，上任时的人事安排及与前任官员的交接，到任后与各界交往的一般原则及常用公文程序等。
　　(二)关于管理钱谷、刑名、文案
　　钱谷就是赋税。征收赋税是州县官的首要任务，关系到他们的进退，也关系到百姓的疾苦。如何防止额外多征，避免陋规和亏空，是州县官不能回避的问题。《福惠全书》提出，管理钱谷必须严密，重要环节必须亲躬，不给胥吏作弊的机会。应当尽量简化程序，减少环节，避免出现“官取一而吏取十”。凡是交完钱谷的农户，一律发给“归农票”作为凭证，避免重复征收。对于抗粮的乡绅顽户，要坚决惩处。《政学录》还提到，防止“差粮之奸”，要先清丈土地，造册登记；将各州县额派的钱谷，刻印成册，公示绅民等。
　　刑名就是司法事务，也是州县官的重要职责。“有司以钱谷、刑名为重，而刑名较钱谷为尤重。夫钱谷不清，弊止在于累民输纳，刑名失理，害即至于陷人性命。”[5]可见，刑名在衙门中的重要位置。清代处理刑名案件，要依据《大清律》，还要运用大量律“例”。这些律例每5年一修，经年累月，越修越多。而州县衙门需要处理的刑名案件也日积月累，十分繁杂。许多官箴书都说，州县官办案，首先要熟悉律例。否则，就会被精通此道的胥吏所迷惑。“借例以制司官”，为他们营私舞弊留下可钻的空子。实际上，州县官的调动是经常的，胥吏却长期待在一地；州县官的数量有限，胥吏却很多；州县官到异乡任职，不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钱谷簿书，当地的胥吏却轻车熟路。结果造成地方官依赖胥吏办案的局面，给胥吏专权提供了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代的官箴书主要传授两个方面的知识：一是如何处理民事纠纷。对于户婚、田宅、钱债等民事纠纷，官员应当按照习惯与情理给予调处。《政学录》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由本里老人里长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罪，方许赴官陈告。”二是如何调查、审讯。大量讲述“问事”、“勘验”、“听讼”、“断案”。“问事”，就是问案于民。如果人犯极不服输，地方邻里都为他喊冤，就要仔细再查，马上改正。“勘验”，就是检验尸伤。清律规定：凡人命呈报到官，地方官必须亲往相验。只许带吏役4名，一切夫马饭食都要自备，严禁手下需索分文。“听讼”，就是按照法律程序询问案情。《政学录》说，听讼时，不要以为众人说的就一定是对的。这里有原告的死党或被害的仇人，或原告、被告买嘱无赖，替他说话的。所以，听讼时“切不可堕奸人之计。”[10]“断案”，就是最后的判决。有些官箴书说，凡涉及人命的案件，要宁轻勿重，以免因错判而无法挽回。但对豪强恶霸，定案要实，以断其请托翻案之患；处理要重，以平当地民愤。
　　文案，包括账目、文书及往来文件等。官箴书中关于管好账目的告诫很多。《福惠全书》要求官员经常查验账目，做到账实相符。这样做，不但可以防止胥吏作弊，而且便于离任时交代。文书的管理手续要完整，给上级的文件必须亲自过目，并留有内容一致的底簿。对于涉及机密和个人前途的文件，官员必须亲自保管。《牧令书辑要》中多处提到文书管理需要注意的几点：一是所办事务都要立簿填记，以备稽考。二是严管文件印信。官员必须亲自查验固封。每日签押，由内衙亲丁用印，官员不得隔远，用时必报钤印数目，用毕即呈看，以防盗欺。远出时须带印随身，以便急用。三是重视文件转移。不论大事小事，稿子都要仔细斟酌，纸张必须坚厚，字迹必须端正，封印必须牢固。所有来文都要亲手开拆，予以登记。有机密重情，即带进内衙，待计定后发行，切勿轻泄，以致败事。其发行文书，要当面命该吏点封，以防夹带、改写情弊。紧要的文书，或秘密差遣，或亲自给予，以防停搁开拆之患。四是谨慎签押文件。签押之际，吏书倚以为奸，最应防范。令六房各将应行事件，先一日送案，内衙斟酌放行；次日写清送签，依次开簿。签押时须将原文查对。五是考奏销。猾吏作弊，往往故意拖延，所以一切公文牌票，都要严限日期，及时销缴。写贴书案两旁，量地远近，限期迟速，立簿按期比较，分别勤惰劝惩[11]。
　　(三)关于与上级下级相处
　　许多有经验的官员和幕僚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学治臆说》首先提到：“获上是治民第一义”。就是说，得到上级的信任和支持，是治民的第一要义。那么，怎样才能“获上”呢？不能用奉承谄媚的方法去求做上司的要人和私人，而要用自己的朴实和尽职来受知于上。因为，你要做上司的要人，就会被众人嫉恨；你要做上司的私人，则容易替上司受过。上司若是贤人，用人也一定是贤人；上司若不是贤人，也“未必不用守正之人”。我只要“稳处立身，办本分之事，用亦可，不用亦可”。时间久了，官声好了，自然会获得上司的赏识。即使得不到上司的提携，也没有什么可亏心的。官员向上司禀告情况，要据实陈述。暂时没有成熟的见解，不要轻率地禀告。千万不要在上司面前喋喋不休，语无伦次。这样做，“未有不获谴者也”。确有要事禀告，也要经过调查核实，措词委婉、叙事鲜明地提出。上司看了，自然会应允。
　　《居官日省录》也谈到相同的问题：对上司要恭慎而不要谄媚。所谓恭慎，就是“勿多言，多言必失。勿轻诺，轻诺难成。若有启事，袖中书折，临见时温览以免忘。若询及他邑官声政迹，最宜隐恶扬善，若询及风闻，苟非灼见真知，惟有实对以不知为是”。而谄媚则是，“迎合趋承，令色足恭。在自己则失品，而有识之上司，亦必薄其人矣。”对地方公事，不可唯唯诺诺了事，使下情壅塞。一旦他日得失分明，“上司必怪我之不尽言也”[12]。这些诚恳的忠告，针对官员的心理，分析利弊得失，提出了适当的做法，值得记取。另外，有的官箴书还提到如何招待上级，如何选送礼品，如何忍耐上级的一时误解，等等。
　　如何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地方官的下属主要是胥吏和幕客，这两种人既是地方官的助手，又是地方官难于驾驭的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伎俩，往往会陷入圈套。许多官箴书谈到行政管理，特别提到胥吏作奸犯科的各种手段和幕客经常使用的策略技巧。
　　《牧令书辑要》记载，朝廷六部的书吏对州县呈送的文书“屡送屡驳”，但只要“费到而册始定”。这是“权从书出”的索贿手段。有意拖延也是索贿手段。如文官补缺，必请命于吏部。吏部书吏借官缺的肥瘠来索贿，贿不至则有意拖延。外官想早日谋得官职或肥缺，就必须预先到部打点。另外，还有伪造公章、涂改文书、写匿名信等索贿手段。胥吏施展这些伎俩的原因：一是官员“不习公事，奉吏如师”；二是“贪劣人员，勾结蠹书，分财舞弊”。有的官箴书告诫官员：勤政，才能防止大权落到胥吏手中；寡欲，才能经受住钱财的诱惑；严于治吏，才能使胥吏的作弊难以得逞[4]。同时，要随时体恤胥吏，“使其有以自赡而后可安于其职”。对不自检束的胥吏，“亦当秘密与详言时势，谆切劝勉，令其改过自新，而不必道人于险。”如果他终不知改过，上司问起来，也不必替他掩饰[13]。至于幕客，与胥吏大不相同。他们是参与治国的精英，在州县中颇受重视。但是，到了清朝中期，幕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守正为迂阔”，狼狈党援，玩世不恭，贪求钱财[8]。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带来吏治日益败坏。对于幕友的态度，地方官处于两难境地：既要依靠他，又不能被他所左右。所以，地方官应“身亲习练，不可专依于人。”只有自己亲历亲为，遇事有定见，才不会被他所欺，才能驾驭之。
　　三
　　清代官箴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说，凡是为官者遇到的问题，官箴书中大多能够涉及。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实用政书，它提供给为官者随时查阅，以帮助他们获取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真正有意义的还是其中所记述的为官之德、从政之道及其所体现的治国理念。
　　第一，提倡为官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做正直忠厚、勤奋敬业、尽职尽责、清正廉洁的好官。官箴书一再强调，官员具备这样的品德和素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才能秉公办事，爱民如子，任人唯贤。书中例举垂范千古的嘉言懿行，成为激励后人奋进的精神力量。
　　《图民录》记载，包公离任端州太守，“不持一砚”，以“一物之微”见著官德，令“俾内外肃然”[3]。肯定包公一物不取的做法，传承公心公德精神，有益于政治的清明。官箴书高标准提出官德，不是不通人情、不讲道理。许多官箴书的作者非常清楚各级官员所处的复杂环境和遇到的各种难题，因而在提倡官德的同时，也为官员着想。每论一事，都会讲明利害，提出警戒。
　　《从政遗规》说：“以己之廉，病人之贪，取怨之道也。”[4]意思是，自己清廉是对的，但不要苛求别人也和你一样。如果“病人之贪”，就会招来怨恨。有贪心的小人不少，如果为其所动，不从大处着想，就会因小失大。这些建议主要是防止官员走极端，不能很好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影响到为政的开展。
　　《平平言》也劝官员不必贪。理由有六：一曰众人分肥。官员受贿要由家丁、书差、讼师等经手，明分暗扣，去其大半，官员所得不及小半。“众人发财，一人作恶，此何为者！”二曰家丁挟制。所纳之贿，经手的家丁知道，未经手的也知道。“人人知其贪污，即人人可以挟制”。堂堂县官受制于家丁，很不合算。三曰书差耻笑。官如猫，差如鼠，猫鼠既已同眠，就难加以约束，而表面上还要维持猫鼠的关系，致使书差在背后耻笑。四曰畏百姓。办案接受原告或被告的贿赂，若受贿者不能办成，行贿者就要索贿；若受贿者冤屈一方，被屈者就要上诉。“思前想后，梦寐不安，何自苦乃尔。”五曰畏同寅多言。上司因公经过本县，应酬必不可少。若平时清正廉洁，就不怕人言；若平时朘削民财，则畏人多言，必格外应酬，以塞其口。然“墨声四播，防口之难甚于防川，此塞彼溃，何益之有！”六畏上司访闻。“上司不贤，必索我之贿，我索之百姓，费许多心机，受许多唾骂，竟拱手而奉之上官”。上司受其利，我受其害，殊属不值。上司若贤，必恶我贪污，可置我于死地。以性命换金钱，更属不值。以上6点劝诫之言，把索贿遇到的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尽情尽理。想必官员看了，是会有所启发的。
　　第二，传授为官者从政技巧，尤其是做事的程序和方法，以便官员正确地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率。清代的官箴书来自实际，贴近社会生活，注重实用。
　　张庭骧所辑《入幕须知》一书，内含万维翰的《幕学举要》，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王又槐的《办案要略》，无名氏的《刑幕要略》。而张庭骧、汪辉祖、万维翰、王又槐都曾担任幕客，深知这一职业的艰险和内部的潜规则。他们用自身的作为提炼治政之验，多具体可行。张廷骧在序中说：编辑这套书的目的，是为习幕者“指示路径”。因为，“人特患茫然不知路径耳，苟识路径，则登堂入室，自能深造，故名入幕须知”。所谓路径，就是做事的程序和方法。掌握了路径，就可以继续深造，就不会遇事茫然。《幕学举要》论述为官临民之道，《办案要略》专论审判盗、奸各种案例，《刑幕要略》论及处理钱谷盗贼事项的规程，汪辉祖的两本书记述其从事幕职和治理地方的具体经验。《佐治药言》谈到幕客辅佐官员处理衙门事务，提出“检点书吏”的规则，认为官员统率群吏，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员事繁，不能一一察吏，只有幕友“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对于群吏，幕友要尽到约束他们的职责，掌握好分寸。由于群吏没有俸禄，所以他们有相循的陋习。允许保留群吏“资以为生”的陋习，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下，也是无奈之举，借以防止群吏无节制地搜刮百姓，造成更为恶劣的后果。另外，幕友不可轻信书吏的建议，因为两者“择术悬殊”，轻听率行，“百姓必受累无已”。所以，“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幕学举要》“灾赈”条中谈到几个重要环节，即报灾、查灾、赈恤、减免赋税及灾后恢复等。如报灾要在“灾象将成即行具禀”。成灾后，将受灾村庄勘明“成灾分数”，分别造册上报。同时，查明成灾地亩数目，另行续报。对减免赋税和赈恤灾民，要分头查勘，尽心办理，务必做到无遗漏、无滥发。赈粥设厂，注意“厂内人手要多，便于分发，不使守候挨挤，以致倒毙；时加稽查，不使斗殴”等。这里的每个步骤都交代得简要清楚，便于操作，使习幕者一目了然。
当然，清代官箴书中也有不少糟粕。如忠君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和世故圆滑的处世手腕等。《钦颁州县事宜》开篇就有，州县官到任，“上为圣天子抚字元元，加惠地方，致身事君，始基之矣”[14]。《庸吏庸言》中有“到任谒城隍神誓文”曰：“维神聪明，维神正直，以佑我民，以福我国”[15]等语，其他书中也有关于禳灾、卜算、择吉避凶的时日选择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政治观的落后和迷信思想的严重。另外，官箴书中还多处提到官员不求有功，但求保身、保名，要学会八面玲珑，“贵在虚圆”等语，并说“任事太真，疾恶太甚”，就会引来杀身之祸[16]。由此可知，封建为官者的道德水准和处事技巧有自身修养的一面，也有官场环境险恶的一面。总之，清代官箴书中的精华值得我们吸取，而糟粕则是我们必定要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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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1[Z].清咸丰二年刊本.
[13] [清]徐 栋.牧令书辑要：卷6·僚属[Z].清同治七年刻本.
[14] [清]田文镜，李 卫.钦颁州县事宜：到任[Z]//[清]许乃晋.宦海指南.陈生玺.政书集成:第7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5] [清]刘衡舫.庸吏庸言：卷1[Z]//陈生玺.政书集成：第7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6]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30[Z]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周晓中)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