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叉开腿卡通图片:矿难周年回望　大平开始走出阴影(南方周末 2005-10-27)

2005年10月27日
矿难周年回望　大平开始走出阴影
南方周末　  　2005-10-27 11:48:53

大平的矿工们，他们大多不愿谈及去年的矿难　　孙海涛／图
编者按：10月20日，“河南大平矿难”一周年纪念日，《南方周末》记者再赴大平，也再赴将近一周年纪念的铜川。也许应该去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是一段充满沉重记忆的旅程，但也是一次平静和理性的回望。回到这个原点，不只是为了记录矿工们劫后的生活，描摹其人群生态，更是为了走出阴影，把目光投向未来。
这也是一次契机中的回望。不久前，中纪委、国家安监总局等国家四部委联合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地方官员从煤矿撤资撤股。此次设立“大限”背后的决心，让矿工们又一次看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望大平。我们为国家的进步而鼓舞，也期待着这进步的节奏更轻快，更切合朴实的民意。
对于148位遇难矿工，这是一份纸上的纪念。岁月在过去，我们未敢忘记。
□本报记者　关军
2005年10月20日，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星期四。河南省新密市当日气温为14－18摄氏度，从早晨开始，天地间雾雨迷离。在新密与登封交界的大平矿区，上班的人们在街边简单吃一口早点就跨进大门，神色匆忙；泥泞的土路上，加长加高的运煤车一辆接着一辆，在雨雾中轧出粗重的辙痕。
煤矿大门外的马路两旁排满了各种小店铺，由于对店主们打扫自家门前卫生的力度不满，五六名煤矿干部亲自拿起扫帚，直到街道干净得连一块煤渣都看不到———当天上午，郑煤集团的领导将莅临大平煤矿，出席“‘10·20’事故纪念座谈会”。
煤矿的机关干部侯沛然这一天上班很早。天气的沉郁加重了他的哀伤情绪，“10·20”像一个特别沉重的感叹号，让他唏嘘不已。
从矿长到侯沛然这样的一般干部，过去一年所做的努力表面看上去简直有些自相矛盾———既要让大家始终牢记惨痛的教训，又要尽早抹去笼罩在矿区的浓重的阴影，正常生产。
纪念活动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谨慎进行。
从10月20日零点开始，下井的每班矿工都要宣读安全誓词，多数人表情颇为肃穆。各个升井的工作队也分头召开了安全生产座谈会。
郑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牛森营出席了大平煤矿的干部大会，大家为遇难矿工默哀3分钟，回顾了大平煤矿一年来的整改情况，最后集体在安全条幅上签名。
“10·20”矿难之后，大平煤矿被确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矿，大规模的整改和设备升级持续130多天，直到今年3月6日专家组验收合格。整改过程中，仅设备更新一项，就投资达3500多万元，上百台油漆鲜亮的压风自救装置、开停传感器、馈电传感器进驻井下。通风队矿工刘义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148位兄弟的生命换来了其他矿工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与生产条件的改善相比，人的信心的重建显然更为艰难。一线矿工曹鹏说，矿难第二天，就有100多名矿工离开大平，他们有的为了避免心理阴影去了其他煤矿，有的则表示宁愿拣垃圾也不再下井。
好在总会有新矿工补充进来，而他们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更多的是务实地关心劳动待遇。
从去年事发到今年3月恢复生产，干部职工们的主要井下工作是清理巷道，安装设备。最初的井下重建的日子里，一些经历过“10·20”的矿工不敢独自到工作区作业，矿里的干部们就亲自陪着他们。
按目前的规定，侯沛然每个月至少要下井6次，那些一线管理者的下井次数则远远超过6次。他们除了要担任安全监督员，也希望借此行动给基层矿工一种“我们与你们同在”的安全感。
对大平煤矿普通矿工的采访显示，“10·20”之后临危受命担任矿长的张明剑口碑良好。经常下井视察，体贴矿工生活，重视安全投入，在职工们眼中，张矿长务实的行事风格颇为珍贵。前不久，张明剑调任郑煤集团的安监局局长，大平煤矿的工人们说，盼望其工作作风在继任者身上得以延续。
被改变的曹鹏
每个人都不否认，“10·20”重创了他们的灵魂
10月20日这天，曹鹏和几个矿上的朋友都没上班，借了一台微型面包车去县城散心。
“今天不是一周年嘛，许多人都请了假。”矿难之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感觉不好，就请个假，不会下井。
这一年里，24岁的曹鹏的性格多了一些超过其年龄的谨慎，在这样的阴雨天，他反复提醒同伴要把时速控制在30公里以内，“连手扶拖拉机也不要超”。
平常下班时间，只要回家稍微晚一点，曹鹏的妈妈就会焦急地站在村口张望。家人的担心让他凡事多了几分慎重。
去年10月20日的深夜，正在熟睡的曹鹏被邻居们凄厉的叫喊惊醒。两天后，他事发后第一次上班，奉命下井清理巷道，还没降到地面300米以下的大巷，曹鹏就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这种难闻的气味在随后几天又渐渐变成臭味，直到半个多月后才逐渐消散。他看到整个井下已面目全非，十多毫米厚的钢板像蛋卷一样蜷成一团，足有10吨重的电车翻倒一旁，矿灯的微光所到之处，偶尔还会看到遗落的鞋子或工具。
矿难之后，曹鹏仿效其他工友，买了红鞋垫和红腰带，每次下井前都认真地垫好，系好——这样的举动，以前的他是很不以为然的。
在生活中，马向吉等朋友偶尔会嘲笑曹鹏的“迷信”——曹鹏告诉他们，有时候他上班比较早，一个人走在巷道里，四下里明明什么人也没有，他却会隐约听到有人在唱戏。“是豫剧，就像出事前戴松山他们哼唱的那样。”曹鹏说当时他也只好大声地唱歌，给自己壮胆，唱的什么完全不知道，“只要有个动静就行”。在矿区坐着，毫无来由地，曹鹏偶尔会感觉浑身像触电一样，头皮发麻，极度的紧张使他用力摔打手里的东西，或者漫无目标地大骂几句。
每个人都不否认，“10·20”重创了他们的灵魂，甚至部分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沈孝杰曾看到过一些救助队抬尸体的场面，那个情景缠绕了他一年。王长秀面相文静，但他说自己这一年的脾气明显暴躁了，以前无关紧要的小事现在也会成为与队友或家人争执的导火索；采煤工人刘义平说，大家经常在一起喝酒，以前明明喝半斤恰好喝醉，如今非要喝上七八两，直到不省人事；马向吉说，直到现在，他还特别怕见死人———不管是咋死的———他对于去医院和殡仪馆都有心理障碍。
过去的一年里，曹鹏他们无论一起喝酒还是打牌，话题始终绕不开“10·20”。最初是哀叹事故现场的惨状，后来是感慨一些亲情的或缺乏亲情的故事，再往后，就持续关注事故责任人的处理情况。今年9月22日，四名责任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本来对这事儿渐渐忘了，到了周年，又陷进去了。”曹鹏并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死于“10·20”矿难，但他却很难摆脱内心的阴影。
伴随此生的治疗与康复
幼年丧母的谭传军原本清晰记得母亲最后的容颜，现在却想不起来了
10月20日上午，44岁的谭传军静静地坐在床边，闭上眼睛，像播放幻灯片一样回忆着一个一个他认识的死难工友。这是他的纪念方式。
“提前好多日子，我就开始留意日历，等着这一天了。”谭传军是“10·20”矿难中伤势最重的一个。
事发时，井下掘进工谭传军刚刚下班，因为腿上有旧伤，他走得比其他人要慢。当强大的冲击波把谭传军甩出去的时候，他甚至还来不及听到爆炸声就深度昏迷。经历七天的抢救后，谭传军第一次醒来，发现自己骨折的双腿被石膏固定着，因为颅骨粉碎性骨折，头上缠满了绷带，剧痛仿佛从皮肉一直钻到骨头里。
从感情上说，谭传军觉得自己还在矿难中失去了臂膀———“亲兄弟一般”的湖北老乡、32岁的杨乾勇，以及另一些平时一起打牌、喝酒甚至说荤段子的朋友。
杨乾勇出事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谭传军觉得愧对小杨兄弟的是，自己一直住院，竟没有对其家属有任何形式的问候和关照。
为了体现对重伤矿工的特殊照顾，谭传军住在空调、彩电、电话、独立卫生间一应俱全的高级病房里，但他却认为自己的脾气越来越糟糕。“经常因为饭菜不可口和老婆、孩子吵闹，以前我可是从来不挑食的。”而且谭传军每次冷静下来的时候都明白，妻子对他的照顾要远比受伤前用心。
谭传军目前每月领取1000多元的工资，矿里还允诺将其转为正式职工。
与普通的综合性医院不同，郑煤集团总医院的外科比重最大，11个病房中有5个是外科病房。“10·20”事故之后，谭传军和另外31位重伤矿工被送到这里。现在依旧住院接受治疗的还有19个人。
受伤之后，谭传军经常会头疼，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也严重减退，尤其让他懊恼的是，幼年丧母的他原本清晰记得母亲最后的容颜，现在却想不起来了。“只有那次事故是永远不会忘的。”谭传军肯定地说。
就如同永生难忘的灾难记忆一样，谭传军及另外几位伤员将永久性地丧失重体力劳动能力，他说自己将来只能去“看大门”。无论身体还是心理，治疗和康复或许将贯穿他们的下半生。
遇难者家属的艰难时世
张家人，面对不幸，他们反而比以往更加和睦了
“矿上工会来看望了我们，很感谢，别的没什么了。”提到“10·20”的周年感受，遇难矿工张永刚的父亲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他认为家人的心情根本是没法用语言表述的，说这话时，他使劲挤着眼角，以免泪水涌出。
九月初七是张永刚农历的祭日，父亲专程赶回百多公里外的河南中牟老家，到坟上祭奠了惟一的儿子。遇难的时候，张永刚还不满30岁，他的两个儿子当时一个只有6个月，另一个也不过1岁零10个月。
过去的一年，在北山生活区一间逼仄的一楼小屋里，张永刚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
张永刚是机电队的正式合同工，在矿上已经工作了15年，按照国家规定，他的父母每人每月得到300元的补贴，加上妻子小袁的500多元工资，一家五口勉强维持温饱。鸡年的春节，矿里组织的遗属慰问组还曾来家探望，送来一些年货和500元的慰问金。
“真正的困难，不是钱能解决的。有孩儿在和没孩儿在，差老远了。”张永刚的父亲说，除了家里人不全了，这一年他也感受到了太多的人情世故，“这也正常，意料之中啊。”
张永刚的母亲和妻子小袁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甚至“张永刚”这样的字眼都会刺痛她们内心的伤口。采访过程中，小袁心绪不宁，她时而站起身抱着小儿子走到院子里，时而又掀起门帘回到屋子，看看公公在和记者谈论什么。
国家发放的10万多的抚恤金，张家人一分钱都没敢碰。张永刚的父亲说，他希望两个孙子将来多读书，不再从事危险的劳动，但国家只能负责他们18岁以前的生活，这让老人略显焦虑，“过了18岁，要是上大学，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日常的焦虑是，如何承担好爷爷和父亲的双重责任。老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不幸发生后，他放弃了家里的农活，专职来大平负责两个孩子的教育。
张永刚的父亲最为感动的一点，就是儿媳小袁主动提出要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的稳定，直到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失去亲人的痛苦使每个人的情绪都不稳定，非常难得的是，这一家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谐的氛围，就像爱惜一只易碎的瓷瓶。为了避免情绪失控，孩子的爷爷现在已经很少喝酒。
张家人说，面对不幸，他们反而比以往更加和睦了。而在100多户遭遇矿难的家庭中，也有不能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的。
登封境内的沁水村和王楼村相对贫困，村民说在煤矿打工的人非常多。从大平煤矿得到的信息是，这两个山村中至少有6户是“10·20”遇难家属，但是他们对矿难讳莫如深。关于村里是否有人遇难，几乎所有被问到的村民都回答“没有”或“不知道”，事后了解到，在记者询问的村民中居然有三位是遇难矿工的家属——刘发展的父亲、儿子和另一位刘姓矿工的侄子。
村民和当事人回避那段经历，一个原因是不愿意谈论意外的不幸，另一个原因，则是不幸后面还有着新的不幸。按规定，每个遇难矿工家属得到了10万元出头的抚恤金，刘发展的儿子拒绝把其中一部分交给爷爷奶奶，致使70岁的爷爷现在还得靠磨豆腐维持生计；另一位刘姓遇难矿工的妻子也是一分钱都没给公婆，最后一家人闹掰，儿媳搬出去单过了。
大平不再盲目追求产量
发生事故未必都是管理者的问题，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责任
在大平煤矿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每天下井前都要进行安全教育，但矿工们很难对程式化的宣讲印象深刻，24岁的曹鹏说，反倒是队长的一句浅白的“威吓”对自己触动最大：“照顾好自己，老婆还是你的；照顾不好自己，老婆就是别人的了。”
触目惊心的矿难和无处不在的安全宣传，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去年矿难发生前，曹鹏发现，为了避免自动停电，巷道里的瓦斯探测器被人为调低了，“10·20”事故后，再没有人敢如此胆大妄为。
大平煤矿并不缺乏在安全方面严格管理的决心。仅今年9月份，全矿的安全罚款就达28340元。这却无法让一些矿工免除担心。曹鹏就说：“在一些基层管理人员那里，罚款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还有很多情况下，违规矿工买两盒烟，安监员就高抬贵手了。”
有的运输工人，在幽暗的巷道里耐不住寂寞，打了瞌睡，按规定平时睡一次罚30元，“安全月”期间一次60元。
罚了那么多钱，得有多少人违规啊？这么一想，曹鹏就感到害怕。他承认，发生事故未必都是管理者的问题，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责任。
某些时候，见到个别工人心存侥幸地违规操作，曹鹏会大声斥责，结果往往闹得很不愉快。“除了以后干活离这样的人远一点，我还有什么办法？”他无奈地表示，在各种煤矿事故中，真正自己能把握的命运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去年吞噬了148条生命的21下山岩巷和西大巷，如今仍处于封闭状态，它们埋葬着个别矿工未能找到的身体。而在矿工更衣室里，那些遇难矿工曾经用过的衣柜，早已被新工人的生活用品填充进来。
死难者的矿工帽等遗物都交由家属领走，多数随尸体一起进行了火化。在大平煤矿，机关楼上悬挂着“接受教训”一类的鲜红条幅，触目惊心，不过深入矿区，已很难再找到那些矿工在此生活、工作过的印证。
厚密的云层直到10月24日才完全撤离大平矿上空。在宽敞的职工浴池里，下班的矿工们洗去满身的黑泥，朗声的说笑显得比前几天多了一些。
深秋的寒意正由北向南漫过中国大地，能源供应的卖方市场特征更加突出，煤炭生产又到黄金季节。今年9月，大平煤矿的原煤产量为5.11万吨，仅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一半。职工们的效益工资减少了，好在基本工资的增加有所补偿。
郑煤集团党委宣传部的刘部长介绍说，今年集团将不对大平煤矿的产量做硬性规定，该矿最重要工作就是做好防突(煤与瓦斯突出)示范研究。
一位大平煤矿的中层干部表示，客观地说大平矿的安全情况是让人放心的，他倒担心一些周围的煤炭企业尤其是小煤窑，在安全隐患依旧突出的情况下，盲目追求产量的做法又有些抬头，“难道非要亲自去经历灾难才能接受教训吗？”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