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小树苗反思:古代教育的开创者—周公

古代教育的开创者—周公  

 引用

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子之政。

——《淮南子?汜论训》

西周时代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开创时期，这个时候的代表人物就是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他曾经协助武王伐纣灭商。武王病逝以后，周公当政称王，东征平定管叔、武庚等的叛乱，又分封诸侯，营建成周雒邑治礼作乐，最后还政成王，为西周时期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春秋时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非常推崇周公，赞美“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直到老年的时候还在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对于周公的赞美是多方面的，周公在制礼作乐时，对于教育的重视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周公十分重视民众的教育，这跟他的敬德保民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周公曾经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了商周之际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武王伐纣时，殷人前徒倒戈，使商王朝顷刻瓦解，这使周公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巨大。他后来曾引用古人的话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名，我岂可不大监抚於时！”（《尚书?酒诰》）周公认为，人不要只在水里察看自己的形象，还应当在民众那里察看自己，如今殷坠郧国运，我们怎么能不好好总结这个历史教训呢？周公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以民情为“监”（镜），加强对民众和贵族的教育。

周初社会汹酒成风，周公曾作《酒诰》进行告诫和教育。在《酒诰》里，他称引“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即文王教育年青人和一般官员的事例，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并让庶士、有正、庶伯君子等类人员“典听朕教”，常听其教诲，并经常“克用文王教”。周公反复强调“教”字，由此可见他对教育是很重视的。在刑罚和教育的关系上，周公主张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一般应当教育在前，刑罚在后。他说：“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惟姑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意思是说，如果殷的臣僚和工匠汹酒，那就不必杀他们，而应当教育他们只在祭祀时才饮酒。假若他们不听我的教诲，不能改恶从善，这才可以将其杀掉。和古代不教而诛的情况比起来，周公的这些主张显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周公对殷遗民采取特殊的教育办法，实际上是一种宽大的处理措施。当时规定，发现群饮汹酒者，要“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周人汹酒要抓起来杀掉，目的在于避免周人染上恶习，重蹈殷人亡国的覆辙。他对殷人采取先教后刑，是为了缓和周王朝与殷遗民的矛盾，巩固周朝统治秩序。在这里，周公是把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认真对待的。周公不仅把自己的“教辞”明令公诸于民众，而且身体力行，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进行谆谆教诲，引经据典，反复讲道理，这些对于后世教育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公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相传武王灭商以后不久就患重病，周公十分虔诚的向神灵祈祷让自己替武王去死，理由是自己“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尚书?金滕》）。从周公注重“民情”和“多才多艺”这两方面的情况看，他很可能在制礼作乐时规定了采集民风、观察教育民众情况的制度。在周初平定管叔、武庚等叛乱的时候，“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经?七月》序），据说《诗经?七月》这首反映农事劳苦的诗歌即有由周公选辑并用于以教育成王的。通过对民间风俗的了解，周公主张不同的地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化原则。例如，其子伯禽被封到鲁国，治理三年才使政治走上轨道，而太公望丰于齐，仅用5个月就搞好了政治，周公分析情况，发现这是由于伯禽、太公望两人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处置风俗的原则而造成的结果，因此，周公指出要化民易俗，必须平易近民，这样才能使教化取得良好的结果。

重视各种诰辞的撰写和传播，这是周公致力于社会教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西周初年所发布的《大诰》、《酒诰》、《召诰》等，都和周公有直接的关系。周初，管叔、武庚等叛乱时，周公毅然亲自率军，兴师东伐，在厨师之前，作《大诰》，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讲明形势的严重性和平叛的决心，并且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进行说服教育。他说：如果一个父亲要造房子，已经定妥了建造的方法，但他的儿子却不肯去打地基，这样怎能建起房子来呢？如果父亲要种地，但他的儿子却不肯去播种，这样怎能有收获呢？所以民众应当像儿子顺从父亲一样，听从周公的安排去评定叛乱，这样才能取得胜利。他还针对民众迷信占卜的情绪，宣布“今卜并吉”，平叛的事情为天所保佑。从后来周公挥师东进，迅速取得平叛胜利的情况看，他对民众所进行的耐心教育显然是卓有成效的。周公对于殷遗民的说服，也是他善于对民众进行教育的一个典型例证。殷王朝灭亡后，一部分殷遗民被分封给鲁、卫等诸侯国，另一部分则被迁于成周。为迁移之事，周公曾经发布文告，即《尚书?多方》篇。在诰辞里，虽然周公明确表示了强硬态度，宣布假若殷遗民不服从命令，就要采取严厉措施，“大罚殛之”但更多的是在诰辞里进行说服教育，消除殷遗民的敌对情绪。周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教育。首先，他告诉殷遗民，周代替殷，正如当初殷代替夏一样，都是由不可抗拒的天命所安排的，并非周人故意与殷作对。其次，周公宣布，从成汤直至帝乙的所有历代商王没有不“明德慎罚”的，这些商王都为周人尊敬，殷所不好的只在于其最后一个王——纣王，他胡作非为，弄得天怒人怨，才使商王朝灭亡了的。再次，如果殷遗民能够服从命令，安于在成周的住宅和田地，周公将选拔他们担任官职。这几方面的内容，周公说的合情合理。此后，在周的政局发展中，殷遗民再也没有发生过叛乱，许多殷遗民还逐渐和周人融合在一起，应当说周公的说服教育在开始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周朝初年，周公为成王太师，召公为成王太保。周公十分重视师保的作用。师保是成王的教师和监护人，周公专门著有《尚书?君奭》篇，诚恳地劝告召公和他同心合力辅佐成王，对成王进行道德教育。在《尚书?君奭》篇里，他指出周王朝的巩固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对成王的教育。我们不敢安于天命，而要顾虑着天下大业，是因为“后嗣子孙”能否担当大任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后嗣子孙”不能恭恭敬敬地遵奉天命、勤事下民，不能继承先祖的美好品德，那就会坠郧国运，给周王朝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周公还说：“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意思是说我没有什么长处，只是想把祖先的光彩留传给年青的君主——成王。

周公言行如一，他对成王力尽师保之责，一方面辅佐成王治理天下，处理政务，另一方面又循循善诱地从各个方面教诲成王以及其他贵族子弟。周公所著的《尚书?无逸》篇，就是他实行师保之教的典型论述。周公善于从正反两个分方面进行教育，并举出历史上的实例进行说理以增强教育效果。在《尚书?无逸》偏里，周公主要教育成王不可贪图安逸，而要兢兢业业，勤劳于政事。他先从正面讲道理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周公认为不要贪图享乐，应当先了解稼穑的艰难，然后再去享乐，这样才能知道民众的痛苦。这方面的例证是殷代诸王，特别是殷王武丁和祖甲。武丁继位以前，曾经“旧劳于外，爱暨小人”，长久地在民间辛劳，和民众住在一起；祖甲也曾经“旧为小人”，过了很久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因此，武丁和祖甲才能长期占据王位，“嘉靖殷邦”，把殷王朝治理的很好。周代几位著名的先王也是这方面的典型，周公举出的有周太王、王季和文王三位。周公特别推崇文王“怀保小民”、爱护民众的事迹，说他每天忙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通过这些事例，周公深刻地向成王阐述了不可贪图安逸的道理。关于这些，周公还从反面加以说明。他指出，如果父母只知勤劳而不教诲其子女，那么其子女便“不知稼穑之艰难”，甚至会讥笑父母孤陋寡闻。周公告诫成王千万不要像殷纣王那样奢侈腐化、汹酒胡闹。从《尚书?无逸》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周公不仅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善于诱导和阐述道理，所以他的教诲是很有成效的。周公认为，国君的道德品质对于国家的治乱安危至关重要，国君应当时刻牢记先王创业的艰难，并且要关心民众的疾苦，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周公既重言教，也重身教。他以勤勉为政、公而忘私等高风亮节著称。这种以身作则的教育方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武王灭商以后仅两年就身患重病，太公望和召公曾经想通过占卜的方法为武王驱除灾难，但周公认为仅仅占卜并不能感动先王，于是他就筑起三座祭坛作为神灵降临的场所，又在这三座祭坛的南边另筑一坛，为周公所立之处。周公令人把祭坛打扫干净以后，自己拿着玉器，又在地上安置了祭祀所用的玉器，然后向著名的周先王、王季、文王进行祷告，让史官向神灵诵读典册所载的周公的祝辞：如今诸位祖先神灵的长孙武王，染上了险恶的疾病，你们实有保护长孙的责任，我们要以周公姬旦代替武王的身子。我姬旦仁厚而孝顺，又多才多艺能很好的侍奉鬼神。相反，你们的亢孙武王却不如姬旦多才多艺，还不能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武王受命于天廷，在下界保佑四方，福佐周的民众，所以他为四方之民所敬仰。请诸位先祖让我替武王归天去侍奉神灵。祝祷完毕之后，即将载有祷辞的典册置于金滕之匮中。周公的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幼稚可笑的，然而在迷信气氛非常浓厚的商周时代却是一项舍己救人的勇敢地作为。后来，管叔等人散布流言蜚语，离间周公和成王的关系。成王曾和大臣们郑重地开启金滕之匮，读到当初周公欲以己身替武王的祷辞，这才深切认识到周公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成王被周公的无私壮举感动得泪流满面，说道：“昔公勤老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尚书?金滕》）成王所说的意思是，当年周公为我们国家勤劳，只有我这年青人没能知道，现在老天动威来表彰周公的功德了。据说这年的秋天禾苗长的很好，成熟以后还未收获就遭到雷电大风，使“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待成王和大臣们走出郊外去迎接周公时，天转晴，刮起回头风，使原先被刮倒的庄稼都站立了起来，这年终于有了好收成。《尚书?金滕》所载的“禾则尽起”的事情当然只是一种传说，实际生活中不大可能发生，但这个记载却反映了周公的高贵品质在周朝时的广泛影响，人们认为周公的作为可以感天动地，所以才会有这种神奇的传说。周公不仅兢兢业业勤劳国事，以自己的实际作为去影响教育别人，而且还能直率大方地去进行教诲。

《史记?鲁周公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周公戒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告诫伯禽的这段话是伯禽受封为鲁侯，在赴鲁临行前所说的。周公的意思是，像我这样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叔父的人，其地位不能说是卑贱的了，然而我却礼贤下士，只要有士人来访，我就不顾洗发和吃饭，都要停下来去接见他们，就是这样我还担心失去天下贤人的拥护，所以你伯禽到鲁国去，千万要谨慎从事，不可因为是国君就骄横地对待国人。据史书记载，伯禽到鲁国之后，外患频繁，淮夷、徐戎等屡次进犯，但伯禽却能够率领国人讨伐敌国，保卫疆域，并在鲁国“变其俗，革其礼”，使鲁国成为贯彻周礼最显著的国家，成为周王朝的一大支柱。伯禽在鲁国的政绩应当与周公的孜孜教诲有直接关系。周公还曾教育伯禽广泛联络各个阶层的人，对人要全面的衡量，适当任用。

他曾这样对伯禽说：“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徽子》）周公所说的意思是，君子不应当骄横而怠慢亲族，也不要使大臣抱怨他未被任用。老臣和故人如果没有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从伯禽在鲁国的作为看，他是作到了周公这些教诲的。

古代贵族子弟常常骄奢蛮横、不懂礼仪，所以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周公除了经常向弟子们进行教诲，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以外，还敢于对贵族子弟严格管教。例如，伯禽和康叔无视礼仪，不懂父子之道，对长辈傲慢，所以他们去拜见周公时，“三见而三笞”（《尚书?梓材》），拜见三次就挨打三次，使伯禽和康叔不得不恭敬地向学识渊博的商子求教。商子便让他们到南山的阳坡上去看乔木，只见乔木伟岸高大，令人敬仰。商子就告诉他们，乔木的高大形象是和“父道”一样的，如同景仰乔木一样，你们也应当尊崇父辈。此后，商子又让伯禽到南山的阳坡去看梓树，只见梓树俯循柔顺，令人可爱。商子又告诉他们，梓树的谦恭形象是和“子道”一样的，如同梓树博得人们喜爱一样，你们也应当虚心谨慎地赢得父辈的欢心。这种形象化的教育，使伯禽和康叔明白了晚辈和长辈之间的礼仪，知道了自己挨打的缘故。他们再次去拜见周公时，没有了贵族子弟的高傲姿态，而是“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彬彬有礼。周公爱抚地摸着他们的脑袋，还拿来好吃的东西让他们吃，鼓励伯禽和管叔的进步。在周公的耐心教育下，伯禽和管叔后来都成了很懂礼仪的人。

关于教诲子弟的具体内容，周公并不拘泥，而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据史载，太公望封到齐国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很快改变了齐国的面貌，仅仅五个月的时间就向周公汇报施政情况。周公问太公望，为什么这么快就能取得治国安邦的效果，太公望回答说：“吾简其君臣礼，以其俗为也。”（《史记?鲁周公世家》）意思是我能简化君臣之间的礼仪，入乡随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施政方针，所以仅仅五个月就能看出成果。跟太公望的情况大异其趣的是，伯禽被封到鲁国之后，虽然也有些成绩，但却进展缓慢，经过三年才向周公汇报施政情况。周公问他为什么如此之慢，伯禽回答说：“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同上）意思是说，我在鲁国大力推行周礼，改变鲁国当地的风俗，革新原有的礼仪，比如鲁地原来的丧礼比较简单，我就改变这种丧礼，让鲁国人都实行为父祖行三年之丧的礼仪。这样的变动很多，也很麻烦，所以历经三年之久，才迟迟地向您汇报施政情况。周公知晓了这种情况，非常感慨。他认为伯禽是听了他的教诲才恪守礼仪而不知变通的，他告诉伯禽：“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游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同上）意思说，施政政治如果不能做到简便易行，民众就不会靠近统治者，只有使政治平易近民，才能使民众都归顺。周公教诲伯禽，让他及时改变施政方针，采取切合实际而且简便易行的政策，这样才能使鲁国迅速发展。否则的话，便会形成鲁的后世子孙臣服于齐的情况。伯禽听从了周公的教诲，改变了政策，终于使鲁国成为西周时期以及春秋初年的头等大国。周公施行教育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他能够及时加以调整，这应当是他在教育方面取得重要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公尽师保之责，教诲并辅佐成王执掌国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在他授国柄于成王之后，为了教育成王明确分管设职之道，特意作了《尚书?立政》篇，用于告诫成王和其左右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卉等官员。周公以夏商两代官员任用方面的得失，告诫说用人乃是施政的根本。夏桀、商纣因为用人不当而身亡国灭，相反，夏禹、商汤却因为善于用人而使国泰民安，久居君位。周公语重心长地对成王说：“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意思是说，年轻的人，你现在已经是君王了，从今以后我们就要慎重地设立首长，建置官职。周公还说：“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字文孙，其勿误于庶狱。”意思是从今以后，先王的子孙要慎于治狱，不可发生错误。周公教诲说：“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意思是说，从今以后的王要设立官员，必须任用善良的有才能的人。可以说，在《尚书?立政》篇里，周公详细地向成王阐述了识别人才、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假若把这篇文字看成是成王学习人才问题的课本，那是并不过分的。除了《立政》之外，《尚书》的许多诰辞也都可以看成周公进行教诲而撰著的课本。不仅如此，就连《诗经》中的《鸱鸮》篇相传也是周公为成王所作的寓言诗。这首诗以善良之鸟眷恋其家室和雏鸟作比喻，来说明父辈和子辈之间的情爱之心和笃厚的感情。全诗情真意切，教诲成王不要忘记周王室创业的艰难。

总之，周公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周王朝的缔造者之一，而且也是一位教育家。他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抓住了对于民众和贵族子弟进行教育这一重要问题。周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崇。周公一方面重视教育，另一方面又善于教育。可以说他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