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激光太田痣价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余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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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自1942年译成中文出版以来，已经在我国流行了数十年。随着1994年漓江出版社所谓中文“全译本”《钢铁》一书的出版，国内大约十余家出版社也都推出了各自的《钢铁》，有几家也是“全译本”。在种类繁多的新书广告上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字句：“用影响过几代人的好书来培养年轻一代”。而在这些新书目（其中有许多是新印的旧书）中《钢铁》往往赫然列为榜首。然而，我们要问：《钢铁》到底是不是一本好书，能不能用它来教育年轻一代呢？
1.关于时代与作品的真实性对《钢铁》这样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来说，真实性当然是首要的标准。让我们首先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下它吧。
《钢铁》一书描写的大约是1915年至1931、1932年间的乌克兰、俄罗斯及苏联人民的生活。这一时期是居住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经受剧烈的社会动荡，既感受到希望、喜悦又体会到痛苦、灾难，既有进步又有倒退的一个复杂的，具有戏剧性和悲剧性的时代。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原沙皇俄国版图上的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千百万群众的自发势力却在破坏法制，破坏文化，破坏生产。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对于乌克兰、俄罗斯等地的人民也是具有悲剧性的）和外国武装干涉，到1920年，俄国的经济几乎成了一堆废墟。1921年初，在列宁坚持下，苏维埃开始执行容许不同经济形式并存的新经济政策，使人民的生活在短时期内得以改善〔1〕。 新经济政策被国际史学界看作“两个紧张时期（即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余一中注）之间的一个文化、思想、社会和经济的宽松时期。”〔2〕。但是，1924 年列宁逝世后开始的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及斯大林路线的节节胜利，使新经济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3〕。1929年， 私营的商店和手工业作坊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企业关闭掉了，从“大转折”的1929年起，用行政官僚体系强制推行的掠夺农民的农业全面集体化和充满强迫命令、突击、浮夸的工业化（1930年召开的苏共十六大甚至提出，今后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彻底破坏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经济运作机制和工农业的正常发展。1930年起，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在有“苏联的粮仓”之称的乌克兰， 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在1930—1933年间乌克兰1600万居民中就有500万人死于饥饿〔4〕。大饥荒使斯大林的整个行政官僚体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斯大林才在30年代频繁地大搞政治运动和党内清洗，以便一方面不断用新的花招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不断地排斥异己，任用同道，加强他的行政官僚体制。这是一个进步与倒退并存、文明与愚昧相间、民主与专制较量，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与《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思想交织的，极其复杂矛盾的时代。
这一时代在一些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全面的反映。且不说50—70年代特里丰诺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小说，就是在二三十年代，也有许多直面人生，忠实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杰作：费定的《城与年》（1924，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1926）和《静静的顿河》（第1、第2卷，1928—1929），皮里尼亚克的《裸年》（1921）和巴别尔的《骑兵军》（1926），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1925）等在肯定历史进程的同时从社会心理上描写了革命与内战中先进阶级胜利的喜悦和兄弟互斗、同族相戮的悲哀，两者互相交织，难分难解，构成了完整的历史画卷；叶赛宁的抒情诗，列昂诺夫的《贼》（1927），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等都对20年代俄国与苏联社会变革的多重意义、盘根错节的矛盾，作了艺术的表现和深刻的思考；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24）、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不消失的月亮的故事》（1926）、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剧《臭虫》（1928）等，则对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社会邪恶的横行、党内斗争的残酷等等都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对俄国革命的未来发展也作出了先知般的预言。这里提到的作品都是在《钢铁》问世前的20年代与30年代初发表的，当时就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并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关注。但是在《钢铁》一书里，革命和内战中双方激烈而残酷的较量及其所引起的思想震荡、感情波澜成了简单的态势转述、白军暴行和小市民心态的漫画式描写；富有活力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成了小说的主人公“理所当然”感到“义愤”和“大粪坑”似的集市盛行、“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时期；充满困惑、迷误、阴谋和痛苦思索及悲剧性的党内斗争成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无产阶级”（准确地说，是“左派”幼稚病患者和斯大林路线拥护者）高唱凯歌，节节胜利的过程。
人们也许会说，这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中所要表现的题材有关，他要写的只是生活的光明面。但是，众所周知，“文学家的社会经验越丰富，他的见解就越高，他的精神的视野就越广，他就能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什么跟什么相毗连，以及这些彼此接近和毗连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5 〕前面所提到的同一时期的那些作品的题材也都不大，但是，由于这些作者思想敏捷，视野广阔，所以他们也就把握了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在他们各自的题材中建构了充满真情实感的艺术空间，全面忠实地再现了特定的时代。还是别林斯基说得好：“在艺术中，凡是不忠实于现实的东西都是撒谎，它所暴露的不是才能，而是无才。”〔6〕很明显，用真实性的标准衡量， 《钢铁》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一本好书。
2.关于保尔·柯察金的形象艺术用以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与感情的形式是形象。那么《钢铁》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又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形象呢？
如同前面分析《钢铁》的真实性时所说过的一样，在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中并没有体现出那个时代生活的各种成分，也没有展示出人物周围的现实。在这一形象身上几乎看不到同乌克兰或俄罗斯文化传统相联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说，只要把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改动一下，保尔·柯察金既可以是南斯拉夫的瓦尔特、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也可以是朝鲜的金昌浩、中国的高大全。而事实上，保尔·柯察金只是30年代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的一种演绎。
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后，对人物精神世界及与之相关的外在行动的关注成了俄国作家们创作的要点和批评家们评论的重要标准。人们要求文学表现出“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表现出人物性格的成长和发展。
应当说，在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塑造中，很少有心理描写。他的精神世界除了与其社会政治活动相关的部分，很少被展示出来，而在第一部第六章之后就干脆完全向读者关闭了。他的性格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他勤劳、勇敢、倔强，具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能够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也偏狭，缺乏深刻的思考，没有自觉的生活目标。他童年往神甫的节日面团里撒烟丝的行动和后来同社会上的强盗及党内流氓的斗争，乃至最后写书，都同样是一种反抗。他的偏狭也一直没有改变：他恨一切富人——实际上，只是一切比他富的人，包括车站食堂的堂馆（他们显然是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和年轻的中学生。成为共青团的干部后，他恨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做小买卖的老百姓，恨母亲女友的丈夫——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丘察姆（一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厌恶嫂嫂家的人，厌恶冬尼娅和她的丈夫（一位铁路工程师），看不起轻松聚会的青年男女工人。所不同的是，儿时的偏狭是沙皇制度下的贫穷、无权和愚昧造成的，而成年后的偏狭则是由他所接受的流行的极左思想和20年代末已经确立的斯大林路线加以巩固的。总之，在保尔·柯察金的身上，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有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热爱生活、热爱人们的思想和情怀。
由于缺乏独立深刻的思考和正确的世界观，保尔少年时代还保有的真挚、朴实的品质后来逐渐被极左思想和斯大林的思想路线消磨殆尽：他出于趋众心理，背叛了恋爱多年的女友冬尼娅；他因为支持党内的斯大林路线而认定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同事，“反对派”的地方首领杜巴瓦为“坏蛋”。他对社会各色人等的好恶，说明他熄灭了由自己思考判断得出的作为人的爱憎之火，而全盘接受了斯大林路线所制造的用以评价人的阶级阶梯：站在这一阶梯顶端的是目前的党的领袖，往下依次是拥护这一领袖的高中级干部，崇拜领袖的工人，接下去则是“落后”的工人、农民、小商人、会计、工程师等知识分子。被压在阶梯底层的是所谓的“人民之敌”——一切反对领袖路线的人，不管他们以前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农民。
在《钢铁》之前，俄国文坛上就有过许多描写普通革命者形象的作品。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研究者们早就指出，上个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的“新人”小说中的革命者大多有这些特点：意志坚强、勇于抗争，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热爱事业，崇尚科学、文明，特立独行，克己禁欲，长于思考〔7〕。 按照《牛虻》主人公的模式炮制出来的保尔·柯察金形象虽然也使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新人”形象，但实际上已在社会理想、个性发展、独立思考及崇尚科学文明等方面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大为退步了。而与高尔基1906年塑造的小说《母亲》中的工人革命者形象相比，保尔·柯察金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理智地处理革命斗争中的问题、自然而有效地影响亲人和周围的人等方面也大为逊色。《母亲》中的巴维尔·弗拉索夫始终是母亲的儿子，是有理想，有激情，也有缺点的人，而《钢铁》中的保尔·柯察金则被炼成了“钢铁”。《钢铁》这本书的书名里的“钢铁”一词有两层象征意义：一是供主人使用的无思想、无感情、冷冰冰的材料，二是斯大林和斯大林路线（斯大林这一姓的词根CTAJIB就是“钢”的意思）。《钢铁》所表明的就是怎样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和“材料”的过程。
综上所述，保尔·柯察金不能算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他只是当时苏联主流政治路线的传声筒。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书中许多响亮的口号和话语只不过是听似豪迈，但却没有做到的空话和大话。就说书中保尔·柯察金在瓦莉娅和其他烈士的墓前立下的那段誓言吧。按照主人公的做法，他并没有实践这一誓言。除了1918—1920年间参加过在乌克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外，很难看出保尔·柯察金对共产主义事业还有什么称得上贡献的东西。整个20年代，他所做的就是反对新经济政策，混迹于行政官僚体系之中，与“反对派”作斗争，热烈地鼓吹斯大林的路线。假如他能活到50年代或更晚的时候，而且又能站在新的认识高度，客观、诚实地直面现实，那他“回首往事”时，就必定“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他也无法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种悔恨和羞愧，我们在50年代“解冻”后的苏联人那里见得多了。感到悔恨和羞愧的人往往是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较以前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3.关于作者形象、作者及编辑加工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说过，“文学作品从来总是要透露出作者形象的信息。”〔8 〕而研究作者形象恰恰能回答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写作的问题。尽管维氏曾经声明，他在研究与勾画作者形象时对“一切有关作者生平事迹的材料……都断然不用”〔9〕， 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作者形象不仅表现在观念上，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感情上、情感上和审美上，是需要通过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才能准确捕捉到的，但我们在分析《钢铁》一书的作者形象时倒不妨用一下有关的作者生平的材料，因为《钢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性很强的流行读物，因为体现在《钢铁》的主题统摄、情节架构、人物塑造、环境描写、遣词造句等方面的作者形象几乎与后期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相重合（我们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其间还有一些“错位”，这在下面将会提到），而且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也多次说过：“我在这本书里讲的是自己的生平。”〔10〕“我写的完全是事实，这束缚了我。有时我成了事实的俘虏。但不这样就意味这是在幻想，意味着不再是在讲述发生过的事。”〔11〕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属于“20年代涌现出来的那部分党的实际工作领导人”，他们“身上具有时代的共同烙印——人文科学素养不足，理论上向往简单化、存在空想主义倾向”，他们“思维的这些特点”是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和社会意识公式化的温床”。〔12〕奥斯特洛夫斯基从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1919年参加共青团，1924年入党，做过团与党的下、中层领导工作，20年代末—30年代初长期住在革命后的新贵们专用的高级疗养院和医院里，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斯大林路线一边，宣传这一路线，打击所谓“反对派”，骂他们为“杀人凶手”、“疯狗”〔13〕，并且怀着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写书教育后人像他一样生活，像他一样“锻炼”自己。事实上，奥氏只受过不完全的小学教育，他自认“文化程度不高”，“1924年前不太懂俄语。”〔14〕双目失明前只上过一年函授共产主义大学（其所学内容主要是苏共文件和简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失明后“读（应当说是“听别人读”）我们所有的主要报纸和小说”，〔15〕他关于作家使命的理解一直到他成名后的1935年末，仍然是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展示被革命抛到历史的脏水坑里的叛徒和两面派、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以及胆小鬼和惊慌失措者”（这些定义足以包括对斯大林的路线有所怀疑的一切人），“光明地表现生活”〔16〕。这样，他在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只是把文学作为打击敌人（实际上并不是敌人，而只是异己），粉饰生活的工具。换言之，我们也就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喜欢斗争但不擅长思索的人的生平作为题材，围绕这一人物的“成长”组织情节，按照概念化的阶级分析法塑造各种人物，并赋予《钢铁》现在的语言风格。作者为了发挥其所谓的文学战斗作用，有意识地违背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冬尼娅的原型是一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进步女青年，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人民教师，忠实出色地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17〕，而奥氏则把她写成了酸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阔太太。又如，曾经为新制度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老共青团员杜巴瓦能够说出“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既反映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与人类传统的伦理道德激烈冲突的社会现实，也流露出杜巴瓦本人思想的极度矛盾与痛苦，但是作者却没有对此进行严肃的政治、社会、心理的挖掘，而只是简单化、庸俗化地把杜巴瓦描写成乱搞女人，满嘴脏话（这是所有的政治上与保尔·柯察金对立的人们的共同特点，也是书中所有所谓“反对派”成员的特点）的蜕变分子。
凭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思想、艺术修养，是很难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东西的，因为他写作的方法是他口述，而由他的秘书们笔录。据他自己讲，他的“所有秘书都是些不太有文化的人。”〔18〕那么，《钢铁》是怎样最后成书的呢？
40年代末，曾有一男一女两名资深的文学编辑在莫斯科的高尔基高级文学讲习班给学员们授课，他们当年曾负责加工《钢铁》一书。他们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谈话与书信中经常怀着感激之情提到的安·亚·卡拉瓦耶娃和马·鲍·科洛索夫。奥氏尤其感激卡拉瓦耶娃。他在给卡拉瓦耶娃的信中称：“我是你引进严肃文学的最麻烦的学生”〔19〕，还感谢她“读了（《钢铁》一书的）书稿，作了指示和修改”〔20〕，并答应按照卡拉瓦耶娃做的“铅笔批注”“将书根本重写”〔21〕。在《钢铁》出版之后，奥氏还致信卡拉瓦耶娃，感谢她对他最后交出的书稿用“剪刀”做了“轻松的修剪”，“公正地剔除了有关大学生匪帮（按奥氏的想法，大学生也不是好东西——余一中注）的段落和其他一些地方。”〔22〕奥氏承认，他并未按照卡拉瓦耶娃的要求将第二部“根本重写”，因为他的体力与精力使他无法完成这一工作。这也是读者和批评界感到第二部写得不如第一部好的原因之一，这还是第一部中作者形象与奥氏形象及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有所“错位”的原因之一。
据当年文学讲习班的学员们接触，在两位编辑中，卡拉瓦耶娃富有人情味，审美情趣较高，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技巧把握也较好，而科洛索夫则喜欢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教条，他的教授也显得枯燥、机械。这也是前面所说的“错位”现象的又一原因，同时也是书中一些章节的格调、情趣参差不齐的又一原因。
回顾苏联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奇迹”频发的时代：契卡洛夫的洲际飞行、斯达汉诺夫的采煤记录、荒原里的大型钢铁企业、江河上的大型水电站，等等，都出现在这段时间。这些“奇迹”一方面，有人民创造精神的因素；另一方面，更多地包含着刻意制造的因素。其目的是用这些“放卫星”式的成绩和喜讯刺激人们的心灵，使之不断地保持“革命的”亢奋，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斯大林路线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上遇到的重重危机，同时证明斯大林路线的无比正确和“反对派”的错误。在这一时代背景上，我们可以看出，派人彻底加工（如果不是炮制的话）《钢铁》，对《钢铁》及其作者的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这一做法只是30年代所“放”的无数奇迹“卫星”之一。
4.关于《钢铁》的接受有人会问，多少年来，在苏联，在我国，《钢铁》都受到了批评界的好评，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这又怎么解释呢？但是被大众欢迎的书未必是好书。在19世纪初的俄国，布尔加林写的赞美沙皇，歌颂君主制的小说曾拥有比普希金的作品多得多的读者，可现在又有几个俄国人知道布尔加林的名字呢。一种文艺作品的接受取决于作品本身的阅读潜能（即其本身的思想与艺术内涵）和社会环境。这里说的社会环境包括读者的思想与艺术水平、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向及其实行的文学创作政策、文学批评政策、文学教育政策、文学出版政策，等等。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三四十年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人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很幼稚的。〔23〕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斯大林炮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所解释的假马克思主义所代替。1932年由斯大林“拍板”推出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基本方法（实际上是唯一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苏联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教育和文学出版政策都做了相应的转折性调整。白银时代文学多元化的气氛被扫荡干净，只有符合新的“基本方法”的文学作品、评论和教科书才能出版。前面说过的那些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遭到了批判，成了禁书。人们所能读到的大多是一些宣传斯大林路线的类文学、伪文学的作品。这就应了俄罗斯的一句古谚：在没有鱼吃的时候，虾可权充作鱼吃。更何况对这些劣质的类文学、伪文学作品，官方控制的报刊及有关部门容不得批评意见的发表。对这种状况，连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也感到了过分，他说：“关于我的书，评论的人不多，不过也不太责骂。”〔24〕“我们的作家兄弟已经不会说心里话了。”〔25〕是的，当发自心里的“错话”可能危及生存的时候，他们怎么能说心里话呢。而且有关部门也不允许人们说“心里话”。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书信中的说法，高尔基在1934年就打算写一篇列数《钢铁》的“所有的罪孽”的文章〔26〕。而1936年4月， 奥氏的一位朋友访问高尔基时，看到“高尔基正在写评论《钢铁》的文章”〔27〕。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高尔基评论《钢铁》的文章。而且在现已发表的高尔基的所有作品（也包括讲话和书信）里，我们也找不到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钢铁》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深思的，因为当时人们都把高尔基的评论看作是对文学现象的最高权威的意见。倘若高尔基说过一句有利于《钢铁》及其作者的话，那这句话早就被有关人士高兴地传诵了。或许高尔基关于《钢铁》的“所有的罪孽”的文章今天还压在高尔基的档案的底层，有朝一日会公布于众的，如果它没有被销毁的话。不过，销毁“不利”材料的事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范式来学习。1949年后，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我们照搬了他们的许多东西。我们曾经用斯大林炮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作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和必读书，我们也引进了苏联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教育和文学出版政策，并且不分良莠地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一次次政治运动及与之相伴的思想改造斩断了我们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化联系，我们的头脑被调整到只能与《钢铁》之类的读物发生共振的频率。而这类读物在我们头脑共振时所发出的声音是：“向左，向左，向左！”《钢铁》这类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中，这样影响了我国的两三代人，催促他们附和“左”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去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 去……搞“文化大革命”。 《钢铁》这样的书就像钻60的照射能使昆虫丧失生育能力一样，能使读者丧失独立思考，丧失正常恋爱、交友、与人相处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
1978年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新时期，我们经历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更成熟的理解，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抛弃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其文化、文学模式。我们的有关文学的政策也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做了调整。我国的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得到了50—70年代近30年间所不可能有的广泛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及较客观、较科学的文学批评著作的机会。今天，他们的思想与艺术鉴赏水平和70年代末有了巨大的差别。80年代初，有人曾在上海高校的大学生中做过读书调查，《钢铁》排在最受欢迎的书单的前几名之列。而1997年有关人士在上海四所高校的大学生中做的读书情况调查则显示，在最受欢迎的17本书中，有我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平凡的世界》和《围城》，有《简爱》、《飘》、《悲惨世界》等等〔28〕，但是已没有了《钢铁》。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高兴和安慰：青年人也看出《钢铁》是一本缺乏阅读潜能的书。这与我们当年把《钢铁》奉为经典，当作“生活的教科书”相比，真是莫大的进步。
5.关于《钢铁》的中文“全译本”最后，还应当谈一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所谓《钢铁》“全译本”的问题。要有中文的《钢铁》“全译本”，首先要有俄文的《钢铁》“全本”。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全本”。所谓中文的“全译本”，是将莫斯科1989年出版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里《钢铁》一书附录中以注释形式刊出的过去未曾发表的部分手稿译出，植入正文而获得的。不过，这已不是“根据作者1936年末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和手稿作了校勘”的“重新整理过的文本”〔29〕了。1989年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的编者用附录中的注释形式刊出《钢铁》的被删去的部分手稿，其目的只是让读者对奥氏创作的经过有进一步的了解。仔细阅读这一部分被删去的手稿，即“全译本”的“新增的部分”，我们倒要为当年《钢铁》的编辑说几句公道话了。他们删掉这些段落恰恰表明了他们比奥氏具有更高的文学水平。例如，他们删掉冬尼娅向女友描述自己与保尔·柯察金的恋情的信及其他相关段落，是避免故事落入本世纪初俄国言情小说的俗套；他们删掉大段的大会发言和政治辩论，是遵循了恩格斯关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应当尽可能隐蔽的论述；他们删掉保尔·柯察金参加“反对派”活动的段落，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全书所形成的保尔·柯察金的性格。俄国《钢铁》的几代编辑，包括1989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的编辑都没有把那些被删掉的部分手稿“恢复”进《钢铁》，也都证明他们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相反，把这一部分手稿译出并“植入正文”，却是文学外行的做法，因为它更加外露了《钢铁》的倾向性，增加了《钢铁》中拖沓、枯燥的成分，破坏了《钢铁》所竭力塑造的主人公的形象（加在第一部第九章的“新增的部分”道出了保尔·柯察金退出“反对派”的唯一的简单的原因：他被关于他“政治上的死亡”的威胁吓破了胆〔30〕，从此彻底屈服于斯大林路线了）。
不难想到，一些出版社大印《钢铁》，制造所谓“全译本”，把《钢铁》、《你到底要什么？》等一批苏联不同时期流行的类文学读物当作世界文学名著，并打出“用影响过几代人的书教育青年”的广告，其间有很强的商业考虑。但是在考虑赚钱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社会效益。一般来说，宣传暴力、色情及民族仇恨的东西，比较容易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包着革命外衣，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的极左思想的读物却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这是因为如同邓小平同志生前反复指出的一样，“左”的思想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思想领域里反“左”还将是我们的一项长期的工作。苏联在个人迷信时期和冷战时期流行的读物是与我们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相违背的，是裹着糖衣的毒药。我们的译者、出版者不要再去制造、贩卖这种裹着糖衣但却会使人的心灵失常，精神麻痹的毒药了。
最后，我们想再明确地回答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说一声：《钢铁》不是一本好书，应当把它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而不是把它介绍给年轻一代。
注释：
〔1〕据史学家研究，1927年， 俄国的工农业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的水平。
〔2〕维尔特：《苏联国家史》，莫斯科， “进步－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173页。
〔3〕参见阿·帕·布坚科：《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 载《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646—647页。
〔4 〕这一数字是英国作家罗·康格维新特在记述苏联大饥荒的《大丰收》一书中提出的。据俄国作家索洛乌欣的说法，全苏联在集体化引起的饥荒岁月里饿死了一千多万人。
〔5〕高尔基：《论短见和远见》，见《高尔基文学论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79页。
〔6〕别林斯基：《玛尔林斯基作品全集》， 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第5页。
〔7〕《俄国文学史》（四卷本），普鲁茨科夫主编，第3卷，列宁格勒，1982年，第80—117页。
〔8〕〔9〕转引自白春仁著《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
〔10〕〔14〕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给外国朋友的话》，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莫斯科，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53（本文所引此书皆用此版本），第203，213，211页。
〔11〕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188页。
〔12〕科洛斯科娃：《论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思想心理前提》，见《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第580页。
〔13〕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8月21日致妻子的信， 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59页。
〔15〕同前页〔10〕〔14〕。
〔16〕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国的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218—219页。
〔17〕刘心武1997年秋曾在广州一家报纸上著文回忆60年代初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与北京青少年文学爱好者的会见，她道出了冬尼娅原型的生活经历。
〔18〕〔22〕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4月1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12页。
〔19〕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11月17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24页。
〔20〕〔21〕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3年8月11 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04页。
〔23〕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1993，第139页。
〔24〕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2年12月16日致日基列娃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296页。
〔25〕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8月28 日致米·肖洛霍夫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61页。
〔26〕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4月1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11页。
〔27〕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7月1日致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与多·费·彼得罗夫斯卡娅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55页。
〔28〕《上海四所大学读书调查——名著最喜爱，“红楼”居榜首》，见《重庆晚报》，1997年11月27日。
〔29〕黄树南：译者前言，见《钢铁》，漓江出版社，1994，第4页。
〔30〕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漓江出版社， 1994 ，第213页。
1.关于时代与作品的真实性对《钢铁》这样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来说，真实性当然是首要的标准。让我们首先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一下它吧。
《钢铁》一书描写的大约是1915年至1931、1932年间的乌克兰、俄罗斯及苏联人民的生活。这一时期是居住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经受剧烈的社会动荡，既感受到希望、喜悦又体会到痛苦、灾难，既有进步又有倒退的一个复杂的，具有戏剧性和悲剧性的时代。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原沙皇俄国版图上的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千百万群众的自发势力却在破坏法制，破坏文化，破坏生产。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对于乌克兰、俄罗斯等地的人民也是具有悲剧性的）和外国武装干涉，到1920年，俄国的经济几乎成了一堆废墟。1921年初，在列宁坚持下，苏维埃开始执行容许不同经济形式并存的新经济政策，使人民的生活在短时期内得以改善〔1〕。 新经济政策被国际史学界看作“两个紧张时期（即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余一中注）之间的一个文化、思想、社会和经济的宽松时期。”〔2〕。但是，1924 年列宁逝世后开始的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及斯大林路线的节节胜利，使新经济政策越来越难以执行〔3〕。1929年， 私营的商店和手工业作坊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企业关闭掉了，从“大转折”的1929年起，用行政官僚体系强制推行的掠夺农民的农业全面集体化和充满强迫命令、突击、浮夸的工业化（1930年召开的苏共十六大甚至提出，今后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彻底破坏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经济运作机制和工农业的正常发展。1930年起，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在有“苏联的粮仓”之称的乌克兰， 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在1930—1933年间乌克兰1600万居民中就有500万人死于饥饿〔4〕。大饥荒使斯大林的整个行政官僚体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斯大林才在30年代频繁地大搞政治运动和党内清洗，以便一方面不断用新的花招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不断地排斥异己，任用同道，加强他的行政官僚体制。这是一个进步与倒退并存、文明与愚昧相间、民主与专制较量，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与《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思想交织的，极其复杂矛盾的时代。
这一时代在一些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全面的反映。且不说50—70年代特里丰诺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小说，就是在二三十年代，也有许多直面人生，忠实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杰作：费定的《城与年》（1924，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1926）和《静静的顿河》（第1、第2卷，1928—1929），皮里尼亚克的《裸年》（1921）和巴别尔的《骑兵军》（1926），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1925）等在肯定历史进程的同时从社会心理上描写了革命与内战中先进阶级胜利的喜悦和兄弟互斗、同族相戮的悲哀，两者互相交织，难分难解，构成了完整的历史画卷；叶赛宁的抒情诗，列昂诺夫的《贼》（1927），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等都对20年代俄国与苏联社会变革的多重意义、盘根错节的矛盾，作了艺术的表现和深刻的思考；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24）、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不消失的月亮的故事》（1926）、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剧《臭虫》（1928）等，则对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社会邪恶的横行、党内斗争的残酷等等都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对俄国革命的未来发展也作出了先知般的预言。这里提到的作品都是在《钢铁》问世前的20年代与30年代初发表的，当时就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并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关注。但是在《钢铁》一书里，革命和内战中双方激烈而残酷的较量及其所引起的思想震荡、感情波澜成了简单的态势转述、白军暴行和小市民心态的漫画式描写；富有活力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成了小说的主人公“理所当然”感到“义愤”和“大粪坑”似的集市盛行、“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时期；充满困惑、迷误、阴谋和痛苦思索及悲剧性的党内斗争成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无产阶级”（准确地说，是“左派”幼稚病患者和斯大林路线拥护者）高唱凯歌，节节胜利的过程。
人们也许会说，这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中所要表现的题材有关，他要写的只是生活的光明面。但是，众所周知，“文学家的社会经验越丰富，他的见解就越高，他的精神的视野就越广，他就能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什么跟什么相毗连，以及这些彼此接近和毗连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5 〕前面所提到的同一时期的那些作品的题材也都不大，但是，由于这些作者思想敏捷，视野广阔，所以他们也就把握了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在他们各自的题材中建构了充满真情实感的艺术空间，全面忠实地再现了特定的时代。还是别林斯基说得好：“在艺术中，凡是不忠实于现实的东西都是撒谎，它所暴露的不是才能，而是无才。”〔6〕很明显，用真实性的标准衡量， 《钢铁》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一本好书。
2.关于保尔·柯察金的形象艺术用以反映现实和表达思想与感情的形式是形象。那么《钢铁》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又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形象呢？
如同前面分析《钢铁》的真实性时所说过的一样，在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中并没有体现出那个时代生活的各种成分，也没有展示出人物周围的现实。在这一形象身上几乎看不到同乌克兰或俄罗斯文化传统相联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说，只要把作品中的人名、地名改动一下，保尔·柯察金既可以是南斯拉夫的瓦尔特、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也可以是朝鲜的金昌浩、中国的高大全。而事实上，保尔·柯察金只是30年代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的一种演绎。
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后，对人物精神世界及与之相关的外在行动的关注成了俄国作家们创作的要点和批评家们评论的重要标准。人们要求文学表现出“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语），表现出人物性格的成长和发展。
应当说，在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塑造中，很少有心理描写。他的精神世界除了与其社会政治活动相关的部分，很少被展示出来，而在第一部第六章之后就干脆完全向读者关闭了。他的性格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他勤劳、勇敢、倔强，具有强烈的反抗压迫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能够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也偏狭，缺乏深刻的思考，没有自觉的生活目标。他童年往神甫的节日面团里撒烟丝的行动和后来同社会上的强盗及党内流氓的斗争，乃至最后写书，都同样是一种反抗。他的偏狭也一直没有改变：他恨一切富人——实际上，只是一切比他富的人，包括车站食堂的堂馆（他们显然是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和年轻的中学生。成为共青团的干部后，他恨那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做小买卖的老百姓，恨母亲女友的丈夫——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丘察姆（一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厌恶嫂嫂家的人，厌恶冬尼娅和她的丈夫（一位铁路工程师），看不起轻松聚会的青年男女工人。所不同的是，儿时的偏狭是沙皇制度下的贫穷、无权和愚昧造成的，而成年后的偏狭则是由他所接受的流行的极左思想和20年代末已经确立的斯大林路线加以巩固的。总之，在保尔·柯察金的身上，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有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热爱生活、热爱人们的思想和情怀。
由于缺乏独立深刻的思考和正确的世界观，保尔少年时代还保有的真挚、朴实的品质后来逐渐被极左思想和斯大林的思想路线消磨殆尽：他出于趋众心理，背叛了恋爱多年的女友冬尼娅；他因为支持党内的斯大林路线而认定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同事，“反对派”的地方首领杜巴瓦为“坏蛋”。他对社会各色人等的好恶，说明他熄灭了由自己思考判断得出的作为人的爱憎之火，而全盘接受了斯大林路线所制造的用以评价人的阶级阶梯：站在这一阶梯顶端的是目前的党的领袖，往下依次是拥护这一领袖的高中级干部，崇拜领袖的工人，接下去则是“落后”的工人、农民、小商人、会计、工程师等知识分子。被压在阶梯底层的是所谓的“人民之敌”——一切反对领袖路线的人，不管他们以前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农民。
在《钢铁》之前，俄国文坛上就有过许多描写普通革命者形象的作品。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新人的小说《怎么办？》。研究者们早就指出，上个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的“新人”小说中的革命者大多有这些特点：意志坚强、勇于抗争，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热爱事业，崇尚科学、文明，特立独行，克己禁欲，长于思考〔7〕。 按照《牛虻》主人公的模式炮制出来的保尔·柯察金形象虽然也使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新人”形象，但实际上已在社会理想、个性发展、独立思考及崇尚科学文明等方面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大为退步了。而与高尔基1906年塑造的小说《母亲》中的工人革命者形象相比，保尔·柯察金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理智地处理革命斗争中的问题、自然而有效地影响亲人和周围的人等方面也大为逊色。《母亲》中的巴维尔·弗拉索夫始终是母亲的儿子，是有理想，有激情，也有缺点的人，而《钢铁》中的保尔·柯察金则被炼成了“钢铁”。《钢铁》这本书的书名里的“钢铁”一词有两层象征意义：一是供主人使用的无思想、无感情、冷冰冰的材料，二是斯大林和斯大林路线（斯大林这一姓的词根CTAJIB就是“钢”的意思）。《钢铁》所表明的就是怎样把一个普通人变成斯大林路线的拥护者和“材料”的过程。
综上所述，保尔·柯察金不能算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他只是当时苏联主流政治路线的传声筒。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书中许多响亮的口号和话语只不过是听似豪迈，但却没有做到的空话和大话。就说书中保尔·柯察金在瓦莉娅和其他烈士的墓前立下的那段誓言吧。按照主人公的做法，他并没有实践这一誓言。除了1918—1920年间参加过在乌克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外，很难看出保尔·柯察金对共产主义事业还有什么称得上贡献的东西。整个20年代，他所做的就是反对新经济政策，混迹于行政官僚体系之中，与“反对派”作斗争，热烈地鼓吹斯大林的路线。假如他能活到50年代或更晚的时候，而且又能站在新的认识高度，客观、诚实地直面现实，那他“回首往事”时，就必定“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他也无法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种悔恨和羞愧，我们在50年代“解冻”后的苏联人那里见得多了。感到悔恨和羞愧的人往往是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较以前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3.关于作者形象、作者及编辑加工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说过，“文学作品从来总是要透露出作者形象的信息。”〔8 〕而研究作者形象恰恰能回答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写作的问题。尽管维氏曾经声明，他在研究与勾画作者形象时对“一切有关作者生平事迹的材料……都断然不用”〔9〕， 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作者形象不仅表现在观念上，而且更重要地表现在感情上、情感上和审美上，是需要通过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才能准确捕捉到的，但我们在分析《钢铁》一书的作者形象时倒不妨用一下有关的作者生平的材料，因为《钢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性很强的流行读物，因为体现在《钢铁》的主题统摄、情节架构、人物塑造、环境描写、遣词造句等方面的作者形象几乎与后期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相重合（我们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其间还有一些“错位”，这在下面将会提到），而且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也多次说过：“我在这本书里讲的是自己的生平。”〔10〕“我写的完全是事实，这束缚了我。有时我成了事实的俘虏。但不这样就意味这是在幻想，意味着不再是在讲述发生过的事。”〔11〕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属于“20年代涌现出来的那部分党的实际工作领导人”，他们“身上具有时代的共同烙印——人文科学素养不足，理论上向往简单化、存在空想主义倾向”，他们“思维的这些特点”是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主观主义和社会意识公式化的温床”。〔12〕奥斯特洛夫斯基从12岁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劳动生涯，参加过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1919年参加共青团，1924年入党，做过团与党的下、中层领导工作，20年代末—30年代初长期住在革命后的新贵们专用的高级疗养院和医院里，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斯大林路线一边，宣传这一路线，打击所谓“反对派”，骂他们为“杀人凶手”、“疯狗”〔13〕，并且怀着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写书教育后人像他一样生活，像他一样“锻炼”自己。事实上，奥氏只受过不完全的小学教育，他自认“文化程度不高”，“1924年前不太懂俄语。”〔14〕双目失明前只上过一年函授共产主义大学（其所学内容主要是苏共文件和简化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失明后“读（应当说是“听别人读”）我们所有的主要报纸和小说”，〔15〕他关于作家使命的理解一直到他成名后的1935年末，仍然是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展示被革命抛到历史的脏水坑里的叛徒和两面派、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以及胆小鬼和惊慌失措者”（这些定义足以包括对斯大林的路线有所怀疑的一切人），“光明地表现生活”〔16〕。这样，他在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只是把文学作为打击敌人（实际上并不是敌人，而只是异己），粉饰生活的工具。换言之，我们也就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喜欢斗争但不擅长思索的人的生平作为题材，围绕这一人物的“成长”组织情节，按照概念化的阶级分析法塑造各种人物，并赋予《钢铁》现在的语言风格。作者为了发挥其所谓的文学战斗作用，有意识地违背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例如，现实生活中的冬尼娅的原型是一名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进步女青年，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人民教师，忠实出色地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17〕，而奥氏则把她写成了酸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阔太太。又如，曾经为新制度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老共青团员杜巴瓦能够说出“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既反映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与人类传统的伦理道德激烈冲突的社会现实，也流露出杜巴瓦本人思想的极度矛盾与痛苦，但是作者却没有对此进行严肃的政治、社会、心理的挖掘，而只是简单化、庸俗化地把杜巴瓦描写成乱搞女人，满嘴脏话（这是所有的政治上与保尔·柯察金对立的人们的共同特点，也是书中所有所谓“反对派”成员的特点）的蜕变分子。
凭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思想、艺术修养，是很难写出达到出版水平的东西的，因为他写作的方法是他口述，而由他的秘书们笔录。据他自己讲，他的“所有秘书都是些不太有文化的人。”〔18〕那么，《钢铁》是怎样最后成书的呢？
40年代末，曾有一男一女两名资深的文学编辑在莫斯科的高尔基高级文学讲习班给学员们授课，他们当年曾负责加工《钢铁》一书。他们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谈话与书信中经常怀着感激之情提到的安·亚·卡拉瓦耶娃和马·鲍·科洛索夫。奥氏尤其感激卡拉瓦耶娃。他在给卡拉瓦耶娃的信中称：“我是你引进严肃文学的最麻烦的学生”〔19〕，还感谢她“读了（《钢铁》一书的）书稿，作了指示和修改”〔20〕，并答应按照卡拉瓦耶娃做的“铅笔批注”“将书根本重写”〔21〕。在《钢铁》出版之后，奥氏还致信卡拉瓦耶娃，感谢她对他最后交出的书稿用“剪刀”做了“轻松的修剪”，“公正地剔除了有关大学生匪帮（按奥氏的想法，大学生也不是好东西——余一中注）的段落和其他一些地方。”〔22〕奥氏承认，他并未按照卡拉瓦耶娃的要求将第二部“根本重写”，因为他的体力与精力使他无法完成这一工作。这也是读者和批评界感到第二部写得不如第一部好的原因之一，这还是第一部中作者形象与奥氏形象及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有所“错位”的原因之一。
据当年文学讲习班的学员们接触，在两位编辑中，卡拉瓦耶娃富有人情味，审美情趣较高，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技巧把握也较好，而科洛索夫则喜欢强调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教条，他的教授也显得枯燥、机械。这也是前面所说的“错位”现象的又一原因，同时也是书中一些章节的格调、情趣参差不齐的又一原因。
回顾苏联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奇迹”频发的时代：契卡洛夫的洲际飞行、斯达汉诺夫的采煤记录、荒原里的大型钢铁企业、江河上的大型水电站，等等，都出现在这段时间。这些“奇迹”一方面，有人民创造精神的因素；另一方面，更多地包含着刻意制造的因素。其目的是用这些“放卫星”式的成绩和喜讯刺激人们的心灵，使之不断地保持“革命的”亢奋，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斯大林路线在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上遇到的重重危机，同时证明斯大林路线的无比正确和“反对派”的错误。在这一时代背景上，我们可以看出，派人彻底加工（如果不是炮制的话）《钢铁》，对《钢铁》及其作者的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这一做法只是30年代所“放”的无数奇迹“卫星”之一。
4.关于《钢铁》的接受有人会问，多少年来，在苏联，在我国，《钢铁》都受到了批评界的好评，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这又怎么解释呢？但是被大众欢迎的书未必是好书。在19世纪初的俄国，布尔加林写的赞美沙皇，歌颂君主制的小说曾拥有比普希金的作品多得多的读者，可现在又有几个俄国人知道布尔加林的名字呢。一种文艺作品的接受取决于作品本身的阅读潜能（即其本身的思想与艺术内涵）和社会环境。这里说的社会环境包括读者的思想与艺术水平、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向及其实行的文学创作政策、文学批评政策、文学教育政策、文学出版政策，等等。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三四十年代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苏联人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很幼稚的。〔23〕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斯大林炮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所解释的假马克思主义所代替。1932年由斯大林“拍板”推出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基本方法（实际上是唯一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苏联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教育和文学出版政策都做了相应的转折性调整。白银时代文学多元化的气氛被扫荡干净，只有符合新的“基本方法”的文学作品、评论和教科书才能出版。前面说过的那些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遭到了批判，成了禁书。人们所能读到的大多是一些宣传斯大林路线的类文学、伪文学的作品。这就应了俄罗斯的一句古谚：在没有鱼吃的时候，虾可权充作鱼吃。更何况对这些劣质的类文学、伪文学作品，官方控制的报刊及有关部门容不得批评意见的发表。对这种状况，连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也感到了过分，他说：“关于我的书，评论的人不多，不过也不太责骂。”〔24〕“我们的作家兄弟已经不会说心里话了。”〔25〕是的，当发自心里的“错话”可能危及生存的时候，他们怎么能说心里话呢。而且有关部门也不允许人们说“心里话”。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书信中的说法，高尔基在1934年就打算写一篇列数《钢铁》的“所有的罪孽”的文章〔26〕。而1936年4月， 奥氏的一位朋友访问高尔基时，看到“高尔基正在写评论《钢铁》的文章”〔27〕。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高尔基评论《钢铁》的文章。而且在现已发表的高尔基的所有作品（也包括讲话和书信）里，我们也找不到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钢铁》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深思的，因为当时人们都把高尔基的评论看作是对文学现象的最高权威的意见。倘若高尔基说过一句有利于《钢铁》及其作者的话，那这句话早就被有关人士高兴地传诵了。或许高尔基关于《钢铁》的“所有的罪孽”的文章今天还压在高尔基的档案的底层，有朝一日会公布于众的，如果它没有被销毁的话。不过，销毁“不利”材料的事在苏联是司空见惯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范式来学习。1949年后，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我们照搬了他们的许多东西。我们曾经用斯大林炮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作为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和必读书，我们也引进了苏联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教育和文学出版政策，并且不分良莠地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一次次政治运动及与之相伴的思想改造斩断了我们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的文化联系，我们的头脑被调整到只能与《钢铁》之类的读物发生共振的频率。而这类读物在我们头脑共振时所发出的声音是：“向左，向左，向左！”《钢铁》这类书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中，这样影响了我国的两三代人，催促他们附和“左”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去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 去……搞“文化大革命”。 《钢铁》这样的书就像钻60的照射能使昆虫丧失生育能力一样，能使读者丧失独立思考，丧失正常恋爱、交友、与人相处和做有益工作的能力。
1978年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新时期，我们经历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更成熟的理解，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抛弃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包括其文化、文学模式。我们的有关文学的政策也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做了调整。我国的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得到了50—70年代近30年间所不可能有的广泛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及较客观、较科学的文学批评著作的机会。今天，他们的思想与艺术鉴赏水平和70年代末有了巨大的差别。80年代初，有人曾在上海高校的大学生中做过读书调查，《钢铁》排在最受欢迎的书单的前几名之列。而1997年有关人士在上海四所高校的大学生中做的读书情况调查则显示，在最受欢迎的17本书中，有我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平凡的世界》和《围城》，有《简爱》、《飘》、《悲惨世界》等等〔28〕，但是已没有了《钢铁》。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高兴和安慰：青年人也看出《钢铁》是一本缺乏阅读潜能的书。这与我们当年把《钢铁》奉为经典，当作“生活的教科书”相比，真是莫大的进步。
5.关于《钢铁》的中文“全译本”最后，还应当谈一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所谓《钢铁》“全译本”的问题。要有中文的《钢铁》“全译本”，首先要有俄文的《钢铁》“全本”。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全本”。所谓中文的“全译本”，是将莫斯科1989年出版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里《钢铁》一书附录中以注释形式刊出的过去未曾发表的部分手稿译出，植入正文而获得的。不过，这已不是“根据作者1936年末去世前签署付印的第五版和手稿作了校勘”的“重新整理过的文本”〔29〕了。1989年版《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的编者用附录中的注释形式刊出《钢铁》的被删去的部分手稿，其目的只是让读者对奥氏创作的经过有进一步的了解。仔细阅读这一部分被删去的手稿，即“全译本”的“新增的部分”，我们倒要为当年《钢铁》的编辑说几句公道话了。他们删掉这些段落恰恰表明了他们比奥氏具有更高的文学水平。例如，他们删掉冬尼娅向女友描述自己与保尔·柯察金的恋情的信及其他相关段落，是避免故事落入本世纪初俄国言情小说的俗套；他们删掉大段的大会发言和政治辩论，是遵循了恩格斯关于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性应当尽可能隐蔽的论述；他们删掉保尔·柯察金参加“反对派”活动的段落，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全书所形成的保尔·柯察金的性格。俄国《钢铁》的几代编辑，包括1989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的编辑都没有把那些被删掉的部分手稿“恢复”进《钢铁》，也都证明他们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相反，把这一部分手稿译出并“植入正文”，却是文学外行的做法，因为它更加外露了《钢铁》的倾向性，增加了《钢铁》中拖沓、枯燥的成分，破坏了《钢铁》所竭力塑造的主人公的形象（加在第一部第九章的“新增的部分”道出了保尔·柯察金退出“反对派”的唯一的简单的原因：他被关于他“政治上的死亡”的威胁吓破了胆〔30〕，从此彻底屈服于斯大林路线了）。
不难想到，一些出版社大印《钢铁》，制造所谓“全译本”，把《钢铁》、《你到底要什么？》等一批苏联不同时期流行的类文学读物当作世界文学名著，并打出“用影响过几代人的书教育青年”的广告，其间有很强的商业考虑。但是在考虑赚钱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社会效益。一般来说，宣传暴力、色情及民族仇恨的东西，比较容易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包着革命外衣，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历史的极左思想的读物却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这是因为如同邓小平同志生前反复指出的一样，“左”的思想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思想领域里反“左”还将是我们的一项长期的工作。苏联在个人迷信时期和冷战时期流行的读物是与我们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相违背的，是裹着糖衣的毒药。我们的译者、出版者不要再去制造、贩卖这种裹着糖衣但却会使人的心灵失常，精神麻痹的毒药了。
最后，我们想再明确地回答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说一声：《钢铁》不是一本好书，应当把它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而不是把它介绍给年轻一代。
注释：
〔1〕据史学家研究，1927年， 俄国的工农业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的水平。
〔2〕维尔特：《苏联国家史》，莫斯科， “进步－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173页。
〔3〕参见阿·帕·布坚科：《苏联历史的现实悲剧》， 载《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646—647页。
〔4 〕这一数字是英国作家罗·康格维新特在记述苏联大饥荒的《大丰收》一书中提出的。据俄国作家索洛乌欣的说法，全苏联在集体化引起的饥荒岁月里饿死了一千多万人。
〔5〕高尔基：《论短见和远见》，见《高尔基文学论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79页。
〔6〕别林斯基：《玛尔林斯基作品全集》， 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第5页。
〔7〕《俄国文学史》（四卷本），普鲁茨科夫主编，第3卷，列宁格勒，1982年，第80—117页。
〔8〕〔9〕转引自白春仁著《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
〔10〕〔14〕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给外国朋友的话》，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莫斯科，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53（本文所引此书皆用此版本），第203，213，211页。
〔11〕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自传》，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188页。
〔12〕科洛斯科娃：《论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思想心理前提》，见《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第580页。
〔13〕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8月21日致妻子的信， 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59页。
〔15〕同前页〔10〕〔14〕。
〔16〕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我国的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218—219页。
〔17〕刘心武1997年秋曾在广州一家报纸上著文回忆60年代初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与北京青少年文学爱好者的会见，她道出了冬尼娅原型的生活经历。
〔18〕〔22〕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4月1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12页。
〔19〕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11月17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24页。
〔20〕〔21〕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3年8月11 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04页。
〔23〕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1993，第139页。
〔24〕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2年12月16日致日基列娃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296页。
〔25〕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8月28 日致米·肖洛霍夫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61页。
〔26〕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4年4月1日致安娜·卡拉瓦耶娃的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11页。
〔27〕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36年7月1日致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与多·费·彼得罗夫斯卡娅的信，见《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2卷，第355页。
〔28〕《上海四所大学读书调查——名著最喜爱，“红楼”居榜首》，见《重庆晚报》，1997年11月27日。
〔29〕黄树南：译者前言，见《钢铁》，漓江出版社，1994，第4页。
〔30〕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漓江出版社， 1994 ，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