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点痣一般几天结痂:城市长大：福兮？祸兮？

城市长大：福兮？祸兮？

（此文经过编辑后，以《城市越来越大会是一种趋势》为题发表于近期《瞭望东方周刊》 。）    

城市长大：福兮？祸兮？

陆 铭*

都说城市生病了爆炸了，但人们很少问一句，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生活在大城市？

站在帝国大厦的楼顶，眺望第五大道尽头的楼群，带有明显美式中文的解说词说，我们纽约最大的特色就是移民，……我们纽约人不开车，……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央公园不安全，千万别信他。解说者的语气有些小小的自豪和激动，一点也感觉不到这城市有什么病。

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真正达到像纽约、伦敦这样国际性大都市的级别，但“城市病”却已经成了很多人主张控制城市规模的理由。那么，真的城市长大了就会“生病”吗？好的，我们就从有关纽约的三句解说词开始。

拥挤的好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世界很少有像纽约、伦敦和巴黎这样丰富的城市，让游客觉得呆上一周都不够。世界级大都市的丰富多样，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移民聚集的原因，也是移民聚集的结果。通常，人天生“喜新厌旧”，而且移民的聚集也带来了多元文化，包括多样的饮食。移民之所以聚集在大城市，当然更是因为这里有高收入和就业机会。大城市的好处还有很多，值得专门再写文章讨论。

但大都市也会让人感觉到拥挤。人们都喜欢说城市生病了爆炸了，但却很少追问一句，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愿意生活在大城市？拥挤的坏处（比如高房价）很容易被人感受到，但拥挤的好处却往往被忽视。

作家亦舒曾说，香港是座最便利的城市。一点不假。在这个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市中心的购物和餐饮高度集中，同时，地铁和小巴士又通往城市的每个角落。在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常常有地道和空中连廊相连接，以至于下雨都不用打伞。拥挤是香港、纽约这类城市的最大特点，拥挤意味着密度高，从而修建城市基础设施的人均成本降低了，不至于花了大价钱去建造和维护却没人用。

更重要的是，依靠高人口密度来支撑密集的地铁网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结果，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市区，反而出门不需要开车了，因为地铁四通八达。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人多，地铁密，反而出行更便捷了。未来，在中国，如果地铁再发达一些，班次再密集些，地铁和地面交通衔接再好些，地铁末端再修些大型的停车厂，那么，首先减少开车的，可能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城市越大，污染越重？

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的难题，再加上对使用汽车的限制，——比如香港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再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拥堵费，——其结果就是，城市汽车的密度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有效地减少了私家车对于尾气的排放。同时，汽车保有量的控制也使出行的车速不至于太慢，对于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有益。

大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欧美的城市都曾经历过环境污染再到改善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就是城市功能在日渐变化。中国目前的大城市污染问题本质上不是因为城市规模大，而是因为公共交通不够便捷，人们仍然大量使用汽车，同时城市还在经历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过程。或早或迟，大城市的功能还是会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单位GDP排污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在高密度的城市楼群里，能源的使用也更集约，更有利于控制整个城市的碳排放。别忘记，中国只向世界承诺了单位GDP的减排，而不是在总量意义上的减排。

不仅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单位GDP的减排，从总体上来说，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有利于制造业的减排。现在地方政府都知道将产业向园区集中，在一个产业园里，在排放和治理污染方面只需要有一套系统，甚至对于排污的监管都会因为企业的集中而变得容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盲目地将企业搬迁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反而会加重总体上的环境代价。事实上，当较发达地区已经越来越重视环境的时候，也只有欠发达地区才愿意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我就曾听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官员诉苦说，我们这地方要招商引资，恐怕就只能吸引来落后和污染的产业。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来说，分散发展工业的模式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城市是恶之花？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用“恶之花”来形容巴黎，我看，用它来刻画城市的犯罪正合适。人们通常会以为，城市人口增多后，犯罪率也会上升，这也有点道理，因为从理论上来说，犯罪本身也有“规模经济”，人口密度高了，犯罪也就容易了。

事实上，犯罪总是可以治理的，城市规模只是影响犯罪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虽然大城市因人口密度高而使犯罪变得容易，但同时，在大城市防范和治理犯罪也有“规模经济”。比如说，在街头安装的摄像头，在同样的人口规模下，人口密度高了，每个摄像头能管的人多了，所需要安装的摄像头也就少了。从美国的情况来看，1970和1980年代犯罪率有所上升，但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的犯罪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大城市犯罪率的下降尤其明显。

拉丁美洲的经验也可以参照。很多人认为，拉丁美洲的犯罪率高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些特殊性。其实不然，最新的研究发现，影响拉美国家犯罪率的主要就是三个因素：不平等、出警状况和监禁率。换句话说，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在一些拉美城市，正是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政策，犯罪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用控制人口的方式来控制犯罪是非常愚蠢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城市里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是外来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城市里的移民越来越多了，如果算比率，恐怕不能说移民的犯罪率天然更高。即便移民真的犯罪率更高，也仍然不能用控制人口规模的方式来控制犯罪，恰恰相反，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比如户籍制度）可能会同时加剧由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反而让人觉得不公平，从而可能增加犯罪率，结果是南辕北辙。

人往高处走

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总是觉得要动用政策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要限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说得严重点，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古代就有“人往高处走”的说法，在现代经济里，“高处”就是大城市。在挪威，过去几年的数据显示，人口仍在向大城市周边集聚，而一般的小城市则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在美国，仍然是那些相对较大的和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扩张得更快。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向郊区扩展，几乎所有城市（除洛杉矶）的平均人口密度都在下降。有趣的是，在过去这些年中，由于人口分布的郊区化也伴随着就业的郊区化，人们上班的通勤时间并没有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明显上升。换句话说，在中国，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是符合历史趋势的，问题只是，工作岗位不能只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否则就会出现像北京这样的情况，很多人住在市郊的新区，上班往城里赶，下班往家里赶，地铁挤破头，人也累得够呛。

我并不是说要大城市在一夜之间将对户籍的限制全部取消，这不现实。但是，对于当前户籍的准入，一定要“加快速度，降低门槛”。否则，对于城市规模的限制就相当于在一个国家内部剥夺了人们通过迁移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要知道，在欧盟的国家之间都已经没有制度对于移民的限制了，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国家。

城市越来越大是一种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越来越大总体上是一个趋势。在发达国家，由于总人口基本不变，所出现的趋势是部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仍在长大，而一些曾经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人口有所萎缩。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以及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过渡，以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的持续扩张更是自然趋势。

但不要认为城市会爆炸性地长大。一方面，城市的扩张必须基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而城市规模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逐渐发生的。另一方面，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比如地价和房价）会阻止企业和劳动者无限制地进入大城市。

城市发展政策要做的，不是简单地限制人口的流入，而应该从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环境和治理犯罪等多个方面提升城市的宜居程度。随着低收入群体进入城市，他们大量从事低技能的服务业，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劳动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城市内部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就需要城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和廉租房），使城市内部居民之间福利的均等程度高于收入的均等程度。唯其如此，城市才能够和谐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