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豆炸油机多少钱一台:曾国藩“笨拙”的思维方式

曾国藩“笨拙”的思维方式  

文/张宏杰
　　曾国藩的智商不过中等。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笨拙”与“精明”并不矛盾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曾国藩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9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后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4年后,他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都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时多次说,自己得益于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自己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他一生的成功,正是得益于“笨拙”精神。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骂他“愚猪”,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3个字。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笨拙”的思维方式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因为其“笨拙踏实”,所以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他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除了书本之外,他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他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翻开曾国藩家书,引用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也处处可见。农村的生活经验构成了曾国藩智慧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和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癫、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