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表自动上链盒:太医后裔证实同治帝死于梅毒

　　同治帝载淳死于1875年1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年19岁。 其死因有三种说法：一说死于天花，一说死于梅毒，还有人说死于疥疮的。比较有档案可稽的论证，是近年《紫禁城》杂志社出版的《故宫轶事》中徐艺圃所写的《同治帝之死》。他从清室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中查阅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载淳得病召御医李德立、庄守和入宫请脉时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载淳病死时止，前后共37天的脉案、处方及106帖服药记录，肯定同治是死于天花无疑，而绝非死于梅毒或其他病症。台湾出版的《玉座珠帘》一书，是一部传奇式的历史小说，作者高阳也查阅了大量有关档案史料，参考了不少清宫轶事，取精去粕，编纂成书。他说同治是以借查园工之名，微服出游，结果身染梅毒，走马牙疳，溃烂穿腮，梅疯入脑，不治身亡。
　　究竟孰是孰非呢？照理分析，脉案是皇室档案记录，是官方文件，应无可非议。但事实未必尽然。因为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某种不可公诸于世的原因，必须回避当时的真实情况，有意识地弄虚作假，以掩盖事实真相，这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手法。
　　我家数代为御医，高祖李万清是咸丰皇室太医，曾为懿嫔遇喜诊脉，确定慈禧怀孕而生同治。曾祖李德立就是给同治看病的主治御医。50年以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是德立公的长子，曾任光禄寺置正，在清廷供事多年。关于曾祖为同治看病的亲身经历和慈禧懿旨“屏斥治罪”的内幕，因这是与家族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印象极为深刻。他说：同治确是死于梅毒，并将真相告我。时在1938年。我据此查阅有关史料，拟稿投北京《文言报》，被采用披露报端。先祖父及所识前清遗老阅后均额首称是，未闻异议。他告诉我说“同治梅毒溃烂后，流脓不止，奇臭难闻，曾祖父每日必须亲自为他清洗敷药。一个多月来受到强烈恶臭刺激，从此失去了嗅觉。”
　　最近我的叔父（李德立之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珍存的《明清内阁大库档》中，遍查咸丰起居注、咸丰朝长编总档、军机档、查办文武废员档等秘存档案，并摘要复印寄来，其中有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监察御史余上华奏摺，奏道：“……伏思医员李德立等以曲艺入直内廷，前因大行皇帝天花渥切恩遇非分，宜如何殚竭血诚力图保护，乃甫经廿日卒以方剂误投，致大行皇帝遽而升遐……今该员等职司方药，竟不辨症之寒热虚实，轻于尝试迄至用药无效……仅予撤销京堂摘去顶翎，殊不足以蔽辜，应请旨将李德立庄守和立予屏斥，严治其罪以告天下……”。观此奏摺，前后矛盾，言不由衷。皇帝既患天花，一个民间郎中即可辨认，对症下药，而宦居候补京堂花翎二品、自咸丰朝入直的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及他的助手花翎四品右院判庄守和，竟然不辨症之寒热虚实，以致“方剂误投”，何至庸迂至此。再说已确诊是天花之症，也无方剂误投之理。奏摺言词含混，必有难言之隐。进而言之，如果是“方剂误投，致大行皇帝遽而升遐”，监察御史奏请严治其罪，当然死罪无疑，至少也要流放充军，终身不得录用。查得清档有李瀚章奉懿旨“李德立等均革职带罪当差”之奏摺，而后光绪朱批中又有恩赏之御旨。并未“严治”。如此种种，推知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处，难以如实载入史册。
　　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奏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看出是梅毒之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胡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好在皇室近臣对天子微服寻花问柳，都睁一眼闭一眼，讳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讨苦吃呢。不过请脉处方还须格外谨慎，因为每张脉案都要呈东西两太后过目，有时六爷恭王和帝师翁同和还要拿来斟酌一番，最后登记入档，责任重大。如用治梅毒的药，岂不自相矛盾，所以只能用芦根、元参、金银花、桔梗之类配制的“益阴清解饮”、“益肾清毒饮”、“益肾清解饮”等滋阴化毒的补剂。倘若用剂加重，太后会出面干预的。一次德立公提出用“白虎化斑汤”，太后马上指出此乃虎狼之药，应该慎用，只得另拟药方。又如十一月初七日脉案写道“……现在天花入朝，浆末苍老，咽痛、音哑、呛咳、胸堵、腰酸等尚未骤减；若得肾精不动，胸次宽通，即为顺象。敬按圣脉，阴分未足，当滋阴化毒……”。前面说“若得肾精不动，即为顺象”，接着又说“敬按圣脉，阴分不足”，已经点明出现了逆象，可见前后踌躇左右为难之苦衷。细读药方脉案，每方都离不开“肾”、“阴”、“毒”字眼，脉案中屡见“肾虚赤浊，袭入筋络”、“毒火聚腰，慢流脓水”，“牙龈黑臭，口疳穿腮”诸病状，并直言“遗精尿血”，这些岂是天花症状？
　　人所共知，慈禧是一个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女人，亲生儿皇帝得了不治之症，必有所察觉。她所担心的不是帝无子嗣，死后无人继承皇统的江山大事；而所忧虑的是同治驾崩后，皇后可以立嗣新君继承大统，将来垂帘听政的是同治正宫皇后阿鲁特氏，而不是已成了太上皇后的慈禧。这等于失去了政权，为此必须早做准备，立刻动手。她首先传旨把同治迁到养心殿东暖阁，便于监视。阿鲁特皇后住在养心殿西侧的体顺堂，如要夫妻相会，晨昏省视，要事先通知首领太监禀明，才能进入暖阁面见皇帝。慈禧与皇后，婆媳之间早有不和，如今矛盾益加尖锐。据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经曾祖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看见皇后愁眉锁目，泪痕满面，乃细问缘由。这时早有监视太监走报西太后，说皇帝与皇后阁内私语。慈禧急来东暖阁，脱去花盆底高跟鞋，悄悄立在帏幔之后窃听，并示意左右禁声，切勿声张。此时皇后毫无察觉，哭诉备受母后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可知载淳在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德立公的最后一张脉案是“六脉俱脱，酉刻崩逝”。
　　十二月初六日，即同治死后次日，懿旨李德立庄守和著撤销候补京堂，并摘去顶翎。初八日余上华奏请立予屏斥治罪，最后两后懿旨李德立等均革职戴罪当差。
　　当时同治死于梅毒之说已闹得满城风雨，朝野皆知。倘若轻罚太医，等于不打自招，默认了皇帝微服嫖妓。于是才有初八日监察御史余上华“应将李德立庄守和立予屏斥，严治其罪以告天下”的奏摺，用以掩盖事实真相。据祖父告我，慈禧竟假戏真做，懿旨要将我曾祖赐死，企图灭口以杜宫廷丑闻外传。后来经过知其内情的亲王苦苦乞求，甚至叩头出血，才得免去死罪。
　　其实先祖已不是第一次被革职摘去顶戴。查咸丰起居注记载，“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七月十七日癸卯寅刻，皇帝遘疾大渐，少顷龙驭上宾……谕旨朱泰、杨春、李德立均着摘去顶戴”。可知帝死于疾，降罪太医乃是例行公事。同治死后，查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日，御旨有“前花翎二品顶戴食三品俸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前花翎四品食五品俸太医院右院判庄守和”之记载；后又有“奉谕旨太医院院使庄守和现在病故加恩着赏银五百两……其子法部主事庄寿荣加以恩以员外郎用”等交片，说明余上华的奏摺，奏请“立予屏斥其罪以告天下”，其含意是告知天下皇帝死于天花，太医失职理当严惩不贷。以此掩盖同治死于梅毒。至于光绪朝曾祖是否复职，得何赏赐，在台湾大库档中尚未查到。祖父面告，曾祖离职后再三告诫子孙，伴君如伴虎，切勿供职内廷，免受无罪之罚。他后来辞官在民间行医，施诊舍药行善济贫，故京都有李善人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