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沙街道办事处电话:崔健：红旗下蛋撞了石头 自由是无能的力量(南方都市报 2008-5-8)

　　◎人物：崔健

　　◎年龄：47岁

　　◎时代标签：“中国摇滚之父”

　　◎目前身份：依然是顽强地对时代发问并保持尖锐警惕性的极少数中国音乐家之一

　　浮沉录

　　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母都是艺术工作者。

　　1981年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并开始迷恋摇滚乐。

　　1984年与另外六位专业音乐人成立七合板乐队。同年，出版了第一张专辑《浪子归》。

　　1986年5月9日晚，在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演唱新作《一无所有》，那一夜，被视为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日。

　　1989年出版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音乐界真正走红，成为上世纪80年代启蒙大军的一名干将。

　　因遭到不成文的封杀，1993年在首都体育馆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后，从北京大型舞台上消失了长长的12年。

　　1991年—1998年推出《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等专辑，将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与观察浓缩其中，扛着“启蒙”大旗一路走来。

　　2005年推出《给你一点颜色》专辑，被舆论批评为“放弃旋律，脱离群众，江郎才尽”，但众多乐评人仍认为“他是现今唯一能对时代发问并保持尖锐警惕性的音乐家”。

　　“最希望的死亡方式是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沙发上。”———崔健

　　20多年前，崔健用粗放的嗓音吼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20多年来，崔健推出5张专辑，将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与观察浓缩其中，扛着“启蒙”大旗一路走来。

　　重重束缚中，崔健红遍大江南北。压力渐小时，他却没能续写辉煌，“老崔老了”、“新歌没有旧曲好”之类的说法越来越多。

　　崔健，你可以不喜欢他的歌，但不能不尊敬这个人，正如知名乐评人张晓舟所说，“假如你想向他竖中指，请先向他鞠个躬。”因为直至今日，他是依然顽强地对时代发问并保持尖锐警惕性的极少数中国音乐家之一，不为大众的怀旧情绪所诱，坚持颠覆和批判立场。

　　灵魂的歌者

　　“他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无比精确地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网络牛人罗永浩

　　2008年1月5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中央舞台，当年穿长褂挽裤脚抱着一把破吉他在这里一夜成名的邋遢男人崔健，头戴缝有红五星的标志性白色鸭舌帽重回故地再次放歌。

　　3个小时的演出中，崔健很激动，歌迷更激动，不少人是从头吼到尾。《一块红布》、《花房姑娘》、《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假行僧》等经典老歌的前奏刚起，全场歌迷集体癫狂，声音大得完全盖过崔健。

　　摇滚向来被认为专属于年轻人，但崔健的拥趸大多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名乐评人王小峰便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次看摇滚演出就是崔健的。”从未有过的震撼让王小峰至今难忘：“当时，我站在巨大的音响旁，耳朵都听不见了。那叫一个激动啊，一个星期都没睡好。”

　　“这次看，没有第一次那么激动，但还是很激动。”在王小峰看来，摇滚在中国落地20多年，崔健的力量始终无人能匹敌。

　　生于1970年代的网络牛人罗永浩曾大声赞美崔健，“他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无比精确地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六七十年代，“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改革开放，人们学着独立思考，“肚子已经吃饱了，脑子也想开了，别说这是恩情，永远报答不尽，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印儿，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而共同的际遇是，“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

　　面对商业消费社会大潮的冲击，多数人软弱无力地迷茫着麻木着，“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

　　坚持信仰的人同样脆弱但决不屈服，“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我不再爱你，我也没有恨你，虽然你还是你，我没有力气，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反对你，我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我背后骂着你，我们看谁能够，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

　　而曾经坚强中途妥协的人并非少数，“快乐的标准降低，杂念开始出现，忘掉了灵魂的存在，生活如此鲜艳”“何必如此的严肃，莫非还是不太满足，比比多年的以前，现在还是挺舒服，老老实实地挣钱，这是光明的前途，搞好那人际关系，那是安全的后路，三百六十五天，这是自然的规律，万物都在轮回，还是稳定最有意义，生命不过七八十年，心里早就明白，老人不再年轻，可是年轻人会老的，年轻人慢慢地会老的。”“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念念报纸吧，你说理想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2000年，崔健收到一份来自荷兰的大奖：克劳斯亲王奖。该奖设立于1996年，每年颁发一次，奖给亚非拉及加勒比海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每次颁奖，主办方会约请当地文化名人点评，给崔健撰文的是尖酸刻薄的王朔。

　　王朔非常喜欢崔健的歌，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他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相联的关系。”

　　有很长一段时间，王朔需要感到自己有心灵时，就听崔健的歌，“仿佛自己的心灵存在于他的音符中，只有通过他的嗓子和他拨动琴弦的手指才能呈现出来，像烟只能通过火来点燃。”

　　毫无疑问，崔健不光被看做艺术家，还是文学家和思想家，灵魂的歌者。

　　本能的力量

　　“崔健是个非常真实的人，他直接立足于生存状态，其间没有阻隔，也不需要过渡，他的音乐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学者周国平

　　有趣的是，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崔健一直自认为文字比较差，“主要靠耳朵感知世界”。作为1980年代启蒙大军的一名干将，对于当时文学、戏剧、美术等领域的变化却并没有太多留意。他只想好好做音乐，并决意在舞台上战斗终生，“最希望的死亡方式是死在舞台上，而不是家里的床或沙发上。”

　　崔健14岁开始学小号。一次家长会上，语文老师跟他爸说，别让他练号了，在文学上发展更有前途。爸爸是吹小号的，妈妈是跳舞的，家里没有学文的氛围，再加上担心与文学为伴后可能会被派到农村上山下乡，他没有采纳老师的建议。

　　20岁时，崔健成为知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专业小号手。兴奋过后，他发现自己不属于严肃音乐。

　　八十年代中期，每个音节都散发着叛逆的摇滚乐通过非官方途径零星传入中国，甲壳虫、滚石、警察等乐队渐渐被热衷上进的崔健熟知，效仿。1984年，他和乐团同事刘元等6人组建“七合板乐队”。他们拿着撕心裂肺的歌参加过流行歌曲比赛，正如所料止步第一轮，但给评委王昆留下深刻印象。

　　王昆，老一代女高音歌唱家，曾任东方歌舞团团长。

　　1986年，国际和平年，东方歌舞团要主办“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带着苍凉激越的《一无所有》找到王昆。一看走台，一看歌词，王昆觉得都不错，同意上。于是，5月9日晚，走入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观众看到了吊儿郎当大声嚎叫的崔健，并被那粗犷的旋律和野性的声音深度震动，为之欢呼。散场后，已有孩子学着崔健弹吉他的样子在街头手舞足蹈。

　　那一夜，被视为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日。崔健，被称为“中国摇滚之父”。事实上，中国首支摇滚乐队组建于1980年，名叫“万李马王”。但他们的声音不够有力，不够凌厉，没能传到圈子之外。

　　虽然崔健对“中国摇滚之父”这顶大帽子兴趣索然，但他的几张专辑证明他当之无愧，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年）到《解决》（1991年）、《红旗下的蛋》（1994年）、《无能的力量》（1998年）《给你一点颜色》（2005年），他把自己对时代的感受与观察全部浓缩到歌词里。而那些歌词都证明，当初语文老师所言对了一半。

　　在旅美女作家查建英看来，崔健写的歌词不仅是诗歌，并且是“那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20世纪80年代里最好的中文诗歌，记录了整整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和病痛。

　　王朔更是将崔健称为“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的反映当代的东西是最准的，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

　　一向远离热闹的学者周国平，对崔健同样刮目相看。“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他是一个异样的存在。他的作品从来都言之有物，凝聚着那种源自健康本能的严肃思考。”“他在这个时代里真实地活着，既没有逃避，也没有沉沦，他的灵魂始终清醒地在场。”

　　令周国平也曾不解的是，“有些腼腆、话语不多、有时结巴”且自称“文字比较差、写词比较费劲”的崔健，手指间为何能流出异常精准地抓住时代脉搏的字句。2000年，他先后5次与崔健进行“思想对话”，并辑录成书———《自由风格》。在长谈中，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崔健是个非常真实的人，他直接立足于生存状态，其间没有阻隔，也不需要过渡，他的音乐和思想的力量都在于此。”“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批判性，根源不在于某种世俗的关切，而在他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寻求真实人生的渴望。”

　　崔健曾多次表示，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是洪水猛兽，那中国的摇滚乐就是一把刀子，而他要做的事，就是把刀子牢牢扎在脚下这片土地。遗憾的是，当他有能力发行唱片和全国巡演时，却遭到不成文的封杀。每次向文化部门申请演出，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先等等看，别太着急。”不说可以演，也不说不可以演。1993年在首都体育馆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后，崔健从北京大型舞台上消失了长长的12年。

　　因为有力量，崔健遭遇重重阻力，但他依然把制作有力量的作品定为努力的方向。由此，有人感叹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而这，恰是恶俗时代和犬儒社会里最为宝贵的性格。

　　时势造英雄

　　《一无所有》的成功，“不是我给的，而是上帝给的。”———崔健

　　如果问崔健的歌迷最喜欢哪首歌，或《假行僧》，或《一块红布》，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或《红旗下的蛋》……仍将《一无所有》视为最爱的并不多见。

　　崔健也说，从批判性讲，《一无所有》远没有一些后期作品来得直接尖锐，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无所有》引发的“地震”空前绝后。

　　《一无所有》本是一首普通的爱情歌曲，当时听者却从中品出浓浓的政治味道。“它使人想到遭遇体制转变的一代青年的处境：没有了意识形态所规定好的现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已经或即将失去体制所安排好的现成的谋生手段和饭碗。”周国平的解读颇具代表性，“当许多人陶醉于解放带来的实惠时，崔健看到的却不是歌舞升平，而是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自由中的追求。”

　　在“文革”中度过少年时代的王朔感受更深，“我还未成年就已失去心肝，只是自己不知而已。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刻意渲染了一种气氛，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获得解放，很长时间还以为自己很幸福呢。”直到听了崔健的《一无所有》等歌，“那种错觉才被打破，一些真相突然暴露。”更重要的是，知道了人原来是有心灵的。

　　这些解读是崔健始料未及的，写《一无所有》的歌词，他只用了20多分钟。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至于歌名，想过叫《你这就跟我走》、《你何时跟我走》或是《1986》，写完后几次修改，最终是种一无所有的感觉，就叫《一无所有》了。

　　肥大的长马褂敞开着，拧巴地挽起一只裤腿，从崔健在历史之夜的穿着，观者同样看出意味深长：由里而外彻头彻尾的叛逆者。

　　这也令崔健倍感意外。

　　那件马褂是“七合板”乐手王迪爸爸的衣服。上台之前，乐队成员都没想好穿什么衣服，每个人都带去一大堆衣服。崔健认真挑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就随手拿起那件马褂穿上。至于裤腿，他当时都不知道其中一只是卷起来的。其实，“都是特别随意的行动，没有想表达什么内容。没想到，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会成为历史镜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在我看来特别无聊。”

　　这是阴差阳错吗？一个适用于无数历史时刻的解释又被重提：时势使然。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想去拯救的“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原来富足得很，真正“一无所有”的是自己。物质上赤贫，精神上苦闷，在双重压力的挤迫下，人们急需一个出口宣泄。

　　十年内乱，许多梦想被深埋心底。一朝释放，喷薄而出，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风行一时，人们参与社会改造、介入现实批判的冲动与热情高涨。改革需要民众的热情与冲动，但其自上而下的模式又决定了它不会全情拥抱民众的热情与冲动。欲说不能欲做不能时，反抗情绪自然而然地滋生蔓延开来，人们急需有力的表达者。

　　这时，崔健出现了。

　　谈到《一无所有》的成功，崔健后来也意识到，没有特定的社会现实，它很难轰动一时。如果说它是一份大礼，那“不是我给的，而是上帝给的”。

　　崔健真正走红是在1989年推出个人首张也是中国首张摇滚乐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收录其中的包括《一无所有》在内的几首歌曲，全部以有血有肉的“我”为主角，“我”不再是庞大集体中一个渺小的兵，而是会思考、会抗争、不想再沉默、不想再掩饰的独立存在：“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我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是属于我自己。”

　　1980年代，中国摇滚乐坛是崔健一个人的天下，他宛如一剂催化剂，诱惑了一批年轻人投身摇滚，用一种疯狂的方式缓解心中的积郁。

　　落寞的日子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崔健

　　1990年代，在境外资本的推波助澜下，中国摇滚乐迎来黄金时代。中国摇滚不再与崔健画等号，它还可以举出一串响亮的名字，如黑豹，唐朝，“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郑钧，许巍，臧天朔，王磊……

　　那些年，崔健依然在努力，推出了《解决》等几张专辑，其中，《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等歌堪称经典，但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并不比后起之秀占有优势，特别是与唐朝和黑豹作比时。

　　不少乐评人认为，黑豹和唐朝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商业包装运作的结果。他们打着摇滚乐的幌子大唱流行歌，没头没脑，不能与崔健相提并论。

　　既然如此，怎么解释大众对唐朝和黑豹的追捧？

　　19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人们热衷于谈论赚钱、成功、消费、时尚，对意识形态和精神价值则漠然视之。这一切，崔健看到了，认清了，并且说得入木三分。不过，事过境迁，人们更需要快餐式娱乐、消费式生活，而不是沉重的思考与自省。4个北方汉子，身高都过1米8，长发披肩，一袭黑衣，像侠客一般性感，“唐朝”的这种阵容，不用张嘴就能引来尖叫。

　　正如张晓舟所说，生长于消费时代的人，看似叛逆，实则与时代相谈甚欢，缺乏老一代个人主义对政治意识形态苦大仇深义无返顾的反抗，甚至缺乏解构权力中心的冲动。他们游荡于边缘，把边缘当作自己的中心，将大众文化分解成无数小众文化。

　　大时代逐渐裂变为无数小世界，崔健茫然四顾。

　　“崔健以前写自己的感受，现在写自己的观察。”王小峰如此判断，张晓舟亦有过类似表述：“早期的崔健是本能和直觉先行，是肉体自下而上直抵灵魂，后来渐渐变成脑袋自上而下指挥肉体。他的思想渐渐复杂了深邃了，但表达手法也复杂了。”

　　乐评人杨波认为，恰恰是这种变化，崔健的歌听起来不再那么亲切、深刻、有力。“他原先写‘我’，现在变成网络少年变成妓女，居高临下地进行判断，想如巴尔扎克一般展示人间喜剧。他没有这个能力。我认识真正的网络少年，认识真正的妓女，都不是他写的那个样子。我很多朋友也认为他是乱写，不靠谱。”

　　更多的舆论批评是，“崔健放弃旋律，脱离群众，江郎才尽”，在《给你一点颜色》中达到极致，甘肃青海民歌、纳西族民歌、朝鲜族民歌、唐山话、山东话一锅烩，万花筒般的拼贴看似热闹，实则缺少火焰。

　　崔健的确放弃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式的旋律，但他这么做，正是不想落后于时代，不想脱离群众。他能欣然接受“老崔”的叫法，却绝不认同“老崔已老”的说法。求新，求变，他要不断突破自己。

　　“他老想变，结果迷失了。”曾与崔健有过多次深谈的王小峰说，打口带和打口CD进来后，中国摇滚变成打口摇滚，崔健也未能幸免。“他以为吸取到了高浓度营养，其实是在一步步丢失自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之所以经典，因为他当时受欧美摇滚影响不大，很多东西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后面的专辑则是经验加听力整合出来的。”“西方摇滚乐在70年代就死了，他真没必要与时俱进，只需知道列侬和滚石就足矣。”

　　“在思想上，崔健也迷失了。”王小峰说，一次他问崔健，“你的成功是否来自政府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说，“你这么想是对我的侮辱。”他收回了这个问题，但没收回这个想法。“崔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找不到对手，找不到对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出招。《无能的力量》和《给你一点颜色》感觉他在使蛮劲儿，变成了堂吉诃德。”

　　从“我”到“网络少年”、“妓女”，崔健的观察主轴在变，但他说核心意旨始终如一。若问“核心意旨”是什么，崔健还是那句话，“我想说的都在歌词里”。

　　现实像个石头

　　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

　　爸爸是个旗杆子

　　若问我是什么

　　我们是红旗下的蛋

　　最狠的颜色

　　“他是现今唯一能对时代发问并保持尖锐警惕性的音乐家，不为大众的怀旧情绪所诱，坚持颠覆和批判立场，包括对自己建立的经典乐风的颠覆，都是值得人敬重的。”———华语音乐传媒大奖乐评人

　　2005年，本报邀请8位乐评人选出当年上半年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唱片，《给你一点颜色》名列第一。大众听不懂、小众不稀罕的这张专辑成为“十大”之首，令人尴尬，令人深思。

　　评委们的理由是，崔健的个人音乐的确存在自说自话、编曲停留于技术表面等问题，但毫无疑问，“他是现今唯一能对时代发问并保持尖锐警惕性的音乐家，他不为大众的怀旧情绪所诱，坚持颠覆和批判立场，包括对自己建立的经典乐风的颠覆，都是值得人敬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给你一点颜色》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狠的颜色。”

　　有消息称，47岁的崔健今年可能会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届时一个老话题势必将被重提，崔健到底老没老？

　　崔健老没老，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还有哪个音乐人值得在思想变革史上大书一笔，左小诅咒？周云蓬？顶楼的马戏团？王磊……

　　本报记者 左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