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北师大坐几路车:强化忧患意识 警惕“四种危险”

文章来源： 　本网发布时间：11-10-08 13:07:18
【作者：姚 桓】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不是一般地列举党内存在的问题，而是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以特有的忧患意识审视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向全党郑重发出的告诫，既发人深省、振聋发聩，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忧患意识是一种基于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的自我审视、自我批评意识，居安思危意识，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周易》中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左传》中的“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魏征的“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忧患，才有预见；有忧患，才有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才会未雨绸缪，掌握治国理政的主动权，从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让封建社会政治家不可能真正把忧患意识贯彻到底。尽管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教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取得、地位的改变，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创建的政权都最终走向反面，没有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历史周期律。以致杜牧在《阿房宫赋》里感叹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中国共产党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她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又饱经沧桑，从事历史上最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自然容易对古人讲的“忧患”产生共鸣。不同的是，先进理论的指导，远大理想的指引，使党对“忧患”一语有更深刻、科学的领悟，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来自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感，来自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进取精神，来自对事业发展中成绩与缺点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来自对形势变化造成考验的清醒估计。面对执政考验，党的忧患意识表现更加强烈。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产生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才能在90年漫长历程中做到永不满足、不断进取、自我超越、自我净化，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胜利。
今天，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复杂、严峻的，新的历史方位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新的内容，就是要高度重视“四种危险”。
警惕精神懈怠对于一个大党、老党、长期执政的党来说特别重要。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政党都要面对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生命力、创造力衰退的问题。过去人们曾经认为，非无产阶级政党或政治势力不可能经受住这个考验，而无产阶级政党由于自己特有的先进性能够做到这一点。实践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目前对世界各类政党执政时间的统计，执政时间最长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共产党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是苏联共产党，1917年取得政权，1991年下台，连续执政74年。可见共产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并不是和党员人数、党执政的时间成正比的。事物的优点总是同缺点相联系的，执政时间长，经验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沉醉于辉煌的历史，产生骄傲自满和精神懈怠。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先进的政党更是须臾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环境任务发生变化，需要改变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工作方法，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包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等，非但不能丢掉，还要与时代需要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从广义而不是从狭义看（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从狭义讲的，以掌握政权为标志），中国共产党过去是、现在是、永远是革命党。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为一大会址题写了8个字：“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意思是开始简单，越发展需要做的事越多。 现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只是共产党人实现远大历史使命的一个阶段，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只要党的最终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就万万不可丢掉她赖以安身立命的革命精神。苏联、东欧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身建设严重失误，丧失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弃己所长、自毁优势，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启动物质利益机制，但是物质利益追求与精神追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人劳动、工作除了解决生存需要、改善生活外，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即建设理想社会、创造人生价值，人们不会、也不应当因为市场经济而成为“经济动物”，何况作为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鉴于我们已经取得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绩，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民的幸福安康，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很高，更要在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强调革命精神的巨大能    动作用，防止物欲横流，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
能力不足的危险是根据新阶段完成新任务的艰巨性提出来的。目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新阶段、新起点的改革要求更高、难度更大，照搬过去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会出现新的本领恐慌。今天的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驾驭改革的智慧和能力。
一是“优化环境、创新机制”的能力。一个地区、单位的改革迈上新台阶，不是短期内产生轰动效应，而是创造有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在这样的环境和机制下，发展是科学、全面的，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创造活力与和谐稳定的统一，竞争局面、进取心与安全感、归属感的统一，事业进步与人的素质提高、全面发展的统一。在这样的环境和机制下，人们对改革有共识，发展更有强大的后劲。完成这个复合性综合性任务比推行狂飙突进式的改革更艰巨。
二是“科学谋划、系统思维”的能力。完成复合性、综合性任务需要领导者系统思维、科学谋划。既要对经过实践检验的改革措施加以坚持和完善，也要对不完善、不适应的措施加以调整；既要建章立制，又要注意各项制度的有机衔接、形成机制。创新机制需要系统思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在总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的启示是，不应该在满足一些人的利益时损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共进、双赢、普惠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原则。任何措施的执行都有“利”和“弊”两方面，要全面考量，决定取舍，使攻坚性的改革措施和配套性的措施相协调，最大限度地保证改革措施的普惠性，争取收效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还要考虑改革措施的长远效果，防止为解决一时难题而急功近利，避免为纠偏而不断反复，以致“面多了放水、水多了加面”，不断形成“对改革的‘改革’”。
三是“民主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依法行政是新阶段考虑改革问题的“底线”，是采取任何改革措施不可触动的“高压线”。过去一些地方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困难，在超常规发展中采取了某些强行措施（如强迫集资、摊派），取得一定效果，也造成明显的“后遗症”。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违规操作乃至违法行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必须彻底废止。无论从健全民主集中制还是从避免重大失误的角度看，改革都要坚持民主决策。现代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团队智商大于个体智商。党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往往是片面的。事物发展是有个别情况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事实不能成为否定民主决策的借口。按照程序民主做出的决策比较稳妥、执行起来阻力较小，而一旦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及时纠正。如果为强调效率而忽视民主决策、靠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智慧而决断，这种做法一旦因个别成功而成为惯例，其带来的损失和隐患远远大于一时的成效。
不难看出，这三种能力对领导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所谓领导水平不适应改革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这三种能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一些干部往往把工作没有做好统统归结于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不去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从主观上检查为什么工作不与转型期要求相适应，不去提高工作能力，结果“转型期”成为掩盖工作失误和能力不足的借口，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
脱离群众的危险是执政党始终要注意的，这个老问题在今天更加突出了。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党如何代表整体利益又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难度更大。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忽视普通群众利益，傍大款、嫌贫爱富，把困难群体当做包袱、负担，甚至出现个别干部“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的怪现象。二是与民争利、公权私用。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少数干部在改革旗号下，通过出台被扭曲的政策和不公正的制度去谋求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把非法利益合法化，这是最危险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可能掩盖一些社会矛盾；随改革胜利而来的鲜花掌声可能淹没群众的意见。更严重的是，由于干部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干部任用中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少数干部对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人民缺少切身感受，他们把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对立起来，而把对上负责又歪曲为对个别领导负责，公然漠视群众意见，对百姓疾苦无动于衷，为追求有利于个人升迁的“政绩”而不择手段，造成干部出“政绩”——群众掏腰包——干部因“政绩”升迁——政绩转化为“国债”的现象。改革中迅速提拔的中青年干部有许多优点、优势，但相比于老干部，他们缺少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经历，缺少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也很容易在一帆风顺的“仕途”中脱离群众。更严重的是，由于掌握政权，党群关系好坏对党的事业盛衰兴亡的影响，从表面看，不像战争时期那么直接了，错误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一些做法，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依靠行政力量贯彻下去。由于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下层民意可能迟迟反映不上来，或者在反映过程中失真和被冲淡。这种对民意反映的“体制性迟钝”是十分可怕的。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些社会问题是隐性的，矛盾是逐步发展和积累的。这种缓慢到来的危机如同温水煮青蛙，更要引起高度警觉。
消极腐败现象的危险在于，腐败不仅严重损害党的事业的正义性，而且扭曲改革，使党脱离群众。共产党本身就是为推翻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而产生、斗争的，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腐败的恶性发展最终会造成党失去人心，蜕化变质。要充分重视消极腐败的危险，就要科学认识腐败滋生的特点和反腐败斗争的规律。现阶段我国社会还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所以腐败总会以花样翻新的形式不断出现；腐败与刑事犯罪不同，刑事犯罪侵犯的是公民生命财产，以露骨公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腐败常常以隐性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不揭露出来，人们不知晓，揭露出来，会引起震动和警觉，证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是极大的好事，所以腐败决不是抓出来的，更不是越抓越多；共产党具有自我净化能力，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监督解决腐败问题，但是只有下大决心和采取得力措施，才能使自我净化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腐败现象能不能被遏止，取决于党是不是始终如一对腐败采取高压态势，并实现标本兼职、综合治理，创造一个让腐败既难以产生又易于消除的社会条件。目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事实表明，在反腐败问题上必须警钟长鸣，以极大努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忧患意识是与坚定信心结合在一起的，承认问题、警惕危险是为了解决问题、化解风险。我们要善于把忧党之心转化为兴党之责，落实为建党之举，充分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变化带来的考验，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科学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党内突出存在的问题。这样，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新胜利。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本文责任编辑   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