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慧琴的对花枪对花枪: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的三步“险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3/28 22:46:05

                          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主流思潮。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华国锋。
    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
    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