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卡影响信用吗:胡晓明：王元化：求索于无际的荒野(纪念王元化去世)[独角兽论坛]

　　著名学者王元化，在《文心雕龙》等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曾与巴金老人一起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8年，其论文集《思辨随笔》获国家图书奖。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精练的文笔和大量的图片，展现了王元化坎坷的人生经历与不息求索的心路历程。

　  清华园南院12号———精神的源头

　  1921年秋，北京清华园大门，秋柳萧然。柳树前一块牌子，写着“入校车马缓行”。坐在洋车上的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回，她的丈夫王芳荃好不容易才劝说她离开住惯了的武昌，带着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来到北京过冬。怀抱中那未满周岁的男孩就是王元化。

　　位于清华园西南角的南院12号院呈四方形，当中一个场地，是王元化和儿时伙伴们玩耍的地方。四面的房子，实际上是两个曲尺形，东北边是洋房，西南边是中式房。教英文（后任注册部主任）的王芳荃和他的一家就住在这里。

　　这南院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从大门进来，一号是赵元任，二号就是陈寅恪，都住洋房。据说赵元任住的是有名的“吉屋”，单身汉住进该屋后，不久都会成就美满的婚姻。陈寅恪那时还没有结婚，房子很大。赵元任的书太多，摆不下，于是就摆到陈寅恪的房子里。

　　王国维也住南院，拖着一条辫子。王元化的父亲对母亲说：你不要笑他，他是这里最有学问的人。
陈寅恪搬来南院时，王元化才4岁，陈寅恪当然不会认识他。而王国维的辫子，在童年王元化的心目中也许会留下一些印象。清华园南院的这批导师，当时正在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王元化的晚年，他常常提到这些名字。在他主持的一项国家博士点科研课题中，提出应好好研究王国维、陈寅恪。作为“清华懿弟子”，他与住在南院的那些导师们，越到后来，越是产生了某种精神和人格上的亲近和感应。当然，这里有很多因素，最直接的一点，是他通过他父亲的人格感召，认同清华，认同清华园南院所代表的价值源头。

　　初到清华园的那几年，北京城里的局势有些紧张，然而清华园内的日子还是平静如常。王元化每天穿越一座大林子，到成志小学去上学，那林子里只有蟋蟀的声音打破寂静。晚上，他常常在母亲的弹词吟唱声中恬然入睡。

　　母亲叫桂月华，记忆力很好，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能背诵许多古代诗词以及清代闺阁诗人所作的弹词，她还能助丈夫润色中文函牍，与他诗词唱和。但是桂月华不像那些旧时的闺阁才女，她热情干练，有主见，富有爱心，也与王元化父亲一样信基督，甚至有更道地的传教士家庭背景。

　　王元化似乎对他身上的母系文化血统更为看重。他的母系亲族确实是一些得时代风气之先、最早沐浴欧化春风的新型人物：外祖父桂美鹏曾就读于约翰书院，创建了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美鹏学堂；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均以第一名的成绩赴美留学，均取得博士学位。四姨后来嫁给了闻亦传，即闻一多的堂兄；三姨桂德华是元化小时最亲近的人，她酷爱文学，曾去欧洲求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教外国文学。王元化自小喜爱文学，一是源于母亲的熏陶，一是受三姨的影响；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常常带他去看戏的慈祥的老外婆，晚年仍酷爱京戏的王元化，总忘不了这一段童子戏缘。
戏剧的红线，让王元化与张可终成眷属

　  1937年王元化初到上海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时，在蒲石路（今永嘉路）一位燕大同学的家里有个小花园，一帮喜爱文艺的朋友成立了一个类似业余剧团的组织———“戏剧交谊社”。王元化因工作的关系，常来这里和年轻朋友们联络，也就在这里认识了张可，不久又结识了满涛（原名张逸侯，是张可的哥哥）。而因为共同爱好的缘故，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1941年王元化分管《奔流》丛刊时，编辑部就设在满涛家。

　　张可的家庭乃苏州世家，也是颇富传奇的一家。伯祖父张一时历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长、政事机要局局长，因反对袁氏复辟帝制，改任教育总长，终辞职出京。

　　当元化认识张可时，她正在暨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年轻的张可总是一身淡蓝竹布袍子，脚上一双普通皮鞋，简单、素净。在剧社组织之后元化就注意到她发表的一些散文，心生爱慕，便约到公园见面。后来，常常是他们俩加上满涛，在张可家谈文说艺，相知日深。八年之后，姑娘大大方方地对众多追求者说：“王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喜欢王元化。”1948年3月，上海慕尔堂。在母亲的主持下，王元化与张可用基督教的仪式成婚。上帝作证，他们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了……

　　张可18岁时，即翻译了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早点前》，1938年出版后马上在上海法租界的法国总会礼堂演出。除此外，张可还排演过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等，后来也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启发了王元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与喜爱。60年代初，王元化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近十万字，都由张可用娟秀的毛笔小楷誊抄在朵云轩纸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可惜毁于“文革”初的恐慌之中。

第一次隔离审查，精神几近崩溃

　  1955年来临的运动，王元化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此前，王元化在筹建新文艺出版社时，举荐了日后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并且出版了胡风的两部书稿。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展起来了。张春桥被提拔，代替夏衍任文委书记。于是王元化立即被停职写交代材料。若干年后，王元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在审查胡风案件被隔离的时期时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我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之震颤不已。我好像被抛弃在无际的荒野中，感到惶惶不安。”

　　1954年，王元化还是上海批判胡适、胡风学术思想领导小组的成员，5月间，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发表后，组织上来人找他谈话，宣布隔离审查。

　　他与胡风之间有通信往来，在迎面掷来的嚣嚣盈耳的“交代问题”的斥责声中，王元化仍然坚持说，张中晓是一个纯朴的青年，不能因为胡风与周扬的文艺观点不同，就将胡风打成反革命。以至于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到隔离室里交代政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就放他出去；并说：我们这里碰到的人多喽!什么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托派，都没有你这么顽固。

　　他被叫去的那天，还一点也不知道马上要被隔离。武康路100弄，王元化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树上集满了老鸹，响亮地一片乱叫。

　　几天后，张可领儿子承义来单位，但不准见他。从窗外可以看到，儿子已爬上高高的院墙，摇摇晃晃在上面行走。王元化眼睁睁瞧着，担心他会摔坏。
后来他处在完全孤独的隔离之中，连家人也不知晓他的去处。汹汹逼人的全是冰冷、轻蔑的眼光，王元化感到比肉体的孤独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茫然无助。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尽早审查结束。

　　抱着一线希望，他每天清晨在墙上划线记日，就这样在焦躁和煎熬之中度过了四个月。接下来他终于绝望了。天天都是写不完的交代，无休止的审问，24小时由四个看守轮流监视，和他挤在一间房子里，向他投来敌意的眼光。看守又时常口出不逊，让他感受到难以忍受的人格侮辱。

　　许多事本来毫无问题，都成了重大的疑案或罪证，他觉得越说越不能说清，索性不再申辩。他几乎精神崩溃了。他曾经不想活下去，曾以头撞墙而自杀未遂。

　  隔离结束到文研所，开始研究《文心雕龙》

　  隔离审查的第二年，外查内调结束了，他的问题已经基本弄清。但他的态度不好，继续隔离。王元化经过不断申请，终于争取到读书的权利。先是读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又找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进而看马恩的作品，一直追到黑格尔。越读到后面的，越是能看出前面的问题来。

　　1957年2月22日，隔离结束，王元化却落下了一种心因性精神病。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王元化的病情逐渐好转乃至康复。
1959年底，长期审查的结论下达了，王元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1960年初，王元化被安置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他的研究重心也由莎士比亚转到了《文心雕龙》，起因是文研所的几个年轻人请他讲述这本书。为什么当时的年轻人会对《文心雕龙》感兴趣呢?这不仅仅由于所长郭绍虞前一年刚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对《文心雕龙》有了新的评价，更多的是当年的《文学遗产》上，正兴起一场关于刘勰世界观问题的讨论。王元化早在1946年至1948年间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讲师时，就曾挑选《文心雕龙》中的若干篇教授大一、大二学生的基础国文。而他最初喜欢《文心雕龙》，则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郭绍虞时任文研所所长。王元化本着向一个有深厚古文学养的老前辈问学的态度，将自己的几篇《文心雕龙柬释》送其审阅。没有料到居然很快得到了郭先生的热情回应。

　　郭先生在信里不仅给予了王元化以鼓励，还为他筹划怎样将这些文字分批发表，并评价道：“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而王元化得此鼓舞，自言是在那寒冷岁月中从未领受过的温暖。不久，郭绍虞托人送给王元化一幅亲手书写的条幅，内容是嵇康的四言诗《赠兄秀才入军诗》，诗云：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影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今天，这一幅手书依然珍藏于王元化的书房里，看过这一墨宝，了解这一时期的人，都会对绍虞先生的一番苦心，一番对身处困厄的晚辈学人的深情厚意，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王元化除了专心研究《文心雕龙》，又在黑格尔的哲学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契合”。

　  与钱钟书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

　  粉碎“四人帮”之后，1982年，王元化被推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不久即被提名为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王元化上任没多久就碰到运动，在上海万体馆开大会布置传达，是王元化主持的，由副部长吴建宣读文件，半个小时散会。后来就生病，似乎再没有主持什么正式的会议。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要他写检讨，他没有写，就去了广州疗养。两年一到，他就正好下台。

　　1981年12月,王元化被聘为国务院刚刚成立的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与王元化同时被聘的还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朱东润、李荣、吴世昌、萧涤非、钱钟书、钟敬文等。他是这些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一年，他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他和这些前辈一起工作了将近一周，时间虽然很短，但他们的学风和工作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起那次开会，王元化说：“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徇私情，完全为国家培育人才着想。王力是小组长，吕叔湘是副组长。当时，我的书和钱钟书的著作同被评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以炒作方式标榜，说什么‘北钱南王’，《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吴崇明专门找我作电话采访，我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钱是前辈，在学术上我不能和他比，我是晚辈，决不好这么提。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
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

　  1985年，一位友人在王元化出国期间未经他同意就把他报了上去，他只好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招收了首届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王元化十分推崇古人那种书院式的教学风气，所以他带学生不拘形式，往往在散步、聚谈、闲聊的当下，师生间就有亲切、有意义的交流，所以他的家往往成为学生们比较随意的去处。学生的回忆文章写道：

　　最忘不了我当学生时每个周末到先生家去改善生活。师母总是换着花样，把或烤、或炖、或蒸的鸡、鸭，或鱼、蛋搛到我的盘子里，然后在一旁惬意地看着我像一个灾区的饥民一样吞咽……

　　王元化在80年代时，每顿饭还能喝酒，白酒、洋酒和红酒，他都能喝一点。他喜欢与学生和年轻朋友在一起聚谈，谈学问、谈思想，也谈社会现象、谈改革、谈国际国内新信息。对于社会的不公、历史的扭曲、人间的阴暗龌龊，更是声色俱厉。这个时候，不由让人想起熊十力说过的话：“做人做学问，都要昂首天外。”

　　然而他对学生讲得最多的，还是要他们好好读书做学问。他常常讲自己的经历，尤其是隔离时期的读书生活。他反复强调一个意思：理论不仅是求知，学问不仅是博闻，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来，这才是求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