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期正版四字梅花诗:惟贤惟德 可以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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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贤惟德  可以服人
——就《三国演义》论刘备的政治品格

 

【内容提要】刘备是三国时期在人品与用人两方面都与当时的任何一个从政者相异的政治家。本文以刘备留给其子刘禅遗训中的“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为题,就其人品和用人两方面论述刘备的政治品格,从而提示其由小手工业者直至蜀汉政权开国皇帝的真正原因。本文引论部分以“刘备为何能从贩屦织席小辈做到蜀汉政权的开国皇帝?”的问题开篇,引出中心论点:“刘备这所以能赢得一分天下、成就鼎峙之业,靠的就是他的优秀人品和杰出的用人之道”。本论部分先论刘备人品:以“携民大撤退”为例论述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提示其宽政爱民的政治品格;以“不乘人之危获取荆州”为例论述其“不以小利而弃大义”的恪守信义的可贵人品。再论刘备的用人之道:以诚等人,至情至性(以“三顾茅庐”为例);知人善任,用而不疑(以信任倚重诸葛亮等事为例);任人唯能,不讲私情(以提拔魏延等事为例);宽厚仁慈,处事公正(以处理黄权降魏一事为例)。最后论述刘备有胆有识,谋略过人,有着一个成大事者的胸怀和气度(以“后园种菜”等事为例)。结论部分提示刘备的政治信仰——贤德,指出刘备的为政之道在今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刘备  人品  用人之道  贤德

 

刘备为何能从贩屦织席小辈做到蜀汉政权的开国皇帝?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究的问题。

刘备的天下真的是他哭出来的吗?可历史上的刘备是“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哭的。又有人说刘备本无智谋,他之所以能成就大事,功劳全属他膝下的谋臣武将。如果真是这样,当时众多的豪杰俊士又为什么都能纷纭聚集在他的麾下而为其效力并自始至终忠贞不改呢?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是作者罗贯中在当时“尊刘贬曹”的文化思潮影响下完成的。小说在反映三国时期军事、政治斗争情况的同时,对当时一大批风云人物进行了着力刻画和描写,刘备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作者对刘备的刻写带有美化和虚构成分,但文中写及的与刘备相关的一些事情绝大多数都是史实的艺术再现。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对小说中刘备的其人其事加以探究和评说,也能还历史上刘备的一个本来面貌。

刘备诚然不是三国时期一位合格的军事家,但一定是三国时期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三国志》作者陈寿曾如此评价齐备:“刘备弘毅宽厚,知人下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这话是十分中肯的。起事于贫寒之家的刘备之所以能赢得一分天下,成就鼎峙之业,靠的正是他的优秀人品和杰出的用人之道。而刘备和人品及其在用人方面的表现和作风作为能充分体现其政治品格的两个方面,以恰恰是刘备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不同于当时任何一个从政者的两个最显著的标志。

历史上的刘备是心系百姓,宽仁爱民的。汉末国家动乱,百姓受尽战乱之苦,田园荒芜,衣食无着。刘备当平原相时,曾将府中财物舍给百姓民度饥荒,而自己在府里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办事人员)同席同食,无所挑拣,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当时就有许多人归附他。《三国演义》中也多次写及刘备类似的爱民惜民之举。最典型的是刘备携民大撤退之时。刘备携民由樊城经襄阳向江陵大撤退是一个史实,最能体现刘备的民本思想。曹操为雪新野兵败之恨,亲率大军进攻刘备驻地樊城。刘备不肯降曹,又恐曹操屠城,在兵微势弱的情况下决定弃樊城,携民渡江到襄阳暂避(时刘表子刘琮在襄阳)。在渡江时,当刘备看到众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的纷乱拥挤的场景时,哭着说:“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然行至襄阳城又遇战乱,只得又望江陵而走。这时加上从襄阳城乘乱逃出的百姓,跟随刘备的百姓已有十多万。刘备带领着这支庞大的队伍撤退,每天只能走十多里。当时手下都劝刘备:“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然而刘备却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相随百姓听后无不感动。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由于刘备宽仁爱民,仁德广布,所作所为深得民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戴,他欲开创的王霸之业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的董卓死后,不仅“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而且“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这是为何?这是因为董卓生前大肆蹂躏民众,涂炭生灵,人民恨他啊!

人品既是任何一个人的处世之道,也是任何一个政治家的立身之本。起事之初,皇室宗亲出身固然为刘备在树立威望,招徕人才方面起了不小作用(当时儒家正统思想正根深蒂固)。但若无好的人品,刘备也必定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碌碌之辈。

荆州因其地理位置而极具战略地位。对于刘备来说,只有获取荆州,才有入主蜀中,从而建立起稳固政权的可能。其实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之时,荆州就被诸葛亮为其定为争霸图强的首要目标。而在这之后刘备也有三次获取荆州的机会。首先一次是在荆州刺史刘表在临终前有意将荆州之主让给刘备之时。再一次是曹操南下,刘表之子刘琮背着刘备派人至新野(时刘备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刘备处境十分危急之时,伊籍、诸葛亮等劝刘备乘刘表刚亡不久,刘琮刚继位即降曹之际夺取荆州。最后一次是刘备携民从樊城撤退经过襄阳时,诸葛亮劝刘备攻刘琮而得荆州(《三国演义》只写了前两次)。然而这三次机会刘备全都轻易放过。理由是:“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吾史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兄乎?”。刘备所说的“景升待我,恩礼交至”是有根据的。官渡之战,袁绍战败,刘备失去依附。之后和汝南的刘辟、龚都一起乘虚进攻许昌,又被曹操战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带领着不满一千的部属投奔刘表。刘表对刘备的到来真诚欢迎。不仅在刘备初到之时为其增加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能一举击败曹操的进攻,而且一留就是七年(从201至208年)。刘备对此总是心存感激。而这也正是刘备之所以不愿乘人之危获取刘表管辖时期荆州的真正的原因。刘备这种不以小利而忘大义、以恩报恩、恪守信义的处世作风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其实,从起事之时起,刘备就一直受着当时各中上阶层人士的敬重和礼遇。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三国演义》也有描述。徐州被吕布夺取之后,刘备先走归曹操,曹操“待之以上宾之礼”:“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以兵三千,粮万斛与玄德,使往豫州到任,进兵屯小沛,招集原散,攻吕布”。曹刘反目,刘备再投靠袁绍:“谭素敬玄德……乃留玄德于馆驿中住下,发书报父袁绍;一面差本州人马,护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绍亲自引众出邺郡三十里迎接玄德”。袁绍是当时最显赫的大氏族和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后,刘备方投刘表,又得到如前所述的真诚欢迎和隆厚礼遇。刘表此时是南方的最大豪强。颠沛游离的刘备辗转栖息于列强之间,虽寄人篱下,却无半点寒碜,真英雄也。

当然,荆州后来还是为刘备所有成为其重要的根据地。但这时的荆州是刘备通过军事、政治斗争而从他的政敌手中“借”来的。军事斗争靠“诈”,政治斗争靠“权”,这两者都讲不得半点信义。如果不是这样,在获得荆州之后,刘备就不可能再次成为益州的新主人,而顶多只能是充当刘璋的炮灰。那时刘璋请刘备入川的真正意图是让其占领汉中以防守北方抗拒曹操。“重信守义”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

有意思的是三国时期竟出了这么个完全可以从反面来衬托刘备的约好人物——吕布。吕布典型是一个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残暴不仁的家伙。他先是荆州刺史丁奉的义子,只因董卓的一马之赠便杀了丁奉,改拜董卓为义父。无怪乎张飞称他为“三姓家奴”。王允巧施连环计,因貂婵之故,吕布又杀了董卓。之后吕布改投袁术、袁绍、张扬、张邈等处,然皆不受欢迎,大多时候都是作了别人的利用工具。最后投奔徐州刘备,没想到的是他反把刘备给逐出了徐州。下邳城鏖战,吕布因无端滥施酷刑导致兵变,被部下偷袭生擒献与曹操,缢死于白门楼。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在用人、处事上的态度和表现,是极能显示其政治品格的重要方面。

得人才者得天下。以角逐争雄的需要出发,曹操、孙权、刘备都十分注意礼贤敬士,广揽人才,这是他们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由于性格上的弱点,曹操、孙权对人才都不能自始至终地做到以诚相待,喜欢胡乱猜忌能臣贤士。荀彧、陆逊之死皆出于此。赤壁之战前夕,群英会蒋干中计,从周瑜处为曹操带回一封暗藏计谋的书信。这是这封书信使生性多疑的曹操在一怒之下下令处斩了精熟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两人。事后曹操虽心知中计,却又不敢认错,只好找个借口自欺欺人,真可悲可叹。刘备则不然。刘备待人不仅心诚,而且情真。他先得徐庶,但当得知徐母被曹操软禁一事后,他没有强人所难。为了徐庶母子能够团聚,他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一程又一程地送走了徐庶。不久,他又三次到隆中拜访诸葛亮。第二次时逢风雪交加的隆冬。然前两次拜访均未遇诸葛亮。第三次又去拜访,却又值诸葛亮在睡觉,他便在阶下一动不动地站等了一个时辰。而这次在来之前,他曾斋戒三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求闻达于诸候”的诸葛亮终于为刘备这种不畏风吹雪打,不怕山高路远的求贤精神和虔诚态度所感动,当即为刘备阐述了宏观的战略意图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此赵翼言:“亮第一流人,二国皆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也”。

刘备以诚待人,至情至性,令人称道。但更为可贵的是他在用人方面能做到知人善任,且用而不疑。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对诸葛亮寄予了无限的信任和倚重。对于诸葛亮为每一场战役所制定的战略战术,为每一回内政外交所规划的方针政策,刘备都坚定不移的去执行、去实施。直至晚年将大权交给诸葛亮全权代理之时,齐备也是完全地放心,绝不怀疑诸葛亮的忠诚与智慧。纵览历代王朝,刘备是能将大权完全放心地交于心腹大臣全权代理的第一人。刘备携民大撤退,当行至当阳时被曹军赶上。在长坂坡乱军之中,大多数人都怀疑赵云投曹操去了。甚至张飞也对他说:“他见我等势孤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可刘备却认为:“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他坚信:“子龙必不弃我也”。事实也正如此。原来当时赵云正在乱军丛中四处寻找刘备唯一的嗣子——刘禅。

与“知人善任”相关联,刘备要用人方面能始终坚持“任人唯能”的原则。对手下的任何人,无论是“恩若兄弟”的关羽、张飞,还是后来归附的人刘备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根据他们的各自的才能加以任用,不讲私情,不论山头。荆州当时是入川的咽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任关羽镇守荆州,是因为关羽当时蜀国方面的著名将领,他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才能和威望。当时曹魏方面也认为“蜀汉名将唯关羽”。刘备自立汉中王后,在打算将王府迁至成都时,需要一位重要将领镇守汉中。当时众人都认为应该是张飞。张飞本人也认为非他莫属。不料他却提拔了魏延,任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致使“一军皆惊”。

说到“知人善任”,刘备实际上比诸葛亮还高出一等。如刘备自立汉中王后封晋有功之臣。在封黄忠为后将军之时,诸葛亮就曾以黄忠名望素不能跟关羽、马超相比为由,建议刘备取消对黄忠后将军的任命。这次刘备没有采纳诸葛亮的建议。老将黄忠本是刘表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赤壁之战后刘备平定荆州江南诸郡时归顺,后随刘备入川。黄忠常以不服老的精神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曾于定军山斩杀曹操大将夏候渊,为刘备获取汉中立下大功。黄忠的赫赫战功使他足以担任后将军之职。再如,在东征伐吴失败后,刘备在又气又急的情况下终于病到。在临终前曾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引起诸葛亮足够的重视。在第一次北上伐魏作战中,只因喜欢纸上谈兵的马谡的再请求,诸葛亮便轻易地将防守街亭的重任交给了这位“当世英才”。可得到的结果是街亭失守,全盘作战计划落空,不搭上了马谡的一条年轻的生命。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诸葛亮恐怕要负一个用人不当之罪。

刘备任人唯能,公正处事的政治品格,除了可以用他重封黄忠,提拔魏延等事实来说明外,更有他在对黄权降魏一事处理的表现为证。从这一事实中我们亦可窥见刘备一贯仁慈宽厚的为人作风以及刘备政权内部肝胆相照,相互信任,相互体谅,融洽和谐的君主关系。黄权本是刘璋主薄。他反对刘璋请刘备入川,向刘璋进谏不听,被贬为广水县长。后刘备与刘璋反目,攻取益州,各郡县望风归附,唯黄权关闭城门,坚守城池,直到刘璋投降才归顺。刘备不计嫌,加以重用。黄权进献夺取汉中之计对刘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东下伐吴,为关羽报仇。黄权认为吴人骠悍善战,水军易进难退,建议刘备在部队后面坐镇,自己作先锋先去试探对方虚实。刘备未予采纳,任黄权为镇北将军,督率江北军队防备魏国出兵。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战败,黄权反蜀道路被吴军切断,被迫降魏。蜀国有关官史依法收捕了黄权的妻子儿女,并将此事报告给刘备。刘备说:“朕负权,非权负朕也”,命即释放。一如既往对待。此前魏国方面传说黄权的家室已被斩首。黄权不信,说:“臣与蜀主,推诚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杀臣之家小也”。没多久,果然传来家室被宽宥的消息。

说刘务备本无智谋,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刘备是有心计、有胆识的。他能屈能伸,在该忍时忍得住,在该放时放得下,有着成大事者的胸怀和气度。如他的驻地小沛在遭受袁术大将纪灵率领的数万人马进攻之时,他力量正弱。于是他就不逞一时之勇,接受了吕布辕门射戟之功,下令罢兵。但不久他就以五万人马的兵力于徐州大败袁术。袁术也因此而死。再如许田打围,曹操欺君罔上终于激怒众愤。关羽要杀曹操,刘备恐力量不够,怕伤及汉献帝,因此及时给予的制止。但马上就积极参与董承、马滕等人的密谋,并且终生念念不忘。及至困于许都时后园种菜,正如陈寿所说:“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堆竞利,自以避害云耳”,则更显示了刘备善于韬光养晦,以麻痹对方而图保全自我的政治智慧和敢于断然退避的博大胸怀。

刘备是三国时期最孚众望、最得人心的争雄者。他以他的人品和杰出的用人之道终于成就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由刘备的人品和用人之道,我们佷容易了解到刘备主要的政治品格:重百姓,讲仁德,守信义,以诚待人,处事公正。然而透过这些政治品格要素,我们也不难发现刘备一生所恪守的政治信仰——贤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这是刘备临终前留给嗣子刘禅的遗训。正是“惟贤惟德,可以服人”这个基本的政治理念铸就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优良品格。刘备的这些政治品格虽然深深打有儒家政治思想的烙印(儒家政治思想主张“仁政”,提倡统治者“以德服人”),但在今天是仍值得一切从政者学习和借鉴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三国演义》 罗贯中

2、《三国志》 陈寿

 

                                                                                                               湖北荆门蔡先胜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