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火了，《论语》红了，孔子笑了，国学热了！去年，我翻译于丹的《论语心得》在日本出版，请于丹来日访问。当福田首相得知中国的“超女”来日，立即答应接见我和于丹，因为他太崇拜孔子了。
福田接见于丹那天，日本来了120多家媒体，中国来了三大家，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据说，首相接见文化名人如此盛大的规模还属首次。我写了一幅大字“道”送给福田首相并送上我编译的四国语对照《论语》，于丹写下“道不远人”的字样，并送上她的日文版书《论语力》，看来真是不谋而合。
会见后，于丹又兴奋又激动，在日本作为一国首相接见《论语》传播大师和孔子子孙是不多见的。
我说：“感谢你！是你的论语心，让刚从曲阜访问归来日本首相不得不接见你。是你巧妙地运用传播的大平台，让《论语》真正传播到大众之中，又将孔子请回中国人的心中。”
想起当时于丹问我：“大哥，咱俩都是大众传播专业毕业，您又是新闻学的博士，那您的博士论文是怎么写的？”
我回答：“不怕你笑话，吃老祖宗的饭，沾孔夫子的光，我用了四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为《论语、孔子与大众传播》。”
于丹大笑：“大哥，原来是你的理论，我的真正实践呀，看来是您的论语大众传播理论，让我来巧妙运用，抓住传媒这个平台成功了。”
我回答：“哪里呀，我只是抛砖，来引出您这块大宝玉啦！”
于丹说：“大哥的博士论文题目太棒了，我希望能在国内出版。”
就是于丹这句话，感动了出版于丹《庄子心得》的出版社—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的杨瑞雪社长、刘明清总监和赵仆惠责任编辑，经过一年多的编辑修改，我这本新作终于问世了“
借于丹的吉言，我将博士论文的新书命题为《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
也许有的人会感到惊诧：怎么把孔子与传播学扯在一起呢？孔子那个时代有传播学吗？
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以前，那是没有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邮局、电话局、音像公司，甚至连写字用的纸还未发明，自然还没有哪位先生去研究“传播学”。
当然孔子不具备超前意识，恐怕也难以形成他的传播学的概念。不过，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虽然传播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传播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可能这样说来，孔子和我们现代的传播学更不能扯在一起了。
然而，孔子的那个时代，即整个物质文明程度低下的时代，虽然不曾有过“传播学”，但传播的事业已经出现了。孔子虽没有从理论上去研究过什么传播学，但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传播工作。他开办学校，聚徒讲学，对三千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就是口头传播。如删史修史，整理文献典籍，传诸后世，这是功在千秋的书面文字传播。他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一种思想传播，不管是口头的和书面的，在今天看开都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实施。
孔子采用多种手段传播自己的理想和学说，可以说他整个一生都在拼命传播。生命即传播，传播即生命，这就是孔子光辉的人生。多么辛劳！多么光彩！多么有意义！
孔子晚年整理文化典籍，日夜操劳，欲罢不能，直到死神降临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蜡烛已经燃到了尽头。他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泰山要崩塌了呢！房梁要毁坏了吧！哲人要辞世了吧！），意为我的传播事业就将完结了吧。
孔子是当时鲁国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传播事业是辉煌的，值得研究的，仅此一点，他与传播学有缘，可以扯在一起。还应指出，孔子的《论语》与大众传播学紧密相连，所以应该把孔子与传播学扯在一起。
《论语》不为传播学而存在，但因传播而出现。《论语》里的许多思想对研究传播学有着指导作用。例如，研究传播者的素质、传播的对象、传播的内容和方法，以及传播的效果，都可以从《论语》的警句妙语里找到并受到启发。
过去古人用《论语》修身治国平天下；如今，现代人用《论语》经商、管企业、研究哲学和人文科学，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书为人用，无可厚非。现在，以《论语》为材料，来研究孔子与传播学的关系，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在今天最可喜可贺的是，《论语》又多了一种传播功能，“超女”于丹用她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
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放于丹《论语心得》后，中华书局在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并未估量过传播的力量，更未料到出现“井喷”现象。这是若毛泽东活在今天，也绝对想不到的红宝书奇迹。
殊不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今天大家心灵面临的危机，满腹饥饿感，正是于丹运用《论语》在电视这一平台来传播传统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孔家喷香菜，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和欲望。
日本的传学大师春原先生评价说，我的孔子与大众传播学理论著作《阳光下的孔子》，对今天世界大众传播理论是一大贡献。我很惭愧，身为孔子子孙没能像于丹那样用《论语》很好地传播孔子思想，不过我的好妹子于丹用自己的行动和实践，所证明的《论语》的传播功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中国传播学史上永载千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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