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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1:26:34
房宁谈苏联解体教训：我们不能迷信改革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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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就是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嘉宾简介：房宁，1957年6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理事、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以其独特的“第三世界视角”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变化，揭示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于当代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新的诠释。代表性著作：《现代西方政治理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等。
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影响了中国20年来的历史
凤凰网历史：
房宁：苏联解体原因讲了20年，苏联解体如同苏联诞生一样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至于苏联解体什么原因，我觉得具体内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历史，需要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解密。
我觉得人类历史充满了奥秘，几乎是难以破解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一样的，历史规律难以认识，但人们又不断地去探求历史规律，而探求历史规律的重要方法就是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认识，重大历史事件是探究历史奥秘的窗口。
历史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需要机遇期。讲苏联解体我都是就苏联解体以外的话题来说，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影响了2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今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共产党的三大经验和三大挑战》，三大经验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从苏联解体以来，我们有三大学习，非常重要的学习就是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意见，他认为中国20年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20年来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定，与对苏联解体的认识有关系，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本身重要性的看法。
苏联解体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有关
我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肯定带有多方面原因，它的原因是复杂的。也许20年前的人们不是这样看的，可能强调某一方面多一些，但我现在觉得20年来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
我更愿从多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一定说哪个是主要原因，似乎也有简单化的嫌疑。所以我倾向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从不同的层次去认识，我不愿意说它一共有8个原因，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次要的，我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讲苏联解体的原因。
我认为苏联解体一个大的原因是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有关。苏联模式的出现是在斯大林执政后，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解释什么是苏联模式？我认为苏联模式是从斯大林实现工业化开始建立，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这种模式建立之初其实比较顺利，推动了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模式，作为主战场的苏联才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住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促进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其实仍然是比较奏效的，但后来这个模式失去了它的光彩。
这个原因和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有关，或者说跟经济全球化有关。苏联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从上升到灭亡的体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会束缚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到达一定发展极限后，资本主义就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到五六十年代，这种局面似乎还在发展，毛主席当时曾经说过，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混乱，充满战争和冲突的时期，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且是规律性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相隔不远，1914年到1918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而且这次世界大战更严重，持续到1945年，破坏非常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世界的影响非常大，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以后，西方逐步稳住了阵脚，特别是美国以至于欧洲，朝鲜战争之后的日本，西方阵营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苏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反观苏联模式，反而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来很清楚，因为经济全球化，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是什么东西？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伴随着资本运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的再生产，就是资本的循环周转，资本的循环周转规模不断扩大。
资本有三种主要形态：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在马克思的时代主要是商业资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过。列宁的时代主要是借贷资本，列宁写过高利贷的帝国主义，法国、德国就是借贷资本。但产业资本始终没有大规模的投向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外的地区，整个世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产业资本开始超越发达国家，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向第三世界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全形态的资本流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
这一变化大大扩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空间，战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效果就展现出来了，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国内的市场、国外的市场，国内的资源、国外的资源。西方经济包括技术获得了一次新的突破，从而使世界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西方不仅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这样以来苏联就失去了早年的风采。
苏联实际上并没有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中国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苏联没有，苏联的经济还是在苏联和东欧这个小范围内循环，它的技术等方面并没有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慢慢停滞下来。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苏联的政治交接制度一直存在问题
第二个大的原因，我认为苏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咱们都提到的政治体制缺乏活力，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讲，有人说专制，我倒认为不是主要的，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苏联的政治继承制度有严重问题，或者说苏联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继承制度。从列宁这一代开始，我认为苏联所有的政治交接都是不合理的。
列宁到斯大林的交接就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党内冲突，这和斯大林后来的肃反扩大化都有关系。苏联是比较集中的体制，而任何一个集中的体制的权力交接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或者集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苏联，首先列宁到斯大林，斯大林总体上还算是继承了列宁的事业，但是他清洗了列宁的战友：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又译为托洛茨基）两个集团。后来还有肃反扩大化，基本上把当年胜利者都清洗掉了，绝大部分的中央委员都被清洗掉了，实际上斯大林对列宁的接班伴随着政治清洗。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内部再次发生政变，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集团清洗了贝利亚、马林科夫，斯大林的继承者实际上也被清洗掉了，赫鲁晓夫上台，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公开反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我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下台的，也是一场政变，这说明苏联的政治交接一直存在问题。
政治交接的风险导致苏联出现老人政治
勃列日涅夫时期后苏联就进入了老人政治时代，当然斯大林也是死在任上，列宁死在任上，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老人政治就更加体制化。勃列日涅夫之后，包括他在内的三个总书记都死在了任上，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从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七位领导人的六次交接，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戈尔巴乔夫。
苏联为什么会出现老人政治呢，这也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因为政治交接充满了风险，所以减少交接次数就可以减少政治风险。因为没有很好的交接办法，所以不交接就没事了，但很可惜，不可能不交接，这是自然规律的问题。老人政治的风险反而更大，因为老人会去世，会死，他一死怎么办？那就更麻烦了。政治继承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问题，苏联没有交接好，到最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跟我们讲过，当时情况很简单，因为老人政治带来的问题，所以大家认为应该找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就是年轻有活力的人，戈尔巴乔夫就是他们所找到的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人。
戈尔巴乔夫缺乏政治基础 必然标新立异
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在哪？他没有政治基础，虽然党内老的领袖去世了，但整个党内的老人政治还存在，老的政治家还存在，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干部，上来以后受到很大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通过标新立异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这种标新立异的趋向往往迎合社会上的、非主流非苏共的那种意识形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才可以引入社会资源，从而寻求到社会的支持。他要扮演一个所谓的改革者形象。苏联解体我认为这是政治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肯定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不批判他了，也不替他辩护了，这种辩护都没有意义，有的人说不怪戈尔巴乔夫，有的人说怪戈尔巴乔夫，我们要尊重基本的事实，苏联就是在他手里毁掉的。至于他是什么动机、什么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但是我想从制度上来揭示，因为我是政治学家，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可能和别人看的不一样。意识形态可能说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整体的困境是政治交接缺乏规范性和安全性，所以造就了老人政治，老人政治最后的反动就出现了戈尔巴乔夫。
凤凰网历史：明白了。
房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仍然还面临着困境，他没有合法性，他没有政治基础，他是局外人，根本无力去左右苏联体制，但他又是名义上的领导，这时问题就产生了，毁灭苏联的因素就出现了，就是他要去动员社会力量，在党外寻求支持。而在党外需求支持，必然就要标新立异，必然就是要搞所谓的大民主主义，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原有体制，或者说破坏原有体制，或者说把原有体制撕开一个口子，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旦撕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体制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巨大冲击，苏联没能经住这种冲击。
苏联体制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民族问题、军备竞赛等等，但是我觉从苏联体制看，为什么僵化，为什么缺乏活力，和苏联的老人政治有关，苏联是保守的，不愿意出事儿。从经济特别是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从苏联体制中的核心制度，政治录用制度、政治继承制度上看，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种高风险导致苏联危机，很不幸导致了苏联解体。
同样一个体制，可能在有些情况下是好的，有些情况下是坏的，是无法存在的，我觉得跟这个有关系。
斯大林晚年便认为苏联一切都是完美的
凤凰网历史：西方和苏联媒体在苏联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房宁：西方当然起了很多作用，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是苏联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的去破坏，这个好理解。但苏联的失败并不是西方打败的，还是他自己的经济、政治模式有了问题。
如果谈到媒体的作用，我觉得那表示意识形态，从文化的角度也可以来解释。苏联诞生于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民族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入侵，之后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文化原来很豪迈，很积极向上，意识形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斯大林晚年，苏联的意识形态的确出现了停滞和僵化的趋势。一个是价值观，苏联叫一神论或者完美主义，从斯大林晚年开始，就认为苏联一切都是完美的，苏联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发或发达社会主义，认为苏联社会一切都做好了，一切都做完美了，基本上已经到了理想天国的过道里头了，还没进去，他那是谦虚。实际上他们认为苏联已经实现共产主义了，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楷模了。
我最近刚刚去过俄罗斯，和俄罗斯大使馆的那些同志有很多的接触，他们我讲了很多小故事。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公使了，孙公使，当时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就在那，包括龚大使也讲过，中国的首席翻译，给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做翻译的。
他们说当时每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把各种苏联领导人的讲话，重要文件翻译成中文，要发往国内写报告，他们给我讲得特别清楚：每个报纸上的第一版，文章的前几页不要看了，完全一样，他们当时都觉得特困惑，苏联能到这种程度，所有人都照抄照搬到这种地步，这也是文化的一个表现。整个陷入了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不用思考，一切都完了，历史都终结了，是这么一种状态，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世界在变苏联正在落后。
苏联意识形态僵化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
这样的状况在人民群众中自然会造成不满，首先就是和知识分子发生冲突，因为知识分子第一比较活跃，第二比较了解国外。
写《让历史来审判》麦德维杰夫，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们都是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知道苏联不行了，落伍了，所以对苏联有意见。刚开始就是有意见，苏联当局就压制他们，那不就崩了吗，那不就对立了吗？
现在又反过来了，包括麦德维杰夫的弟弟，现在都说如果再选择，就选择苏联，这多悲剧啊。当时由于苏联整体的意识形态僵局，这种僵化与了解外国、思想活跃而又比较追求个性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冲突。苏联当局又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镇压，为什么有《日瓦戈医生》？为什么有《古拉格群岛》？这些苏联文学反抗，包括刚死的哈维尔这些，东欧国家也差不多，像裴多菲俱乐部，我们都可以理解。
知识分子不满意，当局压制他们，矛盾就产生了，所以知识分子首先变成了反叛力量（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出现这种倾向。实际上现在证明知识分子并不是反苏的而是爱国的，他们和苏联共产党发生了矛盾。在西方的支持下，在倡导“公开性”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切都爆发了，他们站到了批判者的角度上。
知识分子击中苏联弊端 倒下的却是祖国
当然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非常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击中的苏联那些弊端，都是有道理的，《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看都很震撼，我们也很同情。他们揭露的是弊端，鞭挞的是罪恶，有没有罪恶？有，斯大林是有罪的，镇压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图哈切夫斯基怎么死的？也有说是中了德国人的反间计，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苏联有严重问题和弊端。知识分子揭露的是弊端，但倒下的是苏联，这是苏联知识分子做的。知识分子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我相信苏联解体也是多数媒体和知识分子不愿意看到的。
我也想多说一句，今天中国有很多年轻的媒体从业者，他们其实是有正义感的，他们希望批评出一个新中国，但愿不要重蹈苏联媒体的覆辙，批评的是弊端，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中国需要批评，但中国从根本上来讲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批评出来的，所以批评希望具有建设性，具有责任感，希望他能够理解他所批评的那种现象，能真正的理解，具有一个科学理性的头脑，而且这种批评应该适度，要有底线的，不能无限上纲，无限扩大，不能够无限的片面。你说的这一件事可能对，但是如果媒体上说的只是这种事情，那什么叫做真实？媒体讲什么叫真实，它是一个具体的真实，还是一个整体的真实，这些我觉得都是中国媒体和青年一代知识分子要考虑到的问题。
我觉得当时苏联很多媒体和知识分子是好的，而且是爱国的，但他们打中的是弊端，倒下的却是他们的祖国，我觉得这个教训发人深省。
这是总结经验，俄罗斯人今天也体会到了，当然俄罗斯今天又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我相信俄罗斯人明白他们的利益在哪，应该怎样去认识自己，怎样生活得更好的。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善良的人容易被愚弄，所以特别要警惕，不能一厢情愿，要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要考虑到怎样才能真正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苏联上层精英集团自我意识很模糊
凤凰网历史：由苏共党员构成的官僚群体在苏联解体和苏共覆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的官僚阶层拥有大量特权，但他们仍然表现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房宁：官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充满了争论、讨论的问题，人们经常会说苏联有上千万的党员，苏共有那么长的历史，为什么苏联的精英阶层，包括苏共党员和干部在苏联解体时没有去改变、避免这样的命运，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我认为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就是美国的大卫·科兹教授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凤凰网历史：这本书看过。
房宁：你熟悉他的观点，他认为实际上苏联的上层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已经蜕变了，或者说通过苏联体制的一些问题，他们变成了资产者、私有者，他们通过管理苏联的财产，完成了“经理人革命”，经营权侵占了所有权，他们本来是受人民委托的，是代理人，但是代理人成了事实上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由于某种制度上的缺陷，反倒缺位。
我认为一定程度上，科兹的解释可以说明当时苏联上层精英集团的问题，由于苏联的这种体制，上层集团确实有特权化的问题，而且这个群体的自我意识也是很模糊，角色意识很模糊。
官僚集团在苏联解体时处于麻木状态
说苏联的官僚阶层开始对改革抱着怀疑，后来又积极的支持改革，我认为好像看不出来。尽管科兹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的直接感觉是苏联的精英集团其实很麻木，他们很僵化，在几十年历史中，已经听惯了套话，缺乏思考。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来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剧，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苏联的解体，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问题，以至于在这种比较麻木的状态下毫无反应。
我认为不像科兹讲的那样，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变成苏联社会实际上的主人，苏联宪政上的规定却妨碍了他们真正去占有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出现极少数的寡头，但这些寡头往往也不是原来官僚集团里的人，是各种莫名其妙的人。所以我认为苏联的官僚集团由于僵化，并没有出来阻止这场变化，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问题，在利益上出现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偶然性。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上台后，到苏联解体不过是5、6年时间，苏联在地方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包括选举（他们并不知道选举的厉害）的冲击下解体。实际上我认为苏联官僚集团是在麻木和猝不及防中，被历史甩到了一边，我不认为是由于他们的蜕变导致了这场革命，我认为他们无所作为，成了这场历史变革的旁观者，在历史上很少出现，很难理解的。我认为这个解释更接近于实际，当然我并不排除有的人是明白的，有的人已经蜕变了，变成了资产者，苏联解体对他有好处，但不能认为多数干部是这么想的。很难设想最后整个苏联最高的统治集团，出来进行政变（编者按：指由亚纳耶夫等苏联高层发动的“8·19”政变），阻止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上层已经蜕变了，他们为什么要来阻止这场变革呢，因为这场变革已经完全符合他们本人和集团的利益了，事实恰恰还不完全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苏联的精英集团被意外的冷冻了，原因是改革来的猝不及防，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不知道一旦开放选举会是什么样，连叶利钦都不知道，但是一旦选上就知道了，在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里，被选出来的人很多大的权力，尽管他没有一兵一卒，但他简直就是上帝，他都不是皇帝。
我认为这是苏联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可能不需要更深刻，更多经济社会的分析，就像1989年中共的干部都不明白，很多部委的干部居然要上街，那些部委的干部难道已经是资产阶级了，难道他们已经是经理人革命的受益者吗？不会的。由此推断，我认为就是糊涂，因为1989年中国就有这种现象，集体无意识，集体麻木，集体犯混，这是有过的，多可笑。
一个群体站在群体利益的对立面，来促进这个事，把自己往悬崖底下推。苏联的官僚集团虽然并没有把自己往悬崖上推，但在整个大楼倒下的时候，他们跑都没跑，而是麻木的站在那里。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是最大受益者
凤凰网历史：苏联解体中民族矛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各个加盟共和国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苏联最终走向解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房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认为多数人都是不明白的。除了西方以外，在苏联内部有两批人是最明白的，而且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像科兹讲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谁呢？他们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纳扎尔巴耶夫，另一个就是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时候，用那些极其漂亮的民主、自由、公开性的词藻，把苏联人民、苏联的党政干部和民众迷惑得头晕目眩，其实有两批人最清楚这个事情的结果，而他们也利用了这个形势，成为历史形势的最终驾驭者和受益者。这些人就是地方上的领导，包括叶利钦，他也算是地方领导，只不过他的地方大了点而已。苏联官僚集团中的地方首长最明白这个（苏联解体）价值的，苏联恰恰是被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搞解体的。
这些官僚发挥了很多作用，这是最大的作用，他们知道只要苏共的权威没有了，苏联中央政权的权威没有了，那么这个权威绝对不是“民主”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人一票的，不是全体人民的，权力永远不会落到普通人手里，中央不拿地方就拿，他们非常明确。20年的历史证明这些人很清醒，当时看不清，现在看得太清楚了，他们在静静的等待着苏联中央政权的瓦解，从而继承苏联部分的权力，苏联解体以后，权力没有落到别的人手里，落到他们手里了。
可以说是加盟共和国地方势力，也可以说是官僚次精英集团，他们是最明白的。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次转移，从原来的苏联中央集团精英手里，转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手里，所以俄罗斯并没有解体，哈萨克斯坦并没有解体，到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还是纳扎尔巴耶夫，他统治了20年，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有西方。
苏联解体教训：我们不能迷信改革
凤凰网历史：今天研究苏联剧变与俄罗斯转型有什么意义？苏联改革失败为后来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
房宁：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就是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让我们知道了很多：
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
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起码的，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 要循序渐进
苏联的改革最主要的是它的浪漫主义，它在不清楚原有体制是如何造成了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下，就想去改革这种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理性，改革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改革也要循序渐进，要让改革所带来的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逐渐去消除问题，而不是通过改革直接消除问题。
就像今天的中国，中国今天问题很多，能改吗？官僚主义能改吗，腐败能改吗？现在很多人提出了很多药方，但在中国没有市场，为什么？因为它的药方似乎是在消除问题，但是条件不具备，我们与其去提出很多消除病症的药方，不如去创造能够采取药方的条件。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一种条件，社会发展是一种条件，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很多改革措施是不能采取的。我觉得这都是对改革的认识。尽管原有的相对集中的体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这样的体制，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实际上强化了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然也有其他的改革），所以中国才有这20年的机遇期，20年充分发展，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谁是谁非，哪个对哪个错，现在看到的是很清楚的，事实证明苏联的道路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是错误的，中国的方向是正确，中国的改革是正确的，中国应该沿着自己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通过改革不断的进行调整和修正，但不是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