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大学王雪老师:吴敏：全球化时代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

吴敏：全球化时代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就是从部落到国家、又从国家到全球的历史。

　　16世纪后期全球海上航线的建立，为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准备了必要的交通条件；19世纪60、70年代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式迈入了全球化时代。自那时以来，日趋增多的超国界经济活动，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等多种形式，将世界各国愈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逐渐形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度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的世贸组织（WTO），就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必然要建立的权威性经济组织形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之内，在世界范围里也是适用的。它意味着，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势必要求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全球化与之相适应、相配合。

　　迄今为止，我国主流思想界一直回避乃至忌讳谈经济全球化对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式态度。纵观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全球化，一直在和经济全球化相辅相成地同步推进着，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所谓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全球化，不是指世界各国都通行同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而只意味着世界各国的文化交融、政治合作越来越频繁，作为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普世价值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规范越来越得到世界性地公认。联合国的成立及其在世界事务中不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世价值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规范的现实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50个国家于1945年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此后，联合国又相继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无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的标志性成果。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又在1997、1998年分别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的两个国际公约。这个众所共知的事实，表明中国对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持明确的顺应和认可态度。

　　《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以“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世界人权宣言》表达的普世价值及其思想理念主要是——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了签署国在保障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价值方面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成立了权威性的协调和监督机构。尽管某些国家在批准和加入“公约”时，根据本国利益或实际情况作了个别保留，但对“公约”的基本价值理念和组织原则都是赞成的、认同的。

　　现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签署、批准或加入了人权宣言的两个公约。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的全球化已成为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它不以任何政治、军事集团和权势人物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正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地开拓着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通道和美好未来。

　　有人把《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倡导的普世价值，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并予以激烈地排斥、批判和否定，动辄就气势汹汹地声称“绝不搞西方国家那一套”，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和做法。中国古代道家所幻想的“梦蝶”，儒家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墨家所呼唤的“兼爱”，就内蕴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始胚胎。更应该看到，胡锦涛2005年9月4日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他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助关系的联合声名》中又表示，要“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温家宝2007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记者问时也强调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普世价值是意识形态全球化的必然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虔诚地领悟和践行才是。

　　亨廷顿出版于1991年的《第三次浪潮》，以“通过公正、诚实和定期举行的选举”选出政府及两个具体指标[ 一是是所有候选人都可以自由竞争选票，二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投票。]来定义民主，揭示并概述了从1828年美国总统选举到1990年的“三次民主发展浪潮”。亨廷顿所分析的这个过程，大体上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的孕育及发展相吻合，是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实践表现。

　　在亨廷顿所说的从1972年到1990年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中，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从44个增加到了76个。亨廷顿曾担心此次民主浪潮之后会出现类似于前两次民主浪潮之后的反民主逆流，但世界政治的实践发展完全打消了他的忧虑。从1991年到2010年，世界上又新增加了40个民主国家[ 参见胡峻玲《世界民主在过去40年的发展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1年2月7日。]，使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总数达到116个之多。如果把像俄罗斯那样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政党竞选但一党独大、没有真正反对党的“准民主国家”也算在内，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还要多出不少。显然，在当今世界加入联合国的194个国家中，民主国家和准民主国家的数量约占70%，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当然，世界民主浪潮自1828年迄今将近200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遇到过多次曲折、挫折甚至倒退。但是，犹如“九曲十八弯”的黄河终将流向东方的大海一样，世界民主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政治规范全球化的加速度发展，强劲地推动着世界民主政治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使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从1945年的30来个猛增到了2010年的116个，半个多世纪的绝对增加数是此前一个多世纪的将近3倍。这个现象明确地向世人宣示，人类社会业已跨入了全球化大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基本特征，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物质财富成倍增长，还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全球化所推动的人权观念普遍苏醒、民主政治迅猛发展。能否全方位、立体式而不是片面性、单线条地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大趋势，是当今世界各国所有政权、政党和政治家都难以回避的一道严酷考题。对这道考题回答得是否及格，将直接决定着世界各国政权、政党及政治家的前途和命运。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能够顺应时代大潮并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做出卓绝贡献的人们，必将赢得人民和历史的尊敬！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