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兰奇：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

　　萨马兰奇

　　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

　　文/朱慧憬

　　“我现在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我要告诫每一个西班牙人，中国人是真诚和可靠的，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国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发展关系。”这是萨马兰奇去世前数月在一个重要场合对他的西班牙同胞的建议，也堪称他对中国人民最由衷的表白。萨翁生前最珍视的荣誉是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30年来，他来中国29次。

　　1980年，正值东西方冷战的最后阶段，萨马兰奇走马上任，担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奥运会的政治危机迫使他必须急切推行体育无国界的概念，他需要东方的大国——中国以及诸多的非洲国家的支持，而当时日益开放的中国重回世界的怀抱也需要来自西方世界友情的帮助，于是萨翁与中国相伴成长。正如李承鹏评价：“把中国体育推向世界，让世界接受中国体育，是这个西班牙老头毕生的工作。他最大的发明是，把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等中国绝对优势项目缔造成奥运常设金牌，让中国兵团成为金牌大国。这是一个国际友人伟大的创举，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善举。”

　　1982年，萨马兰奇来到中国，想落实中国是否会放下当时微妙的中美关系问题，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给萨翁吃了定心丸。作为对中国支持的回报，萨马兰奇许诺，他将为中国获得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亲自颁奖——那个运动员就是许海峰。1988年，汉城奥运会，朝鲜明确表示抵制，萨翁对中国的参加态度依旧没底，而当时的中国再一次地支持了萨翁。萨翁当时表态：“看到奥运会真正起到了帮助中国走向世界，并将在未来世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作用，我觉得中国是我在奥林匹克运动生涯中的最大成就。”

　　说到萨马兰奇与中国的友情，不得不提到萨马兰奇的忘年交：邓亚萍。萨马兰奇自己是从一个冰球运动员而转变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在邓亚萍这个中国女孩的身上，也许他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他鼓励邓亚萍学英语，去欧洲进修读书，为她规划了与自己也许有相同之处的职业道路。邓亚萍退役后，在萨马兰奇推荐下，成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由此成为第一位进入国际奥委会的中国运动员。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邓亚萍作为申办形象大使，奔忙于世界各地。有次，萨翁知道同机的邓亚萍是要去拜见卢森堡大公，就悄悄地帮她做了安排。毕竟，能帮助中国做一点申奥的事情，是萨马兰奇老人的最大欣慰。然而对中国的偏爱，并没有让萨翁失去客观、公允。据说，中国第一次申奥，输给了悉尼，萨翁也是表示默认的。而当中国做好最完美的准备去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萨马兰奇也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支持态度。

　　萨马兰奇曾表示说，“中国是一头熟睡的雄狮，现在正在醒来”，2008年，当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人们发现这句话已经被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多次拿来形容如今的中国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西班牙《先锋报》刊登了萨马兰奇撰写的《我为什么爱中国，尊重中国》的文章，解答了大家对萨马兰奇中国情结的疑惑。萨翁在文章中表示：“中国人民是一个拥有超强记忆力的民族，他们懂得珍惜患难之交，不会忘记患难时期与自己站在一边的人。正因为如此，在北京奥运会上，我才能享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我的爱，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情感。”

　　功夫

　　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文/山鸡哥

　　中国武术与中医、京剧、书法并称中华民族“四大国粹”。但在封建社会“侠以武犯禁”的皇朝定义下，武术从来就不是社会主流。生于2561年前、创下中国封建社会主体思想儒家的孔子，会武术而没传下武艺，传下的是《论语》。

　　生于1940年的李小龙，擅长恰恰舞而没传下舞艺，传下的是截拳道和功夫电影。在李小龙之前，中国武术是南拳北腿；在李小龙之后，外国人字典和心目中的中国武术，就是“功夫”(kung fu)。

　　老外想象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是一种误解，这个误解如同有人误解印度人都是骑着大象上班。功夫误解的生成，与李小龙有关。他被称为“发扬中国武术最有成效的人”。这个只拍过四部半电影的美籍华人，学咏春而融西洋拳术，自创技击术和“狼嚎”的表演，对功夫、对武术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像其他艺术一样，从根本上说，武术是一种理智的自我认识，一拳一脚不仅打倒的是你面前的对手，同时也打掉你的自私心理，打掉你的恐惧感，打掉你所有的心理障碍。因为你一旦懂得了这个道理，你就使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其实中国功夫不是一种武术，而是一片汪洋大海。上世纪80年代官方统计到129种武术门派，其中单是少林派功夫，就有内功、外功、硬功、轻功、气功等(未包括器械部分)；而少林派外功中，单是少林拳术部分就有36种……一个人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掌握超过一半的中国武术。它像古典文学一样，源于中华文明千百年来的探索和积累。

　　近代史上，义和团号称“刀枪不入”，结果在枪下“死者如风驱草”。霍元甲之后的精武体育会强壮的，只是中国人的体魄，而非国体。武术家们一拳一脚的功夫，打倒的是外国人和“东亚病夫”的牌子，树起的是爱国主义宣言。对功夫的热爱与信赖，反映了中国人的自尊自强精神；但在文明社会里，功夫经常不如谈判桌上和法庭上的嘴皮子。

　　京剧是中国武术的小舞台，功夫电影是中国武术的大舞台；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黄易们，续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们之后，给了中国武术一片瑰丽、奇幻、充满侠义又腥风血雨的江湖。在此，武林高手必是侠之大者，心怀阴谋诡计的人纵然功夫再高也终会被打败，恃强凌弱必遭鄙视。

　　现实中，功夫有什么用？它能健身，能磨练意志，能防身打架，能观赏娱乐，能以武会友。功夫，是冷兵器时代的传奇。在当代，功夫仍活跃于中国电影、电视、游戏、书籍中，并继续成为特种教育(武术学校)、特色娱乐(武术大赛和武术表演)和特殊技能(格斗、防卫、保护重要人物)的一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淡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都市化日常生活。今天，全世界超过1亿的太极拳练习者与其说是在练中国功夫，不如说是在体会中国哲学；西方观众仍迷恋以中国武术格斗为元素的功夫电影，其实是迷恋东方的身体语言和暴力美学。

　　在中国，违背了侠义精神的功夫，如同无爱之性，不被推崇。在中国，功夫早已超越技击术的范畴，而承载了与世相争的意义：功夫让人强大；中国人是打不倒的；中国人不能输在外国人手里；国家兴亡，功夫有责。

　　所以，功夫电影总能赢得以正义和爱国主义为底色的喝彩。所以，“黄飞鸿”拍了系列，《叶问》之后又出了《叶问2》，据说还想出《叶问3》。

　　唐人街

　　它是文化象征，却不是人生去向

　　文/胡尧熙

　　唐人街、华埠或中国城，即便称谓不同，但背后都是黄色面孔和中国情怀。100年前，唐人街寓意着中国人在异乡的守望相助和同舟共济，100年后，唐人街是全球华人在海外的文化纽带和寻根之地。唐人街一直完整封存着中国本土文化和东方式的精神内涵，同时记录着华人在世界各地的拼搏求存之旅。一个唐人街可能是异域世界的文化孤岛，而上千个唐人街则映射出世界看中国的另一扇窗口。

　　时至今日，唐人街最好卖的纪念品仍旧是李小龙的海报。在旧金山唐人街，普通海报的售价是4美元，用檀木相框装裱起来的要卖到7美元。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扮演的唐人街子弟形象在华语电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角色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泰国华工郑潮安的故事在位于旧金山的海外华人历史博物馆中也有档案记载，他面对不公愤然抗争的事迹在李小龙的戏剧化演绎之后成为华人世界奋发图强力争上游的佐证。

　　除去李小龙，月饼模子和各类“文革”纪念品以及仿真古董也是唐人街上卖得最好的商品，在国内难得一见的老物件在唐人街反倒琳琅满目，世界性产品越来越多地打上“Made in China”的印记，但唐人街上的中国式物件却大多是当地人生产，“Made in USA”或者“Made in Canada”。唐人街本身是全球化的一种象征，但在全球化时代，要找和当下格格不入的地方，除了人迹罕至的地区，就是人声鼎沸的唐人街。这种矛盾从唐人街诞生之初便一直存在，漂洋过海的华人在异域生活，自发地形成聚居区，在生活交困和文化隔膜中日渐自成一体，在地域上和当地相邻，却在文化上相隔。粤语是唐人街的通用语言，很多路名也是广式的，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企立街”，在纽约唐人街有“坚尼街”和“摆也街”，它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式的场景和生活氛围，但也证明了老一代华人无法融入异乡，他们辗转半个地球，却从来没有真正过上美式生活。

　　建于1850年的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最大的唐人街，街道从最初的三条扩展至现在的近百条，国内能够买到的所有生活必需品这里都一应俱全，一家人参专卖店甚至还进口新鲜的郫县豆瓣酱。但对于很多华人而言，这里也只是一个市场或者观光点，而非生活的社区。新成长起来的海外华人都把生活的方向定位湾区，新一代留学生则把落脚点瞄准硅谷，他们和老一代海外华人迥然不同，有能力也有机会融入当地社会，唐人街固然是文化象征和思乡情结，却不是人生去向。

　　海外华人有新旧之分，就连唐人街也有新老之别。旧金山的新唐人街距离老唐人街路途遥远，建筑风格也大相径庭，老唐人街上的民国式建筑在新唐人街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美式平房，这里的中餐并不比老唐人街更地道，但因为餐馆装潢更现代，环境更整洁，可以年年入选旧金山市政府评选的“50最佳中餐去处”。老唐人街是第一代海外华工在100多年前建成，而后来的台湾移民在20多年前兴建了新唐人街，虽然被美国人称作唐人街，但中国味道已经不甚浓厚，书店里不再摆卖中文刊物，转而出售《美国国家地理》和《名利场》，各家老板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寻找传统的中国味，老唐人街的价值当然仍旧无可比拟，哪怕它已经不再是海外华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唐人街在岁月中的流变，是这个时代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时代》周刊

　　中国会成为世界的老大吗？鹰真的能拥抱熊猫吗？

　　文/金雯

　　从1923年到2010年，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中国是一个待拯救的对象、危险的赤色分子、重要的伙伴和对手。如今，中国与《时代》共同的进步是：这个国家不再是荒诞的异类，而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的研究对象。

　　《时代》创刊的第二年，就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遥远的国家。第一个上封面的中国人是吴佩孚，此时《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离开中国已经12年了。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卢斯在中国山东的登州出生，对于童年生活过的这个国家，卢斯怀有某种复杂的乡愁。

　　第二个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是蒋介石。一个基督徒，妻子受过美国教育，在《时代》杂志或者卢斯眼中，蒋介石已经跟吴佩孚那样的军阀完全不同了。1937年，蒋氏夫妇成为“年度风云人物”。第二年1月，两人一起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1955年，蒋介石最后一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背景是红星照耀的海峡，一个士兵望着对岸的大陆，委员长眼神复杂——此时他已退守台湾岛6年。卢斯时期的《时代》杂志，对于中国的情感，被意识形态割裂着，他曾对友人说，我是在一个叫做登州的小城长大的，现在那地方已被共产党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个地方，看着它再次成为自由之乡。

　　从1976年到1997年，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两度成为年度风云人物。1976年1月19日，在周恩来去世11天后，当时中国的形势还不明朗，《时代》周刊便称邓小平为“北京的新厉害角色”，称他是直率的小个子，会把苏联大使骂得灰溜溜离席，对美国也不太客气。

　　长期以来，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多是政治人物，他们铁腕、强悍，决定着这个庞大国家的走向，而普通中国人是《时代》周刊封面上的“红色蚂蚁”。一直到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前夕，一个穿着军绿色棉大衣的中国青年，喝着可口可乐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背景是中国的长城。《时代》周刊的提问是：“中国的新面孔，里根将会看到什么？”

　　最近十多年，《时代》周刊中的中国样貌有着微妙的变化。1999年6月7日的文章《下一个冷战？》认为，美众院所谓中国“窃取”美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夸大了中国的危险性，但是竞争还是存在的。而美国该怎么办？那一期的封面上一只中国人的眼睛透过红星看过来。让人感到隐隐不安。2000年，《时代》周刊发问：“中国会成为世界的老大吗？”2005年6月20日，又以“小世界，大赌注”探讨中美的亲密关系，是会变好还是会更坏，我们能给彼此的发展腾出地方来吗？鹰真的能拥抱熊猫吗？

　　李宇春、章子怡、韩寒这样的中国新一代受到《时代》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细微之处被展现。《时代》到位地解释2009年的关键词“被”，它的来源以及反映的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

　　关于新中国60周年国庆的报道《繁荣之路》则充满了溢美之词，“军事硬实力和正步走将会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世界没有被吓坏的话。一个不可见的现实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老大正在带领全球从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接着，又有Bill Power在《时代》周刊亚洲版上撰文，美国可以从中国学习的5件事。让中国人讨论了好几天。

　　中国不再是个荒诞的异类，但依然是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的研究对象。某种程度上，《时代》周刊对中国的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多。中国人有时会沉醉于别人的注视而不可自拔，相对而言，那个观察者似乎更理性。

　　汇丰银行

　　世界的本土银行，一百四十六年不离不弃

　　文/陈旧

　　没有任何一家国际银行在中国的命运，堪比汇丰，如此跌宕起伏而又不舍不弃。汇丰银行，全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英文全称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草创时，它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教员与先行者；战乱时，它是被冲击的帝国主义牺牲品；和平时，它是新新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很难说得清汇丰对于中国，中国对于汇丰那种爱恨交织、荣辱与共的伴生关系。

　　为了向从事对华贸易的英国公司提供融资和结算服务，香港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1864年在香港建立汇丰银行，1865年开始营业，同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分行，并随即在世界各地建立分行网络，但重点仍在中国及亚太区。146年来，它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从未中止，它是中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不少金融工具亦由汇丰首度引入中国，既贪恋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又时刻不忘维护宗主国的切身利益，使汇丰既成为先进经济制度的领导者，又常成为民族主义者眼中的“帝国主义”代言人。1874年，汇丰经办了中国第一笔公债，1911年后取得关、盐两税的存款权，它曾在中国发行纸币，垄断外汇市场，又领导列强银行团对华贷款，提供侵略性的政治借款和铁路、矿山等经济借款。

　　146年来，汇丰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一样跌宕起伏，经历无数艰难风波：19世纪时期，红顶商人胡雪岩曾和汇丰银行合作借钱给左宗棠作为军资，后来李鸿章得势后，胡氏被抄家，汇丰这笔巨资也遭到损失；辛亥革命后，新政府将满清政府所有债项全部取消，而汇丰亦难逃重创；二战香港沦陷，日军将汇丰香港资产全部充军；1949年上海解放后，汇丰上海银行资产又被全部没收。而汇丰银行总部原在香港，后在1943年迁至伦敦，也是为避太平洋战争所致。

　　今人也可从如今上海外滩的汇丰旧址(现为浦东发展银行)领略昔日老汇丰的风光：屹立在门前的第一对狮子已被上海历史博物馆珍藏，其后复制的另一对铜狮如今固守在汇丰香港总部门前。这座占地9338平方米、当年花费1000万两白银建造、充满着英国新古典派精神的建筑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讲究的房子”，到今天都是整个外滩最令人瞩目的建筑。

　　大陆解放后，汇丰在内地的业务不得不大为收缩，仅有上海、北京、天津和汕头四分行得以营业。1954年汕头、天津分行关闭，1955年北京分行停业，同年4月汇丰将在大陆的财产包括上海分行大厦交给政府，上海分行继续营业，留任职工租用圆明园路房屋为行址，上海分行缩小营业范围。忍辱偷生的历史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以改写，凭借与中国的深厚渊源与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汇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家取得内地银行牌照的外资银行、第一家获准在北京向内地居民和企业提供外币银行服务的外资银行、“入世”后第一家向内地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的外资银行。今天，汇丰在内地23个城市拥有99个网点，成为在内地网络规模最大的国际性银行。

　　2010年2月1日，汇丰银行母公司——汇丰控股集团行政总裁Mike Geoghegan连同汇丰控股决策层正式迁至香港，显示了汇丰控股对于新兴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如今正被热议的上海股市“国际板”热门上市候选上市公司中，汇丰是最被看好的一个。有人透露，HSBC计划成为首家在上交所上市的国际企业，向中国投资者发行50亿英镑股票，让普通中国民众也能分享汇丰的成长。

　　生于港沪，辗转英伦，回归香港，经历数次金融危机而不倒，从偏居东亚一隅的地区性银行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声誉最卓著的金融机构之一、世界的本土银行(the world's local bank)，中国一直是汇丰魂牵梦萦的出生地、财富之源与梦想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