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煤气中毒的安全知识:国退民进：奉行自由主义的仁君汉文帝(图)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仁君，他在位期间，宽容简朴、清静无为、轻徭薄赋、宽刑简政，奉行“国退民进”的自由主义政策，向民众开放资源、产业，对外实行和平主义外交，一意恢复秦末战乱后萧条的经济，奠定了西汉盛世的重要基础。

　　大萧条

　　西汉建立初期，因长期内战，经济凋敝，国力衰弱。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一个例证，天子不能具钧驷，即皇帝也拼凑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来拉车，而丞相、将军们只能坐牛车《史记》卷30《平准书》。。刘邦率军路过曲逆(今河北顺平东南)时，感叹他去过了这么多地方，只有曲逆、洛阳(今河南洛阳)才是最繁华的，而彼时曲逆也只有5000户人家(约2万多人口)而已。由此可见，经过秦末战乱，人口损失是多么巨大。汉文帝登基时，距离秦末战乱结束已经20多年，虽经汉高帝、吕后治国恢复，但经济情况仍然非常不妙。

　　汉文帝即位一年多，年轻的贾谊上疏：“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何)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书》卷24《食货志》。“四十年”为“三十年”之误。

　　贾谊逻辑严密、情辞恳切的言词打动了汉文帝，他相信，凭现在的汉朝国力，不仅不能战胜北方最危险的敌人匈奴，一旦遇上天灾，恐怕随时会发生内乱，政权就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因此汉文帝确定了他的执政理念：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藏富于民。农业是当时最重要的产业，因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当务之急。汉文帝于是下令开辟藉田(皇帝耕种的田)，亲自耕种以作天下万民的表率。过了几个月，汉文帝又下诏：“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他深知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民众都不从事农业而从事工商业(末)，那么社会生计就会有困难，所以他才率领诸位大臣亲自从事农业生产以作为天下的表率。他下令减免当年天下一半的田赋，即由汉朝的田赋标准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粮食产量的三十分之一作为田赋上交国家)。为了发展农业，他还将皇家的苑囿开放给民众耕种。

　　十年之后，晁错再次上疏强调农业与储存粮食的重要性，认为虽然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土地并没有完全开垦，山泽的资源也没有充分利用，民众仍然没有全部好好从事农业生产。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民众向边境地区提供粮食，再根据提供的粮食多少赐给民众不同的爵位，这样一来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粮食也能在丰年、荒年，粮多、粮少的地区合理调配。这一方案的实质是通过提高粮食的价格来促进农业生产。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以后果然如预期。晁错又一次提出，等到边境地区粮食足够五年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在郡县储存粮食，等到郡县的粮食足够一年消费的时候，就可以减免农民的田赋。如此一来，皇帝的德泽加于万民，民就愈加勤于农业，那么民众就会幸福富足《汉书》卷24《食货志》。。汉文帝又一次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并下令将这一年的田赋再次减半为三十税一。

　　第二年即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免除该年的天下田赋，理由是农业为国家的根本，从事农业的人与从事商业的人同样需要纳税是本末不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免除全国农业税。跟现代社会不一样，那时候农业税还是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当时除了田赋外还有人头税，即口赋、算赋，规定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出口赋20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120钱。汉文帝一度将算赋减为40钱。

　　对普通民众来说，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凡是成年男子都要去服役。徭役主要有三种：一是正卒，即正式兵役；二是戍卒，去守卫边境或者是到京师去做卫士，役期都是一年，可缴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第三种是更卒，即到各级政府服劳役，主要是治河、开渠、筑路、修城等工程，一年一次，为期一个月。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服徭役者从自己家到服役地，路途遥远，一来一回可能要长达数月。由于他们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徭役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民众的生活。另外，守卫边境的戍卒服役期仅一年，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与匈奴作战，服役期就要结束了，又要新换一批戍卒，来回实在太过折腾，效果也不好。因此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招募内地民众迁移到边境，充实边塞的防务，并将更卒改为三年一次，这些举措大幅度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并确保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福利要远远超过减免田赋。因为田赋只有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负担本来就不重，而一个家庭却有可能因为主要的劳动力奔赴远方或边境服徭役而破产。

　　小政府、大社会

　　汉文帝是一位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在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国退民进”的经济政策。汉朝的山泽即山间、沼泽、河流、湖泊、海滨等处的资源均属皇帝所有——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国有，朕即国家，汉文帝下令“弛山泽之禁”，即将这些资源开放。这意味着森林、鸟兽、鱼虾、矿藏尤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全部向私人开放，极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之配套，原本设于全国各地交通要道的收税关卡也全部被取消，通关不再用“传”(通行证)。司马迁对此评价：“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不仅如此，汉文帝还将原来由中央政府垄断的货币(铜钱)发行向私人开放。吕后制定的《盗铸钱令》规定私铸钱币者，无论主犯、从犯一律死刑，不可谓不严厉，但由于政府掌握的铜矿有限，铸造的铜钱不足，导致钱贵谷贱，不利于商品流通，资本逐利为其天性，因此，无从禁绝民间铸钱。另外，各诸侯国也有权铸造铜钱，这样只会迫使资本逃往诸侯国，更加不利于中央政府。崇尚宽仁的汉文帝，索性废除了《盗铸钱令》，这样不仅能减轻刑罚，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率，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不与民争利。一向备受汉文帝赏识的贾谊提出将铜矿收归国有，以禁绝私铸钱币，但因为这个建议违背了汉文帝开放国有资源为民所有的政治理念，被其拒绝。

　　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有两条道路，一是大政府小社会，以国有垄断的方式发展，将经济的重要部门集中于政府部门，对民众高征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收入的二次分配，掌握各项资源的政府官僚，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特权阶层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是以民间自由经济为主，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经济生产的各个部门，低征税，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汉文帝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他重视农业，开放国有资源给全体民众，废除各地税卡，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这一系列措施强有力地促进了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盛世坚实的经济基础。

　　凡事都是此消彼长，税赋减了，老百姓腰包鼓起来了，以皇帝本人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收入自然就会大幅缩水。对此，汉文帝的做法就是节俭。他在位23年期间没有为自己兴修过一处宫殿、园林，没有为自己增添过一件日常出行、起居的器物，一切政策、行为都以利民为先。有一次，汉文帝想给自己造一座露台，当得知要花费相当于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后立即放弃了。他认为自己住在先帝的宫殿里都常常觉得内心不安，怎么再能花这么多钱造露台呢？汉文帝在生活中，其节俭程度是令后世任何一个帝王都会感到汗颜的。汉文帝宠爱的慎夫人，为了节省布料，衣服剪裁成了短款，而不是像流行的那样拖在地上，甚至帏帐都没有花纹。汉文帝自己身着黑色厚缯制的衣服，穿硬生皮鞋，系剑的带子没有装饰，坐蒲草编制的席……他的一切用具都很简朴，也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人家的水平。他死后葬在霸陵，陪葬品都是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制品。

　　如果说作为个人，汉文帝在日常生活中的简朴更多只是起到了一种表率作用，那么作为一位质朴无华、宅心仁厚的政治家，在国家大政方针中他更加恪守这条原则。不大兴土木、不上马各种工程，不发动战争，竭力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全力发展经济，推行富民政策。如果说一座露台花费10户中产家庭的财产，发动一场战争花费的恐怕是10万甚至100万户中产家庭的财产，当然还有成千上万条生命。

　　无独有偶，八百多年后的唐朝初年，在位的是另一位太宗文皇帝，即庙号也为“太宗”、谥号也为“文”的李世民。他在位期间隋末唐初的战乱才刚刚结束几年，天下疲弊，户口减少大半，面临的历史处境非常类似于西汉初年。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同为英明政治家的唐太宗也采取了与汉文帝相似的政治、经济政策，重视农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由于唐初国家财力薄弱，国库空虚，鉴于隋朝在天下一统之后大兴土木，无节制地征发民力，导致天下大乱，二世而亡的沉重历史教训，唐太宗特别注意爱惜民力。并非巧合，这位唐朝的太宗文皇帝最推崇的政治家就是汉朝的太宗文皇帝，曾经特地祭奠他。唐贞观二年(628年)，因皇宫地势卑湿，大臣建议有“气疾”的唐太宗建一高阁居住，但被他拒绝，他要以汉文帝为榜样：“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