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如何选红酒:历史难知 未来不测：中国问题的“被动”解释

　　——题记

　　201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20年。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标志性和成就感的事件之一。对于中国而言，这一事件充满了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的极大风险。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如是宣告。“社会主义永不倒”，中国领导人坚强回应。事实上，历史没有终结，意识形态的斗争仍在继续，战略利益的博弈永无止期。

　　作为历史事件的苏联解体，被众多研究者不断提及、反复思量，学术与政治的“复原”终究是片段的重组——“真相”一旦成为历史，势必难知。通过历史把握未来，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把握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方法论而言，精髓在于“被动”二字。中国没有解体，这是当下的现实。苏联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属于两个逻辑方阵，如果存在交集，也是片面的。

　　从苏联解体到西亚北非动荡，这样的逻辑联系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勾连。两者之间的 “传导效应”，并不能证明西方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没有变。

　　意识形态的对立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般紧张。中国新儒家的治国方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并没有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说辞，很难让民众信服。如果真把西方作为中国的“观念敌人”，极有可能激化现有的社会矛盾。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日益融入国际化的潮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已经让这种批判显得有些苍白。

　　20年来，西方人观察中国，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惊讶万分。那些称中国为“奇迹”的西方学者，总是受到中国人民的隆重欢迎、真诚热爱。

　　西方的汉学家们采用了“被动解释”的方法，在观察和描述中虽然也会包含偏见，但不会去刻意改变既定的框架。他们也会不经意间炫耀西方模式，那种天生的优越感着实让人不爽，但不可否定其动机是基本纯洁的。

　　我说的这些西方人，多数在学术领域，政治家的“阴谋论”不在此列。但如果真要比拼战略战术，我们老祖宗的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足以击败十个美国。

　　的确，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的自信、自立、自强，是我们安享太平的根基。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带有强大的被动因素。

　　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这份难得的纪念，有些人开始主动高唱全球化的赞歌，对成本和痛苦“选择性遗忘”。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带来了巨大风险，这是一个被动的历史过程，需要冷静的解释、客观的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资金流向发生重大转移。中国的经济成就，与高速、巨额的“吸金”，宽松、灵活的“招商”关系紧密。当中国的“经济巨盘”融会了世界各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混乱失序将是全球的灾难。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体制会遭遇跨国财团的侵蚀。ＷＴＯ这个集行政、立法、司法权为一身的“超级利维坦”，对主权国家民主体制的根基构成了巨大挑战。

　　在当下中国，权贵资本虽然未在制度上定型，但其危害和影响已初具雏形。防范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危机，比防范经济自身的风险，更让人忧虑万分。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这既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渊薮。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导致种种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造成民众期待的不断落空，生发强大的社会仇怨，激起众多的集群事件和抗争行动。近期发生的乌坎事件便一个明证。

　　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好，食客的胃口已被充分调动，品味越来越挑剔。如何满足这些难伺候的“上帝”？作为服务者的商家，必须开动脑筋、放下身段，竭心尽力去讨好、解释、周旋、协商，决不能动辄怒容、铁拳相向。

　　二十世纪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全面崩溃，使得社会革命成为国家重建的必由路径。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与其成功领导由下至上的社会革命紧密相关。

　　中共的社会动员力、凝聚力与改造力，在革命时期得以形成，并在执政之后不断强化。但改革的事业、民主化的压力、社会利益关系的日趋复杂，均使执政党收缩自限，社会控制力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尚未实现民主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的犯罪控制、秩序维护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当今世界正在陷入“民主危机”。西式的“选举民主”及其政党政治，已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寒心失望。一股回归“强人政治”和“主权国家”的新左思潮正在涌动。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向左转”似乎成为不可改变的大趋势，而民主法治的意识形态纲领与刚性维稳的政法实践方略越来越难以谐和。这种矛盾，或许才是中国决策高层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被动解释中国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结论和立场。中国要实现社会的良性稳定，必须真正“与国际接轨”——不仅关注本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谐，推动国内的民主法治进程，而且还需要从全球化的视野中审时度势，有效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与施行中。

　　更为紧要的是，当今中国巨大的社会差距，让底层民众对“成功”的渴求几近偏执与疯狂。他们鲜有机会真正目睹声色犬马的豪奢，却无时不刻不在想象进入这种糜烂的生活。他们自认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者，被高速的列车在弯道抛出，流落在荒野边缘，怨恨填满心间。

　　不利的社会境遇，加之固化的社会分层，形成了社会机会的匮乏和社会态度的极化。无事可做，便制造麻烦，然后自己解决麻烦。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在当下中国的日趋猖獗，便是明证。

　　疗治中国问题的根本之策，还是重建社会的均衡机制，弥和断裂社会的失范鸿沟。2011年即将逝去，这或许是我们被动解释中国问题最好的反思结局。

　　廖奕（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