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4h 减压阀:说说社会“三权分立”——文明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与发展问题分析

               “三权分立”，这里说的并不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一是因为这是老话题说了没什么意义，三权分立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精英阶层对人和物占有贪欲加以制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性的贪婪，也就解决不了资本主义政党、政权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腐朽问题，至少从目前的世界状况来讲，资本主义还有待改造，并不像福山等在苏东解体后宣称的那样，世界文明的发展模式已经终结了；二是说这些东西对我们当前来说并不太重要，如果我们继续寻西方人的老路走，我们还要经历三百年不断的危机，还会来到今天的次债危机、金融危机和国债危机面前。三百年一轮回，美国人走了一个轮回，欧洲人走了两个轮回，我们已经走了无数个轮回了。我们有没有脱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意识形态争论的更好的理论视角、理论体系来解释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不是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分离了，民主了，人类的贪婪就解决了？精英阶层对劳动者阶层的压迫就没有了？总觉得西方政治上的民主、选举和经济上的二次分配、福利社会的建设一样，都是在绝对保证精英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劳动者阶级的一种相对补偿，达到一种相对平衡。        说到我们自己，这些年先是讲发展市场经济，近期发现市场的发展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的形态关系不协调了，故又提出社会建设的问题，过去是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现在是GDP讲过了头，照样会出现问题。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弄明白了哪些是我们需要进行建设的东西？到底应该怎样建设。在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市场需要建设，市场发展了之后社会也必须建设，市场是社会的市场，社会是市场的社会，互相依存，又互不相容。处理好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或者说是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关系，或者说是处理好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是任何民族国家在任何历史发展阶级都迈不过的坎！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存在于市场和社会之外关乎人类历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政府。        就当前世界形势看，不管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提到的大政府、小政府问题，还是近代世界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实质都是在面对社会公众利益时，政府权力对贪婪的市场加以管理和控制、政府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起多大作用的争论。因此我们可以说为了解析当前面临的局势，都离不开三个要素，即代表劳动大众阶级力量的社会、代表资本家阶级力量的市场和代表政权力量的政党、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在处理这三种关系是有不同的方式。目前各民族国家发生的问题都和这三个要素彼此关系的具体处理有关。         正常情况下，三要素的关系应该是平衡的，劳动大众是社会主体，是社会公权利的来源；市场保障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使财富发挥最大效用，以满足整体社会需求的最佳形式；政府通过调控监管保持市场的效率和社会的公平，保证文明社会整体的协调、平衡、稳定发展。         在社会发展仍然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情况下，行使公权力的政府仍是关键要素。其作用的发挥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形态和质量。        三要素有三种关系形态。其中从历史上看，政权力量和市场力量的结合，造成对社会大众的压迫是历史上最糟糕的结合形态。其结果是整体社会调节的失衡，当大众情绪爆发时便产生无法控制的社会革命。当新产生政权力量与社会大众结合时，对市场进行有力的调节管控，虽然会失去部分效率，但公平得到保证，可以为效率的更好发挥提供良好的环境。而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永远是因为需要而存在，市场永远是大众的市场，但当市场被精英控制，成为掠夺资源、剥削劳动者的工具时，经济意义上为满足大众需求而存在的市场，便成为意识形态、政治上的贪婪的垄断寡头、财阀，是社会大众的敌人。英国《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文章讲“只有市场能解资本主义之毒”，没错，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政治调节必须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调节，市场便会恣意妄为、贪欲横流，对市场本体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对社会大众生活造成根本性破坏。如何避免最坏的结合形势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项关键任务。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奥巴马的“限薪令”就是这种问题的体现。“阿拉伯之春”等当前社会问题的勃发都是这个问题。        当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劳工运动的压迫下，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福利社会，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进步，称其为后资本主义形态，或福利国家。但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根本的改变，包括奥巴马的限薪令，都唯恐损害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建设只是用利润的二次分配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是在不损害资本家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对公平的一种补偿。这种情形的保持有一个前提，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大面积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能保持其垄断利润，其额度足以既满足发达国家资本家阶级对利润的贪欲，又能对其国家社会大众要求的公平给与适当的补偿。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大众的福利只是建立在对和他们不同国度的劳动者的剥削之上，而不是他们自己以为自豪的他们的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之上。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怕损害站在人权制高点、想用他们的文明制度普度世界众生的西方大众的自尊的话，他们生活在能够终结人类发展模式的福利国家中的自豪、幸福，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落后国家民族的劳动者和他们一样的应该享有人权的话，他们的文明与发达，他们的幸福与高尚也是有限的，至少在物质上并不具备普世的可能。        当落后国家发展起来，发达国家失去其垄断利润后，西方政权就要在如何既不损害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又要满足社会大众的公平福利需求上做出选择。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不能损害，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不能受损，那是资本主义的的圣杯。剩下的就是用看得见看不见的各种手段来削减社会大众的利益。西方世界的政客们没有办法只能靠借债，结果是各种的危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债危机。目前只有美国依靠其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能够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利用军事打击、军事占领、军事联盟、军事威胁，来实现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保障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美元体系、制造各种衍生的金融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攫取世界范围的利润，既满足国内资本家阶级无限膨胀的贪欲，保持“美国之梦”给世界精英造福的诱惑，和国内社会大众福利需求，但现在看也是捉襟见肘。这是目前美国内、外问题的终结原因。美国利用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优势，实现了世界范围内“最糟糕的结合模式”——美国霸权在无限制的助长美国资本家动物性的对全世界人类的的贪婪。       这种贪婪破坏着世界的经济市场，破坏着世界各国的公众社会。不但包括阿拉伯之春范围内的各个国家，也包括出现英国伦敦的骚乱、美国华尔街占领的西方国家和美国国内。       美国有称霸世界的军事和金融霸权，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世界市场，任凭华尔街的精英们宰割！攫取全球化世界的利润，在这方面华尔街的精英们有无限的激情、产生伟大的效率。但当奥巴马发布“限薪令”，哪怕只是考虑“占领华尔街”的底层大众的公平，他们也是不允许的。更何况美国这个世界领导者应该考虑的是世界的公平呢？奥巴马不会真心的、也不会、也不可能、也没有那个力量去限制他们！所以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撤出阿富汗也好，重回亚洲也罢，这些都是术，而不是略，更不是道。终结美国历史的只能是美国自己华尔街的精英们。如果给他们利用价值评判标准体系评级打分的话，很简单，他们的动物性太强，社会性太差。          就是说西方国家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发展，由于社会调节已失去平衡，已经需要进行制度性的调整，似乎结构性调整已经不够了。西方这个发展阶段的更深层次的调整，甚至要难于阿拉伯之春范围内国家的发展调整难度。而可惜的是像前几年的福山们一样，克林顿夫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        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我们的历史最长，我们的探索也最多。我们吸收的非本民族的精华也最多。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我们延续的最长，繁衍的子孙后代人口最多。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文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讲人之初性本善，讲仁爱，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不是虚的，是从人性的根本改造上来解决人类社会形成之后人性上遗留的去之不尽的动物本能贪婪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中华大地这方寸之间是否有这么长的延续，是否有这么繁重的人口。        西方文明史保留、利用人类贪婪的本性，来促进文明发展。人类的贪婪本性是人类社会中动物本能在文明中的遗留，跟社会文明应该是不相容的。西方的宗教本来是束缚这些发展的，但新教、文艺复兴突破了这些束缚。于是有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发达的屠杀落后的。今天仍然是如此，在民族国家内精英阶层先发足了自己的薪金，管他是占领华尔街还是伦敦街头的骚乱；在世界上是军事占优势的老大先占天时地利，能转嫁的让别人来承担。在中国文明中正相反，先进文明没去屠杀别人，反倒无数次的被落后野蛮文明一次又一次的屠杀。中国人是在一次次人性和兽性的一次次残酷斗争后，又建立起繁荣的文明社会。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先生讲我们失去了知识体系，失去了话语权。连港台，日韩越这些在中华文明母体上生长起来的次文明体也鄙视中华母体。怎么讲呢？        西方这种靠动物本能驱使下的文明发展模式，是取得了了一定的成功。但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看看我们经过的诸多朝代兴衰，看看西方各国面临的问题，郑永年先生是否认为我们的知识体系应该还以西方模式来建立？       近代我们认为落后于西方，大量取其“术”，在“道”上始终不认可西方文明。孙先生推翻封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权之外加两权；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没有试行工业革命，没有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激烈对立斗争，没有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接收了共产主义学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的条件下，我们要的是解决三百年清王朝积累的社会失衡的政治手段，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解决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问题。这不只是黄炎培和毛泽东两人思考的问题，实际是中国被西方打败，而广大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考察了西方文明之后，认为西方文明模式也不足以解决中国诸多次历史周期反复、而西方文明也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思考的问题。当时的情形说明两点，第一，当时的中国精英们否定了西方文明发展模式；黄炎培提出问题，毛泽东给出的肯定的回答。包括黄炎培，他们认为找到了解决问题地方法，延安模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的历史相结合的模式。以至于毛泽东在建国后进行了大量的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保证这种模式的历史有效性和人类普世性。包括我们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莫斯科的争论。与西方的不用讲。与莫斯科的争论不止是对共产主义阵营领导权的的斗争，而更多的是对人类文明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之争。中国党人的思想是加入了数千年历史的思维，其他国家的人们是没有这种厚度的。        实际上中国人这些年一直在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有效模式，我们否定了几千年建立的封建模式，否定了西方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模式，也否定了苏联和我们自己几十年建立的早期社会主义模式，目前我们仍在探索，探索建立既能给解决我们自己几千年发展解决不了，西方几百年发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知识体系当然建立不起来！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知识，有；我们有没有自己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有。但中华文明不会认同在动物本能驱使下的文明发展模式，是我们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虽然我们被打败了，虽然我们被落后野蛮的民族一次次的屠杀，一次次又坚持了我们的发展模式和方向。虽然我们今天依然被美帝国包围和威胁，但我们仍然会坚定的按自己的路走下去，探索一条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之路。我们要求共产党人牺牲自己来换求大众的幸福，任何精英都要束缚自己，为人民服务。去除了动物本能才是人类，去除了自然法则才是人类社会。        这就是我们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知识，这就是我们到今天为止所要建立的价值评判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