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盘属于什么钢: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引 言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本文不予赘述。作为一场跨时一年，交战双方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在某一方面，而应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充分得到重视的因素作一初步探索。[1] 　　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2]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3]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4]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5]，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6]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7]，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8]，“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9]。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10]用心既狠且辣。 　　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1]，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12]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如他所说，红军“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避实击虚，蹈瑕抵隙，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不管有几远距离，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这就是他们的智谋，而‘超巅越绝，不畏险阻，耐饥忍渴，不避艰难’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13]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14]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为此，蒋明确告诉部下：“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15]应该说，蒋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承认简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1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18]，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19]。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20]，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21]。在蒋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22]，福建573座[23]。“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24]，第六路军922座[25]，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5000余公里。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四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26]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27]。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28] 　　持久消耗、碉堡战术，核心是稳中求进，这一方针蒋介石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坚决予以贯彻。“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29]，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30]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31]，“总须稳扎稳打为要”[32]。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33]；“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34]。蒋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看地图是越看越近”[35]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当然，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也不是一味保守。1934年3月，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部队准备向广昌挺进，红军窥破对方意图后，集中主力部队“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36]，以五、九军团在外围佯攻，牵制对方兵力，一、三军团大胆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在敌混乱中伺机歼敌。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完成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在红军全线攻击下，顽强固守，同时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同意陈诚主动出击计划，指示对红军要“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37]。13日，在红一、三军团深入敌后向国民党军后方部队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38]。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骤遇反击，准备不足，迅遭失利。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39]陈诚的这一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谈到，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40]在稳步推进、持久消耗总方针基础上，国民党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大胆出击，积极把握主动作战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整体战略的主动性和威胁性。 　　二、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41]。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42]。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43]。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44]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45]“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46]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第三、四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47]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对苏区形成空前压力。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48]国民党军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蒋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即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49]。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加上武器和补给优势，使国民党此次“围剿”较之前几次有了更多的资本。 　　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也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50]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有密切关系。当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67师399团团长、79师235旅474团团长、6师18旅36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6师18旅36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51]凤翔峰一役，470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52]，但仍能守住阵地。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53]。李德则注意到，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54]。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月初，红三、七军团根据福建事变的新形势，进入福建，包围沙县，威胁闽北国民党军防线。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主力迅速进军福建建宁，一部留守现地，同时“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冈进展”[55]，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56]强调在现地保持强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实际仍隐然以广昌为所部主要作战方向。同时，不赞成由龙冈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57]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58]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1月底，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基本结束，红军虽攻占沙县，已难以再掀波澜，鉴于此陈诚再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届时取建宁或广昌，均较为易”[59]。2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仍然坚持令其“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60]。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61]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当时双方进退的要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离开，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不得迟缓，实万全之策也。”[62]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63]。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而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也被迫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 　　福建方面东路军也有同样的战例。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64]。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65]。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66]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较为凶狠，但在汤部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情况下，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并未追究。东路军有关战报也明确肯定：“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67]应该说，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 　　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及作战基础的上述变化、加强，为其赢得第五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三、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68]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69]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70]，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71]，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72]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73]，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74]，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75]，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76]，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77]。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78]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79]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80]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81]。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82]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83]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84]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地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85] 　　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86]有些地方扩红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87]。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88]。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89]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90]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91]。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92]。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93]。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94]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95] 　　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但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1933年春，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陈云在1934年间谈到：“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96]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97]同时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98]，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99]。这些，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100]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101]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102]。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103]。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104]。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105]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106]。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107]的高度。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108]。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结果只“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109]，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110]，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111]。24万担粮食收集原计划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还没有完成”[112]，而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113]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事实上更难实现。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后，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逼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114]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115]的严重事件。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尤其是食盐供应异常紧张。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根据毛泽东的调查，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116]，“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117]。随着“围剿”的进行，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根据地物资供应更加匮乏，以致达到“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118]的地步，许多人长期吃不上盐。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119]。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120]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用于食用后，屡有中毒情况发生。 　　由于第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各部不轻易跃进，红军擅长的诱敌深入打歼灭战战术难以发挥，无法缴获到大批武器弹药，这使红军主要的武器来源受到限制。红军兵工厂本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与材料储存又十分有限，“兵工厂做的子弹，有三万多发是打不响的，枪修好了许多拿到前方不能打，或者一打就坏了。”[121]即使能用的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122]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年中侦察到，作为红军主力的“伪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123]。福建一些地方红军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124]当时红军的状况，正如红军将领所描述的：“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125]以如此有限的物质基础，面对对手压迫进行的正面战争，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央苏区在作战两个主要资源——人力及物质资源上遇到的困难，极大地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四、自毁长城：政治资源的破坏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126]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127]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128]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129]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 　　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反映“左”倾中央过左政策的突出例子是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前，中央苏区清查出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130]这和后来中共的基本判断：“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 [131]基本吻合，考虑到中央苏区地处山区，经济较为落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土地兼并受到一定限制，比例稍低一些也十分正常。“左”倾中央缺乏对苏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客观了解，主观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判断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32]。根据这一判断，查田运动广泛开展后，立即出现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严重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133]；“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134]；“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135]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胜利县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136]，错划面之广可见一斑。即使如此，纠偏工作仍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137]的判断下，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在查田运动的名义之下，任意没收了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店铺与商品，或是把工人当了地主打，但没一个人敢起来纠正，甚至负责的机关也听其自然不去干涉，因为大家怕这种干涉会遭到右倾机会主义头衔与同地主资本家妥协的罪名。”[138] 　　查田运动“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恶果，直接导致苏区尤其是一些边区群众大批出走。早在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逃跑问题，胜利马安石、仙霞观、河田、曲洋区“一部分劳苦群众逃往赣州”[139]。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140]。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逃跑面迅速扩大，于都“在查田运动中发生很多侵犯中农……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用来煽惑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41]。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二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142]。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143]的问题，群众逃跑现象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144]西江县“赤鹅、洛口、庄埠等地都发生了反水的事件”[145]。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成群结队整村整乡”[146]逃跑的恶劣局面，到1934年5、6月份，才有所缓和。 　　查田运动的错误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肃反中出现的问题则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经过查田运动，地主、富农人口在中央苏区已经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宗教人士、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庞大；同时，“左”倾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也缺乏必要的信任，判断：“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147]在对敌对力量夸大估计影响下，肃反工作严重扩大化。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148]。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149]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150]。查田运动及肃反斗争中对打击面的任意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共与群众间原有的良好信任关系。当时，在苏区一些地区“看到反动标语，似乎并不算一回事”[151]。边区有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敢长驱直入的到四边围绕有赤区的区政府捉人、缴枪”，而“群众对此事好象没多大关系一样”。[152]更严重的是，由于肃反扩大化错误，“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153]。 　　在反“围剿”作战不利，查田运动出现偏向，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关系出现裂痕的情况下，“左”倾中央在推销公债和扩红运动中，又不断推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忽视群众利益，进一步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由于苏区人力和物质资源有限，经过多次公债推销和扩红后，地方供应已十分艰难[154]，而“左”倾中央往往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造成各地为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万泰县冠朝区十个乡，公债销售中“摊派的七个乡”[155]。“会寻安有几个乡扩大红军成为群众的恐怖，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就纷纷上山或躲避不见。”[156]西江赤鹅区朱田乡更发生逼迫雇农购买高额公债，威胁其不交钱就是地主，“使雇农吊颈死”的恶性事件[157]。当时，这些问题绝非个别，苏维埃中央反省：“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158] 　　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的出现，除上层指导的错误外，基层组织的软化也起了催化作用。由于苏维埃政权经验不足，加上战争形势下，大批优秀干部输送红军，基层干部鱼龙混杂、素质下降。于都县“梓山区主席是犯罪罚苦工未满期跑回梓山当选为主席，段屋区委书记反过水……岭背区委组织部长是算流年十八年的算命先生，县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是开小差的。”[159]这些人“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160]。石城县反映：“县政府的一些干部发生不好的现象，如派去工作开小差回家的，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161]《红色中华》揭露：“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十六斤甲鱼，还说不够卖。”[162]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暴的工作作风，大大恶化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163]；宁化县群众公开反抗强迫扩红，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164]；粤赣省的罗田红军“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165]；洛口县“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66]。当时，群众正面支持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安远、寻乌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167]苏区中心地瑞金也出现“群众大批逃跑，甚至武装反水去充当团匪，或逃到白区去”[168]的现象。群众支持度的下降，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69]的红军展开反“围剿”作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综上所述，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中，国共双方的成败得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方面有针对性地制订战略、战术并坚决加以贯彻，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苏区物质、人力、政治资源的短缺与破坏则是中共在这场持久消耗战中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陷阱。应该说，在内外环境较为稳定、国民党已经逐渐实现对中心区控制的背景下，因着国民党政权内部冲突得以发展壮大的红军及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政权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力量在多种因素制约下形成的此消彼长局面，更加剧了中共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以开辟新的生存区域，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