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式角式截止阀: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引 言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本文不予赘述。作为一场跨时一年，交战双方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在某一方面，而应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充分得到重视的因素作一初步探索。[1] 　　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2]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3]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4]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5]，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6]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7]，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8]，“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9]。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10]用心既狠且辣。 　　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1]，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12]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如他所说，红军“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避实击虚，蹈瑕抵隙，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不管有几远距离，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这就是他们的智谋，而‘超巅越绝，不畏险阻，耐饥忍渴，不避艰难’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13]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14]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为此，蒋明确告诉部下：“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15]应该说，蒋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承认简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1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18]，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19]。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20]，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21]。在蒋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22]，福建573座[23]。“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24]，第六路军922座[25]，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5000余公里。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四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26]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27]。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28] 　　持久消耗、碉堡战术，核心是稳中求进，这一方针蒋介石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坚决予以贯彻。“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29]，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30]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31]，“总须稳扎稳打为要”[32]。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33]；“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34]。蒋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看地图是越看越近”[35]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当然，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也不是一味保守。1934年3月，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部队准备向广昌挺进，红军窥破对方意图后，集中主力部队“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36]，以五、九军团在外围佯攻，牵制对方兵力，一、三军团大胆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在敌混乱中伺机歼敌。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完成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在红军全线攻击下，顽强固守，同时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同意陈诚主动出击计划，指示对红军要“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37]。13日，在红一、三军团深入敌后向国民党军后方部队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38]。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骤遇反击，准备不足，迅遭失利。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39]陈诚的这一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谈到，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40]在稳步推进、持久消耗总方针基础上，国民党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大胆出击，积极把握主动作战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整体战略的主动性和威胁性。 　　二、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41]。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42]。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43]。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44]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45]“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46]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第三、四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47]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对苏区形成空前压力。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48]国民党军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蒋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即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49]。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加上武器和补给优势，使国民党此次“围剿”较之前几次有了更多的资本。 　　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也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50]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有密切关系。当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67师399团团长、79师235旅474团团长、6师18旅36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6师18旅36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51]凤翔峰一役，470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52]，但仍能守住阵地。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53]。李德则注意到，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54]。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月初，红三、七军团根据福建事变的新形势，进入福建，包围沙县，威胁闽北国民党军防线。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主力迅速进军福建建宁，一部留守现地，同时“第三十六军速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冈进展”[55]，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56]强调在现地保持强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实际仍隐然以广昌为所部主要作战方向。同时，不赞成由龙冈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57]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58]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1月底，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基本结束，红军虽攻占沙县，已难以再掀波澜，鉴于此陈诚再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届时取建宁或广昌，均较为易”[59]。2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仍然坚持令其“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60]。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61]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当时双方进退的要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离开，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不得迟缓，实万全之策也。”[62]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63]。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而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也被迫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 　　福建方面东路军也有同样的战例。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64]。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65]。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66]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较为凶狠，但在汤部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情况下，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并未追究。东路军有关战报也明确肯定：“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67]应该说，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