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有哪些机电市场:中日关系距“不惑”甚远

中日关系距“不惑”甚远   

2011-12-27 11:38:51|  分类： 默认分类 |字号 订阅

文|蔡成平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404

12月25日，圣诞之际，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启程访华。温家宝总理在会见时表示：“您这次访问的意义不同寻常。”之所以这么评价，显然与野田佳彦是第一位任内访华的民主党首相，且中日即将迎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有关。

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有分析认为中日关系将进入“不惑期”，但细加追究便知，这恐怕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而已。所谓“不惑”是指“遇事明辨不疑”，进一步讲，“立乃守经也；不惑乃达权也”，只有“遇事可以行权，无可，无不可”才能称得上是“不惑”。显然，中日关系距离“不惑”还相去甚远，恐怕连基本的“立”都尚未实现。

在中日迎来“而立”的2002年，马立诚、时殷弘等学者曾力倡“对日新思维”，但很快便被视为是“汉奸言论”，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十年弹指一挥间，在这十年内，中国出现领导层交替、日本政权实现更迭、中日GDP历史性逆转、且都经历了空前的特大地震，但中日关系不管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恐怕并无实质性改变。

从1975年至今，日本内阁府每年都会随机向2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日本人进行民意问卷调查，主题即“对中国是否有亲近感”。在1980年，对华有亲近感的日本国民比例曾高达78.6%，1982年略降到72.7%，但中国仍高过美国，是日本民众最感到亲近的国家，但1989年之后迅速下跌到51.6%，2000年又下滑至48.8%，今年12月3日公布的民调显示，这一比例目前仅有26.3%，而对美国怀有亲近感的国民比例升至82%，对美国“无亲近感”和“感觉不到亲近”的民意只有15.5%。

这样的国民亲近感变迁，很好地佐证那句看似玩笑的话——“中日政府高层频频举杯以示友好，但都只是逢场作戏”，也是对中日友好40年“辉煌成就”的讽刺。正如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日本参议员高邑勉对笔者所言，“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恐怕没有比‘中日友好’出现频率更高的词汇了，但频繁地强调‘友好’本身，恰恰反证了‘并不友好’。”

英年早逝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小岛朋之曾言，“日中互不信赖的根源在于关于对方国家的正确信息没有准确地传递到本国，很多人把日中关系比作‘夫妻’，但这对‘夫妻’在相亲相爱之前，连首先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

对于不断恶化的民间感情，日方专家普遍将其根本原因解读为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国国内的人权事件、毒饺子事件、撞船事件、稀土禁运、动车事故、小悦悦事件等突发性事件，以及来日华人的炫富性消费、在日华人引发的犯罪事件等，都成为日本国民对华印象恶化的因素。而在中国方面看来，钓鱼岛主权纠纷、“篡改”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等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笔者深感，将责任全部推给对方，彼此都缺乏对自身行为的检讨和反省，恰恰是中日难以实现真正友好的原因所在。中国自1989年后对青年加强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已成为中日改善关系的障碍，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鼓舞国民士气或有必要，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升虚火、发高烧。日本著名学者猪口孝也分析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21 世纪一股强大的力量，世界上1/5 的人口都参与其中。对于中国民众和政府而言，它那强烈的声音既代表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终究要爆发的，人们不论远近都必定会受其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心口不一”，以及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也注定了难以打开对华外交良好局面。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虽为外交辞令，却道出了中日当下的全部真实。中国媒体总是片面地夸大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而忽视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日本贡献，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日本。日本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关志雄对笔者表示，“日本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后，日本人信心丧失殆尽，中国人则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信心骤增，但如果比较下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和人均电力消费量等指标，就会发现中国大致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实际上，中国未来发展将面临的诸如环保节能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传统文化发展问题等，通过日本这面镜子可以得到一定的解答，不了解日本是危险的，走近日本，可以照见自己。

原驻日大使王毅在比较中日国民性时认为，“中国人有大局观，擅长宏观思维，从官员直到退休工人、出租司机，都能谈论一番国际国内大事。但中国人没有讨论和琢磨小事情、小细节的习惯。这一点与日本人正好相反，日本人很少谈论宏观问题，他们的思想大部分都集中在把每一件具体事情做好、做精。”这种国民性上的巨大差别，以及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日这一对无法搬离彼此的邻居，除了走向真正的友好别无出路。

对中国而言，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才是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所在？早在十年前，马立诚就分析认为，“中日关系在未来历史上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和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如今看来，结果已初见端倪。中国对日外交是否成功，见仁见智，但实事求是地说，在这十年中，中国非但没能将处于摇摆状态的日本拉近，反而让其渐行渐远，日本这样的走向，对中国是否有利，是不言而喻的。

在2011年，虽然未出现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那样的外交难题，但日本先后多次逮捕中方船长、横滨市教委等通过“问题历史教科书”、日本购买美国战机且推动修改“武器输出三原则”等一系列“传统矛盾”，仍然让中日纠结不已。同时，大地震、核电危机、东京大阪的沙尘暴来袭、金正日去世等，也暴露出中日面临共同的“新型危机”，这些“新型危机”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线。

法国知名学者马太?多甘（Mattei Dogan）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曾如是描述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一体化过渡的心态，“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当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也能怀有如此心态之时，恐怕才正是中日开启新一轮“邦交正常化”之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