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民，临终有遗言（3）

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 溥仪遭遇的九个几乎改写历史的惊险时刻

　　周恩来对溥杰和嵯峨浩的婚姻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位与“溥杰君”共同生活8年，生育两女，又苦守16年的日本女性，急切地提出与丈夫团聚的要求，这合情合理，应该给予满足。他还作过调查，深知溥仪思想不通，仍用以前的老眼光看待嵯峨浩，遂决定接见爱新觉罗家族成员。总理要亲自说服溥仪，以实现溥杰和嵯峨浩的夫妻团圆。

　　周恩来会见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嵯峨浩不是敌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她当做外人，要以亲属相待，她是咱们中国的爱新觉罗家的儿媳妇嘛！由于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对于我们的社会，她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进步，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是跟溥杰生活得很和谐，这就是好事；一是彼此失望，她再回去。她如果想回日本随时可以走，来去自由嘛。溥仪先生，让我们来试试看吧，好不好？”

　　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开导和说服，大家终于在邀请嵯峨浩回国定居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和行动。溥仪也表示不再反对了。

　　“我感动！我赞成！”总理那商量的口吻深深打动了溥仪的心，使这位对“日本”二字极为敏感的前皇帝终于心悦诚服了。

　　不久之后，一封由万嘉熙执笔以家庭的名义和一封溥杰个人名义的两封家书就漂洋过海交到了嵯峨浩的手中，表示期待嵯峨浩和嫮生速速归来。

　　1961年5月17日，嵯峨浩与二女儿嫮生冲破重重阻力，取道香港来到北京。一家人终得团聚。嵯峨浩决定留在中国陪在丈夫身边，并想把二女儿嫮生也留在身边，但嫮生由于生活习惯仍想回日本去，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她最终回到了日本。

　　“造反小将”吓坏老溥仪

　　溥仪自从参加政协工作以来，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场政治运动的。因此，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溥仪还是严肃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对待。

　　但是，“红色风暴”越来越猛烈，大批革命老干部和学术上造诣极高的知识分子被揪斗、抄家、游街；许多平时常有接触、关心且帮助过他的党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批斗、被打倒。这些溥仪心目中的好人，一转眼成了这场大革命斗争的对象。显然，他思想上搞不通，溥仪内心的困惑也越来越大了。

　　随着“破四旧”出现的一连串所谓新事物，包括家庭变化、人伦关系的异常，无一不使他困惑不安，心中极度矛盾。开始时，幸好政协机关公布一条规定：文史专员们不介入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溥仪和他的同事们得以置身于狂飙之外。

　　但是，没过多久，形势急转直下，这条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规定也被冲破了。政协机关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史专员们不久就变成了斗争的“靶子”，处境发生了危机。

　　杜聿明、康泽和沈醉在政协大院内被一大帮孩子们（机关干部的家属）捉弄、围攻和侮辱，往身上扔黄泥团、吐唾沫；继而廖耀湘的夫人张瀛毓、王耀武的夫人吴伯伦被“红卫兵小将”们当做“国民党将军太太”而遭围攻、辱骂；接着，杜聿明、宋希濂、董益三等人被抄家，造反派无理取闹，竟连董益三的妻子宋伯兰的退职金和全部积蓄也被抄走……

　　恩爱夫妻：溥仪与李淑贤群众造反组织贴出告示规定：政协委员一级(原薪200元)降薪百分之五十，文史专员一级(原薪100元)降薪百分之三十。并要求文史专员们停止集体活动，回家“学习”。溥仪的工作权利被强行剥夺，心中感到十分难受。对溥仪来说，工作的权利是经历10年改造才赢得的，是国家总理亲自安排的，竟被强行剥夺，他愕然了。

　　终于，溥仪家的大门也关不住了，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小将”们一批又一批地闯了进来，宣告是来“破四旧”的，他们在院子里上下左右搜寻“四旧”对象，于是下达了一道命令：“溥仪！上房去把那对儿石狮子打掉！”溥仪说，住房是国家财产，希望能允许给政协房产部门打个电话，“红卫兵”哪里肯依，说话时早有人把砸下来的石狮子扔到了院子里。

　　“红卫兵”来到室内，勒令溥仪送走客厅的沙发软床等“资产阶级家具”。

　　于是，溥仪打电话让政协派大汽车来，拉走客厅中的沙发、卧室中的双人软床等，并调换了必要的简单用具。

　　“红卫兵”又发现了摆放在卧室内床前茶几上的毛泽东与溥仪两人并排站立的合影，以及毛泽东与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和溥仪等“五老”的合影，显得很“气愤”，斥责溥仪说：“你是战犯，不配与伟大领袖一起照相，我们要带走相片，不许你用这个迷惑群众，往自己脸上贴金。”溥仪连连说：“我立即上交政协机关，请组织上妥善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