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社区 > 天涯论坛 > 煮酒论史

『煮酒论史』 [野史乱弹]滇军漫谈

点击：128  回复：1 作者：黄麻起义  发表日期：2011-2-8 13:45:00         李根源离滇的迷雾
　　在民初的滇军历史上，李根源离滇是一件大事。作为在昆明重九起义立下大功，军政府举足轻重的人物，驻节大理，威镇迤西。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李根源却断然离开云南，从此脱离了云南本省的军事政治活动。可这样一件大事，在各种回忆和研究文章中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就是李根源本人的回忆，也是欲说还休。咱们就此事来说道说道。
　　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是日本士官六期生。云南的六期生可不少，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张子贞、刘祖武、顾品珍、赵又新、张开儒、李鸿祥、谢汝翼、庾恩赐、黄毓成、何国钧、赵钟奇、欧阳沂、姜梅龄、李伯庚等。这里面除个别是八期生外，都是六期生。当时的日本士官毕业生回国可是炙手可热呀。在京候选时，各省都派专人延聘，旅费、安家费什么的丰厚得很，而且都许以高职。也许是云南给的条件特别优厚的缘故吧，除云南本省选派的士官生基本上全回云南外，还有好多外省同学也到云南工作。这些人有李烈钧、方声涛、沈汪度、赵康时、韩凤楼、刘存厚等。当时的昆明真正是士官生云集。他们到省的时间大概是1909年年中的这段时间。云南省方对他们确实不错，这些人的工作无非是两个去处，一个是到云南新军19镇担任中级军官，一个是到云南讲武堂和陆军小学当教官。在19镇任职的最初大多是副营级岗位上锻炼，不多久就纷纷走到正营职岗位。个别突出的如罗佩金在辛亥革命前居然做到了团长的高位。即使在讲武堂当教书匠，也大多在19镇兼职，那个风光，不是现在的教书先生能比的。论级别，大多也是营级。
　　李根源是这些军界精英中的佼佼者。他一回来，只当了很短时间的讲武堂教官，就被提拔为监督（教育长），后来更是当上了讲武堂的总办（校长）。在当时新式军事人材缺乏的情况下，在昆明也算个有份量的人物了。他在官场上走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前面。李总办在讲武堂的工作十分努力，效果也非常好。他改革课程、扩大招生，由一个二三百人短期培训性质的学校，变成八百人的颇有规模的正规军校。更为重要的是，李根源扮演了同盟会在云南的的播火者，一个清廷的云南讲武堂，根本上就成了同盟会培养军事人材的场所。讲武堂的弟子毕业后在滇军中充任下级军官。李根源虽然没有在19镇任职，但潜在势力是不可小视的。他日后能在驻粤滇军中翻云覆雨，也是讲武堂总办打下的基础。很多讲武堂毕业生对李根源非常尊敬，咱们的朱总就曾多次写文章回忆讲武堂生活，对李的评价颇高。
　　李根源在云南重九起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我个人愚见，他的功劳应该居首位，甚至超过了蔡锷。翻一下当时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蔡锷本人并不是同盟会员，他当时任37协协统，军职很高，但在之前的密谋中并没有参与，只是在唐继尧等人商议好，动员他出来领导后，他才积极参与领导。也就是说，蔡后来主滇，主要是得益于他的军职高，新政府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人来当领导。当然，蔡在起义前虽然参与度不高，但他一旦决定参加，就全身心参与进来，起义中的指挥可圈可点，绝无半点动摇情事。他在起义功劳簿上位居第二是当之无愧的。
　　我为什么认为李根源应居功第一呢？
　　首先，李根源利用讲武堂的阵地，进行了革命的思想教育，拉起了革命的基本干部队伍。讲武堂学生几乎全部有了革命要求，一些学生如杨蓁等更是参与了起义的具体谋划。起义前不久，讲武堂毕业生刚好分发到19镇部队，在士兵中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正是因为李的这些努力，才使云南的革命最彻底，没有象很多省份那样搞成夹生饭。
　　其次，李的那些日本士官六期生是起义谋划和参与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平时也是把李当作旗帜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李在具体的起义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李作为一个没有在19镇任职的讲武堂总办，在起义前夕居然抓到了73标的指挥权，并领导73标3营首先发动了起义。正是73标首先发动，然后是74标响应，讲武堂参与，蔡锷的合理指挥，起义最终胜利。
　　附：起义前的19镇系列
　　统制官：钟麟同
　　正参谋官：杨集祥
　　总参议：靳云鹏
　　
　　镇直属部队
　　马标统带田书年
　　炮标统带韩建铎（1营刘云峰、2营谢汝翼、2营庾恩赐）
　　工兵营韩凤楼
　　机枪营李凤楼
　　辎重营范毓灵
　　
　　37协统领蔡锷
　　辖73标丁锦（1营成维峻、2营刘世杰、3营李鸿祥）
　　 74标罗佩金（1营唐继尧、2营刘存厚、3营雷飙）
　　
　　38协统领曲同丰
　　辖75标罗鸿逵（驻蒙自）（1营张某代理、2营孔繁锦、3营赵瑞寿）
　　 76标涂定邦（驻大理）（1营蒋宗毅、2营孙绍骞、3营张桐）
　　
　　
　　从主官态度看，当时倾向起义者控制了炮标全部、74标全部。38协驻迤南、迤西，暂时对昆明政局起不了作用。最大的问题就在73标身上。如果73标反对起义，那事情是很不好办的。73标标统和1、2两营管带都是倾向于清廷的，只有3营的李鸿祥是李根源同学。在起义密谋者初步确定了起义时间后，李根源就潜入73标，以3营为依托，发动他那些当基层军官的学生，把情绪动员了起来。最终打响重九起义第一枪的不是革命势力强大的74标，而是事先认为可能会有问题的73标。正因为如，李根源在重九起义中的贡献不亦伟乎？至于后来的军事行动那就不必说了，进城呀，打军械局呀，李根源都起了主要作用。
　　
　　起义后，组成军政府，蔡锷因地位较高，起义中指挥也很得当，态度很坚决，被推举为都督顺理成章。论功行赏，李根源当上了军政部长和参议院长，控制了军政府的实权。如果把这些军政人物当作明星的话，李根源的星味当时是不在蔡锷之下的。据李根源自己点到为止的回忆，当时云南军事上的事情，全部是李本人说了算。蔡锷对于军事上的决策权非常有限。以后的事，就扑朔迷离了。大理腾冲一带，起义的张文光和当地的驻军闹得一蹋糊涂，李根源带着一部分省军去处理滇西的局面。是当时的滇军第2师师长。局面平定后，令人惊奇的是慨然离开了云南。直到三十年代前，他再很少踏上云南的土地，而是在外面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政学系的要角。后来在广东和驻粤滇军关系很深。是当时整个南中国一个份量很重的人物。
　　李根源为什么离滇？我绝不相信军政人物会真的在革命成功后会优游林下，归隐山林。何况他并不是脱离政治，只是离开了云南而已。据我的分析，他是和蔡锷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只是后来蔡锷成了护国元勋，和他曾经是权力上的对手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所以李的回忆是那样的欲言又止。不光李本人，旁人为文也只能云山雾罩的。任何一个当都督的人都不会容忍下面有这样一个强势的军政部长，李离昆处理滇西局面是否有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味道？
　　李根源固然因为自己是滇西人，到滇西处理人地相宜。可当时军政府里掌兵的滇西人并不止李一个。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李在滇西和省方也不是那么融洽，在张文光的处理上常和省方相抵触。到1912年年中，云南的局面已经稳定，蔡锷通过援川、征藏、援黔，已经牢牢控制了云南的局面，军队也听命于蔡。尤其是唐继尧作为蔡锷的铁杆支持者，居然在蔡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贵州的地盘，任何想和蔡较量一下的念头都是不智的。这也就不难理解李根源怏怏离滇了。
　　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生态中，新军将领当上一省都督的并不少见，但一般都是本省人。当时本省人治本省的呼声是很高的。蔡锷作为一个湖南人，在云南主政，困难很多，能不能站稳是很难说的。但蔡毕竟不是寻常人物，他虽是湘人，但省中却极少用湘人(比较重要的好象只有一个石陶钧)，尤其是李根源的那些士官同学，都被蔡委以重任，蔡收服了这些人的心。这也是蔡锷能在滇有那么高的威信的原因。
　　关于李根源在民初滇省军政部长任上的情况，引杨琼的《李印泉先生传》字里行间也许能读出一些东西：
　　战事定，于是相与议设都督。以五华山师范学校为都督府，其下立三部，为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又置参议院。军政部者，以军政时代称，实一省之政萃焉……而推先生为总长，兼长参议院。有大事，三部皆预议。……然军政部最烦，……先生察贤否，量材能，从人望，虚意延纳，任以事皆办。其后，人冗进，皆觊柄用。新旧争于廷，主客攻于下，用人者多嫌疑。先生独持议以谓：今日争省界，亡国之源。宜先去此见，乃可谋国。独患旧人不知更张，新者不习为治，今宜取旧有人学问，新进有经验者，别其操行短长用之，亦何所嫌疑。闻者皆服。是以新旧主客之辩者不起，人皆尽其用，先生力也。
　　附民初滇军援川系列：
　　援川军第一梯团梯团长谢汝翼
　　参谋长顾品珍 副官长禄国藩
　　辖步兵联队 联队长张开儒（大队长：李修家、辛丞贵、吴馨兰）
　　 骑兵联队 联队长黄毓成
　　 辎重营长徐采丞
　　 炮兵中队王璧钧
　　
　　援川军第二梯团梯团长李鸿祥
　　参谋长杨发源 副官长谢秉章
　　辖步兵联队 联队长张子贞（大队长王秉钧、马骢）
　　 炮兵联队 联队长耿金锡
　　 辎重营长肖泽周
　　 骑兵队长王振伟
　　

关注楼主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

作者：黄麻起义　回复日期：2011-02-08　13:48:59　 　　护国第一军人事变迁透视
　　研究护国第一军的文章可谓车载斗量，本文试图以该军的人事安排为线索，根据开战前和战后的变化，来透视该军的风风雨雨。
　　护国第一军的成立，是1915年12月21日，即蔡锷到滇的次日就确定下来的事情。第一军共六个支队，但并不是一下到位的。下面列出护国第一军在护国战争刚开始时的编制和干部配备情况：
　　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
　　总参谋长罗佩金 总参议石陶钧 秘书长李曰垓
　　参谋处长王兆翔 副官处长何鹏翔 军需处长陈之阶 军法处长王为五 军医处长李丕章
　　参谋：祝鸿基、周绍之、周兴权、杨森
　　直属部队：
　　炮兵团团耿金锡
　　警卫大队长贾子寿
　　宪兵大队长聂明德
　　骑兵连长吕维周
　　
　　下辖部队：
　　第一梯团梯团长刘云峰
　　参谋长张璧
　　中校参谋陈天贵（代参谋长）
　　炮兵营长周宗濂
　　第一支队邓泰中（1营李文汉、2营马鑫培）
　　第二支队杨蓁（1营田钟谷、2营林桂清）
　　
　　第二梯团梯团长赵又新
　　参谋长李伯庚
　　第三支队董鸿勋（1营唐淮源、2营张光焕）
　　第四支队何海清（1营蒋文华、2营周崇颐）
　　
　　第三梯团梯团长顾品珍
　　参谋长王秉钧
　　第五支队禄国藩（1营刘发良、2营杨福桢）
　　第六支队朱德（1营郑森、2营曹之华）
　　
　　咱们就先从蔡锷的总司令说起。蔡的任职是1915年12月21日重要人员大会上明确下来的。那个会的参与人员最低也是云南军队的团长以上人物。会上蔡主外，唐主内。蔡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则任云南都督。这本无问题。可是在蔡死后，到如今却争执了上百年。挺唐的认为唐的都督相当于护国军的总司令，下辖若干军，蔡只是麾下的第一军司令。这一方的代表人物是护国后任云南省长的周钟岳。而挺蔡的则声称蔡总和唐督是平行职务。这一方的龙头是名满天下的梁启超。由于这牵涉到谁享有护国运动首勋的巨大诱惑，到现在也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墨官司打了近百年。
　　我不大相信圣人再世。我喜欢以常人之理揣度大人。这个安排是当时国内形势和云南省内人脉妥协的结果。唐蔡二人的关系一向不错，唐得任滇督，是蔡冒着和李鸿祥、谢汝翼这两个当时云南省内掌军队实权人物翻脸的风险强力安排的。蔡在京和唐也是书信不断。蔡离京直奔云南，唐对蔡奔滇也是举双手欢迎，派弟弟唐继禹带兵亲至省界迎接，不可谓不真诚。蔡在当时要发动讨袁，除了云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唐继尧有没有可能拒蔡自己独立发动呢？云南省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袁氏鞭长莫及，辛亥革命党在军内的势力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独一无二的。以当时的形势看，中层军官，也就是团营这一级，基本上沸反盈天，和辛亥之前的情况极为相似。当政者如果强行阻挡，必然会被这股浪潮所吞没。应该说唐继尧对此认识是清楚的。因为几年前他自己就是密谋者中的一员。唐作为既得利益者，虽然一度动摇，在蔡回滇之前，唐其实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从他和杨蓁等人的谈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而且已经有实际动作。邓泰中的一团和杨蓁的七团已经在向川滇边界开拔。军火已经开始向日本洽购。为什么就非迎蔡不可呢？
　　护国反袁是一件大事。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会认为以云南一省的军力能击败北洋军，打到天安门前。护国者们打的算盘从来说是闹起来，撑下去待变。能撑住就是胜利。他们坚信坚持几个月全国一定响应。也就是说打败袁世凯靠的不是军事，主要靠的是政治。可唐缺的就是政治号召力。唐自清末日本回滇，一直就在贵州、云南两省打转转。虽然在西南是一个脚一顿地皮颤的角色，可在全国范围内还只是个青涩小男生。尤其是和政坛上翻去覆雨的国民党、进步党向少联系。蔡锷他们一来，这一切就迎刃而解。蔡背后是进步党的势力，是梁启超。一同回国的李烈钧、熊克武代表了国民党内的稳健派。（国民党激进派已另组了中华革命党）不说实力，通电上有他们的名字，影响力要比唐单独列名要大好多倍。
　　另外，云南是个穷省，要这支持这样大的军事行动，云南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外来的财政援助。在当时除了外国借款以外，主要就靠华侨捐款了。李烈钧他们在南洋侨界有很大的能量，能弄到捐款。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诱惑。事实上，据当时的人讲，李烈钧带了几十万华侨捐款到云南。李烈钧作为一个和云南军界关系并不深（只在辛亥前当过讲武堂教官、陆军小学总办）的人，能当上护国第二军总司令，除了李在民初当过江西都督，有号召力外，能部分解决财政问题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长期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问题。近代中国凡有大的政治动作，没有外国势力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而在那个时候，对中国问题最感兴趣的就是日本了。唐继尧虽然靠他的日本士官同学，和日本军界也有点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很不够的。可换了蔡锷就不同了，他在日本士官毕业时是前三名，有军界知名度，尤其是他背后的梁启超和日本的关系之深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烈钧他们和日本外务省也有联系。蔡锷秘密离京后的行程也可以说明问题，他不是直接到上海租界再转云南，而是舍近求远，先到日本，再到台湾，再转云南。难道蔡锷是吃饱撑了？显然蔡锷是在日本进行政治活动，并且很有成果。最新的资料说明，蔡锷在台湾，会见了台湾总督儿玉。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当然是个重大举动。（1924年孙中山到京也是绕道日本，同理）历史有时也会留下些蛛丝马迹，护国军购买军火的来源主要就是日本，联系人居然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板垣征四郎！
　　这是1916年3月18日发的《日本领事来滇欢迎电》：
　　滇唐都督转日本领事鉴：天祸吾国，元首谋叛。本军仗义讨贼，簿海同仇。贵国谊切唇齿，首敦目谊，感佩同深。星轺遥临，愧未躬迎。谨电布臆，藉表欢迎。并祝讲倌修睦，邦交日固，作友谊之提挚，蕲东亚之和平，无任祈祷。中华民国护国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右翼总司令戴戡、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罗佩金率全军将士同叩。巧。印。
　　一个领事到任，本是平常事，但在那个时候，以袁政府的观点看，云南就是个叛省。可日本领事还是高调到滇，这是很明显的外交支持。
　　和板垣征四郎的联系在一年多以后护法时期的书信来往中可以证明。虽然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但关系的建立应该在此之前。
　　板垣征四郎函（1917年12月13日）
　　南方之形势日见有利，将军多年来卓著勋劳。……近山县少佐来谓……游说将更为见效。又火药等事，得当局之首肯，均可谓在日内具体奉告。……祈为民国前途而自爱。板垣征四郎。
　　唐继尧复函（1918年1月7日）
　　拜启者：顷由舍弟夔庚转到大缄。承示火药能代为购运，至为感荷。大作理君不日将有滇池之游，极表欢迎。……唐继尧敬启。山县君外希代问候。
　　所以，如果是唐单独发动，云南一省的军力硬和北洋拼，必败。而加上蔡李的因素，虽然看上去力量很弱，加上政治经济因素，想失败都难。这就不难理解唐以那么高的规格迎接蔡锷了。
　　基于以上的因素，唐蔡二人的地位安排就是个大问题。
　　首先，蔡没有强宾压主的可能。虽然蔡督滇时政声不错，和唐的关系更是莫逆。但此时主客易势。“春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斯时云南军界中运坚（团营级）已是唐氏的一统天下（当然前提是唐反袁），蔡强行夺取督掾，势必在军界中引起反弹。蔡是湖南人，在当时本省人治本省高唱入云的时代，他自己督滇末期已经很困难，这也是蔡锷求去，弃滇督如弊履的原因。现在的因难就更多了。
　　在唐一边，也很困难。要说他甘心将滇督一席相让，想想就是不可能的。反袁反袁，反得自己靠了边，那还有什么反头。可不给蔡一个相当的名义，也交待不过去。毕竟蔡带来的政治好处那么多。又是老上司，安排不好，部属也看不过去。所以一主内一主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应该说，唐任滇督，蔡任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出征，就是一个当时都能接受的结果了。
　　当然，礼节上的节目该做还是照做。于是，《三让徐州》的一幕就又出现了。唐对蔡本人极为恭顺，言必称“老前辈”。要说蔡比唐也大不了几岁，蔡是士官三期，唐是六期。叫声学兄什么的也就够了，叫“老前辈”过了，过了。可戏要做足啊。下面的就和戏里的差不多，唐督坚以督掾相让，蔡公推却再三，唐督让之再三。蔡公情急之下，走避侧屋。真个是高风亮节，义薄云天。
　　主角心中有数。也许是演得太逼真的缘故，观众入戏太深。拥唐的嫡系军官生怕弄假成真，杨蓁发了丘八脾气，说谁要是夺唐督的位子，咱们不干！拥蔡的人提出护国军的总指挥机关设置为元帅府，言外之意，这个元帅府当然在云南都督府之上，元帅之位当然蔡公居之了。唐督以“元帅之名太过崇隆，当以有大勋者居之，等护国成功后再设不迟“化解于无形。
　　我们了解了这些前因后果，唐蔡地位谁高谁低的密码就接近破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当时的气氛下，能把二人分个高下吗？当时的决议就是二人平起平坐，互相行文平级形式，蔡总司令也是自云南省议会手中接印，而不是自唐督手中接印。后来唐督又兼护国第三军总司令。所谓唐督以都督之尊是护国军主帅，统辖一二三军显然是不正确的。当时为平衡各方面的势力，采取了有意识的模糊政策，虽然谁都知道这种模糊迟早是要清晰的。
　　蔡公死后，甚至是死之前的一段时间，护国运动看到了明显的胜利前景，巨大的胜利果实是那么诱人，唐督就抛弃了模糊政策，有意识地使之清晰了。只不过以蔡公的威望，生前不理会那一套。蔡公死后情况就不同了，护国一二三军真成了唐督直接统帅下的部队。唐督成为一二三军的总司令不假，不过那是在蔡死后，而不是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