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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情况是，由于进行打击的成本要小于防御的成本。这便使得两国都在发展打击能力，使得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性在下降。对核武器、反卫星武器和网络战武器进行防御不仅成本高，效果也不理想；反之，发展打击能力则非常容易，成本比较低，效果也非常好。打击能力的优势让中美这样的大国都在大力发展进攻性武器，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加重了两国所面临战略脆弱性。
中美两国如何控制它们的战略脆弱性？报告认为，应该从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中审视。两国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利益，但在很多方面也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这就注定中美关系的未来既不完全是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和谐相处。前者忽视了共同利益在相互容忍上的重要性，而后者则过于理想，忽视了主权要求维护各自利益这一原则。真正的现实可能是这两种情况的折中：合作与竞争，理解与疑虑，伙伴与对手同时存在。中美关系的这种双重性是寻求相互克制的关键：存在双重性的两国关系使得两国的相互战略克制显得非常必要；也为实现相互战略克制提供了机遇。
这份报告在谈到美国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看法时表示，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与中国保持稳定有效的关系非常重要。美国认为，应该接受中国成为大国这个现实；同时也应防止其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的定义），并保护美国的利益及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在关注两国关系时，应该更多的关注战略脆弱性；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将更加复杂，远远超过当年的美苏关系。在美国，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前者希望促进和平，而后者则希望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用奥巴马的话来讲就是，中美两国注定要成为对手。而美国人逐渐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应该在处理全球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也要警惕中国的不当行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可能在东亚引发三种潜在的问题。首先，中国可能使用武力控制台湾，或者使用武力收复台湾；其次，中国可能使用武力或用武力威胁周边国家解决领土争端；再者，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即使不存在误用，也可能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或许可能导致日本重新进行军事化，采取单边行动，甚至可能导致日本发展出核武器。
美国的利益需要东亚保持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国实力不受控制会带来不稳定，这就需要美国在该地区维持军事存在和加强与本地区盟友的安保关系。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在西太平洋交叉，两国都把该区域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而且都对彼此在该地区的活动非常警惕。美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对话与实质性合作，但这因为美国对台军售而遭到拒绝或取消。另外，合作的前景也因为中国怀疑美国意欲对其进行围堵策略而变得暗淡。在这样的情况下，潜在的竞争、对抗、误判、冲突和敌对将使得美国在开展对中国的战略克制时附加多种条件。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东亚地区的动态竞争使得相互克制非常重要；但是也难以实现。
在谈到美国在军事上的态度及作为时，报告认为美军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遥远；但是，在东亚则比较例外。自冷战结束以来，冲突要比和平频繁得多。除了“9/11恐怖袭击”后在阿富汗作战以外，美国还卷入了科威特、塞黑、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美国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参与或引发的。
人们能够在历史记录中观察到美国在军力使用上的态度。首先，如果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即使在利益没有被损害的情况下，它都会选择使用武力来清除威胁。其次，美国更愿意在军事行动上展开多边合作。再者，美军战力强大，不仅让国内放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试验美国的远程打击能力。第四，美国只有在认为需要进行威慑的情况下，才会提高战略作战层级。最后，美国对自己的常规作战能力有充足的信心，这使得其淡化了核武器的军事价值。
尽管美军的优越性在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了验证，但有三种情况足以使其难以对中国在太平洋不断增强的战力做出有效回应，即美国军费削减的压力，中国反介入能力的增强以及其他需要美国介入的地区。奥巴马政府2010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安全依赖于国家经济的恢复，削减联邦预算迟早将需要军费开支的削减。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优势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越来越先进的远程雷达和武器使得靠近中国作战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中国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增加，美国在西太平洋使用水面海军力量和陆基航空力量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相比之下，解放军正在打造大规模的潜艇力量，还在寻求瘫痪美军C4ISR网络的能力。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对攻击美国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可能导致西太平洋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是，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投入的军力大体相当。美国的军费为6000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500亿美元。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军事资源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在亚太投入的份额仅占全部的20%；而相比之下，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主要关注发展反制美国军事干预台海的武器，军事理论和训练的需求。假设在上述军费水平下，中国不寻求建设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投入则和美国相差不大。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很难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其军事优势的蚕食；特别是在中美两军发生高强度的局部冲突时。
美国可能选择的对策就是打击解放军越来越依赖的卫星和计算机网络。一般来讲，美国不愿显露它的军事选择，因为这样提高对敌人的威慑效能，同时还可以加重对手的疑虑。
在谈到美国有关战略能力与脆弱性的态度与政策时，报告认为受到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大天然屏障的保护，美国曾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不脆弱的国家。但在其国力逐渐走向强大的过程中，美国逐渐变的脆弱。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前苏联核打击能力的阴影中。特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国人的脆弱感升至顶点。而2001年的“9/11事件”再次让美国人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脆弱。此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扩散、疾病传播、毒品、非法入境、国际犯罪和网络攻击都增加了美国的脆弱感。之后，报告又指出，美国需要在许多领域与中国保持相互战略克制，并提到了与之相关的战略脆弱性、政策和潜在利益。
在核武器方面，用奥巴马的话说就是，“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核武器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从而威慑他国入侵，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认为核武器唯一的作用就是威慑他国的核打击。美国在考虑与中国进行作战时，核武器的作用并不突出；因为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来说，中国的威胁不太大。美国2010年发布的《美国核立场评估》报告呼吁，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战略稳定”；这可被视为美国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相互核威慑。即美国认为在回应中国的常规入侵时，没有必要动用核武器；因为中国具有进行核报复打击的能力。《美国核立场评估》报告并不认为中国的核威慑引起了国内民众的担忧，或者政治领域的抨击。美国更担心的是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因此它一直在发展能够阻止这些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一再表示，导弹防御系统还没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过该系统当前的能力也不足以抵御中国的核打击。因此，这表明美国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但它实际上承认两国的相互核威慑降低了美国的脆弱性。
在太空问题上，美国的民众并不是太感兴趣；而美国政府则非常担心其卫星的脆弱性，因为美国对卫星的依赖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发布的《国家太空政策》报告宣布，“太空自由关涉重大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有国家干预美国对太空的使用，这将被视为敌对战略行为，将采取措施进行遏制。但是，抵御他国对威胁的打击非常困难，而要复制卫星也非常昂贵；因此，美国认为威慑是降低卫星脆弱性的重要手段。《国家太空政策》提到，“美国视自己的卫星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并将对那些攻击美国卫星的国家做出恰当的回应”。尽管美国不排除用多种手段报复中国的卫星打击，但威慑及一定的报复行为则是更为可靠的手段。报告同时也提到，美国呼吁加强自身的太空优势，并非是要阻止他国对太空的和平使用。总的来讲，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卫星，而同时又难以充分保护自己的卫星，它可能在战时把太空划为他国的禁区。不过，美国又对中国的反卫星能力感到纠结。美国认为，中国是能够对其卫星造成威胁的主要国家。但是，中国对卫星的依赖也在增加，如果中国攻击美国的卫星，美国也可以摧毁中国的卫星。甚至中国没有采取打击美国卫星的措施，美国也会这样考虑。
另外，网络也是美国非常担心的一个方面，而且它在网络方面的意图也还不清楚。奥巴马曾宣布，“美国21世纪的经济繁荣将取决于网络的安全”。曾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提到，“网络攻击可能使得对手遏制美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常规战力，而且网络攻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且追踪发起网络攻击的势力也非常困难。网络攻击可能不会带来核打击所造成的大规模伤亡，但是这同样也能瘫痪整个美国社会。”从美国的态度来看，可能既希望与他国保持网络攻击的战略克制，同时将会遏制对手的网络攻击能力。
报告的作者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美两国的相互战略克制。如果可能，也应该加强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相互克制。这样会降低不断增加的战略脆弱性，可以使美国腾出精力去处理其他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加强与中国的相互战略克制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中美之间存在不少问题：贸易逆差、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中国没有阻止伊朗及朝鲜核扩散的不满。因此，如果中国不想加强两国的相互战略克制；特别是在中国抵制这个概念的时候，美国应该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战略脆弱性是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美国还应该提出两国进行全面合作，处理这些问题的整体框架。如果中国对相互战略克制感兴趣，美国应该考虑如何控制这对威慑、军事作战需求、地区稳定与盟友安全所带来的影响。整体来看，美国并不认为中国会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接受相互战略克制。
报告在谈到中国对美国与中美关系的观念时表示，中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观念，主要取决于国内的利益和问题。许多这些问题源自中国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脆弱性。自清末以来被强国入侵，赔款割地让权的屈辱历史，使得许多中国人不断寻求更好的出路。一些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思想引入中国，寻求民族独立。中国人从近代屈辱历史中总结出“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领导人还认为，国内的软弱和无能招致了外国的干涉和入侵。对历史的认知还因地理安全环境的挑战而得到加强。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而国内有55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大多数集中在边远地区。此外，中国还一直强调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寻求两岸的最终统一。中国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陆地领土纠纷，但与一些国家仍存在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中国提倡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其领导人也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妥协。尽管它的外部安全环境从来没有这样好过，但历史、地理挑战等因素带来的问题仍让其感觉不够安全。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努力为其经济现代化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一直避免与美国敌对。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它一直在中国的许多方面起到了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考虑到两国对抗会付出较高的代价，北京一直寻求与华盛顿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许多中国精英一直认为，美国试图颠覆中国的政治体系，并一直在围堵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这些都源自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且美国政治领导人经常在一些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并时常干预中国的内政，比如会见达赖或向台湾出售武器等等。
中国则一直在试图通过一些方法与强大的美国进行交往。其中一种就是增加综合国力，来增加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抵抗能力。这就需要关注长期的经济发展，并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第二种方法就是，与当前或潜在的大国保持积极的关系，阻止美国建立围堵中国的联盟。多数中国的分析专家认为，世界多极化不可避免，中国可以通过与新兴大国和邻国搞好关系，来阻止美国组建反中联盟。第三种方法是，与美国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1996年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支持淡化两国在台湾问题的分歧，同意加强双边在一些问题上的积极合作。小布什在2000年参选时候表示，中美两国是“战略竞争者”；但“9/11”事件以后，由于小布什政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种声调就被降低了。中国试图与华盛顿建立稳定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并不成功，不过北京一直希望扩大与美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能源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一贯强调要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且从来不会表示应该加强美国的长期主导地位。第四种方法是，加深两国的经贸关系。贸易和投资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稳定的源头，因为这是使双方都获益的重要途径。结果就是两国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多面性和模糊性，既有合作又存在战略冲突与不信任。奥巴马刚上台的前两年，这些方法对中国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认为，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希望通过多极化来降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金融危机及美国陷入中东问题，让中国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而中国正在崛起。这让他们认为，做决策时无需过多考虑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行事。在此期间，中国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并在海上争端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中国对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努力制订了更强硬的政策。亚洲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中国一直否认试图主导该地区的相关指责，并强调在本地区追求双赢。不过美国在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仍然是中国在解决领土和主权纠纷及增加地区影响的最大障碍；而中国的地区目标及反介入能力的发展，也让美国对亚洲盟友的安保承诺面临着挑战。中国已经把核威慑和利用美军对太空和网络的依赖作为应对美国常规力量优势的手段，而中国在家门口所具备的常规力量优势最终会使其转变思维；使其更加关注相互战略克制，来避免两国在核武器，太空或网络等领域发生冲突。
中国如何看待武力的使用？它一直呼吁通过对话来使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进行威胁。这一外交原则与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特别是孔孟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如果问题能够用其他方法解决，中国就不会诉诸武力。过去的经验表明，中国在很多情况下都使用过武力，特别是在面对强大的敌人，自己不具优势的时候。而中国当前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美军和其他强大军队军事理论和经验的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历史经验和解放军的军事理论都表明，中国会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由于意识到了它的政治价值，而且毛泽东当时也决定摆脱他国对中国的核讹诈，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国高层一直强调，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威慑他国的核打击和核讹诈。尽管中国领导人认为，核武器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但他们从来不认为，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也会增加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美苏不同，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必要制造大量的核武器，有限的核打击力量就足以震慑敌人。在1964年成功进行核试验之后，北京宣布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呼吁在世界范围内销毁核武器。西方的分析专家把中国的核战略称为“最小威慑”，即用少量的核弹头回应他国的核打击。从理论上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意味着，中国着重于在受到核打击之后进行核打击报复。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其领导人的思想一致（特别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当前的核力量主要由第一代和第二代核导弹组成，这包括能够进行机动发射的新型东风-31和东风-31A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和此前的东风-5A洲际弹道导弹。中国还加强了地区核威慑能力，在现有东风-3和东风-4中程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补充了东风-21中程弹道导弹。在水下核力量方面，中国的“夏”级潜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从来没有具备实战部署的能力。目前，中国又建造了两艘“晋”级战略核潜艇，并可能最终部署五艘该型潜艇。它将装备“巨浪-2”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报告认为，中美两国的核武器现代化竞争可能会使中国的陆基和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增加到美国的同等水平。不过，中国的核武器规模仍然偏小；尽管其在制造威力更大更先进核武器方面的制约越来越小。但是，中国的核武器战略似乎不会有什么变化。
报告指出，中国在考虑太空时，强调其在经济、科学和军事应用等方面的重要性。2006年航天白皮书列举了中国太空活动的目标：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中国航天工业发展的原则包括：“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满足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举措；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航天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的航天思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航天理论，及美军使用卫星支持作战的影响。尽管解放军还没有发展出较为全面的空间作战理论，但它已经开始重视太空的作用；已经在讨论空间力量支持下的立体化联合作战。尽管，中国目前缺乏能够提供早期预警和跟踪弹道导弹的卫星；但解放军已经在讨论这样的活动。另外，中国也在发展一系列打击卫星的能力。除了2007年1月进行的反卫星试验，中国还在发展多种能够限制卫星功能或阻止敌人使用卫星的能力。中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呼吁利用美国对卫星的依赖，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来遏制美国的优势；不过还不清楚,中国高层是否已经接受了这种建议。
同时，中国已经认识到了互联网和计算机网络的重要性，而且网络已经渗透到了电子政务、商业和娱乐等各个方面。解放军高层和战略家们也意识到了信息技术和网络的许多军事应用，并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在这些领域的理论和运用情况。解放军提出了“赢得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目标，这一目标源自对美国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的研究，其中海湾战争对解放军的影响尤其深远。解放军的教材提到，信息战的目标是“在关键时刻切断敌人的侦察、决策和军队指挥与控制能力，同时保证自己的指挥与控制能力，从而赢得信息优势”。
报告称，中国高层不会认为相互战略克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高层低估了自己的脆弱性，及战略克制对中国稳定、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潜在价值。从长远看，中国迟早会改变这种看法。首先，解放军在追求“信息化”时也会增加对卫星和网络的依赖；而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的脆弱不对称也会逐渐缩小。解放军最终可能希望保护自己的卫星和战略网络，而接受战略克制。其次，如果当前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力量平衡继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未来十年内，解放军的战略家们可能会认为，军力的增强将会使解放军与美军发生直接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可能会考虑战略克制，从而不会让两军的对抗升级到太空和网络领域。第三，中国在军事和民用上对太空和网络领域的依赖会继续增加；这将增加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战略脆弱性，也会使得中国考虑接受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相互战略克制。
对美国来说，中美双方达成“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不仅仅是接受中国拥有威慑美国的能力这一事实；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建立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降低核武器对国际事务的重要性上取得主导地位。这样的话，两国就会在核战略稳定的条件下加强东亚及更广阔地区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要求中国加强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中美互相承诺不对彼此首先使用核武器，应该有助于国际社会的核不扩散。最后，作者认为，如果核战略克制能够有助于增强双方的国家安全；两国也应该考虑在其他比较脆弱的领域建立相互战略克制。
报告认为，中美两国都开始意识到网络战带来的严重威胁，双方各自的网络攻击能力、防御能力以及担心报复的心理都可能成为实现相互战略威慑的基础。而这有助于加强两国对网络脆弱性的了解，能够促进在网络方面相互战略克制的实现。现在看来，这可能对美国更有吸引力，因为美国在网络方面比中国要脆弱的多。但是，中国对网络的依赖也在增加，而其网络防御能力也难以强过美国；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网络领域战略克制的价值。
报告在分别对两国在三个领域的战略克制进行分析之后，又从综合的角度进行了考虑。从美国的观点看，美国明确接受中美两国存在相互战略威慑，是对中国的正式让步。尽管美国不会去尝试，也不能够阻止中国的核报复等能力；美国接受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将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处。对拥有强大核打击能力和防御能力的美国来说，它从相互核战略克制中得到的好处比中国要少。不过，相互核战略克制能够在理论上减少中国对西太平洋的影响。与核战略克制相比，中美两国在太空和网络的相互克制能够极大降低美国的脆弱性。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活动都严重依赖这两个领域，而它在这两个领域的防御能力不足以抵抗中国的攻击。由于美国拥有强大的反卫星和网络攻击能力，中国可能会考虑接受这两个领域的相互战略克制。
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美国的核打击与防御能力远远强过自己，中国会接受相互核战略克制。中国不会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谋求超过美国的核打击和防御能力；因为，这样也必然会引发美国的回应。而中国对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相互克制则不太可能接受；中国认为这两个领域是自己的不足之处，而美国的常规力量则在这两个领域具有强大的优势。因此，中国认为脆弱的美国卫星和网络是扰乱美国C4ISR系统的机会。两国能否达成更广泛的战略克制，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国家脆弱性影响的把握，以及对大局的把控能力。报告认为，如果中国不愿意达成更广泛的战略克制，美国也不应该放弃；美国应该先提出一个框架来供两国商谈，并最终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报告称，中美两国都可以进行核打击，或者通过攻击对方的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给对手造成严重伤害。双方在核武器上的脆弱性是相似的，而在太空和网络方面的脆弱性都在增加。美国难以阻止中国的核威慑，也难以在中国攻击自己卫星与计算机网络时进行有效的防御。由于难于建立有效的防御，双方在这三个领域都存在相互的战略威慑。而相互战略克制就是希望，双方通过合作降低彼此的脆弱性。战略克制需要相互威慑，但是不鼓励加强威慑，而是要双方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等行动来避免误判；这样就可以减少恐惧、敌对和不信任等负面关系。中国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战略脆弱性，因此可能会反对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相互战略克制。当然，我们的研究是从美国占优的角度进行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拒绝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战略克制就会显得比较短视。中国领导人应该意识到，美国在这两个领域有足够的报复能力。或许这样他们就会发现，尽早与美国达成相互战略克制具有更多的战略和政治价值。
报告认为，如果中美两国没有达成相互战略克制，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后果。首先，中国可能会在两国因为台湾、朝鲜等问题发生对抗的背景下，对美国的卫星和计算机网络发起大规模攻击；其目的是阻止美国对这些问题进行干涉。而美国在受到打击后必然进行报复，最终将导致两国的攻击和报复行为不断升级。即使在两国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也可能会进行扰乱性打击，主要是用于回应美国的挑衅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也可能进行类似的报复。尽管不会引发网络战，但也会给双方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缺乏相互克制及双方在这三个领域脆弱性的增加，将会侵蚀两国的安全。在受到中国不受控制的战略威胁，以及军费削减的情况下，美国很难投入更多资金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卫星防御系统和更多的备用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由于攻击的一方占优，如果美国发展战略防御，最终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失败：这将使中国加大投入发展战略进攻能力，来突破美国的防御。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脆弱性也会急剧增加。
当然，这三个进攻占优的领域也可能会出现相互战略威慑，即使在没有共同合作和制度化克制的情况下，两国也不太可能发生战略性战争。如果仅有威慑而没有合作，就可能会对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不过，两国实现相互战略克制也不能保证两国关系就不会出现摩擦。从本质上讲，相互克制是人类对自己所发明东西带来影响进行预见和管理的能力；伴随核武器出现的是人类对使用它的警告。人类要做的就是通过前所未有的公开性和创造力，来避免自己的发明引发毁灭性后果。
最后，报告还就建立相互战略克制为美国政府提了一些建议。除了建议美国主动提出相互战略克制的概念和内容框架外，作者还认为美国高层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让盟友了解战略克制的实际措施，以便它们有机会考虑和评估美国在战略脆弱性、对该地区的影响及与中国展开谈判的观点。美国必须让盟友们相信，提出相互战略克制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地区稳定，消除本地区可能出现毁灭性战争的危险。其次，美国应该尽早与中国共享其有关太空和网络脆弱性的分析；特别是和潜在对手之间的相互脆弱性。报告还建议，在战略领域做出引发敌对作战决策时，不要出现较大的政治失误。这些建议并不需要尽快实现，但在行动的时候应该确保战略克制有利于美国、地区安全和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战略克制与其说是一套明确的义务，还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高层应该明白：谨慎行事与合作处理战略脆弱性的重要性。(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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