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锆石原石:李振霞：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多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15:36:47
李振霞：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多余 作者:李振霞 1899年1月24日，中国现代哲人瞿秋白诞生于江南水乡常州。1935年，仅仅36岁的他断送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10周年的今天，这位革命家、文艺家、诗人既令我们心疼、心碎，也让我们倍感骄傲。
近年来，不时听到学界有人以瞿秋白《多余的话》“说事”的声音，论者说《多余的话》相较瞿秋白其他作品，“好像是一个‘黑洞’”，《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又有扼腕叹息者曰：瞿秋白“何必写《多余的话》？”
在纪念瞿秋白的清白一生时，笔者深感有为这位先人正名的必要。我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部珍贵的宝典。
瞿秋白如果“只是慷慨赴难而不再言语，也许他早已被历史疏远。但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且言辞间充满了理性的光辉”。我想，正是这种理性的光辉，为他的生命画上了耀眼的句号，唱出了前无古人的绝世悲歌。
【他临死前“改换”了共产主义信念？】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似乎心灰意冷，丢弃信念，不再想未来了。可是，他的心灵深处果真如此吗？他曾说：“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特别声明，一旦有了共产主义信念，就不能改变：“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有谁能够证明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改换”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呢？当时，在共产党人中，保留而不“改换”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很不简单了。要知道，那是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发动五次残酷围剿之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白区组织惨遭破坏，所剩者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白色恐怖笼罩天空。况且，瞿秋白还在证明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这岂不是在告诉国人，要理性地对待这种信念，相信它，实现它——这是多好的启示啊。
也正是内心的这种亮点在闪闪发光，才有了狱中写成并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确信：“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难怪，有的读者说“我的心弦反复揣摩附录在书末的《多余的话》，感触之余，总想痛哭几声”。
【他曾经怀疑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个过程。然而，如果把他写的这个真实过程解读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那就不能不说这种“解读”太缺少对事实的尊重了。
不错，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确实谈到他对现实问题观察与研究太少，使他“雾里看花”。但“多余的话”中没有一句怪罪马克思主义指导不灵的话：“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这本来是在说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的天生弱点，不熟悉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解决现实社会中提出的问题有困难。但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了——哪里谈得上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别忘了，正是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郑重地声明：“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50周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纪念大会，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历史的评价、公正的评价。
【他“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一个党，如果只有理想、信念和主义，而没有“领军人物”，是没有办法领导群众走向胜利的。
然而，究竟?-成为这种人物，不是由你、我、他个人说了算的，要由历史来说话。我们颇为熟悉的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这里的时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多种合力造成的大趋势。但历史推出杰出人物是很复杂的，有时自己想做的事做不到，而不想做的事偏偏要你去做。这就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力，在哲学上称为“历史的合力”，任何人难以违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没有看清或不愿意承认这种“时势”或客观大趋势的力量，而总感到接受任务或被安排领导职务时，勉强、被动、不情愿、无奈、与自己的文学爱好有反差，并且还似乎在检查自己对党“不忠”。他说：“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还说：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武汉时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这里，瞿秋白将历史的选择错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了。
一位著名学者曾这样谈论瞿秋白：“就他自己而言，每一次重大抉择都流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这使我们想到古今中外由被动人格，所酿造成的种种悲剧……-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这种描绘使笔者十分诧异。听听在那个年代了解瞿秋白的战友们的回忆吧。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杨尚昆指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之后，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瞿秋白不是“性格软弱”，也不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相反，他是一位临危受命、挽救时局、推动时代前进、意志与性格十分坚强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应该永载史册。
【党内斗争的警示】
为着党内生活的健康，瞿秋白对当时党内的过火斗争、不讲团结以及自己蒙冤受屈致使情绪消沉等，委婉地表述了看法——这正是《多余的话》为了党的健康发展留下的警示。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珍奇的“无价之宝”。
当人们反复思索《多余的话》时，在那饱含忧思、隐忍难发的文字背后能够看到，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处于领导地位时期，党员受尽委屈、打击、折磨甚至被断送生命等许多人不愿正视的残酷事实。
就瞿秋白本人的?-历来说，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似乎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但实际并非如此。他曾被推上党内斗争的风口浪尖，1929年就开始挨整了。《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米夫的扶植下，逐步确立了王明集团对全党的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后，王明对早就怀恨在心的瞿秋白进一步打击。瞿秋白已经写了检讨信，但王明还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写声明。1931年1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和残酷打击，让瞿秋白十分厌倦。
王明等人硬加予瞿秋白的所谓“调和路线错误”，一直到延安整风后才得以正式平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7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说明，在瞿秋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调和路线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尖锐批评王明等人：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内心深处也认为党内生活不能“只用铁锤主义”，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讲和气”，讲“忠恕之道”：“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瞿秋白说自己是“‘调和派’的领袖”。然而，“调和派”三个字，他是加了引号的。
历数我们的党内斗争，其“软肋”不正是一旦斗起来，就不讲团结、仁慈、缺少“‘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吗？从不考虑对方“也有几分理由”之处，动不动就是“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满天飞。
【同样的坦率：鲁迅引为“一知己”】
《多余的话》留给党的警示不仅如此，它还表明，要使党内生活健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对旧意识、旧观念、错误思想、不良行为绝不能放弃自我批评的武器。
瞿秋白诚挚地推崇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毫不留情，成了后人仿效的心底雪亮的楷模。毛泽东曾说，他喜欢鲁迅的坦率，喜欢他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难怪瞿秋白被鲁迅认作“一知己”，他们都有同样的坦率。瞿秋白也曾深刻地究其家庭根源，谈到对自己的影响：“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瞿秋白不贪婪，没有权势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他认为，党员应该正确掌握批评的武器，不能见着错误缄口不语，“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直到临终，瞿秋白仍谆谆告诫我们，要自觉磨砺自己：“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先哲的这种可贵“教训”，难道不正是鼓励后人历练自己的意识、情感、心路、脚步，稳健地走向革命与未来的闪闪发光的指路明灯吗？
有一句老话，叫“水有源，树有根”。对于一种言论，一个念头，一篇文章——如《多余的话》——离开它的背景去探索，是没有办法条分缕析得清楚的。笔者愿意同对《多余的话》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近年来，不时听到学界有人以瞿秋白《多余的话》“说事”的声音，论者说《多余的话》相较瞿秋白其他作品，“好像是一个‘黑洞’”，《多余的话》成了笼罩在“瞿秋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又有扼腕叹息者曰：瞿秋白“何必写《多余的话》？”
在纪念瞿秋白的清白一生时，笔者深感有为这位先人正名的必要。我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它是一部珍贵的宝典。
瞿秋白如果“只是慷慨赴难而不再言语，也许他早已被历史疏远。但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且言辞间充满了理性的光辉”。我想，正是这种理性的光辉，为他的生命画上了耀眼的句号，唱出了前无古人的绝世悲歌。
【他临死前“改换”了共产主义信念？】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似乎心灰意冷，丢弃信念，不再想未来了。可是，他的心灵深处果真如此吗？他曾说：“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特别声明，一旦有了共产主义信念，就不能改变：“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有谁能够证明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改换”了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呢？当时，在共产党人中，保留而不“改换”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很不简单了。要知道，那是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和发动五次残酷围剿之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白区组织惨遭破坏，所剩者随时都有杀头的危险，白色恐怖笼罩天空。况且，瞿秋白还在证明这种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这岂不是在告诉国人，要理性地对待这种信念，相信它，实现它——这是多好的启示啊。
也正是内心的这种亮点在闪闪发光，才有了狱中写成并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篇《卜算子》：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确信：“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难怪，有的读者说“我的心弦反复揣摩附录在书末的《多余的话》，感触之余，总想痛哭几声”。
【他曾经怀疑马克思主义？】
瞿秋白学习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确实有一个过程。然而，如果把他写的这个真实过程解读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那就不能不说这种“解读”太缺少对事实的尊重了。
不错，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确实谈到他对现实问题观察与研究太少，使他“雾里看花”。但“多余的话”中没有一句怪罪马克思主义指导不灵的话：“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这本来是在说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的天生弱点，不熟悉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解决现实社会中提出的问题有困难。但瞿秋白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了——哪里谈得上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危机”？别忘了，正是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郑重地声明：“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50周年，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纪念大会，对瞿秋白作出了全面的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这是历史的评价、公正的评价。
【他“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一个党，如果只有理想、信念和主义，而没有“领军人物”，是没有办法领导群众走向胜利的。
然而，究竟?-成为这种人物，不是由你、我、他个人说了算的，要由历史来说话。我们颇为熟悉的一句话“时势造英雄”，这里的时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多种合力造成的大趋势。但历史推出杰出人物是很复杂的，有时自己想做的事做不到，而不想做的事偏偏要你去做。这就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力，在哲学上称为“历史的合力”，任何人难以违抗。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没有看清或不愿意承认这种“时势”或客观大趋势的力量，而总感到接受任务或被安排领导职务时，勉强、被动、不情愿、无奈、与自己的文学爱好有反差，并且还似乎在检查自己对党“不忠”。他说：“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他还说：自己“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武汉时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这里，瞿秋白将历史的选择错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了。
一位著名学者曾这样谈论瞿秋白：“就他自己而言，每一次重大抉择都流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这使我们想到古今中外由被动人格，所酿造成的种种悲剧……-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这种描绘使笔者十分诧异。听听在那个年代了解瞿秋白的战友们的回忆吧。
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杨尚昆指出：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和党外革命人士一起，努力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广东国民政府进行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各种革命运动，开创了轰轰烈烈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的崭新局面。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主持召开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开始把革命从惨重的失败中挽救过来，实现了我党发展过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会后，秋白同志勇敢地担负起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主持中央工作，同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振兴革命，开辟革命的新时期，这个功绩是不可埋没的。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之后，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是党内最早认识和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杰出作用的领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瞿秋白不是“性格软弱”，也不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相反，他是一位临危受命、挽救时局、推动时代前进、意志与性格十分坚强的杰出人物。他的名字应该永载史册。
【党内斗争的警示】
为着党内生活的健康，瞿秋白对当时党内的过火斗争、不讲团结以及自己蒙冤受屈致使情绪消沉等，委婉地表述了看法——这正是《多余的话》为了党的健康发展留下的警示。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珍奇的“无价之宝”。
当人们反复思索《多余的话》时，在那饱含忧思、隐忍难发的文字背后能够看到，在党内机会主义者处于领导地位时期，党员受尽委屈、打击、折磨甚至被断送生命等许多人不愿正视的残酷事实。
就瞿秋白本人的?-历来说，他在党内多年担任领导职务，似乎少年得志，一帆风顺。但实际并非如此。他曾被推上党内斗争的风口浪尖，1929年就开始挨整了。《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米夫的扶植下，逐步确立了王明集团对全党的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后，王明对早就怀恨在心的瞿秋白进一步打击。瞿秋白已经写了检讨信，但王明还以中央决议的形式要瞿秋白再写声明。1931年1月，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和残酷打击，让瞿秋白十分厌倦。
王明等人硬加予瞿秋白的所谓“调和路线错误”，一直到延安整风后才得以正式平反。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7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瞿秋白：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这说明，在瞿秋白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调和路线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尖锐批评王明等人：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从《多余的话》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内心深处也认为党内生活不能“只用铁锤主义”，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睦相处，“讲和气”，讲“忠恕之道”：“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
瞿秋白说自己是“‘调和派’的领袖”。然而，“调和派”三个字，他是加了引号的。
历数我们的党内斗争，其“软肋”不正是一旦斗起来，就不讲团结、仁慈、缺少“‘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吗？从不考虑对方“也有几分理由”之处，动不动就是“错误路线”的大帽子满天飞。
【同样的坦率：鲁迅引为“一知己”】
《多余的话》留给党的警示不仅如此，它还表明，要使党内生活健康，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对旧意识、旧观念、错误思想、不良行为绝不能放弃自我批评的武器。
瞿秋白诚挚地推崇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毫不留情，成了后人仿效的心底雪亮的楷模。毛泽东曾说，他喜欢鲁迅的坦率，喜欢他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难怪瞿秋白被鲁迅认作“一知己”，他们都有同样的坦率。瞿秋白也曾深刻地究其家庭根源，谈到对自己的影响：“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瞿秋白不贪婪，没有权势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他认为，党员应该正确掌握批评的武器，不能见着错误缄口不语，“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直到临终，瞿秋白仍谆谆告诫我们，要自觉磨砺自己：“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剧。”（《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先哲的这种可贵“教训”，难道不正是鼓励后人历练自己的意识、情感、心路、脚步，稳健地走向革命与未来的闪闪发光的指路明灯吗？
有一句老话，叫“水有源，树有根”。对于一种言论，一个念头，一篇文章——如《多余的话》——离开它的背景去探索，是没有办法条分缕析得清楚的。笔者愿意同对《多余的话》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深入探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