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框架氪金:吴学云：美元殖民全攻略（上）（下）

吴学云：美元殖民全攻略（上）（下）

转载▼

                      吴学云：美元殖民全攻略（上）

    正是恐怖统治使美元成为美元刀，驱赶得欧洲美元、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把头寸留在了美国，为美国的赤字融资，形成了以汇率为武器的美元殖民战略。
　　
   一、基本要素之欧洲美元
　　
　　据说格林斯潘刚当上美联储主席，召集第一次会议，就宣布一条纪律：“先生们，在美联储的大楼里，我们可以谈论一切，只是不能谈论美元”。就是说，最核心的机密，是连掌握这个秘密的人都不能去谈论的。
　　格氏自己也真的做到了，在他退任后出版的自传里，你就看不到美元战略的一点痕迹，甚至连“霸权”、“垄断”的字样都没有出现，全部都是就事论事的美国国内货币政策和美国两党的党争，似乎美元之外的事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就事论事就会把你带到一个误区，让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就事论事还混淆了事情的因果关系和现象与本质的区别。
　　通过本书前面的叙述，大家对美元从垄断到霸权，再到美国的金融帝国以及美元殖民战略的形成脉络、理论形式以及具体的美元刀下的货币战争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和了解。
　　大道至简，大谋无形。就让我们先看看组成美元战略的这些基本要素吧。
　　
　　欧洲美元是指储蓄在美国境外的银行而不受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监管的美元。
　　由于这种境外存款、借贷业务开始于欧洲，因此称为欧洲美元。其实它与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是同样的货币，并具有同样的价值。
　　前面讲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成了世界货币，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其后美国成为重建后的欧洲的最大出口市场，同时由于美国大量的欧洲驻军的存在，大量的美元存款流向欧洲。战后欧洲美元曾一度高达800亿美元，可以买下美国所有的黄金储备。也正是欧洲美元，促使了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其国内的美元存款的限制，如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就冻结了中国存放在美国银行的资金。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为了防止它们在美国的美元存款被冻结，就把它们的美元资金转存于苏联设在巴黎和伦敦的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商业银行。
　　某些持有美元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银行、公司等为了避免它们的“账外资产”被公开暴露出来，引起外汇管理当局和税务当局的追查，也不愿公开和直接地把美元存放在美国，而是间接地存放在西欧的各家银行。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元地位日益衰落，“欧洲美元”迅速增长，存贷款活动日益发展，欧洲美元市场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之一。
　　欧洲美元供应充裕、应用灵活，存放以及借贷不受任何国家外汇管理法令的限制，可为各国政府和大企业解决巨额资金的急需，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欧洲美元由于它的流动性太强，不受约束，因而也是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的主要因素。大量的“国际游资”就是由欧洲美元而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使“欧洲美元”逐渐扩散到全世界。
　　欧洲因为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战略对手，欧洲美元环境下的欧元也是美元最直接和最有力量的挑战者，因此美国对欧洲美元的流动和增减情况十分关注。
　　目前，中国持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这样的储蓄现在遍布全球各国，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大量外汇储备，你可以叫它“亚洲美元”，也有“中国美元”的说法，但他们即使不是存在于美国境内，大部分也是存在于欧洲，因为美国和欧洲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就是金融控制权和金融垄断的标志，所以他们仍旧是欧洲美元。
　　
   二、基本要素之石油美元
　　
　　与欧洲美元同等重要的另外一种美元形式就是“石油美元”。
　　石油美元产生的背景，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的石油涨价。
　　前面讲了，石油美元要素是美元战略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通过沙特王国成功使美元与石油挂钩，石油输出国限制出口使石油价格大幅飙升20倍，美国印钞票买石油，中东等产油国收取美元，形成了美元对石油价格的垄断。接着美国利用石油涨价成功迫使欧洲日本容忍美元贬值，在21世纪初又通过操纵石油价格打击了俄罗斯，遏制了中国。
　　对石油产出国而言，大幅提高油价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就是“石油美元”。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
　　“二战”后的石油价格长期维持在l～2美元／桶，这实质上是对石油资源的明火打劫。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立就是反抗欧美等石油进口国长期的石油低价格垄断的一次成功行为，欧佩克改变了全球能源资源产出的分配格局，石油净出口国分到了更大的一块蛋糕，意味着资源价值由石油净进口国向出口国的利益转移。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油价走上了不断攀升的轨道，但世界日均石油产量并未超过20世纪70年代的水准。根据IMF的估计，全球OPEC国家，以及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俄罗斯和第三大石油输出国挪威的石油出口国的真实石油收入在2005年就接近8000亿美元，大大高于2002年的3300亿美元。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1998年至2005年，OPEC国家因油价上涨带来的额外的石油出口收益超过13000亿美元。考虑到OPEC国家的边际进口倾向仅有40％左右，本国金融系统又欠发达，再加上非OPEC产油国的石油美元盈余，国际资本市场上由此增加超过万亿美元的资金。
　　美国的战略家非常关注巨额石油美元将如何在世界经济中进行周转。专家表示，石油美元要么消费掉，要么存起来。如果石油出口国使用石油美元，那它们就会扩大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从而维持全球的需求。从目前看，石油净出口国倾向于保持比石油进口国更高的储蓄率。比如阿联酋和科威特储蓄率高达GDP的40％。
　　石油出口国将大量石油美元用于储蓄，投资全球资本市场，它们能为石油进口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提供资金，事实上等于是借钱让进口国消费高价石油。这种收入实际上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盈余（顺差）一样，是为欧美石油消费大国变相融资。由于石油收入是美元计价的，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因此，石油美元也是美元殖民的另一种形式。
　　伊朗总统内贾德就说过，“美国人拿走我们的石油，却给我们一张没用的纸”。　　
　　目前的超过1万亿美元石油美元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一支令人瞩目的巨大力量，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石油美元投放到国际市场之后，一方面充实了国际信贷力量，满足了许多国家对长、短信贷资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造成大量游资在各国之间流动，时而投资于股票，时而投资于黄金和各国货币，导致股票、黄金和外汇市场更加动荡不定。
　　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大量的石油美元就投资到南美和拉丁美洲的经济体，加剧了这些国家的金融动荡和货币危机。
　　美元关注石油美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中东国家威胁要用欧元取代美元，称为“石油欧元”的挑战。没有了黄金支撑的美元要是再没有“黑金”石油的支撑，美元的霸权地位就会岌岌可危。这是会要了美国老命的大事。
　　众所周知的是，美国要惩罚伊朗，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似乎迫在眉睫。但是，伊朗的态度非但没有软化，反而变得更为强硬。除了拒绝停止铀浓缩活动外，伊朗政府还宣布成立石油交易所，并将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的货币单位。伊朗此招这就是抓住了美国的石油美元战略的软肋，所以才肆无忌惮。
　　自从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同意后，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二者之间被画上了无形的等号，任何想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必须要有足够的美元储备。
　　如果伊朗的“石油欧元”果真在国际石油市场出现，无疑会对“一家独大”的“石油美元”构成挑战。
　　从长期趋势看，目前全球石油定价和结算中的美元垄断地位除了对美国有利，对美国以外的各国几乎都未必有利，这决定了石油出口国集团必然存在采用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货币定价和结算的基本战略。因此，除了美国，各国对石油欧元的构想也并不排斥，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石油美元也对中国影响巨大。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从石油出口国转变成了进口国，在21世纪的世界油价从1999年的10美元／桶冲高到2008年的147美元／桶的石油价格上涨中，中国经济也为石油美元支付了巨大的成本。如何降低石油美元中中国的份额将是个长期的课题。
　　由于石油美元的存在，很多海湾国家的流动资金参与到中国经济的投机项目中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泡沫。再者，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石油美元作为一笔巨额资金，对世界造成任何影响都将或多或少会影响中国。
　　有必要再次提出的是，石油美元的流动是一种美元殖民的经济现象。美国能够开动印钞机生产出大量美元，并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商品与服务，而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出口盈余换得美元支付给海湾国家等石油输出国换取石油。
　　石油输出国剩余的“石油美元”再寻找投资渠道，又因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资本市场，“石油美元”以回流方式变成美国的银行存款以及股票、国债等证券资产，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从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发展。
　　美国以其特殊的经济金融地位，维持着石油美元环流，使美国长期呈现消费膨胀、外贸逆差和大量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美国经济亦得以在这种特殊的格局中增长。
　　
   三、基本要素之美元流向
　　
　　石油美元环流与美元的流向一样，是美元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美元流向是指美元的发行和流通中的货币周转轨迹——这不是一个经济学描述，换言之，美元流向不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本书提出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让读者了解美国让美元回流到美国的战略意图。
　　如果非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美元流向，可以视为一种“美元储蓄偏好”，即美元盈余偏好美国。
　　如果对一单独国家经济体系而言，流动性就是货币的投放量的多少。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指有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投资和经济过热现象，以及通货膨胀危险。
　　一般认为，中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来自不断推升的贸易顺差，出口企业不断把收回的美元兑换给国家（中国是强制结汇），国家就得不断地向经济体系投放相应的人民币，这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关于全球的美元流动性过剩，本书第一章已经作了阐述，这是美国双赤字和过度发行美元的缘故。
　　美元流向可以理解成金融投资的去向——美国需要严密控制这个方向，达到其战略目的和利益最大化。一般国家，央行发行货币，通过商业银行放贷，投入到流通领域中实现货币的流通功能，从而实现居民对国家债务的清偿，这是一条简单的流向，研究货币流向没有现实意义。　　
　　但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的流向却对美国的利益有重大影响，也对非美元经济体的汇率波动规律具有现实意义。
　　大家现在都明白，美联储发行的美元一方面要在美国国内流通，同时还要流向全球，因为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金融投资货币和国际外汇储备货币。这样一来，美元发行多少，一方面受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限制，一方面又受国际市场的需求影响。同时，美元实际上是美国对美元持有人的债务清偿，是要向持有人支付美元同等价值的实物的。要不就成了买不到东西的“假币”了。
　　美元“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实就是美国进口了相应“价值”的实物（也可以是服务、技术等等），向美国出口的国家就有了美元；这个美元可以再向美国买本国需要的实物，如果贸易平衡，那么美元就完成了一次流通过程。如果这个国家向美国出口多而进口少，即贸易顺差，就有了贸易盈余——手里就有了多出来的美元。这个美元在本国，举例来说，在中国，是不能花的。居民或企业除非出国需要，就得把美元换回人民币。为了维持中国的货币流通量，中国央行就要多发行你换得的美元同等价值的人民币。
　　如果美国是贸易顺差，它的进口少，出口多，相应就是他国进口多，出口少，手里就没有盈余美元。但是一国还要向别的国家买别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美元荒”，美元不足。因此，如果美国一直是贸易顺差，美国之外的地方美元就会流动性不足。这样，美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贸易赤字，流向全球，变成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等。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美元发行过量和长期的贸易逆差，全世界的盈余美元都到美国买东西，还不把美国都买下来了？！而且美元发行过量，就会引起国内货币贬值和引发通货膨胀。顺差不行，逆差也不行，美元两难——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特里芬之谜”。当然，实际的经济情况和全球经济均衡比这复杂得多。
　　美国的战略家们有办法。一方面美国用美元纸币向全世界购买美国需要的资源类实物，同时美国企业用“新钱”收割他国的实物资产；一方面向全球市场投入大量的流动性，同时拉高世界原油和粮食价格，用美国的附加值极高的军火武器和文化产品等手段消耗美元——即使这样，全球“勤俭持家”的国家手里仍有大量的美元盈余。虽然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没有被挤兑成黄金的威胁，但是美国并不满足，还想“借”这些美元资本为美国融资，实现美元的回流。
　　货币被储存是备不时之需的，一国的外汇储备也是这样。这些暂时不用的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方面要预防国际游资的对本国货币汇率的投机攻击，一方面还需要有收益的。
　　如何投资呢，放眼过去，似乎只有美国的国债等金融产品比较保险。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挑起混乱和争端，制造大量的金融危机，虽然许多经济体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美国，但在格林斯潘所言的“投资偏好误差”下，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美国债券市场。
　　过去的欧洲、日本，今天的中国都不例外。
　　全球的石油美元、欧洲美元和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大都投向了美国国内市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甚至为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融资。如果这些美元没有流向美国，比如说，流向欧洲，就相当于为欧洲的经济发展融了资。　
　　也许读者会问，美国为什么要兜这么一大圈子让美元回流到美国，直接印美钞自己用不就行了？！
　　直接印钞票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东西还是那么多东西，多印钞票并不能多买东西，旧中国蒋介石的“金圆券”就是这样，结果人们得推着一三轮车的钞票买一袋米，或者像意大利的里拉一样，面值就得上万甚至上亿了。
　　经过美国发行到回流，这么一个循环，就让全世界的经济体共同分担了美元的信用膨胀，也分担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同时，过量美元也向持有美元的国家输出了通货膨胀——美元越多，就得增发同等价值的本国货币。
　　今天的美国就是靠这些美元回流，为其日益庞大的“双赤字”融资和输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多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发明”的金融衍生品和股市和房市泡沫等，因为美国必须要有这么多“金融黑洞”来吸收这些美元。当然这是后话了。
　　因此，美元是不是继续大规模地回流到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异常关心的问题。正是这些回流的美元支持了美元的信心和造就了“强势美元”。
　　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就言称“还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美国外债水平达到考验全球投资者是否愿意继续提供资金——以其贸易盈余继续为美国赤字融资的程度”。这也是美国“经济皇帝”格林斯潘时至今日仍然说的“放心，美国的经济没问题，美国仍然可以借钱！”的注解。
　　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第十五章“美元真的要崩溃吗”会有详尽描述。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一度走强的现象，就是美元流向对美元币值强弱的最好诠释。
　　有分析显示，自这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回抽资金自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底达到1470亿美元，而全球从美国撤资数量相应为865亿美元。由于美国从海外撤资回国后自救而非投资，于是美元坚挺。美国从海外撤资则造成多国楼市股市猛挫，进一步造成多国货币贬值；而各国从美国撤资造成美股下挫，撤回的资金主要用于汇率干预和收支急用。正是因为流人美国的资金比流出美国的资金多出600亿美元，美元才能相对走强。
　　反之，如果将来美国加印钞票以增加流动性，全球流入美国的资金量远远少于全球各国从美国撤回的资金量，这将成为压垮美元的主要推手。
　　前面讲过，在欧元成立前的1998年还有大量的欧洲资金流向美国，欧元顺利诞生后，对美元的汇率强劲地攀升，后来又传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官员有意向将业务结算货币部分地从美元换成欧元，于是美国于1999年发动了科索沃战争。战争后的一年里有1万亿美元的欧洲美元重新流入美国，美元走强，股市和债市大涨。除了对可能成为世界货币的竞争者打压之外，美国还对其他经济体——凡是妨碍国际资本向美国单向流动的地区和国家都进行了疯狂的打压。
　　从某种角度讲，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石油美元流入）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美元和欧洲美元流入），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实体经济和房市股市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与美国形成了争端国际资本的态势——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说美国（比如说动用了国家基金）参与了这些活动，虽然墨西哥危机的重要导火索是美国的养老基金抽逃出局和美国利率上调，但是美国完全可以利用国家投机资本的趋利性达到这一战略目的，从而改变美元流向。何况，国际游资的大本营就在美国华尔街。
　　利率的变化是改变美元流向性的重要的手段，是冠冕堂皇的“明手”；制造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是驱动美元流动的“暗手”。
　　制造他国经济泡沫，可以火上浇油，“众人拾柴火焰高”；当对美国有利时，也可以挤破泡沫，杀招就是“釜底抽薪”，外资外逃。美国对其两手的运用已经炉火纯青了。
　　毫不夸张地说，本书讨论到的所有经济乱象和政治军事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战略家控制美元流向的真实意图。剑走无形，声东击西，忽上忽下，或明或暗；逢敌亮剑，所向投靡。
　　
   四、基本要素之美元头寸
　　
　　外汇储备之所以流向美国，一方面是为了投资增值，另一方面，是因为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实际上对这么多美元的使用是没有多少主动权的，这涉及了一个专业术语叫“美元头寸”。要了解美元战略和其殖民性质，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知识。
　　美元头寸是金融系统对实际可用的美元资金调度的一个专业叫法。每个银行或者证券业都有自己的资金头寸。
　　举例来说，一个银行有100元的存款，按规定上交了银行准备金等其他费用后，按规定只能放70元的贷款，目前银行已经放出了50元贷款，而另外20元银行不能闲置在那付客户利息，那么它会将这20元存入中央银行获取利息，让央行去调度给那些缺头寸的银行。如果这时银行正好有一个客户要贷30元，那么这个银行的头寸不足就缺了10元，那么它就要向其他银行调入所缺的头寸。
　　证券资金头寸不足也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有人要从证券所取出110元，而这个证券全部可调入的资金也就100元，那么它因头寸不足只能让客户取100元，或者去其他地方调入10元付给客户以解决头寸不足的困难。　　
　　要更好地理解美元头寸，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在其《美元两难》的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例如，美国的一家公司（C1）投放一笔美元到中国的一家企业（C2），资金必然通过美国公司在美国的开户银行（BI）汇划到中国企业在中国的开户银行（B2），如果B2银行在Bl银行开立了美元账户，则B1银行可直接减少C1的存款，增加B2的存款，即由对国内公司的负债转化为对境外银行的负债；而B2银行则将相应增加其在B1的存款，并增加C2的存款，即增加了对境外银行债权和对国内企业的负债。如果B2没有在B1开立账户，则双方需要找一个都有账户关系的另外一家美国银行再进行清算。
　　无论如何，这笔投资业务表面上看钱是由美国到了中国，中国企业拥有了这笔投资款项的所有权，但实际上美元头寸仍留在美国的金融机构，那里的存款记录才是“真正账户”，而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所记录的美元存款归根结底仍属于“影子账户”。即使中国企业用美元进口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产品，其资金清算最终也要通过美国，只是体现为美国金融机构对进口国银行负债的减少而对出口国银行负债的增加。
　　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向一家美国公司出口了10万美元的产品，美国公司通过其所在银行向中国在美国的银行，比如建设银行纽约支行的中国公司的户头转入了10万美元，建设银行的中国某支行就会在该公司的户头上增加10万美元的存款；但是由于我国实现强制结售汇制，该公司户头就会增加结汇时同等价值的人民币存款——如果该公司需要从美国进口原料，就得用其人民币存款再换取外汇转给美国公司。央行收到这笔美元存款——这就是“外汇储备”，如果不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再投资到美国债券，那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增加了对中国的债务。那么这一笔交易实际上在美国金融机构手里就是数字的调整而已。美国头寸还在美国。
　　由上述例子同样可以看出，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非贸易的往来，不管是直接与美国发生往来，还是与其他国家发生往来，凡是以美元进行清算的，真实的美元头寸最终都会归并到美国的金融机构。
　　也就是说，美元用于全球支付清算并被广泛持有或储备，只是一种转账记录，实际上只是表象，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或美元资产只是“影子账户”，代表着所有权和调拨权，而美元的真实资金则保留在美国，是很难调离美国的，美国的美元账户才是“真实账户”。
　　明确这一点对我们准确看待很多金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王永利先生指出：
　　正因为存在这种特殊的机理和特殊的利益，美国并不为其对外投资和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社会突出的超前消费、负债消费，国家承担越拉越大的对外负债而担忧，相反，还由此而以自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发动机自居，常常以减少投资和控制进口来压制别的国家。由于这种状况长期存在，甚至已经让全世界的人们都习以为常了，人们似乎很少对美国不断增加的巨额外债感到担忧，这对其他国家则是难以想象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绑架”全球经济。因为掣肘了各国的存款，拿住了你手里头巨额的债券——那是你的国民的血汗钱，也是你赖以发展经济的本钱。
　　连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认，各国的外币储蓄是把一大笔钱放到政府管不到的地方。
　　
   五、基本要素之汇率
　　
　　美元头寸现象，本质上是剥夺了中国的主权信贷自主，是美元殖民的另一个表现形式。
　　汇率是美国的美元殖民战略的武器，是美元刀刀法的精髓所在。自从有了贸易，就有了各国货币（此处指法定货币，不是金银等硬通货）的实际购买力平价的问题，金融战争本质上就是各国的汇率之争。
　　大家一定清楚地记得，英镑和美元的定义在金本位体制下就是多少盎司黄金的符号的定义。英镑和美元的强势货币基础就是英镑被定义为1／4盎司黄金，美元是1／35盎司黄金。在美元取得垄断地位后，英镑通过上述定义，应该1英镑等于4.86美元。可是在与美元的博弈中，英镑高估自己的币值，虽然市场价位跌至3.5美元，英国仍维持原来的4.86美元高位，导致货币紧缩，出口竞争力下降，最终让出了世界货币的龙头老大地位。
　　美元在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承诺1美元可以兑换35美元，在1971年的尼克松政府期间，虽然由于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元实际贬值很多。为了维护世人对美元的信心，就得拿美国的黄金储备兑换美元，以维持在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价位。最终在面对欧洲美元的越来越多的黄金挤兑，美国黄金储备即将耗尽的风险，尼克松政府终于取消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在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货币协议”——《史密斯协议》中，美国让美元贬值到38美元兑1盎司黄金，后来又在各国压力下，贬值到42美元兑1盎司黄金，实际上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由1971年的125美元升至到1973年的215美元！　　
　　在美元取代黄金后与各国的汇率之争中，就构成了现代货币战争的最基本的要素。美元的货币战争史，就是汇率的攻击和阻击史。
　　由于货币的信用本质，是“对一虚构之物的广泛接受”，说白了就是信用和信心。有个伟人就说过，“信心比黄金重要”——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其实就是信心心理学。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为这是从货币的信用本质来讲的。
　　正是这种货币价值认同的差异，导致了对汇率的货币投机。这种投机是不产生实物财富的，是零和游戏，有获利就有损失。索罗斯1997年在泰国的汇率投机取得辉煌战绩，但在随后的中国香港的港币阻击战和俄罗斯的汇率投机中就铩羽而归。
　　正是因为汇率与信心有关，它反映了一国经济状况的基本面。而一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又受短长期外债、国际收支平衡及货币供应量等等因素的影响，每当汇率战争白热化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会发生，而嗅到危机前兆的外国资本就会釜底抽薪，资本外逃。
　　受冲击的国家如果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就有可能稳住本国货币币值，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否则，就只能听任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一落千丈。股市和楼市价格暴跌只是一个表象，而实际的实物资产包括公司资产和国家的公共设施及资源类资产是跨国公司和美国的战略家们眼中的肥肉——于是，你总能看到每次经济危机后的各类“投资者”拿着大把美元来收割你的实物资产。
　　正如笔者多处指出的，投机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本质，其实就是“太多的钱追逐有限的东西”，钱生钱的游戏是一个纸上财富增加的过程，不足为奇；金融危机的损失和“受害者”只是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后一棒的“惩罚”而已，任何泡沫吹大的过程中总会破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如果金融危机严重损害到实体经济，或者金融危机之后是浩浩荡荡的美元收购行为，就不得不怀疑金融危机的起因和背后隐藏的阴谋了。这也是本书前面所讲的多国货币战争的最好注解。　　
　　汇率战争一般都是发生在实力不对等的资本和国家之间。对欧洲和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美国的战略家们大多采取政治外交和贸易谈判等手段，影响其汇率政策，达到美国利益最大化。于是，布雷顿体系维系时，美国希望各国采取固定汇率，该体系解体后美国又强迫各国采取浮动汇率。
　　美国就是通过美元升值、贬值等一系列手段，让这些经济体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行动。现在这一招数又用来对付中国。表面看是采用当年猎杀日元的手段，先逼迫人民币升值，其最终目的一定是逼迫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取消外汇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
　　实际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欧美希望人民币贬值，而2005年以后日本首先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也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也就是说，1997年的人民币贬值对美国有利，而今的人民币升值对欧美日有利……
　　一般来讲，实行固定汇率的相对比较弱小的经济体比较容易成为直接货币攻击的受害者。这方面，韩国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前，韩国基本实行“官制金融”，政府直接控制银行的信贷经营。这种以政府干预为导向、以银行为基础、执行严格的资本管制的金融体系，使韩国创造了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一跃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但是，由于美国等外部力量的施压以及国内自由市场观念的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伴随全球化战略的提出，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为了履行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承诺，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
　　从1993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的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的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达到储备货币的323%。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币值严重高估，而这时这些外资已经作好了布局准备。
　　1997年年初资本开始抽逃，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1997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被迫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导致韩元暴跌。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履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的承诺，韩国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参与和对银行部门的股权投资，韩国政府在1998年宣布分两步实现外汇交易的自由化。
　　从此韩国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韩元成为美国金融帝国的从属货币。伴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元的暴跌，韩元又再一次成为牺牲品。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各国的汇率是本国认为的价值（实际购买力），本国的信心支撑它的汇率，美元的汇率则取决于别国对它的信心。
　　对美国的信心和美元的信心需要危机，各种形式的危机，包括战争。今天为维护美元地位，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危机。
　　美国也能很好地利用每次危机。比如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就成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大旗，在反恐战争的掩护下，美国加紧了赤字美元政策和对全球财富的掠夺。
　　制造混乱是为了驱赶资本，控制美元的“正确流向”。打坏别的地方的稳定，就会造成资本抽逃，避险资金自然就会往美国这个安全地方跑。
　　这也是近来人们常说的，“虽然美国没有能力使美元变得更好，但美国却仍然有能力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变得更坏”，换句话就是，“美元不是最好的，但是没有比美元更好的”。这种舍我其谁的美国霸权行为，可见一斑。
　　一言以蔽之，美元今天的强势地位，美元之所以为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和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战乱和动荡。利用和制造危机，这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吴学云：2011/12/10 16:21:0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1d64a301011npc.html

-----------------------------------------------------------------------------------------

                                吴学云：美元殖民全攻略（下）

    和第一次全球殖民运动一样，对财富欲望的利益驱动是以强欺弱的动力。既然是文明社会和文明人，取代原来强取豪夺的就是美元刀的殖民剥削。美元资本、名人理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及买办汉奸，无一不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殖民工具。

一、美国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

记得在笔者读高中的20世纪80年代，有位从当时苏联回来的校友给我们讲课，别的都忘了，但有两点至今记忆犹新：一是苏联人爱读书，说在地铁里的人，没人说话，每人都拿本书在看，一个貌似农村大妈的老太太，手里竟然捧着一本普希金的诗集；二是苏联朋友和他讲，如果中国和苏联联手，“世界就在我们的口袋里”。惊讶于苏联人文化素质之高之余，也知道苏联和中国与当时冷战下的美国，有一个“大三角”的地缘政治博弈。

20多年过去了，世界似乎还在中美俄的圈子里打转。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阴谋，通过冷战新思维的军备竞赛等经济手段，拖垮了苏联共产主义大联盟，随后更是以波兰的“休克疗法”的成功例子诱使苏联休克于美国自由主义新经济的打击之下。

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战略家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给潜在对手制造动乱，摧毁其经济成果，延缓其自主经济发展诉求，最终达到肢解他国经济，进而肢解他国版图的目的。此战略的形成，得益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武器，这是聪明的“以己之长博人之短”的战略。

连凯恩斯都同意，颠覆一个国家，最好的手段就是通过通货膨胀，进而造成其货币贬值而崩溃。

最大的物质产品供应国、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以及最强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美国印钞机印出的美元纸可以买到世界上的几乎任何东西。这就是今日的美帝国的超级霸权。

美国是不是由此就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呢？当然不能。美国还有制约和制衡力量，美国还得随时打击潜在对手。这些博弈对象，包括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众多石油输出国。

欧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今的美国本质上就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移民的后裔。欧洲大国之一的英国地缘政治的谋略就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是个岛国，孤悬于欧洲大陆板块之外，但凭借产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不断拓展海外殖民地，国力迅速上升，经过“一战”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荷兰“海上马夫”之后，一跃而为海权强国，其货币英镑成为世界流通的主要货币。

英国一直奉行大陆均衡地缘战略，始终以地缘战略利益划分敌友，或纵横捭阂、分化瓦解，或假借人手、火中取栗，积极参与介入欧洲大陆板块格局的演化进程，在很长时间里避免了欧洲大陆上出现一个绝对强势的陆权国家。

拿破仑称霸欧洲，它就出钱出枪组织反法同盟，封锁遏制法国；后德国强大，又反过来联合法国遏制德国；“一战”后德国战败，法国主张要彻底摧毁德国，它赶紧出面阻止，主张不过度削弱德国，要适可而止，留下德国以制衡法国；后来苏联上升势头迅猛，它又联合法德制衡苏联。

因而欧洲大陆板块始终处于四分五裂、力量均衡状态，大陆国家内耗不断而无暇他顾，使得英国能在外围平衡居中、分而治之，尽收渔翁之利。

“二战”后英国又加入美国阵营，至今未加入欧盟，排斥欧洲统一进程，成为美国留在欧洲的“楔子”。英国利用日益强大的美国在欧洲的影响，保持其在欧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比如与美国联手发动科索沃战争，制约欧元；跟随美国发动两次海湾战争，控制中东石油……美国也不希望看到铁板一块的欧洲大陆，与美国利益绑在一起，也符合其地缘战略利益。

“二战”之后美国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但看看今日的世界地图，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

可以预见的是，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欧洲与美国的矛盾，意识形态不重要，最重要是战略利益。

面对新近重新崛起的俄罗斯，欧洲与美国又有共同的地缘政治需求，就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军事和经济都强大的“北极熊”。通过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已逐步填补俄罗斯在东欧、中东和西亚等区域的军事真空，并将美欧之盾推向俄罗斯的家门，俄罗斯终被逼向防御的死角，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并多次表达强硬的反制立场。

得益于90年代国际油价的持续上升，坐拥全球石油储量近1／3的俄罗斯经济迅速复原。普京总统的铁腕强势，使西方的颜色革命难以施展，美国只有采取围堵和分裂的策略肢解俄罗斯联邦，瓦解其最后的防线。近年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能源战略和北约东扩的步步进逼，2008年8月终于爆发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就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独立问题的军事冲突。俄格之战牵动着美欧的神经，美俄关系迅速僵硬，趋于紧张。

表面看俄格之战属地区局部冲突，其实是俄罗斯对美国的亮剑行动，揭开了未来美苏围绕石油与资产定价权争夺的金融之战的序幕。

美俄欧三大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矛盾，集中体现在中东的石油争夺战中。

过去的不说，对于态度日益强硬的“无赖国家”伊朗，美国处在打与不打的两难中。根本上讲，美国搞掉伊朗是必由之路，届时将收抑中、遏俄、收欧之一箭三雕之效。但是，前面也讲了，美元的信心是来自于他国对美国的信心，如果这一仗打败了呢？！在战略家眼里，战败的后果远比战胜的结果更重要。

虽然美国“二战”以来发动了十余次大大小小的对外战争，但是与当时并不如今天强大的中国有关的朝鲜战争和与中苏有关的越南战争，均折戟铩羽，成为美国心中永远的痛。此后，美国的战争靶子都是“软柿子”，是务求美国必胜的表演秀。如果伊朗一战失败，真有可能是美国的“衰败”之战。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就有机会乘虚而入，撼动美国霸权地位。结合到这次的金融危机中欧洲的表现，以及中国领导人曾说“亚欧合作是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就可知此言不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法德两国意欲有为。基本思路就是拉美国下马，改变自己与美国相处的不利地位，进而改变全球的金融、贸易规则。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建立“欧美共治”，欧元可以如美元一般全球发行、全球流通，从而与美元划海而治，分得世界垄断货币超级利润一杯羹。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政要在不同场合“唱衰美元”，近期在美国要救助三大汽车公司的动议出台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强硬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出台的汽车业救助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欧盟将考虑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这次危机中针对美元霸权，还有一个新动向，就是欧洲寄希望中国出头，与中国共同挑战美元。一是中国是目前美国最大债主，二是中国深受美元之苦。关于这一点，书中多次强调，这是欧洲与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权益之计，是个阴谋。

欧洲经济长期缺乏独立性，也缺乏活力；同时受制于美国经济，承受美国经济的剥削。欧洲人要改变的规则，是使其利于欧洲，而不是利于全球。即欧洲要改变自己相对于美国的不利地位，却要保持相对于欧美以外其他各国的有利地位，顶多是以欧元取代美元——这正是欧元产生的真正原因。

取代美元以后的欧元会和美元一样，继续从全球“吸血”。这是本国利益最大化和资本的趋利性质决定的。

针对中国，延滞中国经济发展，避免东方出现一个超级大国，在这一点上，美国、欧洲和日本甚至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都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讲，美国不能容忍日本和德国的崛起，美国消灭英国霸主的地位，美国将苏联逼向垮台，美国又怎么能让华夏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呢？！

虽然“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目前，美国只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威胁，中国虽上升势头迅猛，但也只是在上升中，且国内矛盾和问题仍多，解决起来仍需经历数十年时间，美国还有更多的时间构筑和实施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强调，要认识美元殖民本质，换了欧元，也一样是同样的殖民本质，其性质不变，甚至剥削手法都不会变。欧元、日元是美元的附属货币，欧洲、日本其实就是美元殖民的帮凶。有一句话形象地说，美国是虎，欧洲是狼，日本是鬣狗。

但是，自中国走向外资依赖之路，走向以土地、资源及人力换取美元之路时，美元刀就已横在中国上空，目前只是引而未发。中国只有尽快走出自己的货币之路，发展自主信贷主权，才能在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决战中谋图大国复兴。

二、美国殖民战略

大谋无形。美国的经济殖民战略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描述清楚，也非本书30万字的小册子就能说清楚和准确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美国名人，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名人和政要的表现了解其轮廓。

“美国经济大师”格林斯潘进入政界历经美国6位总统，为4任总统制定美元战略（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是不折不扣的“经济皇帝”。他如何评价诸位总统？他认为，尼克松和克林顿“最聪明”。因为正是尼克松挖掘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坟墓，推动了“善意忽视”的美元贬值政策，确立了美元的霸权；而克林顿使江河日下的美元赤字成功扭亏为盈，证实了格氏自己完美的美元调控能力。

事实上，说到美元殖民战略的形成，我们还得从“罗斯福新政”说起。

本书特别讲述的1929年的“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对自由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变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凯恩斯参与的“罗斯福新政”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台的。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用“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英国人凯恩斯却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用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矛盾。

凯恩斯当时在英国受到批判，到了美国却成了罗斯福总统的座上宾，出台了把美国带出大萧条的“新经济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稳定金融，振兴工业，调整农业政策，推行“以工代赈”，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与调节。其效果是美国经济回升，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和管理得到加强；为美国在二战中的迅速扩大生产力，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奠定了基础。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正是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意志及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美元战略，包括设计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得以有秩序、有步骤地一步一步实施，加强了对非美元经济体的剥削和压迫。美国从此取代了从前资本主义为贸易利益大打出手的战争形式，改为经济遏制的虚拟的美元刀战略。

也正是罗斯福总统抓住了二战的历史机遇，是通过美元战略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奠基人。

斯大林在二战后在德黑兰第一次见到这位残疾的总统时，就说了一句由衷的赞语：“我们来这里会谈是为了战后至少有50年的和平，您的智慧是让我放心的”。

然而斯大林当时没想到的是，正是这种“智慧”，在避免“热战”的前提下，美国人用新冷战，就是用经济方法拖垮了他建立的强大苏维埃联合共同体，不费一枪一弹。

成此大功的是里根总统，而评估这种战略可能性的就是当时任“总统外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

1945年，欧洲殖民主义瓦解，全世界的殖民地先后都获得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但是美国却试图滥用美元垄断重新锁定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形成对美国的新型依赖，进行第二次全球经济殖民运动。

1971年，美国总体尼克松在持续的财政和贸易逆差将掏空美国黄金储备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此后，美元成为一种无任何国家财政和货币纪律约束的不兑现纸币。同时，美国继续承受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美元信任危机后，里根政府开始了“强势美元”政策，促使了美国发行的美元有效回流，维持了美元的稳定，美国国内也经历了长达8年的经济繁荣。而地球另一边的与美国军备竞赛的苏联却因力不从心，最终在1991年土崩瓦解了。

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憧憬在世界长久和平的幻想中，而美元却抓紧了其战略的实施，其中民主和自由是其对外经济殖民的两杆大旗。

2006年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异乎寻常地强调推进民主，可以说，推进民主已经成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的关键词。

正是在民主的大旗下，美国多次武装入侵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古巴、菲律宾、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巴拿马、尼加拉瓜、韩国、越南及伊拉克。在每个国家里，美国均开展了所谓民主国家构建活动——举行选举、清除军阀和腐败，提振经济。但是对中东最大的独裁政府沙特阿拉伯王国却相敬如宾，实现双重标准，个中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了。

也正是在民主的大旗下，美国加强了对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把俄罗斯这个昔日巨人逼到了死角。在美国反恐的掩护下，美国的“邪恶轴心国”、“流氓国家”以及“暴政前哨”等名词，给众多国家贴上了标签，古巴、缅甸、伊朗、朝鲜、白俄罗斯、津巴布韦和利比亚等都分别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

如果不是投鼠忌器，相信中国也会榜上有名。

这些国家分布在各大洲，原因只有一个，“邪恶轴心”与“无赖国家”基本上都是“反美的”、“专制的”国家，多数都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暴政前哨”只是以“专制”为标准，多数国家并未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反美”的言行。

美国推进民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推进民主要服从于美国总体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这就使得美国在推进民主时经常采用双重标准并且将推进民主作为贯彻总体对外政策的一张牌。

值得一提的是，缅甸之所以上了美国名单，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缅甸是遏制中国西出的战略要塞，是为了全面围堵中国的一步棋子，不排除抛出缅甸是为了将来发动与中国战争的舆论造势。

美国推行的自由主义则以“华盛顿共识”最为引人注目。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结束后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当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 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10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从所谓“共识”中可以看出，这就是为美元进行殖民掠夺进行的包装，是美元殖民的合法外衣。结果证明，在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包括阿根廷等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每隔几年就会发生货币危机的经济动荡。

先是拉丁美洲，再是南美的墨西哥，接着是亚洲，然后是俄罗斯。管理不善及腐败和“华盛顿共识”一起在近10年里破坏了十几个国家的经济，现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和贪婪为各种不稳定提供了渠道。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实施”。

在格林斯潘到北京推销“共识”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就反问了格氏，既然美国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崇尚市场自由，那么美国怎么还会有工资和物价管制——指尼克松政府的“冻结工资和物价”法案。格氏当时竞无言以对。

时至今日，美国仍拿所谓“共识”要求中国，为美元殖民服务。中国针锋相对，出台了“北京共识”。这是题外话。

“华盛顿共识”以后，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的放松银根政策，为从贸易赤字中分离出的财政赤字融资，这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可以吸收日益攀升的债务，却不改变债务与资产比率，造成虚假的所谓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将这种虚幻的增长吹捧为外国投资被吸引到美国资产的原因所在：美元霸权所做的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失衡转变为美国经济中以美元标价的债务泡沫。美元持续地丧失购买力，而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价格日益攀升，反映这种资产价格的经济高速增长又为美国债务和资产的持有人带来了名义上的高额回报。

正如廖子光先生指出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具有最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其双重赤字均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

“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成了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再为了获得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它们在出口行业竞争，获取所需的美元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外债，并积聚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

“满招损，谦受益”，滥发美元以获取“铸币税”好处和推行“赤字”美元政策进行殖民掠夺的美国，终于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大经济体。

这起源于美国房地产固定抵押贷款的次贷危机，又通过美元这个世界货币的媒介输出到其他国家，正如危机前用天量金融衍生品吸收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从而输出通货膨胀一样。

危机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只是“皮外伤”，是金融危机，而中国呢，则是“内伤”，是经济危机！

正是对美元战略的深刻剖析，长期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克鲁格曼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三元悖论”，意思是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取其二。

保罗?克鲁格曼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也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本质上美国不希望“自由经济”这杆大旗倒下。

在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元这种缺乏实物支撑的美国法币成了贸易流通媒介，同时又是国际储备货币，还是国际投资货币，这就导致现代经济学理论重新构架的问题，因为原来的经济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改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米德冲突”和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蒙代尔因此获得1999年诺贝尔奖。

在他之前，研究在这次危机中臭名昭著的“金融衍生商品”的美国的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其中至少有4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

米勒（ Merton H．Miller），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马可维兹（Harry M．Markowitz），199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拉斯（Myron S．Scholes），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莫顿（ Robert C．Merton），1997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勒与马可维兹得奖的理由是“在金融经济学的理论上有开创性的贡献”，而索拉斯与莫顿得奖的理由是“鉴定金融衍生产品价值的一个新方法”。

货币只是个财富符号，生息的货币资本可以说是商品，但在这些经济学家手里，金融经济学的“钱生钱”被打造成了一个商品生产流程，正像几百年前恩格斯说的“好像梨树上长出梨子”一样。

钱生钱其实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数字游戏，这是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美国要向全世界推销金融毒资产，需要包装，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就是为这种毒资产做广告的人。

不能说就是这些人导致了美国金融风暴，但是正是他们的理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推波助澜。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给美国的这些貌似高深的理论专家们上了一课，也使世界人民睁大了眼睛，开始注意美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欺骗性。

要探究美元战略，美联储无疑是个窗口。影响力最大的美联储主席当推格林斯潘。这位成长于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纽约郊区的犹太人是个音乐天才，研究战争成本和统计数据出身。由于老师的推荐，得以进入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以后一路走红，历任多位总统幕僚和连续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格林斯潘对内执行国家干预经济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和鼓励经济增长为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从不拘泥于任何一种经济模型和理论，用他那近乎魔术般的调节手段，为美国经济增长营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创造了二战以后历时最长的增长和物价相对稳定的黄金组合。

格林斯潘对外则大力推销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他的自传里，还专门辟有一章介绍斯密的理论。幸运的是，今天的自由主义理论正在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深刻反省和批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氏推崇的自由主义开山之人亚当?斯密，其死后的墓碑碑文是这样写的：这里存放着亚当?斯密的遗骨：《道德情操论》及《国富论》的作者。

不知道是人们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此话意味着，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要讲道德情操，而且《道德情操论》放在《国富论》的前面——实际上，美国人希望经济自由化，却忘记了作者提醒的道德论。

这正是华尔街美国历次金融危机的最好解释。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一本介绍美国次贷危机的美国著作，书名就叫《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

格林斯潘最经典的一句名言是：“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他的政策似乎总是有意地带有告诫色彩和模糊性。格林斯潘的太太曾经开玩笑说，格林斯潘向她求了三次婚，她才明白格林斯潘的意思，而他自己说，是求了5次。因为他每次求婚都是用的“美联储语言”。

相比之下，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总是说着简单的英语”，他说，如果需要，美联储可以通过直升机向居民抛撒美钞（意为多发行货币），由此，赢得“直升机伯克南”的美誉。

面对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以及美元贬值等问题，伯南克认为“不关美国的事”。他在2005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他国家经常项目盈余，既然其他国家出现了经常项目的盈余，那么美国必然出现赤字。

他认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不在美国，而在其他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的全球储蓄过剩。正是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高储蓄，才造成了全球长期利率的下跌和美国经常项目赤字。

伯南克甚至认为，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对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没实质性作用的。他指出，1996年到2001年，美国是预算盈余，但是同样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日本预算赤字比例高于美国，却拥有全球最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因此，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预算赤字没有必然的联系。

伯南克说的确实是事实，但是掩盖了美元霸权下的经济剥削本质。

美元的经常性项目赤字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如果美国经常项目顺差了，就会发生美元荒，这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之谜”的两难选择——但是，以此作为财政预算赤字“善意忽视政策”和滥发美元的理论基础，就是说明美国铁了心要走“故意忽视”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要继续其美元的经济殖民战略。就像银行天生有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癖好一样，“道德制约”对美国不会起作用的，华尔街就是美国的缩影。

唯有世界各经济体抛弃美元，美元才不再是刀，而是一张纸，美元殖民现象才会终止。

全球经济体是怎么落入美元陷阱而进入这场不对称战争的呢？美国的经济殖民战略是怎么实施的呢？这就要说到自由主义殖民理论和相关国际组织。

三、自由主义殖民理论和组织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已经有近百年的历程，甚至可以说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本质上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

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正是这些完全对立的经济诉求，决定了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以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选择一种社会制定，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笔者倒不认为这种选择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应该是发展的，资本主义同样吸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做法，有的地方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对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殖民的图谋认识不清，必然是导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可悲结果。

单从经济自由主义本身来讲，市场化有其合理的一面，竞争取代僵化的计划体制无疑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但是如果是在垄断和寡头统治下的市场竞争，就不是宏观层面上的竞争，市场竞争在此时只是作为垄断组织的补充，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美国有《反垄断法》，中国最近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这就是政府管制。

在对外贸易领域，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是对立的外贸政策，是自由化和政府管制的对立。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先是英国为了扩张本国工业而争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后起的德、美等国起初则实行保护政策，它们工业实力壮大后，也要求“自由地”到世界市场上竞争。可见，美国最初选择贸易保护和后来选择自由贸易都是根据美国的国情出发的。即使美国极力向外推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可是美国的“301贸易法案”、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以及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只买美国货”做法，一样是和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

在货币金融领域，金融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是与金融和资本管制相对立的政策。

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美元垄断地位，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才会大力倡导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兑换。在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从垄断走向了寡头霸权。

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管制成了美元殖民的制约，于是，以美、英带头，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内进行体制改革，放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对外则极力鼓吹贸易和资本自由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推行的自由主义掩盖了美元刀的闪闪寒光，其他货币与美元的竞争就成了一场不对称战争，金融战败早已成定局；而其他货币之间的竞争，无不是美元刀下之鬼，就是为了赢得更多贸易盈余之下的竞相贬值过程。

此时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进行经济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这就进入了美元战略陷阱。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不断，而乱局对美国有利。因为危机介入是美国和欧洲强国利用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强迫他国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最重要手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给美国留下了两大重要遗产，一是世界开发银行，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家组织的成立的原因，如前所述，世行是为欧洲重建提供信贷支持，IMF则是为各成员国提供汇率稳定所需的紧急资金。在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和加拿大还倡导成立了有“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

这些貌似国际性的组织，其实是美国主导的、以美欧10国集团（G10）管理的配合美元经济殖民战略的国际工具。当时美英为世界银行和IMF的选址的分歧就说明了这一点。

英国人当初是希望世界银行和IMF放在欧洲，最好是伦敦，因为英国已经体验了世行在发放贷款时对英国的政治压力和额外条件，所以希望这些金融组织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而运作的经济机构。但是美国拥有世行近40%的股份，地点自然选择美国。

那到底是放在纽约还是华盛顿，欧洲人希望是有“世界金库”之称的纽约。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却认为，为了便于各国交流，最终地点是世行和IMF放在了华盛顿，就挨着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而联合国，却放在了纽约。

其中玄机是，美国不希望联合国成了美国的婆婆，让它远离美国国务院，而IMF、世行等却让美国成了其他国家的婆婆，美国政府欲用经济手段制约别国的企图呼之欲出。

美国政府专门组建了国家咨询委员会（ NAC），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问题，专门由它来监督和操作世行、IMF和其他政府间借贷结构的运作。负责人是美国财政部长，成员包括美联储主席、国务卿、商务部长及进出口银行董事会主席。在世行和IMF投票中，美国这些执行董事们直接对国家咨询委员会负责。

世行行长实质上就是一个傀儡，因此成立之初，多位美国银行家获得授权，却没有人愿意担任这个职位；加拿大银行行长格雷厄姆?陶尔斯（Graham Towers）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授予世行行长职位的非美国人，但是他就拒绝了这个职位，理由就是世行行长在美国控制下只能是个傀儡。

前面讲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IMF是英国和美国共同拟定的产物，也是美元取代英镑霸主地位的标志。在1945年年底IMF各国认缴的73亿美元份额中，5个最大成员国控制了55亿美元，其中美国27.5亿美元，英国13亿美元，中国5.5亿美元，美国是英国的2倍，占了绝对否决权。

1969年由“10国集团”（其核心成员是经合组织中的工业化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瑞士等，办公地点在法国财政部）提议设立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后称为“特别提款权”。最初每一个特别提款权单位被定义为0．888671克纯金的价格，也是当时1美元的价值。

IMF不是银行或者信贷机构，只是一个货币池，特别提款权也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而只是一种账面资产，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特别提款权现在已经作为“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目前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4种货币综合成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

作为IMF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中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配额为63．692亿，而美国以371．493亿特别提款权作为最大份额成员，是中国的6倍。

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特别提款权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用特别提款权作为统一的计价单位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成员国货币和特别提款权之间的折算比例，也就体现了各成员国货币的汇率情况。同时也能更好地反映一国货币的综合汇率。

由于是“一篮子”货币的计价单位，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对削弱美元的贬值对各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中国提出增加SDR份额被视为挑战美元的缘故。

目前G10央行行长会议控制了IMF的理事会和国际金融政策制定。G10是IMF最大的联合董事，G10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是经合组织工作组会议最为重要的参加者。在IMF理事会，G10通常举行部长会议，以协调成员国立场。在部长会议之前，通常举行副部长会议，研究决定具体问题。G10会议控制了IMF的贷款总安排机构的拨款方案，实际上就控制了IMF财政权。

从组建开始，世行和IMF就不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金融组织，而在后来在美国推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过程中成了美国的殖民工具也演变成为美元刀全球挥舞的护法神。

新自由主义通过二十几年的经济实践，先在拉美，再在韩国、日本，随后在俄罗斯，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

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有本书讲到的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欧美强国将每一次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掠夺财富的绝好机会。

对于韩国1998年向IMF和世行求援后的情形，《突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缘由与对策》一书有这样的描述：

IMF和世界银行以及七国集团的银行家们把汉城的大宾馆变成了“现代形式”政治占领的司令部，在组织救援的旗号下，这些使者把韩国的主权削弱到了所剩无几的地步。他们甚至对此毫不掩饰。当时韩国正在举行总统大选，IMF总裁康德苏是让三位总统候选人签字，以确保不管谁上台，能保证遵守刚写下的条文……

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基本相似，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也千篇一律，就是紧缩的货币主义政策：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的私有化，大力削减降低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

这是一个通过让危机国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但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

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经济的动荡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除了IMF和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WTO）也是美国打击潜在对手、削弱其主权和经济殖民的工具。

美国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在进入WTO门槛前设置对美国有利的条款。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作出最大的让步；不仅人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人会后还会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革。

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趋向的过程。

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入会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中国要求欧洲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一例。

美国设置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标签国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行的被列为长期目标。

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变的战略。

除了上述的国际组织外，美国还通过所谓民间组织大肆收买、控制当地精英和组织，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和自由化的传道者。比如有“第二中情局”之称的一些“智库”、基金会等等。限于篇幅，不多说了。

正如美国评论家吉列斯?埃马瑞所言：“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者的面纱背后，人们总可以看到一帮亿万富翁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比如，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自由主义的理想。”

总而言之，美元霸权和美元殖民战略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国际组织和买办阶级等三级组织之上，以自由和民主等理论为宗旨，以政治经济等非军事手段实现的符合欧美利益的完整战略体系。这些组织和理论，也是美元刀的护法外衣。

在这样的战略布局下，美元开始了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殖民运动。各国的反抗，必然处于非对称地位；在与美元对抗的金融战争中，必然是一场不对称战争。

在这场运动中，经济全球化下的跨国公司是实际操作者、获益者，是殖民运动急先锋和持剑冲锋的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