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dunk2016压脚背:拯救生命的神圣感

        拯救生命的神圣感

三十年前，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职工医院，在内科病房担任医师。

因为是企业内部的职工医院，规模不大，总共就一百多人，病床有一百多张。

熟悉了内科病房的工作后，我看到了西药治疗的局限性。我是一名中医，而且在内科病房，唯独我一名中医。于是，我就向病房主任提出，我很想发挥自己的长处，用针灸为患者治病。

内科主任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在病床数量不多的情况下，给了我一间八张床的大病房，专门让我来收治因脑出血、脑血栓造成肢体瘫痪的病人。

我买回针灸针以及各种消毒物品，在承担着普通病房的一般病患治疗工作之外，又给自己增加了对瘫痪病人的针灸治疗。

也许是北方人的饮食习惯不好，食盐多，肉食多，又喜好喝高浓度酒的缘故吧？那时候患脑血管病的患者就多。医院开设了脑血管病后遗症的针灸病房一事，很快就在职工中间传开了，不久就将八张床收满。

自从开设了这个病房后，我忙碌极了。每天早晨，在惯例性的查房、写病志、下医嘱之后，别人可以歇口气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针灸治疗。

八张床，八个人。每个人都是半身瘫痪，胳膊、腿上都要扎好多针。扎完针之后要留针，再过一会还要再用手法刺激一次，叫做行针。若没有这次行针，刺激量就不够，达不到满意的治疗效果。

等到我把八个患者一一扎上针，再回过头来进行一次行针，第三次再转回来把针拔去的时候，时间差不多需要两个小时。有时，回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别人都已经吃完了午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这样做的结果，是眼看着病人们的瘫痪肢体在快速恢复，功能在不断提高。病人和病人家属们把我称作“救星”。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什么救星，其实我也是病人家属。我的母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下肢瘫痪了。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长大后当一名医生，为我母亲治好病。我长大了，当医生的理想实现了，这才知道我母亲的病根本没有治疗希望。所以，我今天能用我所学习的技能为大家解除一份痛苦，也是在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我的话，说得在场的病人和家属们流泪，我的眼窝也变得潮乎乎。

为了让瘫痪病人取得更好的针灸效果，我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我看到有介绍用头针治疗瘫痪疗效显著的报道。我知道脑血管病的肢体瘫痪是大脑中枢性瘫痪，用头针治疗一定好。所以，我也准备尝试。

书上说，头针要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一定要做到每分钟捻针二百次。我试了试，我达不到，还差得很远。于是，我找来大包的卫生纸，把它们用线紧紧缠成炸药包的形状。然后，每天一有时间就把针灸针插上去进行捻转练习。最后，那个“炸药包”竟被我捻得稀烂。有时，坐在公交车上，我也利用空余时间两手空捻。回到家里，和母亲聊天的时候，两手捻针已经形成了习惯，也不知不觉地下意识捻动。母亲见了，好生奇怪，说你的手怎么啦？怎么一个劲儿的抽筋啊？我说，我在练针灸指法呢。母亲心疼的说，做什么事都要个样子，不怕把自己累死？

我捻针的速度进步很快，差不多能达到每分钟二百次了。我就开始在病人身上应用了。我把针斜刺入病人头皮的运动投射区，一边飞快的捻动，一边让病人做抬腿动作。头针的效果真是好，原来不能动的患腿一下子就抬起了一、两尺高。最清楚地记得，一个厂子里研究所的工程师，不到五十的年纪，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瘫倒在床，被人抬进了医院。我针扎下去，当即胳膊、腿就抬了起来。拔完针后，执意让他妻子搀他下床。在他妻子搀扶下，竟在房间里拖拉着病腿走了好几圈。病人当时就趴在他妻子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声。

由于是厂子内部的职工医院，名声传得快。很快床位就周转不过来了。不得已，只好建立了预约制，按照预约排名顺序收入院。预约人数越排越多，最多时竟要排名等上几个月才能入院。

由于脑血管病以男性患者为多，最初设立病房时，是打算设立男病房的。后来又有女患要求入院。病房主任说，病房的条件已经没有能力再开设一个女病房，而且从我的工作量来说，再增加一个病房也力不从心。最后，病人家属反复来请求，主任再无别的办法，只好把女病人也收入了同一病房。

这样做，病人的愿望虽然实现了，但也带来诸多不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是两张紧挨在一起的床，一张床住着一个老头儿，另一张床的病人刚刚出院，只好把那个老太太安排在邻床。两个人左右侧卧的时候，正好是面对面。为了减少尴尬，病人家属们就找来一张大的纸盒片，绑在两张床的中间，算是划清了界限。

这件事，一时在病房成为大家的笑谈。在早晨交接班早会的时候，轮到我的这个病房时，大家不再叫它“脑血栓病房”，而是改名叫“男女混合病房。”

后来，我因为报考研究生，离开了这个医院，离开了我的“男女混合病房。”不过，这段难忘的经历，却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它使我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名医生的神圣使命感和救死扶伤的职业自豪感。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让我受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