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view.qq:都是“高薪”惹的祸

　　上星期四香港凤凰台播出的《石评大财经》节目，谈到了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备受关注的楼价问题以及政府的对策，评论员石齐平对新加坡出台的印花税做法称誉有加，认为规定外国人买房须缴10%印花税，通过价格机制抑制外来需求和房价的做法，优于大陆的限量措施和香港的持有时间印花税。结论是，新加坡的官员素质比较优秀，足见高薪不仅能够养廉，也能养贤。

　　新加坡给公务员和担任政治职务者有市场竞争力的薪水，不知何时开始被简称为“高薪政策”，也不知谁是这个词的始作俑者。高薪政策后来又衍生出“高薪养廉”、“高薪养贤”的说法。然而，这样的浓缩概念，其实不但不能精确表述新加坡英才治国的做法，还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高薪就能养廉和养贤。事实上，我们顶多只能说，良好的薪酬是养贤得必要条件之一而已。

　　今年5月大选刚落幕，李显龙总理马上就委任了由余福金担任主席的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以回应民众对担任政治职务者拿“高薪”的不满。这个独立委员会的职责是对总统、总理和其他担任政治职务者的薪金和国会议员津贴水平的制定基础进行检讨，以确保我国能继续拥有一个诚实可靠和能干的政府。它在提出制定部长薪金的新依据与模式时，必须考虑到部长的薪金与相应私人企业界薪金比较时，应打可观的折扣，从而凸显政治服务的价值与精神。（见12月21日《联合早报》 ）

　　担任政治职务者的“高薪”政策始于吴作栋总理时代，得到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大力支持。当时想出的一个制定薪金的公式，是选取几个主要专业如律师、银行、会计的年收入的前几名为平均依据，然后再打一个折扣，每年按经济情况自动调整，政府也就不必每次调整部长薪水都得提交国会辩论。今年的大选出现的反弹，显示这个公式需要适当的修正。

　　但是，到底怎样的薪水才算合理、适当？这终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民主制度底下，也必然是个各政党意见难以一致的问题。因此，委员会不管提出怎样的方案，相信都不可能会获得百分之百的认同。“考虑到部长的薪金与相应私人企业界薪金比较时，应打可观的折扣，从而凸显政治服务的价值与精神”，这个原则应是关键，但关键中的关键还在于到底该打多少折扣？如果说，委员会建议减30%，这是否意味着过去的薪水高出应有的30%呢？我想，正确的理解该是，折扣30%才更能凸显政治服务的价值与精神。

　　必须说，余福金所接下的是个烫手的政治山芋，是个不讨好的任务，尤其是在目前网络动辄情绪泛滥、谩骂四起、淹没理性的情况下。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最后提出的建议，一来必须有很好的依据，二来也必须是能理直气壮公开辩护的。很难想象，委员会的建议一旦出炉，会引起怎样的反响，但希望各政党议员在国会的讨论能拨开“高薪”的政治烟雾，凸显理性，就事论事，说真话，而不是只说“政治正确”的话。

　　自古以来，治国必须养贤和养廉似乎是举世认可的准则，但是，该怎么做呢？比如怎样确保贤人在朝，或是该给予从政者怎样的酬劳，如何制定他们的薪金，如何赏罚分明，却没有定论，薪资问题甚至普遍成了一个忌讳，从政者本身尤其谈不得，否则很容易就会被指缺乏为国献身的精神和为民服务的热忱。

须给愿意献身者适当待遇

　　因此，政治人物一般上都为了表现“政治正确”而回避问题，大家一起唱高调。总的结果是，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公职人员待遇不足，公共服务部门也因此而无法吸引足够的人才。在好些发展中国家，这也成了贪腐滋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公务员的待遇是与市场挂钩的，加上政府是主要的奖学金颁发者，各政府部门能由此吸收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长时间保持公务员的总体素质。这是养贤之道。但直到1990年代，政治职位的薪酬问题才得到处理。由此也出现了上述首个公开的制定薪金的公式。
　　管见以为，给担当治国重任者与他们的重任相称的薪酬，这个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不错，为国为民，献身服务，这是一种感召（calling），不是为了金钱或地位。但是，治国者的待遇为什么就必须比私人企业界来得低下呢？比方一个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总理，年薪百万，一家银行或政联公司的总裁年薪包括花红等却高达七八百万甚至千万，这很难说得通。青年才俊面临选择，大概都会说：何苦来哉，政治还是让别人去干吧。

　　因此，给予担任政治职务者与他们的重任相称的薪水这个基本原则不只应该保留，也需要突出。否则，我们就很难斗得过市场的力量。太平时期，经济蓬勃发展，企业界充满了高职高薪的机会，多数人会选择从事某个专业，以及保留个人的隐私和自由，而不是去冒政治的风险，何况现在从政的风险已经大增，即使被看中有部长之才的人也未必就一定能在大选中当选。因此，要真正做到纳贤养贤，就必须给愿意献身者适当的待遇。我们希望从政者都有崇高的理想，但也没有理由亏待他们。

　　在古代，官员的薪酬称为俸禄，给予贤能的从政者厚禄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思想。比如《墨子·尚贤》篇就强调，对从政的贤良之士，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又说：“……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简单地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给贤能的治国者高爵厚禄，目的不是赏赐他们，而是要他们把国家的事办好。如果他们不称职，没能把国家事务办好，则立即撤换。所谓“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据《联合早报》报道，检讨总理及部长等政治职位薪金的委员会已完成工作，最迟将在本月底把报告提交给总理，预计在下月初对外发表，之后会在国会辩论。政治对新加坡而言，是关乎国家盛衰成败的大事，用贤养贤则是确保国家得到良好治理的先决条件，希望这次重要的所谓“屠宰圣牛”行动，能确立尚贤养贤的原则，而不是引起更多的岐见和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