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

开放分类：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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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

• 1 个人概述
• 2 大事年表
• 3 人生经历
• 4 研究原子弹
• 5 回国经历

• 1 个人概述
• 2 大事年表
• 3 人生经历
• 4 研究原子弹
• 5 回国经历
• 6 光辉一生
• 7 人物友谊
• 8 两弹元勋
• 9 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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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漠英雄邓稼先

邓稼先 - 个人概述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邓稼先 - 大事年表

1924年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九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外的邓家大屋，也叫铁砚山房的祖居内。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母亲王淑蠲女士，操持家务。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随母亲和两个姐姐来到北平(即北京)。清代的大书法家邓石如(1743-1805年)是邓稼先的六世祖。

1929年 9月入北平武定侯小学，至3年级。

1932年 入北平四存小学四年级，至毕业。

1935年 11岁，入北平志成中学，读一年级。

1936年 12岁，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这三年，他在英文、数学、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

1937年 13岁，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因父亲患重病，邓稼先一家滞留沦陷后的北京。

1939年 15岁，9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

1940年 5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

1941年 17岁，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号：A-4795。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最高学府。邓稼先在此学习四年，终生受益。杨振宁也在联大读物理系及研究生，比他高三班，两人相交甚厚。在西南联大，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5年8月 21岁，邓稼先大学毕业，正当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之时。9月，在昆明文正中学执教数学。

1946年1月 22岁，在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6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是年，许鹿希考入北京大学，在给一年级物理课助教时，两人初识。

1947年 23岁，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

1948年 24岁，在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物理系读研究生。

1950年 26岁，8月20日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氘核的光致蜕变》(The Photodisintegration of the deuteron)。8月29日，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返国。9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1年 27岁，加入九三学社。

1952年 28岁，晋升为近代物理所副研究员。

1953年 29岁，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系许德珩教授的长女。

1954年 30岁，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副学术秘书。 是年，女儿典典(邓志典)出生。

1956年 31岁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儿子平平(邓志平)出生。 是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机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7年 33岁 8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

1959年 35岁 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1962年 38岁 9月11日，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此时，邓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为中国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3年 39岁 2月，在华北某地参与并指导了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9月，接聂荣臻元帅命令，邓稼先、于敏率领九院理论部研究原子弹的原班人马，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

1964年 40岁 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43岁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1年 47岁 “文化大革命”的侵袭九院，许多建立过大功的科学家蒙冤被整，邓稼先和于敏、胡思得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正在此时，杨振宁自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大陆探亲访问。他开列了在北京要见的人名单，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周恩来总理批示要邓稼先回京会见，救出了邓稼先，也解救了一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依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此信派专人乘民航班级送到上海，在1971年8月16日饯行的晚宴上送到杨振宁手中。

1972年 48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1979年 55岁 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 是年，在一次试验中，身体受辐射影响，但仍坚持工作。

1980年 56岁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称学部委员)。

1982年 58岁 获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84年 60岁 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年，地下核试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邓稼先高兴地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1985年 61岁 因直肠癌于7月30日住院。 是年，因“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和“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两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86年 62岁 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包含九院(中国工程院物理研究院)多位科学家心血的建议书完成，上交中央。写出上交中央的建议书，使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月，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5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7月17日，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7月29日，卒于北京。 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追悼会。

1989年 逝世三周年，因“核武器的重大突破”，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1999年 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按姓氏笔画排序) 。^[1]

邓稼先 - 人生经历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29年9月入北平武定侯小学，至3年级。1932年 入北平四存小学四年级，至毕业。1935年11岁，入北平志成中学，读一年级。1936年12岁， 插班考入北平崇德中学初中二年级，读至高一（因抗日战争，崇德中学在1939年停办），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因父亲患重病，邓稼先一家滞留沦陷后的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1939年15岁，9月，再入北平志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1940年5月，为避迫害，未读完高二，途径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昆明升学补习班学习。9月，入四川江津国立第九中学，读高中三年级至毕业，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邓稼先 - 研究原子弹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Chia Hsien Teng -- 韦氏拼音）博士论文批准签字页

论文题：　氘的光致离化

普渡大学批准日期：1950年8月15日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邓稼先词是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自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功勋泽人间。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邓稼先 - 回国经历

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普渡大学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学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等职，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劳动模范。他签署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不久，中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终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邓稼先 - 光辉一生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在他去世13年后，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又向邓稼先追授了金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邓稼先 - 人物友谊

杨振宁先生和邓稼先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让我们读一读北京医科大学许鹿希教授撰写的《怀念稼先》中的第八节《半个世纪的友谊》的一段吧！“文革”初期，氢弹爆炸了，但核武器的研制并没有到头。可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年代，就连稼先他们核武器研究院也未能幸免。林彪、“四人帮”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稼先等十几位理论部的负责人。稼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时只要说一句违心的话，就会给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他顽强地顶着，处境很危险。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似乎苍天有眼，1971年杨振宁先生从纽约经巴黎飞抵上海。下飞机后，开列了他要见的人的名单，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张名单很快传到中央，稼先立刻被召回北京会客。不久，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结束了。

杨振宁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这次会晤对稼先来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全家人从心底深深地感激他。
杨先生与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蜇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教授的弟弟杨振平与稼先也很要好。少年时代的稼先与少年杨振宁总在一起打墙球，弹玻璃球，甚至还比赛爬树。上中学稼先和杨振宁都同在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比稼先高两级，后来他们两人又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解放前夕，稼先和杨氏兄弟又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稼先就与他们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自1971年以后，杨先生多次回来访问、讲学。稼先与他总少不了叙旧聊天。有一次杨先生到我们家，他说想和稼先一起骑车去颐和园。为安全起见，这样的要求我们着实不敢答应他。还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有一段，他和洪朝生（现在科学院低温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的阁楼里，有一次他俩去吃饭，两份牛排端上后，稼先看了看，对洪朝生说：“我这块小，你那块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给了稼先。……回想起这些往事，杨先生与稼先都笑了。

后来，杨先生多次送书给稼先，有《杨振宁论文选集》，有《读书教学四十年》等，都写着“稼先”或“稼先弟”存念。稼先60寿辰时，杨先生特意送他一副国际象棋。稼先住院后，杨先生到医院看他，并且为他找特效药。最后一次，杨先生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鲜花象征着两人永存的友谊，正像杨先生给我的唁电中所说的：“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最后，我想以杨振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篇怀念文章的结束语：“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稼先没有虚度此生！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深秋的北京，瑟瑟秋风给人们带来寒意。八宝山公墓在安放骨灰的灵堂外面庭院里搭起了一个灵堂，邓稼先的巨幅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上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敬留”。许鹿希女士深情地说，这套文房用具象征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的乡情和友谊。

邓稼先是杨振宁的中学、大学同学，他为中国的核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然而，过去中国并没有在报刊重点宣传、表彰他。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他。后来，杨振宁又向中央领导同志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早就应该把对中国、对国际有贡献的科学家介绍出来。

杨振宁非常敬重邓稼先，他说：“邓稼先是中国的帅才，他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绝对信任，也能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他又说：“中国高层人士选定他当领导者来研究原子弹，这位人士是很有眼光的人。我认识邓稼先，又认识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邓稼先随和、腼腆，又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当初美国的格罗夫斯将军也聘任了没有行政经验的奥本海默当主持人，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稼先的个性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帅才。我收集了许多邓稼先的材料，我期待有一天有人能写篇有关邓稼先的传记，我希望传记能把他对中国的贡献详细表达出来。”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1971年，当杨振宁得知，中国两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制造成的，他离开宴席走进了洗手间，那时，他已是泪流满面了！”

七年级人教版语文书：《邓稼先》 杨振宁 著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邓稼先 -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完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

“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国务院总理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这样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打来了唁电。  

难忘的日子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他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

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邓稼先 - 民族感情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