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旅行招聘信息:从《文心雕龙札记》看黄侃的章句观

                               辽宁大学     王魁伟

    《文心雕龙札记》是黄侃的早期著作，也是一部较早研究《文心雕龙》的名著。⑴其中的“章句篇札记”是其章句观的集中阐释，作者曾说过：“学问文章宜以章句为始基；研究章句就是研究小学。”⑵其弟子对此也印象深刻，“先生谓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讲授《文心雕龙》课，特别重视‘章句’一篇。先生写的札记，特别详明”。⑶

    章句观是黄侃博大精深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本文试就《札记》对此略作探讨，请大家指正。

一、章句研究的历史回顾

    黄侃谓“章句之学，其来久矣”，⑷可以追溯到周代。“其时考校已以离析经理，断绝章句为最初要务”，“尔时离析章句，为学者所习为矣”。《礼记•学记》：“古之教者，一年视离经辨志”是也。

    作为一种能力和修养，章句不但为古之教者所重视，而且也是传、训经典的重要手段。“章句本专施于《诗》，其后离析众书文句者亦有章句”。此学至汉代已蔚为大观，较为著名者有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等，当时还有所谓“不名章句”的章句，如《毛诗故训传》。黄侃对《毛传》评价甚高，他说：“详章句之体，毛公最为简洁，其于经文，但举训故，又义旨已具《序》中，自非委曲隐约者，不更敷畅其词”。汉儒解经以简约取胜，即使以词义解释之外，兼释文句大意为主旨的章句，也大多简捷明了。其初，章句提倡“雅畅简易”，其本义是“期于明析经理而止”，“章句之用，在使经文之章句由之显明”。后来出现了“破析经文，与章句之本义乖矣”的倾向，“至其末流，碎义逃离，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而章句之文于是滋多”。乃至汉师传经，亦有不用章句者，刘勰谓“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⑸扬子云《自传》称“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班固传》亦称“固不为章句，但举大义。”由此可见，“章句之末流，为人垢病甚矣”。尽管如此，黄侃仍坚持认为“然未可因是而遂废章句也”，并提出“今谓揅探古籍，必自分析章句始”。

    汉代的章句之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正如黄侃所言：“降至后世，义疏之作，布在人间，考证之篇，充盈箧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宋代朱熹的《大学》《中庸》章句与成书于此间的《十三经注疏》及清代硕果累累的经史考据，其学术渊源在在均可追溯至汉代的章句之学。然纵观章句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其始终未能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这一状况直到黄侃写于上个世纪初叶的《文心雕龙札记》前后才有了历史性的改观。

二、刘勰“章句”篇旨趣简析

    后人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旨趣的解析，可以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为代表：“《章句》是《文心雕龙》第三十四篇，专论分章造句及其密切关系。刘勰所说的‘章’是沿用《诗经》乐章的‘章’，用以指作品表达的某一内容的段落。……刘勰所谓‘句’也和后来‘句子’的概念有别。……古有句、逗之分，本篇所说的‘句’，都包括在内。”其中还提到了清代大儒纪昀对此篇的品评：“但考字数，无所发明”，“论押韵特精，论语助亦无高论”。⑹显然，刘勰“章句”篇的旨趣已与汉代以来章句之体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人将此解释为“章句一名的概念在刘勰时代已经缩小”，⑺笔者浅见以为，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实际谈到了两个不同的“章句”：其一是指汉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章句”之学，对此，他是持批评态度的，即上文所引“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其实，他也不是一概排斥汉儒的解释之学，对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倒是颇为欣赏和肯定的，“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⑻不难看出，刘勰所批评的其实是“章句”的“末流”，其所赞赏者中也有无章句之名而有章句之实者，如《毛传》。是否“要约明畅”才是刘氏评判的关键。其二则是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分章造句的“章句”，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谓：“章句是讲写作中的分章造句，主要分两部分：一、结合内容来安排章句；二、结合情韵来安排章句。”⑼这即是刘勰“章句”篇的主旨。对此，黄侃也是清楚的，“彦和此篇，……其于造句之术，言之晰矣”。然而，这并非其全部措意所在，他是借此篇札记来全面阐述自己的章句观，其文曰：“今释舍人之文，加以己意”，“依旁旧文，聊资启发”，“私意以为可作楷槷者”。

三、黄侃章句观述略

    黄侃的“章句篇札记”（以下简称为《札记》），“分为九章说之：一释章句之名，二辨汉师章句之体，三论句读之分有系于音节与系于文义之异，四陈辨句简捷之术，五略论古书文句异例，六论安章之总术，七论句中字数，八论句末用韵，九词言通释”。其章句观已于前文有所揭示，现再择其要综述如下：

    研究章句就是研究小学   如上所述，这是黄侃自己对其章句观的一个高度概括。我们知道传统“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而章句一般认为是“注释方式”、“训诂方式”⑽或“训诂内容”⑾，通常是隶属于“训诂”的。黄侃将章句的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小学”，这是具有非凡学术眼光的，而真正站在“研究小学”的高度对“章句”作精深研究者，黄侃实为第一人。不仅如此，黄侃这里所言“小学”也已不再是局限于其传统的意义和范围，而应该是章太炎所首倡的“语言文字之学”。⑿文法问题在《札记》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于为何中国古代文法学相对不够发达这一当时学术界存在的疑问，黄侃是这样解释的：“前人未暇言者，则以积字成句，一字之义果明，则数字之义亦必无不明，是以中土但有训诂之书，初无文法之作，所谓振本知末，通一万毕，非有阙略也。为文章者，虽无文法之书，而亦能暗与理合者，则以师范古书，俱之相习，能憭古人之文义者，未有不能自正其文义者也”。对于马建忠及其《文通》之书，黄侃的评价也是很客观和中肯的，他说：“近世有人取其术以驭中国之文，而或者以为不师古；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得之异域，学者言之而不讳，祖之以成书，然则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又“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文通》之书具在，凡致思于章句者所宜览省，小有罅漏，亦未足为疵，盖创始之难也”。此外，《札记》中还多次引用《文通》的有关论述以证成己说。当然也有批评马氏者，如“马建忠书谓夫盖则以而等字无解。……凡古籍常用之词，类多通假，惟声音转化无定，如得其经脉，则秩然不乱，非夫拘滞于常文者所能悟解也。马氏书以意读古书，而反斥王君有征之言，此大失也”。

    句、读二名，古时本无分别 ；句读应有音节与文义之分  《札记》对古代的句读问题作了深入地考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凡语意已完为句，语意未完语气可停者为读，此说无征于古。检《周礼·宫正》注云：‘郑司农读火绝之，云禁凡邦之事跸。’又《御史》注云：‘郑司农读言掌赞书数，玄以为不辞，故改之。’案康成读火绝之，是则语意已完乃称为读。……故知读亦句之异名，连言句读者，乃复语而非有异义也。要之，语气已完可称为句，亦可称为读。前所引先郑二文是矣。语气未完可称为读，亦可称为句，凡韵文断句多此类矣（《文通》有句读之分，取便学者耳，非古义已然）”。

    通常讲句读都是从文义角度来说的，所谓“文辞语意已尽的地方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的地方为读”。⒀《札记》谓“世人或拘执文法，强作分析，以为义具而后成句，意不具则为读，不悟诗之分句，但取声气可稽，不问义完与否，如《关雎》首章四句以文法格之，但两句耳，‘关关雎鸠’，‘窈窕淑女’，但当为读，盖必合下句而义始完也。”因此，分析韵文的句读就不应完全拘滞于文法或文义，而应“以声气（音节）分析之”。数十年后其弟子说：“分析句读，诗歌和散文是有所不同的。研究诗歌的句读，必须认识音律和意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句读，既不能迁就声律去解释诗意，也不能专靠诗意去分析句读，否则就会产生错误。”又“分析句读是训释语义的主要手段，同时也对朗诵、吟咏和歌唱起帮助作用。但是语义和咏读是既有统一又有矛盾的，句读也反映了这种矛盾。所以，对音律句读和文义句读应分清。”⒁显然，这些说法都是有所本的。

    关于音节句读与文义句读二者的差异及其区分方法，《札记》也有精彩的论述，“要之，以声气为句者，不憭文法必待意具而后成辞，则义旨或至离析，以文法为句者，不憭声气但取协节，则词气或至失调，或乃曰意完为句，声止为读，此又混文义声气为一，只以增其纠纷。今谓句读二名，本无分别，称句称读，随意而施，以文义言，虽累百名而为一句，既不治之以口，斯无嫌于冗长，句中不更分读可也；以声气言，字多则不便讽诵，随其节奏以为稽止，虽非句而称句可也。学者目治之时，宜知文法之句读，口治之时，宜知音节之句读。”

    上述分析对古籍断句标点乃至阅读和研究，至今仍有很多启示及现实指导意义。

    文以载言  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   这是黄侃在《札记》中提出的又一重要思想，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知道，唐宋古文运动时曾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其中“道”（内容、思想性）是主体，而“文”（形式、艺术性）是手段和工具，其作用在于说明“道”。在“文以载言”中的“言”，虽说不能完全与“文以载道”中的“道”相提并论（尽管二者的语法地位完全相同），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语言”的地位确实有了空前的提高。语言文字之学已走出了经学附庸的“小学”时代，获得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而这正是黄侃章句观的理论基础，因为说到底章句问题主要就是语言文字问题，令人钦敬的是早在八十多年前作者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此乃远见卓识之论。

    章句之学地位之高，前所未有   《札记》谓“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这里从“为文辞”和“览篇籍”两个方面高度概括了章句之学的重要性，实际说的是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为文辞”即是写作创作，“览篇籍”即是阅读研究，合起来即是“一切文辞学术”，要“皆以章句为始基”，也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始基。这就是黄侃所倡导的迄今为止最全面最完整的章句观，是发前人所未发。

    以上只是对黄侃的章句观做了初步的探讨，此外，《札记》中对与章句有关的其他问题，诸如“古书文句异例”及“词言通释”等，推倒一时之论，所在多有，应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附注

    ⑴  据徐复《黄季刚先生遗著篇目举要初稿》。该书一九二七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此前部分章节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于《华国月刊》上。另据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谓“就《文心雕龙》研究来说，我觉得纵使在较早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等也不是墨守考据训诂的传统方法之作。”

    ⑵  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载《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 三联书店 1985

    ⑶  徐复《师门忆语》  

    ⑷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大版1996）  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同此。

    ⑸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华书局周振甫《选译》版1980）       

    ⑹  齐鲁书社 1995

    ⑺  汪耀楠《注释学纲要》语文出版社 1991                          

    ⑻  同 ⑸

    ⑼  中华书局  1980                            

    ⑽ 《古代汉语知识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⑾  赵振铎《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⑿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载1906年《国粹学报》          

    ⒀  同 ⑽              

    ⒁  陆宗达《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