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刷机多少钱:戴煌：做一个讲真话的人(2)

戴煌：做一个讲真话的人(2)

发布时间:2011-12-26 16:10 作者:腾讯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30次 　　中国几千年都是喊万岁，我们共产党要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也要人家喊万岁，这还叫共产党，这还叫革命？完全是欺骗嘛。 　　打天下的时候挂羊头，坐天下就卖狗肉，这不是骗子嘛。而且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王也只是到了朝廷上，那些臣子跪下来喊万岁，也没有叫从上到下男女老少整天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这个超过秦始皇啊。 　　那我看不惯。讲的是为人民，我就想到历代皇帝打天下的时候都是“奉天承运”，好像是为了天皇老子来打天下的。 　　“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要对我进行再批斗。” 　　《大师》：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搞右派甄别，您当时给社里写10万字的材料，又谈了哪些情况？ 　　戴煌：从北大荒死里逃生回来，不再叫我当记者，叫我在国内部资料组当一个资料员。整理资料有时候也写写资料的小文章，新华社也广播。但是广播不能是我的名字，只能是资料员。 　　七千人大会之后，不是要对右派进行甄别，有好消息喽。新华社这头也开了好多座谈会，当然这些座谈会我不能去参加，但是参加座谈会的很多人都是我的熟人、朋友，他们就谈座谈会上大家发牢骚。对一言堂不满意，很多人到我宿舍里面劝我，老戴，你也写一点材料，争取甄别。甚至还有支部书记这样的一些人到我宿舍里面和我谈话，动员我写材料让组织上甄别。 　　这样子我就开始写了，写了什么东西呢？叫《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因为白天工作很忙，只有晚上下了班了，吃了晚饭了，我在宿舍里面写个几百字。这样写了两三个月才写起来将近十万字，因为我这个书上引用了一段，我简单地念给你听一听。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就缺点和错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洞达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于一般人，对于广大群众，尤其对待持有异议的人，部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 　　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对相对减弱了。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 　　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 　　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了，破坏了，丢弃了！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 　　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做有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 　　但是，我们对此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们以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朋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 　　稍有不慎，触怒了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了。 　　就这样的话，我写了将近十万字，领导从支部到总支到社单位、社党组，一级一级地看，最后又派了一个社党组成员，也是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来找我谈话，说我写得很好，要对我进行甄别。 　　不仅如此，很快1962年的国庆节到了，把我这个还没有甄别，还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也在新华社游行队伍前面打一个大红旗，通过天安门广场。本来五一节、十一节我都是有那个观礼票，可以站在天安门前面那个观礼台上的。这个时候当然右派分子不能再到观礼台上去了，但是表示对我恢复了信任，叫我打着大红旗在游行队伍前面领着大家通过天安门广场。 　　那不是很好吗？不到一个月，突然又转变了，还是同样的一个领导人找我谈话，说我的万言书是反党的大毒草，要对我进行再批斗。 　　“我和她成了家以后，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 　　这个再批斗，就和1957年不一样了。1957年说批斗就批斗，他们准备了半年，在1963的五一节过后才开批斗会。 　　这个时候，我和我的老伴（当时叫小潘）已经认识了，后来我们就想看这个样子在新华社待不下去了，我们就赶快成家吧，这样我们就结了婚。 　　到了1964年4月23号，正是我参加新四军20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保卫处把我叫了去宣布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个时候我的爱人已经怀着大肚子了，再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了，正在家里休息呢。 　　把我弄去劳动教养，她怀着大肚子到劳教所给我送行李。第五天就早产了一个月，本来是要隔一个月才生产的，这个时候把我送去劳教，只隔了五天她就生了个孩子。 　　而且生孩子之前，我和她成了家以后，新华社还给她当时工厂去了两封黑材料，说她怎么非要跟我这个大右派，很反动的大右派成家。 　　本来她是工厂的会计、出纳，和厂长都是一个办公室，后来她怀着肚子，就把她从那个办公室里赶到喷漆车间。原来这个车间所有怀孕的女同志都要赶快调出来，把这个孩子胎儿受到苯中毒。 　　偏偏把她这个会计、出纳，怀着肚子，硬放到那个车间去，不怕孩子苯中毒。结果我们这个孩子出世以后身体很不好。 　　这就是新华社的法西斯。所以这会儿新华社建社80周年，要很多老同志，离退休的同志100个人照一张照片，我就不去。和这些把我们往死里整的法西斯，我还和他一起照照片，那不是和日本鬼子在一起照照片一样嘛。 　　新华社里面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非常卑鄙、恶毒的人，豺狼虎豹一类的人，这一类人也很多，我忘也忘不了。1957年打成右派，我的老婆、孩子跟我也受了二十多年的罪了。这个我能忘了嘛，忘不了。 　　“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我看到一个资料，当然中央是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1958年5月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定为右派分子的共计是3178470，列为中右分子的是1437562人，共计是4616032人。但是正式公布的大右派是55万多人，这个数字到底准确不准确是别人告诉我的，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谁送给我的，我也忘了。 　　这里面说什么呢？还打了一个12岁的右派，小学五年级，上面有省、市、地、县，都有名称，我记不清了，小学五年级也不去参加鸣放会啊，他根本也不懂什么叫右派啊，对不对啊。 　　但是他喜欢画画。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请他去画了一个画，画了一个什么东西？反对一言堂。好，这个年纪大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他叫“右童分子”，不叫右派分子，儿童的童。 　　当然他的材料上讲了，劳改了七年，我想他可能写错了。因为在我们社会的制度叫少管，不叫劳改，少年管教了。就是少管七年出来了，已经19岁了，他这一生会怎么样啊？ 　　现在来算，1957年是12岁，54年了，66岁了，现在已经66岁了，这一生怎么过来的，12岁的右派。 　　这个材料上面还讲了，胡适留在大陆上的儿子，他不愿意跟他爸爸到台湾去，就在大陆上参加工作了。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说他是反动家庭的右派。 　　1957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了，这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你叫人家说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说得多漂亮啊。结果大家出来提意见、讲话了，马上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一个革命领导人可以来骗人的，居然到现在还不改正，甚至1957年以后，到了1978年，把我们弄回来了，叫改正，不是平反了，一个子儿也不补发了。 　　“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也写了很多的好人。” 　　其实我对毛泽东，我原来还是非常佩服他，1947年春天，胡宗南派军队占领了延安。我在驻地的草屋后面，面向着西北，向着延安方向还留眼泪呢。 　　我还担心毛老人家的健康呢，那时候的毛泽东，我还是非常佩服的。回到屋子里面以后，我自己写词作曲还写了一首歌，叫《歌唱领袖毛泽东》。“夏天朝霞满天红，阵阵凉风渡轻松，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唱领袖毛泽东。歌唱领袖毛泽东，一唱领袖计谋广，领导我们把日抗，八年抗战多艰苦，逼得日寇来投降。” 　　就是这样子，我还写过这样的歌词，另外音乐组的同志要我作词，还写了这么《慰劳歌》、《刺刀歌》、《钢铁的兵万年亲》。这是我作词，别人写的曲。我作词又写曲，就是《歌唱领袖毛泽东》，苏北文工团印的歌本子还给我寄来了一本。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呢。 　　后来在胡志明的启示下，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震动下，我就对毛泽东有了不同的看法了。这些歌、歌词都是在19岁以前写的。 　　至于重回新华社，当然能够重操旧业，我还来讲真话，很高兴。但是别人对我怎么看，我不在话下，还是按我记者的本色去过人生。 　　《大师》：在社里，您算不算一个另类？ 　　戴煌：也可以这样说吧。这一回八十周年有一个社史展览社，别人写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在社史展览社里面展览。我在淮海战役写的东西，在朝鲜写的罗盛教，这样的作品全国、全世界都知道，社史展览里面没有，这不是另类嘛。但是我不管，我还是写我的，我该讲什么我还是讲什么。 　　当然，我也讲了很多好人好事，像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机部副部长沈鸿。曾经的好朋友，在延安表扬他，都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遗像挂在主席台上的，我采访他的事迹，走了很多省市，采访了几百人。 　　最后感动了他，他又和我谈，才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像薄一波他们的“六十一人大案”，也采访得很费劲，我把他写出来。还采访中国语言研究所的老教授丁声树，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 　　还有像协和医院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周恩来总理最后医疗的时候，他是医疗组长，叫方圻，现在90岁了，还在。 　　也采访了很多人把他写出来，所以我既写了很多的坏人，也写了很多的好人。 　　“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 　　《大师》：为什么要写《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样一本书？ 　　戴煌：《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这本书后面414页开始，有一段叫“文后补言”，这个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写胡耀邦。“那是1979年6月，大约上旬，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到会做了长篇讲话。会后由我写了会议新闻，按惯例逐级上送送审的。 　　6月13号午夜，耀邦让人通知我第二天早晨七点以前赶到他家，与他研究这篇新闻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如约前往，同去的还有新华社的两位同仁。 　　七点整耀邦与我们准时交谈，谈什么呢？是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大搞四个现代化等等。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我们忍俊不禁。 　　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谈到稿件的修改，他要我们把他在这种场合下讲的主要内容也充实到这篇新闻里面去。我们觉得这个不合适。因为我们写的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如果加进刚才他在家里谈的主要内容，参加过会议和看过会议材料的人就会说，当时会议上耀邦并没有这样的内容。说新华社某人乱加进去的，这就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 　　于是我们请他考虑，可否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另外放一篇他刚才在家里面和我们的谈话。我们提出这个要求以后，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来回在那个破地毯上来回考虑、散步。 　　我们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他的提议，使他感到伤了领导的面子。因为不少领导人是很在乎这一点的，甚至把个人的尊严和权威凌驾于党和人民命运之上。 　　后来我们就发觉耀邦根本不是这种人，他约莫沉默了一分钟停下脚步说，你们说的很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以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是我一时来不及说，请你们替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他为什么来不及说呢？因为当时华国锋是中央的总书记，每个礼拜都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的同志的星期例会，每星期都要召开一次。来查查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办的事，所以他急着要到中南海去参加华国锋这样的会议。 　　说完了，他就向我们伸出了手，我要去开会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可以再讨论。然后他就登车去中南海，参加在京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个例会。当天下午，我去了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转达了耀邦的讲话。 　　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的这种特定范畴里，如果撇开这样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的人物，还能写什么人呢？但是他在身居高位的时候，我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一写值得流传后世的文字。 　　1988年10月他离开总书记岗位又一年10个月，有人约我写胡耀邦。就是《炎黄春秋》负责人杜导正，他原来也是新华社的，也当过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后来跟着赵紫阳一起不干了。 　　他要我写胡耀邦，我也仅仅写了一个无拘无束会见的情景，并加了这样的题记，在标题下面加了这样的几句话，“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他似乎默默无闻了，我却乐意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89年4月，他突然去世了，我和全国同胞一样，是很悲痛的。1994年秋，主持《炎黄春秋》月刊的杜导正同志约我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觉得是时候了，于是一口答应。
　　“我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 　　这时已有不少结论，但为了写得充实有力，我又跑北京去外地连续采访了8个多月。走访和电话访谈了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或者冤假错案的受害人。其中有些人既是知情人，又是参与人。 　　例如原来中纪委的李之琏和社会科学院的温济泽，中央组织部和原来在过中组部陈文炜、苗枫林、丁财源、张志杰、何载、陆沅、成少白、高奇等等很多人。《人民日报》工作过的胡绩伟、秦川、王泽民、于国厚，原在新华社后来去司法部和《法制日报》的庄重。还有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原《中国青年报》的张黎群、陈模、朱志焱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硕儒，原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和孙长江；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逸三；中国作协的张扬和郑仲兵，等等很多人。 　　一共有几十个人，所以我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越来越觉得当年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地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是他一生当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 　　而且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那样波澜壮阔的，把全党全国从崩溃的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 　　写写这种岁月中的尖锐或者艰险斗争的情情景景，广及于当代并流传与后世，无疑是很值得的。就这样，我写出来的。在1995年9月初，完成了一些初稿，就在《炎黄春秋》上开始发表了。 　　但是在大陆上要出这个书，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有些人参加制造冤假错案，现在还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的人。所以新华出版社早就想出这种书，出不来。 　　1997年春天，开两会的时候，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是全国政协的常委（徐泗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但是一直保持秘密的身份，他到北京来开全国政协会，听说我有这样一部书稿，就到北京饭店的贵宾楼。请我到他那里去，我把这个书稿带了去。他说，开会完了我带回香港，帮助你出。 　　1997年的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香港版的。1998年的2月份，又出了第二版，这样子大陆沉不住气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现在叫文联出版社）来人要出这本书，他说我们大陆也要出。后来我说我们新华社早就要出，一直没有出来，你是不是和新华出版社联合起来出，他同意。 　　这样子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1998年5月份，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就联合出版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一下就出15万册。于是他们要在新华社的大楼里面，要开一个出版座谈会。可是新华社有的领导人胆子还小，不让开。 　　这样一下子香港版出的份数多，在全国影响很大。到了200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又再版。现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出版社也要再版，合同早就定好了，现在还没有出来，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 　　为什么十几年来对于这样一本书，香港版、大陆版连续要出好多版呢？我想这与胡耀邦为人谦诚，真正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这与那种表面上也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打江山，坐江山的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才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