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史—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一）

十年内战时期(1 927—1 937)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通过新军阀战争建立了自己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央政权。他一方面在其所辖的白区施行白色恐怖，一方面发动对红色根据地和一切进步文化的重重围剿。大革命时期曾经唱响北伐征途城镇乡间的工农革命歌声，被迫暂时地沉寂下来，但由此撒下的．音乐火种是不会熄灭的。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必将重新燃起熊熊的烈焰。红色根据地新民歌的编唱、工农红军歌曲的普及，左翼音乐活动的大力开展，就是明证。而“九一八”以后规模空前的抗日歌咏和音乐创作的迅速发展，则更进一步地证实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预言。

    (一)左翼音乐运动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根据地红色武装开展反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团结和领导文化界进步力量展开反文化围剿。1929年秋，党派专人积极联络和组织，于1930年3月在上海首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继后，又先后成立了左翼的戏剧家联盟(“剧联”，内设音乐小组)、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电影员联盟(“电联”)、新闻记者联盟(“新联”)等组织，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之下，并接受它的领导。从此，我国近代文化史上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战线，并掀起了一个新的爱国民主的文化潮流，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工农大众的彻底解放为目标。这表明左翼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投入到了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之中，并融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步文化潮流。以左联为首的进步文化的战线一经形成，便迅速投入反文化围剿，迎击文化逆流的斗争。为加强左翼文艺队伍的思想、理论与组织等方面的建设，左翼文化组织开展了文艺大众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的成就。
    音乐方面，1930年的《大众文艺》先后有文章和译著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音乐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音乐观，呼吁“造就更大众的，更有理论支持的”“新兴的音乐”。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高潮来临的1932年9月，出版了周起应(周扬)翻译的《苏联的音乐》([美]佛里门著)一书，概要介绍了苏联音乐的发展状况。周扬在“译后记"中认为，苏联革命音乐中的“大众歌曲”，“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的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武器。在这短小的、情绪充满的形式中，劳动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的热情找着了最有力的表现”。周扬还在书中介绍了苏联工农群众中的“大众歌唱队”在普及“大众歌曲"方面所起的作用，向革命音乐家提出创造“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号召。随后，“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中苏音乐学会(即“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或“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先后在上海成立。最早的参加者有田汉、萧声(萧之亮)、任光、安娥、聂耳、张曙、吕骥、王芝泉(王为一)、孙师毅等人。
    左翼音乐组织最初的活动就是向苏联的革命音乐理论和实践学习，以苏联革命歌曲为榜样，探讨、研习我国革命群众歌曲的创作。并与左翼影、剧工作者联手，为进步影、剧配乐配歌。1933年后，聂耳、任光、吕骥、张曙等人的一系列歌曲，通过《母性之光》、《渔光曲》、《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风云儿女》、《逃亡》、《自由神》等进步电影的上映和《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洪水》、《复活》等进步戏剧的演出，在社会上广泛、迅速地传播开来，得到了社会舆论的热情支持和社会民众的热烈响应。1934年，根据左联领导的指示，聂耳、任光通过由外商经营的不受国民党当局控制的百代唱片公司，组织“新声试听会”，将大批进步的影剧歌曲录成唱片发行和广播，听取群众的选择和评定。这样，这些革命的群众的歌声便在社会民众中发生了更为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左翼音乐运动也便以更加宏大的声势扩展开来。这对于当时社会上泛滥成灾的靡靡之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和抵制。与此同时，“联华声乐团”、“业余歌咏团"等最初的群众歌咏团体开始成立。至1936年左联解散，又相继成立了“歌曲作者协会”和“歌曲研究会”，左翼音乐运动的队伍开始发展、壮大，日后成为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力量。
    1934年春，左翼剧联音乐小组成立之际，正值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开始踏向华北之时，亡国的危难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而蒋介石反动派非但不抵抗，反而对我革命根据地疯狂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随着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救亡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首先于1935年初，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刘良模与部分爱国群众自发组织了“民众歌咏会”，后来音乐家麦新、孟波等成为该歌咏会的骨干。同年5月，聂耳、吕骥、沙梅等发起组织了由部分影剧工作者参加的“业余歌咏团”，参加者先后有麦新、孙慎、孟波、陈波儿、塞克、沙梅、联抗、周钢呜等人，刚从法国归来的冼星海也即刻参加了这一团体。他们一方面联络、组织其他群众歌咏团体，团结上海各阶层爱国、进步的音乐爱好者，发展、培养歌咏运动的骨干，一方面举援绥音乐会、救灾音乐会等宣传演出活动，利用各种合法的方式传播优秀的救亡爱国歌曲，逐渐形成推动救亡歌咏运动发展的领导核心．以使救亡歌咏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全国普遍、深入地发展开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一浪接一浪地推向了波澜壮阔的高潮。
    1936年春，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左联各组织先后自动解散，并相应提出“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等团结一致对外，共负抗日救国重任的斗争口号，以推动组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吕骥以“霍士奇”署名发表《论国防音乐》、周巍峙发表《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等文(均见1936年4月《生活知识》一卷十二期《国防音乐特辑》)，努力动员和争取一切主张爱国抗El的音乐家参加到抗日救亡及其歌咏活动中来。刘良模撰写《高唱吧!中国》一文鼓动道：“我们要唱，要唱得全国人民奋发起来!要唱得世界列强害怕起来。”(参见1936年3月30日《民众歌咏ABc》)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唤醒民众，指出现在中华民族的危机；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训练民众，使他们成为强有力的集团。99在左翼音乐家和刘良模等救亡歌咏组织家的努力下，仅“民众歌咏会”的成员就扩增千余人，他们于是年6月底成功举行了规模和影响巨大的千人大合唱。群众歌咏团体仅上海一地就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到了近百个。有名声的除“民众歌咏会”外，还有周巍峙、沙梅领导的“量才歌咏团”(亦即“读书生活会歌咏团”)和“自强歌咏团”，江海关的“洪钟歌咏团”等数十个之多。影响最大的歌咏集会，是1936年冬上海十五个歌咏团体联合举办的“聂耳逝世周年追悼会暨纪念歌咏演出99和鲁迅葬仪上联合“挽歌队”的挽歌游行。上海许多官方民间的商业电台如“华北”、“大陆”、“交通”、“友联”、“中西”，甚至“市府”等电台，都进入了歌咏团体，演唱救亡歌曲。这表明救亡歌咏团体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爱国力量的重要一支。1936年初，左翼音乐家们组织成立了成员更为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又名“歌曲作者协会”)，参加者除吕骥、任光、张曙、麦新等核心骨干外，成员先后还有冼星海、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丁当、沙梅、联抗、江定仙、刘雪庵、陈子展、周钢鸣、塞克、关露、任钧、龙榆生等。在此基础上于同年下半年，吕骥、麦新、冼星海、贺绿汀等组织了人数较少的“歌曲研究会”，专门研讨和创作抗日救亡群众歌曲，并作为领导力量，在歌咏运动的组织活动、骨干培养和创作研究中发挥了极大作用。随着救亡歌咏运动声势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救亡歌咏赢得了了社会进步舆论的支持。各进步报刊媒体都辟出篇幅争相报导救亡歌咏活动的消息，并刊登社会名流对此的热情评论和赞誉。邹韬奋在其主编的香港《生活日报》上亲撰《民众歌咏前途无量》的社论，称救亡歌咏是“足以暗示个民族一致团结抗敌救国的伟大力量的象征”。陶行知也在该报发表《从大众歌曲讲到民众歌咏会》的长文，称救亡歌咏是真正的大众音乐，有伟大的前途。
     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租界殖民当局面对救亡歌咏却极为惧怕，他们疯狂破坏、捣乱、迫害和镇压、逮捕、监禁。然在救亡歌咏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们和爱国群众从无畏惧，继续以各种形式、采用各种方式坚持活动，把救亡歌咏推广到更广大的民众范围中去。由上海生发的救亡歌咏运动，很快就发展至全国各地。北京的燕京大学、北师大等十四校组织了六百人的大型合唱队，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三校组成了南京声歌协会，天津、广州、武汉、桂林以至偏远的西安等西北地区也都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歌咏团体。上海的“民众歌咏会”还在广州、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救亡歌咏进一步走向高潮，平、津、沪等中心城市的歌咏团体纷纷将队伍化整为零，组成许多歌咏和文艺的宣传队，深人到工矿、农村、城镇以至战地的兵士之中讲行抗战宣传和战地服务。如吕骥、刘良模和“青年会战区服务团”等，于1936年底前往绥远战区教唱、传播救亡歌咏，发动抗战官兵掀起歌咏热潮。还与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配合，发动组织了数万人的歌咏大游行。救亡歌咏随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的足迹，走向了全国的广阔地域。据郭沫若《洪波曲》中披露，当时在全国进行各种形式抗战音乐演出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宣传队、歌咏队，最多时甚至出动七百几十队之多。以至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将这种盛势赞誉为“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
    全面抗战后，全国抗日救亡歌咏的重心移至“战时首都，，武汉。1938年1月，冼星海等主持成立了最早的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原有骨干的基础上，将国立音专的黄自也吸收为执行委员。进而又于同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真正体现了文艺界各方人士不分阶层、不分派别的团结一致。同年4月，国共合作抗战协议组成了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专管全国的抗战宣传工作，冼星海、张曙主持抗战音乐的组织、领导工作。在“三厅”的组织、发动下，一系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相继展开。先后有：含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连续七天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兵役宣传周”、“保卫大武汉宣传周"和“儿童歌咏大会”、“抗战献金音乐大会”、“音乐游园大会”、“八一三’宣传游艺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及“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火炬游行和歌咏集会，以至发展到盛况空前的有数十万人参加的群众抗战歌咏火炬大游行。至此，这一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已经成为我国近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主流。继北伐革命时期工农群众歌咏运动之后，我国城乡的各阶层人民开始进一步自觉地以歌咏为武器，投身爱国民主革命，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音乐运动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无产阶级音乐的生力军。我国近代新音乐文化开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与时代和与人民的结合中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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