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体院远洋小区:真相和真理

前几天，在微博上疯狂流传着一段视频，是香港一个电视媒体对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讲话的报道，谈的是当时最为敏感的乌坎事件。其间经典语录层出不穷，例如“境外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赔就赔，政府来陪。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请武警不用钱呐，大好几百个武警、警察驻在这里，那我们邱市长的钱包就一天一天瘪下去”。一个颟顸、蛮横乃至野蛮的官僚的形象，在一个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中跃然纸上。

于是便有“母猪体”开始在网络流传。

这样的官员，在乌坎事件举世侧目，而村民代表离奇死亡的前提下，自然令人尤其愤慨。我转发了，跟帖很多。

一天之后，一个记者朋友拿到了郑雁雄讲话的全文并把它分享出来，13000多字。我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个讲话，至少在我所看到的共产党官员的讲话中，坦率、讲理、直接、不避讳，乃是对乌坎事件的一个真实而不隐瞒的回顾，乃是对政府处理整个事件的理性与建设性的态度。所有前述的引语，事实上都有前言后语，连起来看合理，断开来看无理。例如，对境外媒体，他先说了，境外媒体有好、中、坏三种，然后才有那一句。

          我把记者朋友的这条微博也转了，并且说“为昨天传播视频嘲笑道歉”。这条转发，跟帖还是很多。这多少令我有一些欣慰，起码，作为一个媒体人，也就是职业传播信息的人，我履行了平衡性的职责。

但这的确是网络碎片化时代作为一个职业信息传播者的困境。事件发生得从来都太快，人们还来不及分辨真假的时候，就面临着必须把信息传播出去的责任。而微博这个工具，本身就具有了限制发言长度的功能，使这种碎片化更加地碎片。由于每个人关注的信息源、时间和方法都不一样，也就造成了真相的碎片化。这在传统媒体时代从未曾有过。

前一段时间，关于微博辟谣与反辟谣的战争喧嚣一时，其中焦点也就在于，微博上盛行着谣言制造者，所以有些人认为有必要建立辟谣机制，以便廓清真相。不过其后的论争颇为诡异，端的在于那些号称要辟谣的人，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左派政治背景。

我对于专业辟谣机制是存疑的。因为网络自身有其平衡功能。Web2.0时代的伟大，恰在于信息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言论平台的垄断功能消除，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自然机制，使真相得以浮现。专业辟谣机构也不过形成了其中的一个信源而已，无需张扬。

然而，郑雁雄视频事件更加引起我兴趣的地方在于：如何厘清真相与真理的界限？因为我在转发郑雁雄讲话全文时，所招致的批评是：这不过是政府用了一个更大更完整的谎言，来掩盖事实的真相而已，为什么你就信了？乌坎村的真相是什么？是不是就是郑雁雄所描述的那样？即便是，乌坎村村民所兴起的反抗与斗争，乃是争取真理的斗争，不能因为郑雁雄的一个讲话，便采信与支持政府的行为。

我自然无意在这里讨论乌坎村的真相与真理，因为恐怕都还未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我所知道的，就是郑雁雄讲话的全文，对于那个视频而言，乃是真相，其中无涉真理。

在过去，我们有许多真理。近读朱维铮先生的《重读近代史》，发现其中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理，在真相面前原来如此脆弱。例如，“落后就要挨打”乃是一个历史真理。可是朱先生说，迟至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32.9%，远超英美，如何可言落后？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那么许多在这个真理之上的论证，便都是沙上之国，难以成立。对于中国缘何后于现代化历程，便需要重新研究。

       朱先生是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观测这些“真理”。然而所有的一切却都落点在“真相”之上。真理乃是一个指导人们思维的准则，而真相不过是对于事实本身的一个还原。若是真理与真相冲突，便当如何？

另外一个我一直推崇的历史学者，是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袁老师基本上也不说真理，而说真相。例如在中国，孙中山乃是开创共和的国父，这是一个真理，不许质疑，从官方到民间都如此。但袁老师却写作了一系列的书籍与文章，其中包括《告别中世纪》和《晚清大变局》，记述孙中山开辟了包括个人崇拜、政治暗杀、破坏宪政的行为。这也是真理与真相之间的分别。

真理乃是一个带有暴力倾向的词语，因为其不容置疑；而真相不过乃是对事实之描述，无以指明发展的路向。于是今天的中国的争论，多数是落点在真理的对峙，而非真相的呈现。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于是中国的路向便是如何建设强大。路向的真理之争，乃远远重要于中国当前现状之真相；因为孙中山乃是开创共和的国父，因此，在国父所开辟的道路上寻找中国现代化演变成为一种冲动，而中国循孙中山及其政党所为中国带来的种种弊端与后果，乃湮没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无从追索。

我是一个以媒体维生的人，故而眼中多真相而少真理。因为真理往往会扭曲乃至掩盖真相。真理需要的是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扭曲乃至掩盖真相成为一种必要。譬如郑雁雄视频事件，因为我们首先相信了乌坎村民的抗争合理性是一个真理，于是在许多人看来，郑雁雄讲话的全文便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即便真相如此，也不能改变其真理性。

     但在我看来，这个真相的重要性却至少不亚于这个真理。至少郑雁雄讲话的全文表明了以下事实：到那个时间为止，政府并无武力解决的倾向，而希望和平解决；在郑雁雄讲话中，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之上，政府并非颟顸蛮干；对境外媒体的作用，并没有一棍子打死与污化。

真理与真相的冲突于是显现无遗：真理希望乌坎从此得以建立一个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社会，而真相不过有助于乌坎平息事件，解决问题。

真相，我以为，乃是单独与个案的，不能推导出一个真理。郑雁雄的这个真相，也不能推导出政府总是理性与和平的。例如，陈光诚事件的真相，就无法推导出这样的真理；再例如，杨海鹏微博救妻未果的真相，就不能推导出中国法治社会的真理。我重视真相而轻视真理，只不过在说明一个问题：用真理去判断一个国家，或者去寻找路向，往往得到的最终不过是一个扭曲的结果。

与真理相比较，我倒宁愿相信常识。这是我以前推崇专栏作家李海鹏的原因。因为李海鹏也相信自己并不掌握真理，他的《佛祖在一号线》也只是在普及一些常识。这样的常识包括，人应该是有尊严的动物，金钱并不是高贵，应该有恻隐之心等等，卑之无甚高论。至少我以为，中国今天更缺少像这样的一些常识和基本的伦理，而不是类似于以往的放眼祖国胸怀世界的真理。

事实上中国这几十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多数来自于对真理的迷信而对于真相的罔顾。起初我们相信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世界的真理，后来我们相信一个关于民主自由法治的真理，却不知道这个民主自由法治，乃是建立在一个个真相的基础之上的。用真理去掩盖或者扭曲真相，所得到的恐怕只是另外一个可怕的结果。所以，我所要求的，无非是更多的真相。只是真相，有时候得到的过程，恐怕比真理更加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