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星河湾怎么样:<政治社会学>中译本序言

译者序

莫里斯?迪韦尔热与政治社会学

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要再版了，出版社叮嘱我们再校订一次译文，并对原译者的话做些修改补充。

法文原著出版于1973年，迄今已30多年。中译本出版也近20年了。20年来，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一个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和我国学术界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莫里斯?迪韦尔热的这本政治社会学专著历久弥坚，我们对作者及其著述的了解也更加深入和全面。因此，有必要在本书再版时对作者和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做一些补充介绍和说明。

一

莫里斯?迪韦尔热1917年生于波尔多附近的昂古莱姆镇（Angoulême），早年毕业于波尔多大学的法律系，先后在普瓦捷、波尔多和巴黎大学执教。在巴黎大学法律与经济学院主要是讲授法学（公法）、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并创建和领导了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中心。他也经常去外国著名大学讲学。

他是二战以后法国最富盛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也是战后一代“进步份子”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勤于著述，先后撰写了21本专著和15本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有《政党论》（1951）、《论专政》（1961）、《失去民众的民主》（1967）等。他的著作被翻译成16种外国语言，在法国和外国不断再版，可谓著作等身。他是法国左派报纸《世界报》的专拦作家，在该报上发表过83篇论文和近千篇时评。他也经常为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西班牙《国家报》以及意大利《晚邮报》撰写政论文章。

他在法国和欧洲学术界中有一定影响力。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带头在《世界报》上接连撰文，批判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论点，与右派知识分子进行论战。（参见拙译《雷蒙?阿隆回忆录》第283-285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再版）。他先后担任一些外国政府的法律顾问和选举问题顾问，提供法律咨询。1989年，列入意大利共产党人牵头的候选人名单，被意大利人民选举为欧洲议会议员。

莫里斯?迪韦尔热在学术领域里富于独创精神，积极倡导和推动法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相互合作，建立一门“交叉科学”（science-carrefour）。在政治学方面更是颇多建树。他创建了一种“中间政治学”（meso-politique）。“中间政治学”的特点是，一方面对西方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总统制和半总统制等）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又把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对国家法律架构、社会力量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看的比较清楚，分析的比较透彻。

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学领域中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政党论》。这本书几乎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学界的一部经典。无论在法国和外国，人们在研究政党和政党制度时，都会引用他的论点，或专辟章节加以介绍。虽然已经出版了半个多世纪，迄今仍是了解政党制度的最好工具。他在书中对政党制度做了大量的定义和解析工作,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党分类法，把西方政党分作“群众型”、“干部型”、“信徒型”三大类。这个政党分类法构成了政治制度分类的基础之一。他对选举制度与两党制体制关系的分析和结论，即“多数选举制导致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导致多党制”，在西方政治学界中几乎成为一条公认的“迪韦尔热定律”（la Duverger’s law）。

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类型——“半总统制”。在传统政治学和宪法学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分类一般仅划分为以英国为典型的议会制和以美国为典型的总统制，再加上独此一家的瑞士委员会制。迪韦尔热则从中分析和确立了一种半总统制。这种半总统制不是总统制和议会制的简单混合体，而是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独特运作机制。如政府对议会负责，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并拥有一定的实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选举制度和权力制衡机制等。（参见拙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他非常重视跨国比较研究和将其理论国际化。经过他的研究，除法国实行半总统制外，被列入半总统制类型的还有魏玛德国、冰岛、芬兰、葡萄牙、奥地利、爱尔兰等六个国家。

二

二战以后，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交叉和借鉴、特别是现代社会学的迅速发展，西方一些政治学家也引进了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去观察政治现象，创立了政治社会学。

196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塞缪尔?李普赛特的《政治人：政治学的社会基础》一书分析了政治演变的社会条件，提出了政治社会学的一些研究课题，成为政治社会学的一部奠基之作。

迪韦尔热于1973年发表的这部《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则全面地阐述了政治社会学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内容。作者在书中提出，政治社会学应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及经济背景来分析国家权力的性质及运作规律，从而使政治社会学系统化、理论化。这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标志着政治社会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迪韦尔热在书中纵论古今，旁征博引，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现象做了纵横比较和精要阐释；不仅对西方政治史上有过特殊贡献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韦伯、迪尔凯姆等人的学术观点做了比较恰当的评介，而且特别注意借鉴现代和当代政治学、社会学、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作者熔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炉，在政治学研究上独辟蹊径。他运用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从社会现象的总体中去考察、比较、分析各种政治现象，并对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研究和分析评断。作者在不同学科之间架起桥梁，并试图把现代数学和控制论的研究方法渗透到社会科学中去，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学科。作者认为，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发展缓慢，但迟早也要走上共同的发展道路，即从描述阶段到推理阶段，最后到公理阶段。但他同时指出，社会现象和人文科学有自己的特点，它们受政治、文化、历史和心理等因素影响，用数学模型、形态模式、控制论或博弈论等研究政治现象有很大的局限性。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社会学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研究方式和手段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在过去的研究基础上，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些分支，如艺术政治社会学、学校政治社会学、黑非洲政治社会学以及按部门研究的文化、体育、环境政治社会学等。目前，西方政治社会学特别重视对政治体制、集体动员、社会参与方式等的实证研究。

政治社会学是系统研究国家、政权和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的学科，因而可以看作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但它重点研究带有政治性质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特别是各种政治力量（如政党）和意识形态，也可以看作社会学的分支。实际上，政治社会学是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对象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很广，包括政治行为、政治组织、政府形式和民主制度形成的客观条件等，重心是各种传统的政治观念（国家、宪法、权力、制度）和广泛的政治现象（行为人的行为、互动关系、代议制、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学也重视国土的研究，认为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互相影响，古代埃及和近代瑞士就是明显的例证。政治社会学尤其注重研究文化因素，认为人类互动系统也是一种价值、准则、信仰、习俗和技术的文化集合体。文化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如果没有一致的价值观，社会就会发生分裂，出现各种“反文化现象”（如“嬉皮士”等）。

政治社会学不是政治学家的专利，社会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权问题理论家都可以进行研究，任何人也不能垄断。政治社会学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方法。它把政治看作一个社会活动的整体，但也不与构成社会关系的其他社会实践和信仰等割裂开来。

目前，在一些欧美大学里，政治社会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维、概念和基本知识，尤其是：1，掌握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知识；2，掌握社会科学的调查技术（如设计问卷，谈话，经验观察，数据分析等）；3，掌握职业活动和教学中的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的方法等。

三

本书中译本能够再版，令人十分高兴，不禁又使我们联想起中译本头版的种种遭遇和同作者交流的一些往事。

遥想那场历经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时，国内文化界一片荒漠，学术界更加凄凉。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因照搬苏联教育体制，早在50年代就被撤消了。原来的政治学家也被迫改行了。在百废待兴的初期，要求恢复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呼声很高，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但此时国内有关政治学、社会学的知识和人才十分匮乏。对政治学、社会学特别是对政治社会学这样的新兴学科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此时，我的一位年轻同事——王大东从欧洲负笈归来，带回了不少法文政治学原著。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新兴学科，国内学界知之不多，似乎也尚未引进。于是，在时任百科全书出版社副社长的一位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选择了迪韦尔热的这本政治社会学的代表作，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动手翻译。我们希冀利用自己掌握的外语工具和有限知识，为帮助我国学界了解国际政治学、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尽绵薄之力，为复兴和繁荣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添砖加瓦。

当时我们虽然在涉外的中央机关工作，也不能堂而皇之地研读和翻译这样一本纯学术又敏感的政治学专著，否则难避“不务正业”之嫌，只能挤业余时间翻译。同时，书中涉及到许多新学科、新方法、新概念，能够参考和借鉴的图书资料少之又少，困难可想而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翻译难，出版更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译稿曾在京城两家著名出版社之间辗转、滞留了四五年（已经打出了纸型）。历经周折，中间曾得到政治学界同仁和东方出版社领导的宝贵支持和协助下，最终于1987年由华夏出版社收入《二十世纪文库》出版。

初版问世，出乎意料地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子的热烈欢迎，社会反响也不错。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印数四万不算少了，但旋即告罄，早已一书难求。

以翻译这本《政治社会学》为契机，我们与作者莫里斯?迪韦尔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开始是神交，请他为中译本写篇序言。他不但立即慨允，而且很快就将其寄到我们的手里。序言写得言简意赅。行文中对美国功能主义理论长期主导政治学研究不以为然，表示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理论模式，为西方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提供共同语言。

随后十几年来，我们又有幸与他在法国进行过多次深入的交谈和交流。1985年7月，我们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科学协会第13届大会上相聚。他撇开众多社会名流和大学者，从会场上直接邀请译者我到他家中做客。我们出了巴黎政治学院的后门，穿过卢森堡公园，步行来到他位于市中心的古朴寓所。路上和席间交谈甚欢。我曾当面问过他，他自己最欣赏的得意之作是哪一本？他认为是《政党论》，并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把它译介给中国读者。研究政党制度倒是我们的“正业”，可惜联想到这本政治社会学中译本初版遭遇的种种困难，未敢应承，实为憾事。

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是参加他在巴黎组织的关于“半总统制”的研讨会。会议不仅邀请了许多国家的学者，还请到了法国和实行过半总统制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几位前总理参加。他主持的这个研讨会，不仅有激烈的学术争论，而且充满民主、平等和诙谐的气氛。记得有一位前总理在主席台上发言超时了，迪韦尔热当即一语双关地提醒他，“你是不是想当‘总统’呀？（在法语中，总统与主席是同一个词）我的位子可以让给你。”引起参加会议的学者会心地哄堂大笑了。再有，赫赫有名的法国前总理德勃雷发言后向报告厅的门口走去（因有急事要中途退场），当他几乎要迈出门坎时，一位青年突然从后排座位上向他发出连珠炮式的提问。这位前总理只能乖乖回到主席台上，耐心解答他的问题。

后来得知，迪韦尔热在法国政界和学界中并非诸事顺遂，与同行的关系也不太融洽。他大谈多次去日本访问，日本政治学会主席曾亲自为他当翻译，云云，流露出希望到中国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几经努力，终未能成行。

如今，这本书再版了，摆在读者面前的新书印刷质量和装装帧设计更加精美。相信本书的再版不仅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教学研究的社会市场需求，也会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有益作用。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愿借此机会，向曾经尽心尽力支持和帮助本书出版的学术界、出版界的领导和朋友，特别是向为本书再版立项、审读、修改、加工付出了大量心血的人民出版社领导和责编阮红波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杨祖功

                                               2007年1月于京城芳草地陋室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