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数据分析: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在东西方文明对话史上，早已存在一座开放的友谊之桥——丝绸之路。自古以来，随着山川大地的变动和沧海桑田的变迁，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相应改变着自身的路径，形成与时俱变的文化交流轨迹。

丝绸之路（Silk Road），原本是指一条横贯中西方的陆上贸易通道。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所解释：“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 1833～1905）早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最先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誉之为“丝绸之路”。所谓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广大内陆区域。狭义地说，仅指敦煌、祁连以西至葱岭的天山南北区域，即中国新疆地区。不仅如此，李希霍芬在一张地图中，还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称谓。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在《西突厥史料》中称：“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而来，“丝绸之路”的命名与其包括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通道，得到各国史学家、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

中国乃丝绸的故乡，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据先秦史籍和甲骨文记载，黄帝之元妃螺祖，教人养蚕、抽丝、织绮罗。商代大量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生产丝绸。周代至战国，丝绸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一段丝带和一块绢片。在河南安阳殷商遗址，出土了距今3200年前的蚕绢。从考古发掘出的商周两代青铜器上，可见到粘附在表面的丝绸印痕。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商代玉戈，有朱砂染色的平纹痕迹，还有以平纹为底呈雷纹状的丝绸印痕。

中国丝绸以其卓越的品质、绚丽的色彩、精美的图案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获得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喜爱。丝绸可谓华夏文明与美的象征，甚至是中国的代名词。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便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拉丁语意为“丝之国”。如同西方人称中国为“瓷噐”（China）之国一样。

(1)陆上丝绸之路

从年代上看，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是指汉武帝派遣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出使西域，开辟的通往西亚的“沙漠绿洲丝路”。然而，一位中国元首早在公元前10世纪，就沿着这一路线抵达了中亚。据晋人郭璞的《穆天子传》记载，公元前963年西周穆王率众出访西方各国。他们从中原出发，驱车马一路向西跋涉，直至中亚里海沿岸。西周穆王将携带的各种珍贵丝绸，作为主要礼品赠送给沿途各国首脑，以示友好访问。当返回中原时，带回一批新疆的和田玉石。1978年，在天山阿拉沟古墓中发现的凤鸟纹绿色丝线刺绣绢，鉴定为公元前642±165年的中原丝织品。在巴音郭楞自治州和静县的先秦古墓中，也发现出土物表面粘附着中原丝绸的印痕。虽然这些出土文物还不足以支持穆天子访问西方诸国的记载，但为我国早期丝路的开创提供了实物证据。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283年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中云：秦军“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意思是，如果秦军越过句注山，截断常山并驻守设防，且三百里路程就可直达燕国，而代马、胡犬从此不能东入赵国，昆山软玉也不能贩运到赵国，这三种宝物不再为赵王所有了。这段史记透露了“草原森林丝路”商贸交流的信息，战国时代及更早以前，西域马、波斯狗、和田玉，都经由这条商路东入中国内地。

中国北方的蒙古民族善于骑射，自古十分强悍。他们与分散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一起，开创了草原森林丝路。他们在欧亚大陆腹地，克服了戈壁、荒漠、雪山、绝壁重重路障，将不连贯的广阔草原和森林，开辟成贸易交通线。草原森林丝路从黄河中游北上蒙古草原，绕新疆草原，穿西伯利亚南部草原至中亚分为两路。一路经里海北部草原，南行至波斯转西行；另一路西行翻乌拉尔山越伏尔加河，南行黑海；两路可在西亚会合，经地中海北方草原抵达沿岸国家。西域马、阿拉伯单峰骆驼、蒙古双峰骆驼是商队运输的牲畜劳力，而草原游牧民族充当了东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促进了欧亚大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公元前11～9世纪的希腊史称之为“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然《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写道：“从门阈直到内室，椅子上放着柔软的绮罗。”这种绮罗丝织品从何而来？有人提出可能是移居黑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通过贸易交换得来的。以此佐证草原森林丝路的起动年代。

据丝路沿线的考古发现证实，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传入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希腊各城邦。例如，在德国南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从一座公元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中，发掘出用中国蚕丝绣制的毛布绣品。1949年，前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的一座古墓中，发掘出保存得比较完好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刺绣褥面，用彩色丝线以锁绣法绣出了花枝和凤凰图案，鉴定为公元前478年的中国刺绣。

有关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年代，学界已达成共识。2006年8月上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中国国家文物局主持的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调会在新疆召开。由会议形成的《共同行动纲领》指出：丝绸之路中国段始于公元前后的中国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止于清代末期。

西汉（前206～公元23年）首都在长安（今西安），东汉（公元25～220年）首都东迁于洛阳，故有东西两京之称；长安、洛阳则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汉代起点。自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路）形成了一个基本走向。从两京出发，经陇西或者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古玉门关或古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

在楼兰分为南北两道：北道沿着天山南麓西行至渠犁（今库尔勒），走焉耆（今尉犁）、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直到疏勒（今喀什）；再越葱岭（今帕米尔），过大宛（今费尔干纳），入康居（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至奄蔡（里海、咸海以北）。东汉开通的“新北道”不走白龙堆及楼兰，从敦煌走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焉耆而龟兹。北道上有两条岔路，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南道之于阗（今和田）；二是从姑墨走温宿（今乌什），翻拔达岭（别垒里山口），经乌孙（在吉尔吉斯坦），西行抵怛罗斯（在哈萨克斯坦）。

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鄯善（今若羌），走且末、精绝（今民丰）、于阗、皮山、莎车至疏勒；越葱岭过大宛，北出康居，西行大月氏（今乌兹别克之阿姆河上游）。从大月氏南行至大夏（今阿富汗巴尔赫），转西行至安息（即波斯，今伊朗），再西行抵大秦（罗马帝国）的犁靬（今埃及亚历山大城）。若从大夏向南偏东行，通往身毒（即天竺，今印度）。南道上也有一条岔路，从皮山西南行，经克什米尔入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西行至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再西偏北行至马什哈德，转西偏南行至巴格达。由巴格达西行可抵大马士革，乃至西欧或北非；南行可至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入海处）。

秦汉之际，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匈奴人以部落称国，“单于”乃是国王。漠北冒顿单于先后征服了周边部落，进而灭秦胡、攻破大月氏，控制了中国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西汉初年，匈奴骑兵累累侵扰中原农耕居民，掠夺财物，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汉武帝刘彻决心打击匈奴，派张骞到西域联络绿洲诸国首领，寻找远离故土的大月氏人，策动共同夹击匈奴。30多年前，定住敦煌附近的大月氏人，多次被冒顿单于击败，老上单于还杀死了月氏国王，迫使月氏部落逐步西迁到阿姆河一带。

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张骞带领一百多随从第一次出使西域。他们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但中途遭到匈奴骑兵的劫持被软禁10年。单于为拉拢张骞，给他娶匈奴女子为妻，以消磨其出使月氏的意志。但张骞“持汉节不失”，伺机逃脱后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在大夏市场上，他意外地看到中国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询问大夏人，才知道这些物产是从数千里之外的身毒（印度）贩运过去的。

在回国途中，张骞为避免匈奴人的阻拦，不再走“北道”而改行“南道”，不料羌人地区（鄯善）已被匈奴控制。张骞等人又一次落于匈奴之手，被扣留近一年。公元前126年，张骞趁匈奴发生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夫人和随从胡人堂邑父，逃回长安。张骞不畏艰险，历尽千辛万苦，终成正果。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司马迁的《史记》把张骞第一次通西域誉为“凿空”，即是一次空前的探险！

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中获悉，有一条从四川通往印度的民间贸易古道，叫做“蜀·身毒道”。它是以成都为起点，分东、西两路南行：东路走“五尺道”，经犍为（今宜宾）、朱提（今昭通）、滇池（今昆明）至叶榆（今大理）；西路走“灵关道”，经临邛（今邛崃）、邛都（今西昌）、青岭（今大姚）至叶榆。两条路在叶榆会合，向西南走“永昌道”，经博南（今永平）、永昌（今保山）、滇越（今腾冲）西入掸国（今缅甸），再西行至终点身毒。因穿越西南横断山区，故称“高山峡谷丝路”。

公元前122年，为了避开漠北匈奴对丝路贸易的骚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令张骞将“蜀·身毒道”连通成官道。以便日后的丝绸货物可由印度转向西方。而早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丹陀罗笈多王朝时期的史学家考铁利亚（Kautiliya）在《政治论》中写道：“其丝货有贩至印度者。”这正是中国丝绸通过“蜀·身毒道”，贩运到印度的历史记载。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以中郎将的头衔率副使、将士共三百余人，携带大量的丝绸、玉器、漆器、铜器、金帛和马匹六百、牛羊万头，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与第一次出使西域显然不同的是，张骞使团不仅代表了中国政府出访西方国家，而且开创了中国官方贸易的先河。张骞一行经敦煌、走疏勒，越葱岭抵赤谷城（今伊塞克湖东南），与乌孙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进行外交和贸易。公元前115年，中国使团与回访长安的各国使节一起凯旋而归。乌孙国王派使团护送张骞回汉朝，并献数十匹良马答谢汉武帝。

张骞出使西域，以“沙漠绿洲丝路”的开辟，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格局。汉武帝采取招募大量商人，政府配给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的措施，使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公元前60年，汉宣帝又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防止匈奴骚扰和强盗横行。这样一来“沙漠绿洲丝路”更加畅通，汉朝使团、商队，西方使者、客商，相望于道，往来不绝。从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步入了繁荣时代。直到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使沙漠绿洲丝路受阻，西域也随之分裂，50余小国林立。东汉明帝即位，任命班超（公元32～102年）为西域都护，率领吏士36人出使西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这才重新疏通了丝路。

  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条支（今伊拉克波斯湾头）临大海欲渡，因安息（波斯）船人劝阻而放弃。但获悉从条支驶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入红海抵罗马帝国的航线。甘英未能抵达大秦，使汉朝与罗马两大帝国的直接贸易推迟了数十年，此乃千古遗憾。不过，甘英仍是沿沙漠绿洲丝路走得最远的汉朝使者。

据《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公元100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许多学者推断，蒙奇就是马其顿，在公元100年罗马的马其顿商团曾经来到洛阳。其依据之一，是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ee）的《地理志》所说，一批马其顿商人曾经到过赛里斯（中国）。范晔的《后汉书》和托勒密的《地理志》都是重要史籍，相互对应的记载可以参详。

作为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汉朝与罗马的直接交往乃是双方共同的心愿。在今天看来，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于西汉、延续至清末，历经了近2000年；从中国境内出发，途经中亚、南亚、西亚、欧洲以至北非，至少穿越了27个国家，全长近8000km。在人类历史时空中，陆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希腊、罗马等传统文化交流。或者说，陆上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延续，对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向交流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从隋唐到宋元，从明朝到清末；随着朝代的兴衰和更迭，伴随着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呈波浪式的发展。既有繁荣昌盛的波峰，也有萧条冷淡的波谷，陆上丝路在波峰与波谷的交缠中延续，保持着基本畅通。通过这条丝路，中国不仅向西方输出了以丝绸为主的大量商品，而且井渠术、冶炼术、蚕桑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也先后传到了西方各国。同时，西方的物产，如苜蓿、葡萄、胡罗卜、胡椒、胡桃、胡瓜、胡豆、石榴、大蒜、香料、珠宝、玻璃、珍禽异兽等输入到中国；还有天文历法、挂毯织造、金银器制作、造桥术也传入了东方。

  据《史记·河渠志》中记载，大宛国都缺水，中国人教他们凿井取水：“宛王城中无水，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有关冶铸技术西传，《史记·大宛传》中写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乃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周礼·考工记》载言，中国商周两代的冶铸、合金技术已达成熟阶段。能合理使用铜、锡、金、铅四种金属，如铜锡合金（青铜）和镀锡的铜器。据《左传》记载，中国春秋时期已会铸铁。西汉时期，中国已经采用热处理方法，让白口铸铁变为可锻铸铁。因此中国的优质铁器西传，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y公元23～79年）在《自然史》第六卷中指出，中国出产的钢很硬，质地很好，世界上没有一种钢铁制品能与“丝之国”的产品媲美。

6世纪时，东罗马（拜占廷）史学家普罗科匹阿斯（约500～565年）在《战争史》中写道：“某些和尚从印度来，闻悉查士丁尼皇帝素怀夙愿，欲使罗马人不再向波斯人买丝……他们说，在印度各国的北方，有一个叫塞林达的国家，他们曾在那里度过漫长岁月，确实懂得可能在罗马人国土内产丝的办法。……于是他们又一次到塞林达去，把虫卵带回拜占廷来，并照上面说过的做法，使卵蜕变成虫，这种虫就饲养在桑叶上面，从此，在罗马人的土地上就能够生产蚕丝了。”东罗马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几个印度僧人（一说波斯人）从于阗（新疆和田）弄到中国蚕种，并藏于空竹杖中，沿着沙漠绿洲丝路偷运到拜占廷帝国。从此中国蚕种先后传到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诸国，7世纪传到阿拉伯和埃及，8世纪传到西班牙，13世纪传到意大利，15世纪传到法国。西方各国的蚕丝业也相继问世。

唐朝僧人玄奘（公元596～664年）正是沿陆上丝路西行印度取经的。公元644年，玄奘回国途经于阗听到一个故事：于阗国王娶中土女子为王后，暗中要求她将蚕种带来。新娘出嫁时，把桑蚕种子悄悄藏在帽絮中，瞒过了关防。从此以后，她将养蚕制丝的技术传到了于阗。因此，于阗国王建立了麻射僧伽蓝，以为纪念。在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近代考古学者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8世纪的木板画，画面上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帽子。研究者认为，板画所描绘的就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王后。考古工作者还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公元502～640年）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王国生产丝织品的史况。

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堪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前三项发明是从陆上丝路传入西方的，指南针则由陆上和海上丝路传入了西方。公元前1世纪，西汉发明的植物纤维纸还不能用于书写。据《东观汉记》说，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生产出优质实用的纸张，并向汉和帝献纸。从此纸书开始代替竹书和帛书。造纸术最先传到与汉朝毗邻的越南、朝鲜，随后又传入柬埔寨、日本；8世纪传入阿拉伯，9世纪传入印度，12世纪传入西亚和欧洲。20世纪60年代，在朝鲜半岛的一处古墓中发现带有西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字样的纸张，这便成为中国造纸术外传的最早物证。

  公元751年，唐朝名将高仙芝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将领齐亚德·伊本·萨里各率大军，交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五天后，唐军中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在内外夹击下唐军全线溃败。怛逻斯之战，大量唐军士卒被俘，战俘中的造纸工匠被带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术。从此，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传入了阿拉伯，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造纸中心。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都城巴格达建设了新的造纸工场。至此，阿拉伯帝国政府文书、档案均书写于纸上。而在当时的欧洲各国，能够使用阿拉伯人制造的纸张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行为。大约9世纪，叙利亚、埃及建起了造纸工场；大约11世纪，摩洛哥、西班牙、法国也先后建场造纸。

公元1276年，意大利建设了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欧洲人开始改进造纸技术，但直到17世纪，欧洲的造纸技术还只相当于中国宋代的水平。弱点在于纸张质量不高。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士蒋友仁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画成图样寄回巴黎，致使清代先进的造纸技术传入了欧洲。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发明了机器造纸的方法，中国人领先1700年的造纸术终于被欧洲人超越。

公元7世纪初的隋唐之际，出现了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即先在木板上雕刻反体字，制成版面，再涂上墨印于纸上。雕版印刷比人工抄写既省时又准确，利于经书、史籍的复制和传承，雕版技术在唐朝非常盛行，至宋朝达到鼎盛时期。在敦煌、吐鲁番等地，曾发现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今天仍保存在英国。公元971年，宋太祖下诏刻印的《大藏经》5048卷，雕版达13万块，用12年时间刻印完工。雕版印刷术于7世纪末传到日本，8世纪末传入阿拉伯，9世纪末传入朝鲜，11世纪已传入东南亚诸国。令人不解的是，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造纸术一样在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区内得以传播。有一种说法认为，阿拉伯人误以为中国人在印刷时使用猪鬃制成的刷子上墨，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印刷《古兰经》将会亵渎神明。

北宋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1095年）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公元1041至1048年间，雕刻工匠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即在胶泥毛坯的端面刻反体单字，用火烧硬，制成规格一致的单个陶活字，再用陶活字排版印刷。排版比雕版更节省时间和费用，且灵活便利。元代王祯又将陶活字改为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排字架。此后还出现了锡、铜、铅等金属活字。13世纪的元代初，蒙古人在征服地区广泛使用纸钞，纸钞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沿草原森林丝路传播到西亚和北非。朝鲜人则是阅读《梦溪笔谈》而掌握了活字印刷术，14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入日本，13至14世纪活字印刷术传至欧洲。约公元1440至1448年间，德国人谷腾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印出了一部《圣经》。但晚于毕升所发明的陶活字印刷术整整400年。

火药的发明至迟在唐朝中晚期。发现火药是唐代炼丹士在炼丹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经验，即硫黄、硝石、木炭三种物质混合可以构成黑色火药。其配方最后被军事家所利用。7世纪初，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年）的《孙真人丹经》载“伏硫黄法”：硫黄、硝石各二两，研细末于石锅，用皂角（碳化）三个引火，使硫和硝起火燃烧。这是世界上关于混合硫磺、硝酸钾和碳制成火药的最早记载。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炼丹士清虚子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载“伏火矾法”：硝石、硫黄各二两，研细末于石锅，用马兜铃（碳化）三钱半引火，使硝和硫起火燃烧。作为炼外丹，无论“伏硫黄”还是“伏火矾”的剧烈反应都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引起丹房失火事故。如唐末五代时期，郑思远编《真元妙道要略》中记载：“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蜜加热时能分解成碳）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这就是由于火药燃烧造成的事故。该书还如实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实验，以及唐代的道教炼丹士发现火药的史况。

宋元时期，不同用途的火药，有了不同的物质成分、定量配比和相应的工艺流程，而且在军事上得到使用，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火炮、火箭、火枪、地雷、炸弹等火药武器。公元1044年，北宋曾公亮（公元998～1078年）主编的《武经总要》有火药用作武器的记载，如“火炮火药法”、“毒药烟毯火药法”、“蒺藜火毯火药法”和“猛火油柜”。北宋时在河南开封设有专门制造火药的工场（火药作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铜火镜，乃元代年顺三年（1332年）制造，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铜炮。

13世纪初，火药随同医药和炼丹术由我国传出，经过印度传入阿拉伯和埃及。阿拉伯人和埃及人把硝石叫做“中国雪”，波斯人却称它为“中国盐”。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国制造火药火器的技术又由阿拉伯人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据旧史记载，五帝时代的轩辕黄帝发现了地磁场，而制造出指南车。指南针出现在战国时期，当时叫做司南。它是以天然磁石磨成勺形，放在光滑的地盘上，用以指南。东汉王充（公元27～97年）的《论衡·是应》篇记载，有司南勺的记载：“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在方形“地盘”四周刻有天干、地支、四维等24向，配合司南勺定向。在河南南阳东汉古墓中，已发掘出石刻的司南勺图画。司南可谓指南针的前身。

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和沈括的《梦溪笔谈》，分别记述了指南鱼和指南针。指南鱼是把铁皮裁成鱼形，用地磁场将其磁化而带有磁性，磁化过程中要让鱼尾（北端）向下倾斜，这隐含着古人已意识到磁倾角的存在。然后用一只碗盛半碗水，再把铁皮鱼浮在水面，尚可指南。但因铁皮鱼的磁性较弱，故指南鱼的实用价值不高。指南针是用天然磁石磨擦钢针，钢针磁化后有较强磁性，方可指南。如《梦溪笔谈》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沈括还记载了指南针的四种装置方法。这是人类利用天然磁石进行人工磁化制造指南针，及发现地磁偏角的早期文献记载。

北宋司天监杨维德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撰写的《茔原总录》载：“客主的取，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为何当取丙午针？是因为磁针所指存在偏角的缘故。就是说，当磁针处于“丙午”方向时，罗盘上的“子午”才是地理的正南北方向。这是至今所发现的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在西方，直到公元1205年，法国人古约（Guyot de provins）才记载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意大利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于公元1492年，才发现地磁偏角。

1492至1502年，哥伦布在航海途中，认识到地磁偏角因地而异的变化。但在南宋（1127～1279年）曾三异的《同话录》中已经有了记载：“天地南北之正，当用子午。或谓今江南地偏，难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参之。”这是说，在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一致的地方，应当用子午正针。诸如东部沿海偏僻地带，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有一夹角，则要参用丙壬缝针。就是说，在使用指南针（罗盘）时，应知地磁偏角因地而异的变化。

公元1119年，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谈》一书中，第一次记载了指南针用于航海贸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在12世纪里，指南针由陆海二道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国家，接着传入欧洲。大约在1150年左右，意大利人开始在海船上使用指南针。

                   作者：王 春       201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