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营销成功案例:毛泽东在1965：猜测与随想

毛泽东在1965：猜测与随想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这场运动中的是非功过，关于个人恩怨和内幕秘闻，各种各样的披露与分析已经非常多了。所有的评论与说法，在一定意义上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文化革命已成为历史，就必须从多重角度和新的广阔视野，对这场影响了中国以至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进行更有想象力的分析。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作为二十世纪少有的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实现理想的手段与结果显然都失败了。但是，他的英勇行为也作为强大的反作用力，有效地推进和改变了历史。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背景。他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深入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他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自己承认，如果说有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他和有史以来的思想家有所不同，他唯一的贡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学说。因此，尽管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理论，但它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必然的逻辑发展之一。

　　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革命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少人嘲笑过马克思，说他的犹太人背景使他无法摆脱保罗和耶稣的影响。马克思可能没有直接回应过这种嘲弄。但他在谈到宗教问题时曾指出，作为犹太人，他深刻理解宗教对普通人的意义。纳撒拉的耶稣无视罗马帝国的权威，无视犹太教会的权威，在那些受悔辱与受迫害的边缘人群与弱势人群中传播和发展了他的信仰。因此他尊重耶稣更胜于尊重柏拉图系列的思想家。因为在整个西方史上，是耶稣认真地实际地构筑了人的尊严与权利。而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往往不是为虎作伥就是马后炮。

　　那个后来被称为弥赛亚的人，没有被那些高贵的、富有的、有德行、有权威的人所认可，却被那些生活在文明边缘的人群所接受。

　　他们是乡下人、下层人，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

　　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偏僻地方，由受压迫遭迫害的少数民族所构成。

　　陷害耶稣的是犹太人中的上层阶级。这些人借罗马执政官彼拉多之手杀害了耶稣。

　　这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第一个证明：阶级比民族更重要。

　　因此，马克思坚决主张，想要取代和战胜普通人的宗教信仰，必须站在同样的人群中间，为他们提供更有效、更有价值的东西。

　　毛泽东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他的词典里，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最高存在和绝对标准。

　　所以，仅仅从个人恩怨和争权夺利出发，毛泽东没必要搞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惊天动地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以他当时如日中天的声望，如果仅仅是为了收拾个把人，不必如此大动干戈。因此，既然是人的历史，既然是社会现实，个人恩怨不可能没有，但以个人恩怨举其纲，则一定是以偏概全。

　　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即使我们承认毛泽东的动机是好的，承认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诊断有可能是正确的，但不等于认可他的治疗方法，更不等于认可他的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文化革命确实给所有的当事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难。这个题目我会另作分析。

　　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毛泽东的动机和意识形态背景上。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另一个皇帝，而是为了取消所有的皇帝和压迫剥削人民的制度。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他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但这个主要由穷光蛋和要饭化子组成的队伍，却有变成另一伙压迫者和土匪恶霸的危险。

　　读《甲申三百年祭》和《朱元璋传》，发现郭沫若和吴晗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农民起义的失败不在于没有得到政权，也不在于丧失了政权，而在于起义者成了另一个皇帝，或者成了另一个皇帝的帮凶和走狗。所以，在晚年的多次谈活中，毛泽东不断表达了宁愿粉身碎骨，也不做另一个皇帝的决心。这就是他老人家要求我们读《水浒》，反对投降派的主要用意。他不断提醒他的人民和后来者，只有升斗小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革命才算成功。

　　他在做这样的表达时，往往不像一个政治领导者，而更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翻阅他的文稿和谈话，每读此处，不免令人叹息神伤。是大英雄就不是蝇营狗苟之辈。伟大的政治家往往是伟大的诗人。邱吉尔获得诺贝尔奖决非偶然，林肯的声音里充满了伟大的同情心。或日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有限目的的俗恶气氛中，不会有诗意地栖居，遑论诗意的人生。

　　超凡绝俗，其无后乎？

　　从这个角度看起来，我们就能理解，毛泽东的战友们都是一时的英雄好汉，决不是趋炎附势之徒。他们所以能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打击，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主要是由于他们认同和支持毛泽东的理想。

　　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的与众不同之处决不在于权谋之术和政治手腕，而在于他的理想和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文化革命是1949年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1949年以来，取得政权即万事大吉的想法显然碰了大大的钉子。镇压反革命、大跃进、反右派等一系列运动虽然本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药不对症，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没有取消城乡差别，反而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最畸形的城乡差别。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伤害了农民。而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后果以各种方式涌入毛泽东的头脑里，使毛泽东陷入痛苦之中。毛泽东深深感到自己和战友们正在失去人民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只想巩固自己权位的政客，他面前当然有无数选择。但毛泽东偏偏选择了一条极为险峻的道路，领导人民搞第二次革命，再上井岗山。

　　他失败了。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的群众观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毛泽东不做皇帝的观点。这些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它的宗旨和根本出发点，也是共产党人存在的唯一理由和唯一合法根据。

　　1965年的毛泽东至少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阴谋手段搞掉对手，以巩固个人权位，换来天下太平，大家相安无事。他可以做一个皇帝，甚至是一个好皇帝。一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续革命，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后一选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甚至造成了相反结果和无穷灾难，践踏了许多无辜的花草。但他以七十岁之高龄，敢于如此大破大立，这种英雄气概的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外，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这个问题必须从两宋元明清，从五四运动讲起，两宋沦亡以来，在不断的异族侵辱和统治之下，有志之士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家一亡再亡，而孔家店的楼层却越盖越高。

　　宋明之后，虽然汉奸卖国贼大行其道，但仍有头脑清醒，不甘为奴之士，痛感亡国之恨难消。虽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孔家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侵略者都极其喜欢孔家店，孔孟之徒大都是侵略者的好奴才。直到近世，那些以残酷屠杀中国人民为已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祭孔之真诚与卖力，煊耀自己用中日两种文字背诵四书五经的功力，其实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差。

　　这当然不能怪罪于孔子与孟子，也不能据此否定孔孟的智慧与贡献。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孔家店与侵略者屠杀者的关系问题，不能解决孔家店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们似乎无法享受到令人尊崇的真实的孔孟，和那些有浩然正气的儒家先贤。我想，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和五四先驱才反对孔家店。而且毛泽东从来没有简单否定一切。他总是要求大家认真研究问题，对儒家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即已决心不做皇帝，当然便能够放手对孔家店大斧取舍了。

　　基础的存在是，只要从现实出发，你就不能忽视具有自我意识的，充满欲望的具体的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痛苦与欢乐，幸福与灾祸，离开了具体的个人，离开了具体的生活环境，便没有任何意义。追求是非对错，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有人做出牺牲。而同样地短暂地活着和活过的个人，谁应该做出牺牲？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明确指出，是共产党人。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通过牺牲自己，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也是某些西方思想家常常拿来比较保罗、耶稣和马克思的地方，毋庸讳言，在实行的过程中，肯定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尽人意之处比比皆是。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主张作为信仰的核心价值，并准备坚决实行之。而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做出的诺言。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的牺牲，为传大目标作出的牺牲是追求者的自觉牺牲。这就是牺牲的真实含义。你愿意让别人坐着奔驰车进入共产主义，自己却在煤矿爆炸中成为碎片进入共产主义吗？这是自我选择题，这是自由意志的表达题，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组织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理由之一。应当指出，谋矿爆炸是必要代价，是题中应有之义，是已知前提。但是首先牺牲自己，还是牺牲人民？这是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的根本区别。宣扬煤矿工人死了活该的理论，是纳粹哲学家的核心信仰。

　　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来说，物质财富只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而决定这个民族和国家最终命运的是民心和信仰。君不见，通天之塔巴比仑垮掉了。阿房宫、三百里，被楚霸王一把火烧光了，长城万里，被孟姜女一掬泪哭倒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即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照样明灭沉浮，崩裂重塑。

　　最光辉耀眼的恒星也难逃湮灭的命运。

　　只有坚持信仰，坚持核心价值，赢得民心的民族和国家才能长久屹立不摇。

　　正像青年马克思曾豪情万丈地吟咏的那样，那永存的必是思想和精神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