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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领袖？

专供《上海国资》杂志

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经济规模跃居世界次席的中国必须筑起“金融高边疆”，以摆脱经济发展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以及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打造“金融高边疆”的战略目标。其中至为重要的步骤是急需一批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且具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战略性人物来领军中国迈向金融强国。

在美欧金融危机依然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欧元走到命运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中国三大金融监管机构换帅，既有时间窗口巧合的因素，又是中国财经高官制度化进退的程序性安排。

尽管如此，媒体仍然普遍认为，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集中更迭，实乃史上未有的大换岗。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在刘明康、尚福林和吴定富执掌“三会”期间，中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不仅完成了重大的制度变革，资产总量爆发式增长，并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抗击危机的中流砥柱。

而就新上任的“三会”领导人来看，无论是尚福林、郭树清还是项俊波，市场其实一点也不陌生。可以说，他们皆为中国财经高官梯队中的资深序列。这其中，人们尤其对接掌证监会的郭树清感兴趣，估计与郭树清所在岗位的敏感性及其本人的学术背景有关。

曾是中国经济改革“整体协调改革论者”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郭树清此番接掌证监会，无疑令有关参与主体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图景寄予厚望。

履历丰富且有深厚经济理论功底的郭树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在吴敬琏先生的带领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1985年，当时还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的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因此，改革需要配套设计。此后，国务院机构事务管理局安排郭树清和楼继伟等人在北京西山设计方案，同年5月，他们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报告》上报给国务院。同年7月15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的建议》初稿讨论会上，吴敬琏提出不应将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而必须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配套进行，这三个层面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建立适合于市场条件的宏观调节体系。郭树清还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了一种“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在改革战略上积极提倡企业、市场和宏观调控三方面改革的大配套。强调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认为应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尽快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机制，避免双重体制久拖不决的局面。吴敬琏和郭树清等人也因此被称为“整体协调改革论者”。

可以说，在担任财经官员之前，郭树清主要通过在中国重要研究部门或经济决策部门工作，在坚持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和方案设计，其中不少建议和方案为领导人所采纳，从而推动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

而今，在国际资本因受金融风暴冲击而式微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理应切换到摆脱国际资本操纵，重构发展范式，掌握市场定价权的发展轨道。中国亟须检讨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正视股市做大做强的约束条件，破除国际资本对股市发展的干扰，破除阻碍股市健康发展的各种干扰，重塑市场信心，以建设性的举措掌握股市发展的主导权。市场冀望有着深厚学术背景的郭树清，能够集中金融界智慧，以前瞻性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并设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下一步整体方案。进而利用国际金融资本暂时式微的时间窗口，以建设性的举措重构资本市场发展范式，切实掌握A股发展主导权。

进一步地，掌管总资产逾百万亿元的中国金融业领袖们，下一步需要思考和落实行动的是：如何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如何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如何在巩固传统影响力的基础上，力争在金融创意、机制设计乃至话语权掌控等领域取得突破。

因为在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包括金融在内的战略性产业控制权争夺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若没有一大批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且具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战略性人才来领军中国金融发展，则中国就将在全球顶尖层面的竞争中处于被动与跟随地位。

假如把时间推到67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人会发现，后起的替代性力量要博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金融地位，既需要重大国际事件的催生，也离不开自身博弈水准的大幅提高。

今天，世人皆知，是美国人一手导演了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么，选择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让大英帝国体面地交出金融权杖，显然需要外交艺术和国家智慧。

在时间窗口的选择上，美国认为在战争即将结束但尚未结束的关键时间节点，显然要比诸神集体狂欢的胜利日更好拿捏会议进程；而金融权杖交接地，毋庸置疑，必须在美国，而且最好是远离战场和血腥的宁静地带。

于是，美国人把时间定在1944年7月，这时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全世界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硝烟弥漫的欧洲。将会议定在远离欧洲战场且风景优美的新罕纳尔布什州布雷顿森林郡华盛顿山饭店。

与会代表中，美国当然是格外显山露水，财政部长摩根索、美联储主席艾考斯、参议员托比、经济学家兼官员的怀特，无一不是各自领域的头面人物。当然，最大牌的当属英国代表团团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尽管当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两年之后即驾鹤西去，但为了英国和世界，他不得不忍受心脏病的折磨，争分夺秒，而其要对手——美国的怀特也只能每天最多睡五个小时。

其间，代表新旧帝国勾勒全球秩序主张的两个计划发生了碰撞。凯恩斯拿出的版本叫“国际货币清算同盟计划”，怀特计划的名字更长，叫“联合国稳定基金与同盟国家的复兴开发银行计划草案”。只不过此时早已告别菜鸟身份的美国当然不买凯恩斯的账，面对这个外婆级的昔日老大，美国不再瞻前顾后。于是，怀特底气十足地阐述了美国的主张，英国最终做出让步。美国得以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金融权杖。

笔者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假如世界需要中国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承担更重要使命的时机到来时，假如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和策略，更要有能够引导国际金融话语权并有相应国际声望的专业人士为中国博取真实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假如西方国家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愿意赋予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更大的行为空间，则届时中国必须能够派出更多类似林毅夫和朱民这样的国际型人才。而就国内的存量金融官员以及金融专家结构来看，金融专才尤其是战略人才的欠缺恐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中国布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瓶颈。

而就国内金融建设与发展来说，中国尤其欠缺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敢于叫板跨国资本的种子选手和具有强大市场号召力的金融领袖。例如，中国以四大国有控股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暂时的稳定和经营实力的增强是在竞争对手式微的情况下获得的，保险业的情况也类似；尚在制度建设与完善中的中国证券市场更是很难经得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冲击；中投由于投资经验和高端人才的欠缺，短期内尚难成为令国际同行敬畏的顶级投资机构；国内投行与高盛等国际顶尖投行相比，无论是在承销能力、高端人才、机制设计和创意乃至全球话语权等方面都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

放眼世界，美国有格林斯潘、保尔森和萨默斯这类财经大佬，即便盖特纳和伯南克也远非财经菜鸟，中国需不需要？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