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网站怎么做推广:如何评价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核心提示：作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访问当年与项英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经过认真反复的分析研究，认为项英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本文来源：新华网，作者：姜廷玉，原题：《如何评价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项英，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项英一生中极其重要的时期，如何评价他在这一时期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曾经有过不同的评价。

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党中央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贡献，曾给予充分肯定，并号召全党向项英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同志学习。皖南事变以后，特别是在那些“左”的年代里，项英被作为执行错误路线的代表，对其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贡献也予以否定。客观、公正地评价项英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是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评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访问当年与项英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经过认真反复的分析研究，认为项英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临危受命，率部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在长征之初，项英和陈毅等一起，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突围，保障主力红军行动，使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得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

为了保障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1934年10月上旬，当红军第1、3、5、8、9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陆续离开原来的阵地向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时，项英遵照军委的部署，指挥红24师和各军区的一些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开展游击活动，并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1、第2野战纵队，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项英奉命指挥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阻击骚扰敌人。10月17日，当主力红军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突围西去，并于10月21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项英命令赣南军区派独立第14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15团和独立第6团进占安远城；第1大队与西江独立营进至重板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6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派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派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

11月初，国民党军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地域追击红军主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根据中革军委指示，项英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6团和独立第14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掩护、配合主力红军突围外，还承担了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

10月21日主力红军突围战役获胜后，赣南军区派一部分部队负责收容伤病员，积极组织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员。还奉命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以保证野战军在转移时的后方收容与运输。10月底，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又先后收容了一大批伤病员，其中一些轻伤员医好后即投入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二、执行中央指示，领导苏区军民英勇抗击敌人进犯

党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了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以陈诚等指挥的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当敌人占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等地后，中央军区命令红24师在汀州以南阻击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3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7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

11月下旬，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红24师指战员纷纷要求抗击敌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为了兴奋苏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命令红24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之地方武装作正面的扼制，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狙击牵制增援之敌。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半个旅，击溃半个旅，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遂改急进为缓进，调集兵力，企图寻找红军决战。当时江西军区和省委由于敌人的迅速推进，地方工作没有来得及布置，同时仍然集结独立团阻止和破坏敌人构筑堡垒，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狭小地区而遭失败。

为了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保卫中央苏区，项英早在10月18日就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当然，项英这时候强调的群众游击战争还只是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的游击战，而不是独立的战略游击战。由于项英和中央分局对于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并为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所束缚，对于整个工作没有也不可能实施及时的转变。

江西军区失败的教训，引起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的重视，他们开始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同时开始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主力红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亦开始了初步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1、派得力干部到各地区领导游击战争。

当时，项英和中央分局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分别派张鼎丞回闽西；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西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书记，同时抽调部分武装组成瑞西独立营，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中央审计委员会原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组建中央公（略）万（安）兴（国）特委并任书记；派少共分局干部李鹤鸣到胜利县（后转公略县）；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委；在于都小溪成立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原在赣粤边坚持斗争的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调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随即抽调一个营的红军开赴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2、在“三角地区”党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和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的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12月29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队伍，要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具体要求各区独立营扩大到400至500人，区游击队应扩大到100至150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应随队行动，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与此同时，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龙泉迳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项英曾亲自到训练班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经过游击战争的教育，瑞金、兴国一带的地方武装渐渐能进行游击战，闽赣军区的部队也向宁国、石城、广昌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总体上仍受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指示的束缚，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依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阻滞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1935年1月28日，红24师和独立3团、11团共5个团的兵力，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2师一部，由于部队部署失当，在激战中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这是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项英后来也认识到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已经“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已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三、彻底转变斗争方式，组织部队分路突围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不断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1月30日致电中央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定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项英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另图发展；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立复”。

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

项英接到这个指示电后，立即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围中应注意的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和工作人员分九路陆续突围，这些部队分别由李才莲、陈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龚楚、徐洪、蔡会文等率领突围，分别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等率红24师第70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3月9日率70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贺昌率部在会昌县天门嶂遭国民党军第89师包围，部队被打散，贺昌壮烈牺牲。项英、陈毅率部队在安远县天心圩也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冲散后转回于都上坪。随后，项英、陈毅再度突围，途中巧遇代英县原县委书记曾纪财，由曾带路，项英、陈毅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

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与封锁，各部队突围中都相继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它毕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会同当地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军民遵照中央的指示，虽然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进犯，但仍遭到了严重损失与挫折。究其受挫原因，项英囿于中央赋予的任务，未能适时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过去不少文章和回忆录把其完全归罪于项英，是不够客观，也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要原因则是中央的错误指导。其一，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前没有对留下来的同志和部队如何坚持斗争作周详的考虑和认真的部署，“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是不现实的。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除两个纵队尾追主力红军外，国民党军20多个正规师加上地方部队几十万人加紧进攻中央苏区，敌情比主力红军长征前还严重。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仅有红24师和10余个独立团，其中相当部分是主力红军伤愈归队人员。8万多主力红军尚不能打破敌人“围剿”，红24师和10余个独立团又怎能保卫中央苏区？其二，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这就束缚了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的手脚，使其难以跳出这“三角地区”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其三，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感到难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于的任务，屡次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和请示斗争方针，除1月7日中革军委向项英通报了野战军已占领遵义地区并准备在此赤化外，到2月5日前近一个月时间竟无一指示，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战略转变。当然，项英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对主力红军转移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回师反攻上，因此继续指挥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还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的口号，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他后来为此在延安向党中央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四、主持召开长岭会议，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实行战略转变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突围到达赣粤边中心区域油山，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和少共特委书记刘新潮（即刘建华）等会合。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

4月初，项英、陈毅在南雄县大岭下村听取了赣粤边特委领导人的汇报，对于赣粤边特委、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站稳了脚根，保存了革命力量，表示赞扬。同时也对赣奥边特委、军分区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结和依赖思想以及照搬苏区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敌人即将对赣粤边进行大规模“清剿”，部队要分散，机关要缩小，工作方式要改变，以尽快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随后，项英在大余县的长岭村召开了赣粤边干部会议（简称长岭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项英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陈毅在会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强调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要采用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等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决定把赣粤边游击区分为五块游击区，即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信南区、上（犹）崇（义）区，将在赣粤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分成4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随特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的游击战争。

项英主持召开的长岭会议，是赣粤边游击区由集中的正规战转入分散击战、由照搬苏区工作方式转入完全游击区工作方式的转折点，对胜利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大意义。

五、领导赣粤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清剿”

1935年4月，国民党粤军第1军军长兼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率3个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4月下旬的一天，由于一些游击队员外出运粮不注意隐藏，被敌发觉跟踪，敌军袭击了项英、陈毅和特委机关所在地北山附近的棚洞村。项英、陈毅决定将部队和机关进一步缩小，分散活动，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搭棚隐蔽、保密、行军等有关原则。保密原则是：生火做饭不出烟；说话须小声；各机关无工作关系不准相互往来。行军原则是：夜间行军应选择在午夜以后；不走大路走山路；夜间行军要慢，免失联络等。红军游击队遵循这些原则巧妙地与敌人进行周旋，同时采取“调虎离山”、“引蛇出洞”、“化装出山”等战术，先后袭击了大余县游仙圩、南康县黄泥巷、南雄乌迳等地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扰乱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部署，使余汉谋计划3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企图终末得逞。

1935年11月，余汉谋部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强迫山里的群众全部搬到山外的大村庄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为了挫败敌人的“封坑”，项英在信丰县潭塘坑主持召开了赣粤边特委、信康赣县委和南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项英指出，敌人的“封坑”是进一步的进攻，把群众与我们隔离，便于“清剿”，陷我们于空山而饿死。他批评了有的地方党组织空喊反对出发，没有任何工作布置的作法，强调说，目前不是空喊反对出坑，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出坑的群众进行斗争。会议研究并部署了反“封坑”的斗争方案。由于采取了有力的反“封坑”的措施，使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群众中得以保存和发展。

1936年8月底，国民党军第40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扼守要道和圩场，分路大抄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同时强迫群众构筑碉堡，组织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指定反动豪绅充当保甲长，严密保甲制度。针对国民党军新的“清剿”，项英、陈毅于9月在油山召开干部会议。项英亲自起草了会议决议（史称《九月决议》），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军第46师“清剿”的特点，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动员和领导群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的“清剿”，群众工作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基础，只有依靠群众，我们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共赣粤边特委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组织游击队和区县干部秘密进入白区的圩镇和大村庄，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还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充当保甲长；同时争取一些比较开朗的保甲长，使他们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与此同时，红军游击队抓住国民党军第46师对赣粤边地形不熟的弱点，避开敌军主力，采取“敌人进山，我们出山”的战术，向游击区外出击，袭击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赣粤边区红军游击队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与中央军第46师五次“清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不仅巩固了原有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发展了“三南”新的游击根据地，锻炼了300余名游击战士，保存了大批的经过考验的干部。

在反“清剿”斗争中，项英十分注意加强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针对在白色恐怖下有些意志薄弱者动摇、叛变的情况，项英编写了《反叛徒斗争大纲》，发到党内和游击队，开展反叛徒斗争，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针对红军游击队长期分散执行任务，一部分同志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和纪律松懈现象，项英、陈毅还注意加强对游击队进行任务和纪律教育，为红军游击队规定了五大任务：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造红军，并为红军游击队制定了五大纪律和十项注意。项英还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教材。这些措施对于加强红军游击队组织纪律性，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为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项英还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认为游击战争的主要基础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清剿”，不能对付大规模的抄搜，不能粉碎敌人的封锁。他经常教育周围的同志说：“我们进行的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我们要坚持，要生存，要发展，主要靠群众力量”。为了指导大家做好群众工作，项英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的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给各级党组织的成员和游击队员，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项英在领导反“清剿”斗争中，还注意及时总结推广一些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原则，以便指导红军游击队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如他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赚钱的就打，赔本的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来打，否则就分散；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有路不走，没路就走”等战术原则。为了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记忆，项英还将一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空虚，集中力量，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这些游击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我军早期游击战争的思想，不仅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而且对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对日游击战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正确分析形势，为赣粤边游击战争指明方向

项英在闭塞的山区，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除经常阅读随身带的《列宁主义概论》、《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外，还想方设法购买香港报纸和收集国民党地方报纸，从其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形势，研究和领会党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斗争的方针策略，指导赣粤边游击区的斗争。

华北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后，项英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于是他和陈毅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提出“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还起草了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成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提出抗日和反蒋的口号，发动了两广事变。事变发生后，“清剿”赣粤边游击区的粤军余汉谋部撤走。当时许多人不明真相，众说纷纭。项英了解到事变情形后，正确分析了形势和两广事变的性质，指出两广事变是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加紧的表现，两广事变是军阀间的战争，是两广军阀利用抗日的名义实行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项英和陈毅及时在信康赣县委驻地召开了各县委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以及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研究对两广事变的认识。项英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同时强调指出，要利用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恢复和扩大游击区。会后，项英以红军游击队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的指示精神，将信康赣、信南和南雄地区的游击队相对集中整训后主动出击，先后袭击了信丰、大余、南雄县境内的十多个据点，消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了一些作恶多端的豪绅地主，游击区得到了恢复和扩大，出现了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少有的好形势。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赣粤边游击区后，“喜得大家舞手跳脚的，高兴得不可言喻”。项英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事变的大概情形后，立即以“西安事变”为题写了一篇长文，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前途，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的继续发展，必然促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文章要求赣粤边党组织在群众中动员，宣传抗日救国，同时计划将游击队加以整顿，准备在这一形势发展中消灭周围的国民党反动保安团队，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项英随即召集赣粤边特委负责人开会讨论蒋介石被扣后的形势和研究新的斗争方针。会后大家对会不会放掉蒋介石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多数同志认为不可能放掉蒋介石，项英基于全民族利益的考虑，认为可能会放掉蒋介石。一些同志说，杀掉蒋介石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放掉他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个别同志甚至背后说项英右倾。可是不久，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一些同志不得不承认说：“还是项英同志看得准”。西安事变发生后，项英曾写信给各地游击队，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乐观，要迅速做好各种准备，以粉碎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新的“清剿”。果然不出项英所料，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第46师即采取大抄山、大烧山、大砍山等手段，对游击区再次发动“清剿”。由于一些游击队有了准备，及时转移，避免了大的损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项英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事变爆发的真相后，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实质，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动员和领导最广大的群众来威逼南京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反对一切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与此同时，赣粤边特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宣传。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有关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中，看到毛泽东1937年5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摘要，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对此，项英、陈毅等如获至宝，高兴万分。他们认真研究和学习了这些指示。根据毛泽东报告中的精神，结合当前的形势，项英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现在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章还阐述了党中央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应遵循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有批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等原则，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述三个原则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同时强调指出，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不要重蹈陈独秀主义的复辙。这篇文章对于转变赣粤边游击区干部战士的思想，正确认识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指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纲领性文件。

七、贯彻中央新政策，实现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项英根据间接获得的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共全作宣言》的基本精神，为促进赣粤边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共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仅直接领导了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而且指导了南方其他一些地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

1、倡议和领导赣粤边游击区的谈判。1937年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占华北的既定步骤，为了保卫华北和中国就要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和平妥协；国民党军要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游击队，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8月20日，项英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要求立即合作抗日，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随后，项英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精神，起草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条件：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赣南共产党的合法和言论行动上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红军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保证部队的给养，保证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却借机在群众中散布红军游击队“投降了”的言论，并写信给游击队，要求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国民党军队。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大造谣言。对此，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严厉斥责国民党地方当局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行径，要求他们必须改变那种“剿匪”主义的偏见，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国共合作宣传及解释工作。经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在陈毅到大余和赣州与大余县、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到达赣州，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王有兰和第46师师长戴嗣夏，不久，国民党军和保安团从赣粤边游击区撤退了。

2、促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问题，项英于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到达南昌后，他致电在南京的叶剑英并转毛泽东，从而恢复了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联系。在南昌，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项英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口头接受了如下条件：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游击区老租老债废除；游击队集中时期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其余问题候国共两党中央决定，谈判初步达成协议。

9月27日，项英在南昌孙中山纪念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全国精诚团结是抗战胜利的准基，惟有全国精诚团结，方足以于谋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阐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战”，我们一定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9月29日，项英又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要求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以便追随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项英还宣布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以联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各项事宜；在南昌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昌或到分局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会见了闽北游击区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

3、派代表指导其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10月初，项英回到赣粤边游击区，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由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陈丕显到闽赣边和“三南”游击区，刘新潮（刘建华）去寻邬，北山区委负责人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分别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项英还写信托人送往崇义、上犹一带的王赤领导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问题。10月中旬，项英奉命前往延安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项英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在赣粤边山区消息闭塞，情况不明，除到了南昌才得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外，他对党中央关于谈判改编的方针原则及其具体办法等不完全了解，因此他1937年9月27日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和9月29日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没有也不可能对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原则和注意事项加以强调。中央认为，此时“项英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为此指示“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来中央讨论”。此后项英逐渐了解了党中央关于谈判改编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总的看来，项英在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和促进其他游击区谈判改编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党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说项英在南昌“上了国民党的当”是言过其实了。当然，由于当时项英对于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的具体方针政策还不完全了解，在谈判过程中可能有些不妥之处，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如1937年10月26日博古、叶剑英在给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

项英为促进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为此做出了贡献。正如陈毅1940年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晚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项英于11月7日到达延安。12月7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对于项英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决议还强调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