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场策划工资:江右商帮

“福赐江天，烧炷香再去；财源西岭，祈富贵当来。”贵州黔南自治州贵定县新西村，一座万寿宫于此屹立。友人抄下了牌楼的楹联，联文采用联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着这座万寿宫的渊源。
　　万寿宫是江西商人设立于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之地，供同乡往来中转、歇息、聚散的场所。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纪念的是同一个江西人：许逊。
　　许逊，字敬之，江西南昌县人。西晋太康年间曾出任四川旌阳（后为表彰许逊的贡献，旌阳被改名为德阳）县令，所以，许逊也被称为许旌阳。许逊精于水利、医术，居官清廉。许逊治理旌阳十年，当时流传的民谣说：“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活人，病无能为。”
　　许逊至今仍活在四川人的心中。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万寿宫1300多座，仅四川一省就有300多座，仅次于万寿宫的发源地江西而居第二。成都洛带万寿宫，是目前国内保存得较为完好的江西会馆之一，也是成都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古装剧拍摄基地。
　　如果只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许逊很难赢得海内外江西人的共同拥戴。许逊成为江西人心目中的“神”——许真君（许仙），关键在其辞官之后。
　　在旌阳当了十年县令，许逊辞官回乡。适逢江西和两湖各县洪水为患，许逊挺身而出，不辞劳苦，带领乡民四处治水，不仅治理了水患，更用其精湛的医术，灭除了瘟疫。
　　斩蛟除孽，降伏洪水；灭瘟除疫，治病救人。当这二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他也就成了百姓眼中的“神仙”，是“福主”。传说，许逊在136岁时得道成仙，“举家四十余口，拔宅飞升”，连家养禽畜都一并带去了。
　　有了神话色彩，如果再添上人格魅力，遥远的神仙立即变得亲近起来。真正确立许逊在江西人心目中地位的，是许逊的人格。许逊融合道家与儒家思想，创立了“净明道”，倡导“孝、悌、忠、信”，并以此教化乡里。这四字真言，后来也成了江右商帮的精神内核。
　　当江西商人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能把江西商人组织起来，团结协力、互帮互助的网络。于是，各地的江西会馆应运而生。在一个以乡籍为纽带结成的松散的商业联盟里，除了共同的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团结手段就是精神力量。
　　而充满人格魅力的同乡先贤，往往会被拔高、神化，充当这个网络的精神领袖和保护神。例如，在江右商帮之后兴起的晋商，就把山西人关羽上升为神（关圣帝君），以关公的忠、信精神统领晋商。
　　统领江右商帮遍布全国商业网络的精神内核，就是许逊倡导的“诚信”、“济民”精神，江右商帮向以“贾德”著称。许逊，是江西人心目中的“人格神”，也是江右商帮的精神领袖和保护神。
　　如此，许逊不仅被供奉在了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里，也住进了江西商人的心里。
　　二
　　江西，一个如今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省份。偶尔被提及时，往往也要在前面要加上一个定语：革命老区。老区，在人们的联想中往往跟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但江西并非一直贫穷落后。曾经，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0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在南昌的赣江边上，挥笔写下了光照千古的《滕王阁序》。以其说这是王勃对江西的赞誉，倒不如说是他的预言。接下来的几百年，江西没有愧对这两句话。在江西历史上，那是一段群星闪耀，光照华夏的辉煌篇章，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均全面领先。
　　在政坛，两宋时期，江西一省就出了5142名进士，占宋朝进士总额的1/6以上。其中，有27人曾出任过正副宰相之职。晏殊、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两宋的正副宰相，1/5来自江西。到了明代，更是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中，江西独占三家：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晏殊、晏几道父子和姜夔，则是宋朝词坛的三座高峰，开了北宋一代词风。黄庭坚开创的江西的诗派，则成了宋诗的代名词。直至明朝，仍有戏剧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临川四梦，与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交相辉映。
　　在思想方面，当时更可谓天下宗师皆出江西。儒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开创了心学。道家，就如同山东曲阜的孔庙是儒家的祖庭一样，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一直被公认为道教的祖庭。释家，慧能开创的禅宗，就是通过江西传向全国并发扬光大的，后来禅宗所谓的五家七宗，皆发源于江西。马祖道一、青原行思、百丈怀海，一个个禅学宗师，都集中在江西弘法。
　　教育方面，两宋时期全国共有书院515个，而江西一省独占170个，占了全国的1/3。其中，白鹿洞书院由朱熹支持，象山书院、鹅湖书院则由陆九渊主持，一时间，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分别成了儒家理学和心学争鸣的讲坛。北宋四大书院，以白鹿洞居首，南宋四大书院，白鹿洞、象山均列其中。
　　经济方面，江西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手工业基地。瓷都景德镇，青花瓷烧造工艺世界一流，为中国挣下了一个瓷器（CHINA）的国名。“临川才子金溪书”，江西的印刷业独步一时。此外，如德兴、铅山的冶金、樟树的药材、进贤的制笔、烟花，铅山的造纸、宜黄的夏布织造等，皆盛极一时。
　　手工制造业的繁荣，带来科技的发展。由江西人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科技百科全书”。江西人雷发达，自清初参与营建紫禁城，此后七代200余年间一直主持工部样式房，被称为“样式雷”。从紫禁城到圆明园、颐和园、天坛、太庙、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卧佛寺、五培寺、万寿寺、雍和宫等，清朝北京城的建筑设计，皆出自江西雷氏之手。
三
　　当王安石提出变法主张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居然要到近千年后才能在中国得以实施。
　　“青苗法”：“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在春季青黄不接时，政府放贷，支持农业生产，到秋收时以二分息收回。一来让贫困之家免受豪门大户的高利贷盘剥，二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北宋，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最繁荣的朝代。物资开始进行全国性流通，纸币也被发明出来了，钱庄当铺开始跨区域布网，金融业已经萌芽。王安石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苗头并试图加以利用。利用金融手段调节财税，这是现代政府管理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王安石，临川人（属江西抚州），字介甫，北宋神宗时任宰相并推行新法。王安石变法，堪称中国古代最具商品经济意识的财税体制变革。如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财税体制改革。
　　均输法的重点是“徙贵就贱，用近及远”，通过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物资大流通来推进经济发展，增加财税收入。免役法是将公共建设所需的劳力货币化，改过去的无偿劳役为用钱雇役，由全国户民按财产状况出钱免役。市易法则是设立市易司，类似今天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部门，在平时购进滞销商品，一旦市场上物资紧缺即抛售以稳定市场。
　　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的以上财税管理措施也可谓不过时。只可惜，如同黄仁宇所指出的：中国向来以儒道为本的粗线条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实施如此高度技术化的财税管理手段。再加上官僚中间本身就多豪门大户，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从中作梗。最终，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与评定王安石的是非功过相比，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这些的接近现代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财税管理观念从何而来？王安石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智者。但他的超越，并非出于凭空想象，而是一个具有敏税观察力和超前思维的智者基于现实基础的思维提升。
　　王安石从政早期，曾在宁波鄞县担任过知县。在他到鄞县任职的第二年，就碰上了饥荒，农民青黄不接的时，把种子都当作粮食吃了，被迫向豪门大户举债，忍受高利贷的盘剥。王安石采用了类似今天所说的“造血开发式扶贫”措施：把仓库里的存粮借贷给农民，约定秋收之后加少量利息偿还。
　　这一举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恢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还有效地抑制了豪门兼并，更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也就是王安石后来坚定推行的青苗法的早期实践基础。王安石新法的更多现实基础，来自于北宋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
　　而当时全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首推王安石的家乡——江西。
　　
　　　　四
　　江西，乃江南西道的简称，又被称为江右。据明末清初的《日录杂说》上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右商帮以此得名。江右商帮是中国大地上兴起的第一个形成全国性规模的商帮，在中国古代的十大商帮中，江右商帮最早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早在北宋时期，江右商帮即开始兴起。
　　“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沈从文描绘的是他眼中的江西布商。在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万寿宫至今仍是当地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云南彝族的民间史诗中，江西商人显得更为重要：“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在他们看来，甚至蚕丝也是江西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
　　挑担人、货郎哥，一路走来一路买卖。行商，是当时江西商人的典型特点。例如，我的家乡江西抚州盛产灯芯草，这是制作蜡烛、点油灯的不可或缺之物。我们小时候曾传唱过一首童谣：“挑担灯芯草，一路卖三年。莫看生意小，盖楼又买田。”
　　并不是卖掉一担灯芯草的钱就可以“盖楼又买田”，个中关键，在于“一路卖三年”。灯芯草是不值钱的东西，拿卖灯芯草来打比方，形容江西商人往往资本少，起点低。但就是以一担灯芯草这点微薄的资本做本钱，沿途采购当地特产，再沿途售卖，生意可以越做越大。经营得当，三年之后“盖楼又买田”并非不可能。
　　挟小本，收微货，随收随卖，操业甚广。江右商帮不像后来崛起的晋商和徽商，要么搞垄断经营，要么想法设法借助官府的力量。江右商帮以人数众多、积极活跃、不避艰险、渗透力强著称，用今天的话说，当时的江右商帮充满了“草根”色彩。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帝国里，中枢的命令靠着高头大马接力式的奔跑，也得穿越好几个月甚至是几个季节方才可到达边陲僻壤。而江右商帮的“草根”们，却靠着自己的双脚，挑着担子，走州过府，深入到帝国的城乡村舍，融通着有无。
　　虽然以小本买卖为主，但架不住人多。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云、贵等边远地区就更不在话下，明朝时曾在云南做官的浙江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至于与江西毗邻的两湖和福建，则更是处处可见江西商人的身影。长沙，钱庄和批发生意尽半数在江西商人手中，仅赣人为子弟创办的私立小学，就有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汉口，江西商人经营着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等六大行业，尤其是药材行业，几乎为江西商人所垄断。福建，江西商人控制着当地的茶叶生意，武夷山上下，茶农、茶工、茶商，几近赣人一手包圆。
　　
　　　　五
　　“士农工商”，在中国古代，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经商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从当年的江右商帮，到现代最为活跃的潮汕商人、温州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地少人多，光靠农业不足于养家糊口，必须外出谋生。
　　早在北宋时期，江西的人口数量就已跃居全国各路之首。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江西在册户口数达201万余，人口446万余，均占全国的1／10。到元朝，人口向江西集中的趋势更是有增无减，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口、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明朝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王士性则更是深有感触：“（赣、浙、闽）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
　　那是一个内河航运作为黄金水道的年代，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水系是全国物资运输的生命线。这条总长3000多公里的黄金水道，江西一省独占1000余公里。沿江而上，可以直入云、贵、川。沿长江向下，江、浙尽收眼底，并可通过运河向中原辐射。往南，当时位于粤赣边境的梅关古道，是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最重要的通道，越过梅关古道，就进入珠江水系，深入两广腹地。
　　地少人多，交通便利，如果再加上物产丰饶，简直就是一个培育商业精神的天然沃土。当时的江西，正好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宋史•地理志》述江东、江西物产：“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至明朝中期，江西的人口已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位居全国第一，由此可见产粮之丰。
　　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足见手工业之发达。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最关键的仗不是与蒙古人打的，而是与同样志在称雄天下的陈友谅打的，当时争夺的重点，就是江西这个当时的全国经济中心。经湖口一战，朱元璋彻底打败了陈友谅，江西也成了明王朝设立的第一个省。此后，朱元璋出兵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明军军需物资的主要供给基地，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
　　
　　　六
　　伴随着江西商人向全国市场进军的脚步，万寿宫也开始遍及海内外。无论在哪里经商的江西商人，只要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地修建万寿宫。
　　在中国古代的抑商传统下，江右商帮的“草根”色彩，既不像后来的晋商财大气粗，也不像后来的徽商有官府做保护伞，迫切需要团结起来，共同捍卫自己的利益。顾炎武就曾指出：“微商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已身地也。近江右（商人）出外，亦多效之”。
　　明清时期，在京城及各省省会都建有万寿宫。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人兴建的万寿宫就有14所，占34％。到清朝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有51所，仍占13％，均为各省之首。由于江右商帮的强大的渗透力，万寿宫甚至修到了东南亚各国。至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仍有万寿宫留存。至于国内的城乡，万寿宫更是星罗棋布。
　　江右商帮重视修建万寿宫，除了团结同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万寿宫是一个江西同乡的商业联系枢纽。一座万寿宫，就是一个当地的江西商人商会。总结起来，万寿宫主要有联系乡谊、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四大功能。
　　每年农历的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传说中许逊举家飞升的日子），全国各地的万寿宫都要举办隆重的朝拜活动。这是一个集祭祀、戏曲演出与商业交流为一体的大型庙会，着重于从精神及文化层面凝聚乡情，团结同乡。此外，万寿宫还具有救助落难同乡、主持集资修桥补路、创办子弟学堂等公共及公益事务管理职能，从组织上进一步把同乡团结在万寿宫周围。
　　万寿宫同时也是一个同乡商业纠纷的调解和裁判所。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下设首士若干。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众之人担任，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轮流担任。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久而久之，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等功能。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
　　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在同乡间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七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抚州，王安石的故乡，素享“才子之乡”的美誉。晏殊、晏几道、王安石、曾巩、陆九渊、李觏、危素、罗汝芳、汤显祖、谭纶，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宋明时期，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也是商业繁荣之所。
　　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记载：“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占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致有司者，乡村征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这座万寿宫中，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名字就叫“抚州阁”。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还另外建有一座“抚州会馆”。
　　在抚州乐安县，有一个被誉为“千古一村”的流坑村。在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落里，仅两宋时期就出了24名进士，其中有两个是状元，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的“五子登科”佳话。而真正成就流坑村辉煌的，则是竹木商贸。
　　自明代中期以后，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常州等地销售。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
　　流坑村是一个缩影，在古代的抚州，儒与商，就这样矛盾而协调地对立统一着。
　　从小在抚州生长的王安石，家乡的商业繁荣，对其变法思想的形成，不可能没有影响。事实上，王安石与江右商帮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与王安石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曾在其家乡抚州南丰县重修万寿宫，为此，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重修许旌阳祠记》。
　　关于新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王安石认为，启用新法，善于理财，可以在不增加百姓捐税的基础上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天下不可能这么好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是要将财富从老百姓手上巧取豪夺充入国库。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等。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高明之法。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安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日后，就在司马光的家乡山西，晋商们正是以金融业垄断而扬名的。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八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老区”，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从明朝中叶至今，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口岸通商，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无可否认，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温州，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其交通便利程度，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可以说，潮汕、温州人的唯一所长，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还是前面提到的“人稠地狭”，“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并最终式微，关键也在于此。从北宋至元，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
　　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的在册户口为267万户、1370万口；而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的在籍户口数仅为156万户、810万口。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江西再度减少了22万户，224万人。
　　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江西的人口数量锐减至仅为原来的43%，而在同期，全国的总人口数却是有所增长的。当时所谓的“湖广填四川”，倒不如说是江西填四川。因为当时的湖广地区本身人口并不稠密，不仅有大量的江西人与湖广人一起进入大西南，更有大量的江西人进入湖广，填补湖广人迁走后留下的空缺。
　　江西人口的第二次锐减，发生在清末至建国前，这个时期，江西经历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乱。一是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交战，二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江西不仅是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更湘军军费的主要筹集地。五年时间，湘军在江西征收了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江西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拖垮。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更是牺牲重大。仅赣南一地，当时240万人中，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有33万，光牺牲的烈士就有近11万。经此两役，江西人口数量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2450万锐减至1953年的1670万。
　　人口锐减，原先“人稠地狭”的情况不存在了，江西人也就开始安享“土里刨食”的生活，陶醉在一片“农耕致富、诗书传家”的田园理想里。走州过府的辛苦，作客他乡的艰难，随买随卖的烦琐与风险，开始被已经能够在家乡喂饱肚皮的江西人视为畏途。江右商帮逐渐消失了，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也随之被尘封。
　　
　　　九
　　如果说人口锐减从根本上抽离了江西人商业精神赖于存在的土壤，那么，官府的压制、驯服，则让江西人从心理上与商业精神疏离了。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江西商人四处外出经商，对于官府来说就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当过明朝内阁大学士的丘濬，就曾专门针对江西商人的问题上折，称“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
　　海瑞则以他曾在赣南任职的经历分析：吉安、抚州、南昌、上饶等地的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出经商的商人），很少有去当时人口较少的赣南，绝大部分都外流到了其他省。主要原因在于，如果到赣南，不仅当地的里甲会强迫他们入籍承担赋役，原籍的官府也会追捕，要他们承担原籍的赋役，而到他省，就没有这么麻烦。
　　海瑞的分析反映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时出外经商会被所在地强迫入籍。只不过，跑得远一点，大抵原籍的官府追捕起来比较麻烦，可以减少承担原籍的赋役。元末至明朝中叶，大量的江西商人就这样被迫在外地入籍，渐渐隔离了与江西的联系。江右商帮，就在这种就地安置中被逐步瓦解，渐渐失去了活力。
　　得不到法律保障是江西商人外出经商碰到的另一大问题。明成化十年，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聚众开矿，要求明令禁止。明宣德十年，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说当地江西商人太多，放贷生息，累起词讼，要求申明禁约。就连对抚州商人赞赏有加的王士性，也因为收到的关于抚州商人的案子太多，一怒之下表示：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于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所以，当时江西籍的讼师也比较多。按照当时的说法：浙江出师爷，江西出讼师。商业越发达，商业纠纷就越多，相应的法律代理行业就越发达，这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儒家传统里，却成了异端，哪里的人牵涉到的官司多，哪里就被视为民风刁蛮。
　　江右商帮多是小本生意，无权无势，又是行商在外，越发势单力孤。遇到商业纠纷，本想找官府讨回个公道，官府却来了个但凡涉及江西商人的官司概不受理。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只好打铺盖卷回家。更有甚者，看见江西商人有赚钱的生意，立即发布区域或行业性的禁令，转为“官办”。盐、瓷、茶、粮、布、采矿、药材等行业，皆曾有不许江西商人经营的禁令。
　　有人说江西商人外出赚了一点钱，往往立即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经商，是因为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或者说是因为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是贫困出身，容易“小富即安”。其实，这些都不是关键原因，关键原因在于“草根化”的江右商帮，在当时的体制内生存的空间太小。否则，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就顺理成章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体制性的压制下，曾经作为“异端”的江西人终于驯服了，再也没有了“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变成了“时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顺民。江西，也终于成了中国民风最为淳朴的省份之一。
　　
　十
　　“无可奈何花落去”。想不到家乡先贤晏殊清新婉约的词句，竟然可以拿来作为昔日江右商帮及国内外万寿宫衰败的写照。又一个绝妙的讽刺！
　　“拨浪鼓，梆梆梆，小货郎，走四方。鸡毛鸭毛都是宝，换完米糖换钱粮。”又一首我小时候传唱过的童谣。曾经以货郎为业的家乡先辈们或许不会想到，当他们创作的这首童谣仍在他们的子孙嘴里传唱时，家乡走南闯北的货郎，却已换成了清一色的浙江人。时至今日，只怕连这童谣也在家乡消失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乡人是瞧不起浙江人的，浙江人被称为“浙江浪俚”，“浪俚”大概就是流浪汉的意思。修桥补路、采石烧砖建厕所、收鸡鸭鹅毛破布烂凉鞋，总之，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或者是家乡人认为最低贱最不屑于去干的活，都是浙江人在干。那时候，家乡人大概都在暗自得意：自己有田有地不会饿肚皮，不像“浙江浪俚”，家乡混不饱肚子只有出来受苦。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才过了十几年，家乡人就被迫纷纷外出打工，有很多人，就去了浙江。再过了几年，浙江人又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人家是来投资的，“浙江浪俚”摇身变成了浙江老板。
　　当年走州过府、随收随卖的江右商帮传统，已经被安乐于乡土的家乡人彻底遗忘了。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由于没有了江右商帮的支撑，很多已经遭劫被毁。剩下的，不是被辟为旅游景点，就是沦为了纯粹的宗教活动甚至是迷信活动的场所。
　　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农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间，哪怕农活再忙，村里的老人们也一定会张罗着要去邻镇的一座万寿宫里烧香。子夜出发，黎明时到达烧香求卦，以示虔诚，上午就在万寿宫的山脚下“赶会”——真正意义上的庙会。
　　小时候的我，读了几本破书，还曾在心里暗笑老人们迷信。今天想来，老人们既是在延续家乡的一种商业传统，也是在寻求一种心理的安宁。只不过，他们的后辈从未真正理解过罢了。
　　他们那一辈人，还多有兄弟在外经商，至老未归，音讯全无。在过去，去万寿宫烧香既是为外出经商的家人祈福，往往也能在庙会上的买进卖出间碰上与自己家人相识的同乡，带回家人的音讯。
　　据说，如今家乡万寿宫的香火依然鼎盛，只是再也没有了商业交流的实质。商会没了，庙会的商业交换功能也蜕变成了如同本地的一个农贸集市，早没了往昔融通四方的神采。失去了商业精神的万寿宫，已实实在在地沦落为一个虚无的神坛。
　　其实仔细想来，江西还真不是一个可以安乐的地方。从古至今，从江西走出的大批英杰，从离开江西之日起，就少有再回家乡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大家，没有一个是辞官后回家乡养老的，也没有一个死后安葬在家乡的。在安土重迁的古代尚且如此，不知道现代的家乡人是否能从中悟出点什么。
　　随着中国开始迈入商业社会，很多古代的商帮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复活了。曾经兴盛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不应该后继无人。期待着，一直在热切期待着晏殊那词句的下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

十大商帮

　　具体是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陕西、福建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和潮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山东鲁商等。

　　也可称：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珠三角和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徽商、潮商古今现状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

　　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成为商人。

　　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

　　晋商的兴衰。我对晋商的感观认识来自于张艺谋和巩俐的电视《大红灯笼高高挂》。

　　电视里的山西乔家大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后，是深厚的晋商文化底蕴。透过乔家大院那古朴的院落、古朴的砖墙、古朴的陈设，气势恢宏的晋商发展史的画面若隐若现地浮现出来……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徽商的始末。作为浙江人，对徽商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这不但由于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与徽商的距离。更由于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潮商的渊源。“潮商”，是潮洲商帮与广东商帮的共同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

　　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潮商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中国明清三大商帮 晋商徽商陨落 仅存潮商

　　中国商帮之兴盛可上溯至明、清时期，当时商帮的活动范围已扩及全大陆。而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中国出现十大商帮，其中以晋商、徽商、潮商影响力最大。对照起五大新商帮，只有广东商帮依然挺立。

　　晋商崛起于明朝，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颠峰。而晋商的事业版图中以金融事业最为强大，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晋商几乎占尽全大陆汇兑业务，所谓“北号南庄”指的就是由晋商控制的南北两大票号、钱庄集团。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的渗透力更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明清时期徽商控制长江、淮河水运要道，分布范围更遍及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云贵、山东、河北、北京、东北，甚至远征日本从事商贸活动。“无徽不成商”道尽了当时徽商势力之旺盛。

　　而潮商指的是广东潮州商帮，潮商真正强大起来已经是近代、现代的事情了。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个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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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的创富秘诀

1、 福建商帮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2、 广东商帮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3 、陕西商帮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4 、山东商帮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5、 宁波商帮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6 、晋商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7 、徽商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8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9、 洞庭商帮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10 、江西商帮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