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都·街谈》的平民化特色（转载）

一、新闻评论中的“软评论”与《街谈》栏目

著名报人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新闻学的开山大著《中国报学史》中说：“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①如今，媒体的竞争已经步入“观点时代”，在各种媒体中，新闻评论“首席文字”的地位日益巩固，也日益受到业界和受众的重视——去年圣诞节之夜，日前广东南方电视台“马后炮”的主持人“老马”得到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奖就是明证。而南方报业尤其是《南方都市报》正以其评论文字引领着全国的“观点时代”。“街谈”栏目正是《南方都市报》主打栏目之一。研究该栏目的特色，对于解读近年的“评论崛起”、考量21世纪报业（包括都市报和晚报）的内容特质、探讨办报理念更新和形式创新、总结民生类文字如何贴近生活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街谈”栏目是肇始于《羊城晚报》、兴盛于《南方都市报》的有着广泛投稿队伍和受众基础的评论栏目，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媒体专栏。该栏目几乎每天一篇，相当多的文字被各种网站、广播、文摘报竞相转载和评论——“大街小巷谈‘街谈’”已然成为省内外群众生活中的一道风景，这在中国报业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街谈”为街谈巷议的简称，是指群众用最朴素的语言说身边事，是广大市民内在思想的真实流露。“街谈”里的文字或喜或悲、或笑或泪、或爱或恨，以风格平实、短小精炼为特征，很快赢得了读者，开拓了市场。在“街谈”中，平民的、自由的、多元的取向显而易见：无论现身说法还是道听途说；证据确凿或是“捕风捉影”，均无所顾忌，一吐为快。

“街谈”以评论形式最早出现在报纸上，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由微音先生在《羊城晚报》上主持的“街谈巷议”栏目。在20多年间，“街谈巷议”短小犀利，是非分明，切中时弊，激浊扬清，已经成为该报的拳头产品，对社会发展和报纸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中国报业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与“街谈巷议”栏目相比，《南都》的“街谈”可谓诞生迟而成熟早，它是《南方都市报》自2004年3月份改版后所设置的一个新闻评论专栏，专门关注本地的民生新闻，并以活泼、跳跃、幽默、简洁的文字见长。

从内容上考察，《南都》街谈主要评论的是日常状态下与百姓衣食住行等密切相关的话题。作者所想、所感的东西以贴近百姓为宗旨。在考虑新闻性的同时，更注重其读者的关注度与实在性。从表达上看，《南都》街谈的基调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与西方新闻界的“软评论”类似，多采用适合受众接受心理的“软性”表达，浅显易懂，平易近人。从宗旨和终极目标上看，“街谈”是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民生疾苦，将硬新闻软处理，同时赋予软新闻以硬道理，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也立足于分析问题，促进问题的解决。由于新闻理念的创新和文风上的贴近，这一栏目自改版推出之后，迅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一下子成为《南都》以至于全国报业的的一个品牌栏目。如同新闻有“软硬”一样，这种“提示型”、“服务型”、“建议型”的“软评论”，是在侃侃而谈当中表达对于事件的憎爱好恶。它不像“非常社论”的黄钟大吕，也不似“借鸡下蛋”写法的引经据典，而常常是一事一议，平平静静，甚至有一种“姑妄言之姑听之”的随意。综观《南都》街谈的取材，评论人所讲的经常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往往能够从“风月谈出风云”的“以小见大”，显示了独特的评论风格。2006年是“街谈”全面成熟的黄金时代，我们主要以该年该栏目为例，解析其平民化特色所在。

二、街谈的平民化特色

进入新千年之后，新闻与新闻评论已走向平民化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引人注目。范长江先生说过：“我们的报纸联系群众越多越好，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报纸大众化的问题。搞大众化的报纸，这不是耻辱，是光明；不是倒退，是进步，一定要在思想上肃清轻视大众化的观念。”^②近年来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就是“草根崛起”，老百姓有了自己的话语空间。“街谈”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特色的折射。

 在新闻传播学中，“平民化新闻”一般说来是指普通人民的新闻。这种新闻报道的主体是普通的老百姓，报道的内容是普通百姓的工作、生活、学习、劳动——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平民化新闻是近年才出现的。1992年，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开始，到现在遍布全国各个地方电视台的“说新闻”阵地，可以看出平民化新闻强劲的发展势头。所谓新闻评论“平民化”，即是指新闻评论在新闻内容、主题的选择上持平民立场，倾向于针对同平民利益密切相关、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加以评论。在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上，这类评论往往采用平民能够理解的通俗形式“代民众立言”。

“平民化”的“软评论”所以能够诞生迟而元气淋漓、发展势头强劲，就在于它直指社会生活，贴近百姓冷暖，与受众产生了共鸣。而且作为系列言论“街谈”的目标一开始就锁定在本地民生新闻上。更注重趣味性和实用性，而不一味强求观点的高度、深度与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文体上倾向于轻松的风格，成了“评论中的小品”，是一种突破现有评论文体的成功的尝试。

具体考察，其平民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材料撷取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高尔基说：“一个大师不仅应该熟悉他的材料，而且还应该热爱自己的材料，更正确地说还应该欣赏他的材料。”^③邹韬奋认为：“言论应该切合当前大家所注意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要有公式化的空论文章。”评论写作，选材是第一步。选准、选好论题既是前提又是核心。以往的新闻评论多倾向于宏观话题，似乎家长里短的市井小事不屑一顾。其实，评论范围太宽太泛，对于大众读者来说，难免会产生一种事不关己、己不关心的影响。根据新闻学的临近型原则，受众对于5000公里以外的车祸的关注远远不及50米左近的菜价。大家对于身边的“小事”的兴趣实在不亚于联合国谁做轮值主席的大事。而《南都》“街谈”正是从百姓身边的小事出发，以新近所见所闻的新鲜事实和信息为原材料，即景生情，遇事生感，在思想性与人情味相互交融的前提下进行说理，辨析，给人富有新意的启迪和感悟。

在材料的撷趣方面，《南都》“街谈”强调将新闻评论的服务功能与舆论引导相结合，所评点的信息往往是带露水摘花，非常鲜活。在时效性的同时注重评论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我们在分析《南都》2006年的街谈时发现，评论的选材大多是平民日常关注的话题，如迪士尼客满、情人节浪漫、农民工跳槽、安全套进入宾馆等等。偏偏是这些“一地鸡毛”的事情，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如1月22日的《春节回家路漫漫》，以述说的方式从身边的事情出发，以富有人情味的语言道出了春节回家者的艰辛。1月25日的《过年正在变成一桩心理事件》，指出“年的压力折磨，远不止于筋骨体肤，它可怕的折磨更在于心理上的焦虑与压力”；2月2日的《利市利市，意思意思》，从成人和孩子两种不同的角度出发，道出了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对于利市的不同看法，最后提出主张——派封利市而不比拼，快乐与心意同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颇为大家喜闻乐见。

而且，对于这些读者非常关心而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的话题，《南方都市报》并不是推出一篇评论就草草了事，而是在一段时期内推出连续性的评论，把事件的社会意义往纵深方向延伸，引发人们深层次的思考。如2月22日的《哥们，为楼市作点贡献吧！》、3月26日的《购房指南？恐怕是想指也难！》、4月28日的《蜗牛族的呐喊：我的不爽你要知道》、6月12日的《世界杯来了 广州楼价跌了》等，关注的都是市民非常关心的住房问题，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之。同时，评论的作用也不仅仅是一种“服务性”的提示，而是照例褒贬分明，只不过时时“绵里藏针”、点到为止罢了。如2006年2月10日的《爱我就送我一套房子吧》（作者果然）说：“据《南方都市报》昨日报道，在广州开工厂的戴先生是重庆人，日前想把户口落在广州，做一个真正的广州人。不过人才市场的一纸规定让他颇感滑稽，就是要求落户者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结婚后将户口从人才市场迁出。他抱怨说，如果我在广州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户口能够迁到哪里，岂不是要成为‘黑人’呢？”接着，作者现身说法：“去年年初，我和女朋友在经历了数年的异地飞鸿传情之后，终于在广州相聚了。当我们兴冲冲地去人才市场拿自己的户口，以办理结婚登记时，这条规定横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那样突兀，那样的不可逾越。尽管我一再向办理人员解释，在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们不会要小孩；何况我们都很珍惜自己当前的工作，绝对不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可办理人员始终以‘这是我们的规章制度，我们要按制度办事’来应对，一副‘女包公’的形象让人肃然。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宣告我们的彼此珍爱、彼此承诺。但这是什么样的一纸规定啊？它非要让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在一起，除非你以非法的状态。”因此，在情人节之际，作者发出齐天浩叹“所有的山盟海誓，都不如新房一把钥匙来得浪漫来得真切，从此，你的爱、你的户口、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都有了着落——‘爱我，就送我一套房子吧’”！——衣食住行无疑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事情，似这般以情侣的身份现身说法，自然是彻里彻外的“贴近群众”。当然，其中也暗含这对于某些政策的“刻板”、“滞后”、“不便民”的不满。读者阅读这样的评论，第一感觉就是“是那么回事”的实在感。尽管这种“软”评论现在还尚未大面积铺开——常常显得是南都“一支独秀”，但它却代表了新闻评论的另一种方向：让“话语权”回到民间，唤起广大受众“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要做评论的主人”的主人公意识。

2、切入角度

毫无疑问，“为民立言”的新闻评论应该发出群众的呼声。为国分忧、畅所欲言是人民的权力，也是媒体的义务。出版自由的倡导者、英国作家弥尔顿把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称为“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正是此意^④。问题在于，民意该如何去表达，其“切口”何在？在“立言”的过程中，切口的“小”与影响的“大”决不是水火不容的。明眼人会一看就知道：貌似“小事”的角度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背后一定会有大文章！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出版20余年来多次刊行，被史家和文坛同时奉为圭臬？就是从极小的一件事——该年3月2日，误传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数以千计的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后来知道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前，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说起，抽丝剥茧，由浅入深，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的“大历史观”，足以给新闻评论良好的借鉴。而“街谈”作为一种软性评论，其平民视角恰恰在于评论员与百姓心灵相通，真正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以百姓的视角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最大限度地引起读者的共鸣。如《写博不是为了成为名人，而是为了成全自己》从老百姓自己的“话语权”的角度立论，对“名人博客”的广告宣传和“我表现了自己、我活得了生命”的人生态度进行了比较。《“农民评职称”，啥时不再是新闻》则是逆向立论，在“农民评职称”的正面意义之外，发现了该新闻事件成为新闻本身就有潜藏的“歧视”意味，从而发出关心弱势群体的一连串的呐喊。《六名外来工的世界杯》则是从外来工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醉心于烽烟四起、赏心悦目的世界杯足球比赛立论，说明在文化生活的追求、心灵满足的要求、关注生活中的大事等等方面，外来工与公务员、与本土居民没有任何区别。这些“街谈”谈始终以普通老百姓的目光去观察，以普通老百姓的脑子去思考，以小见大，体现了地地道道的平民角度。

同时，《街谈》的平民化切入角度明显的体现在：始终抱着“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心态说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街谈巷议是一种“大众心理学奠基的新闻评论”。其侃侃而谈也好，反复强调也好，语重心长也好，轻描淡写也好，时时、处处、事事都在心为民所计，感为民而发，利为民所求，万变不离“以民为本”的宗旨。如2006年1月22日的街谈《春节回家路漫漫》（作者马青）就是从换位思考切入：“这两天又冷了。前天晚上我在街边等夜车，等了半个小时，一辆都没有，和我一起等车的倒有几十个。冷雨如刀打在脸上，我打了几个哆嗦，觉得自己很惨。昨天看了报纸，有点难为情——跟上万名因北方雨雪影响而滞留在广州火车站的人比起来，我实在不算惨。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拎着大包小包，在候车室里拥来挤去，不认识的陌生人在你身边不到5厘米的地方打嗝放屁抽烟，那滋味可真是不好受。但是在前天晚上，能够和人们一起挤在候车室里，已经是好的了。还有不少人，头顶一块塑料布，瑟缩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不知道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等到进站、上车、出发；不知道要再等多少个小时，才能下车、到家、过年。”最后的结尾是：“前两天，还没降温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在报社门口看见两个民工兄弟，并排坐在灌木丛后面的草地上，耷拉着脑袋，揪着枯草玩弄。傍晚时候我再出来，看见他们俩站在马路边，和一个跨在摩托车上的人正在交谈。从他们身边走过，我听见摩托车上那个人说，直达的没有了，要走就从郑州转。走过去我又回头望，那两个等着买票的青年在暮色里的样子，有一点迷惘。雨雪阻隔回家的路，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最终买了票没有，不知道今天晚上他们是不是仍旧迷惘地，站在火车站的人群中。”作者显然回避了“纯客观”的评论角度，而是站在候车人的立场上说话，我们甚至从字里行间不难窥见作者、忧心忡忡愁容满面的表情。作者似乎并不是在写评论，而更像是在和亲人们拉家常，把自己的经历与感受静静地倾诉给大家，充满了亲切感和愉悦感，在担忧的同时更增添了一份感动。也正是这样一种以个人的故事、体验为切入点，向读者娓娓道来，和风细雨的叙说方式，更容易让人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引起更为强烈的反响。而这样的一种评论角度自然是和街谈的平民化定位所分不开的。而2009年1月《南都》著名评论员三季稻的《春运订票就像炒股票》则是进一步从铁路内部挖掘原因：“除了少量底层的低级票贩子也在窗口苦心守候，做点零星的买卖、赚点辛苦钱外，“黄牛党”手上丰富的票源，源头在哪儿呢？有识者分析：‘高级’票贩的后台和上线就在售票系统内部。颇有些不敬的意思。要知道，我人民铁路窗口早就规定了“四不准”(不准代卖代买车票，不准抢票占票，不准带现金手机上岗，不准售票桌内存放个人物品)，还放了要严肃处理之类的狠话，按道理说，内鬼呼应的事本该消停了，怎么还是“供求严重不对等”呢？看来，我们这里订票就像炒股票，有行业规范、有监控、有信息披露、有法律护航，但是最终也很不靠谱。”

作为小言论的街谈，由于评述事件更具有民生性、篇幅也求精悍，所以在栏目操作上，评论部采取了不同于大社论的“小”操作模式：基本上是由评论部提供立意，而后交由文字灵动、风格泼辣而又博闻强记的作者执笔撰写。几年来，街谈的写作已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作者,如文笔犀利，想象纵横，有点辛辣和小小地痞的和菜头；虽是女性，文笔却老道风趣，不无男性风味的蚩尤；绵里藏针的质数；善讲故事的三季稻；以至于马青，魏晋，散人，草暖，果然，羌笛等。大家写作风格各异，但观点出新、语言清新明快却是一致的。

3、评论形式

中国报刊史上，最早把“时评”和当天新闻密切结合、又作为经常的主要评论手段的是1904年6月12日创刊的《时报》。^⑤与100多年前相比，今天时评写作的时代性显而易见——“时评是面对新闻事实本身的一个毫不避让的回答：这事儿，我怎么看。它是清晰的判断形式，是针对这种判断的有效率的表达。” ^⑥从这个意义上说，时评是一种有别于社论、评论员文章等评论形式的“草根发言”或“公民写作”，它集中体现了新闻自由的深刻内涵和受众参与的互动观念。传统的新闻评论由于长期受“媒体本位”思想的影响，所采用的一般是说教的、指导的模式，政策性话语比较多，形式比较严肃，往往缺乏了较为独特的个性色彩。如今传媒的发展使得受众呈现非群体化特征。个人的选择性日益增强，因此要求新闻评论“软硬兼施”，活泼多元。而新闻评论写作形式上的简洁明快、平易通俗、时代感等平民化特色，尤其使得时下的评论能够在各类新闻题材中独具一格，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通俗易懂、大众化的评论形式首先表现在“举重若轻”的文风。告别了声嘶力竭的“文革腔调”，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日益生活化。而到了“街谈”，则进一步变味“世俗化”。如据报载：国家邮政局发行、广东省邮政广告有限公司发布的两套中国2006邮政贺年有奖明信片上，11首古诗居然出现了14个别字：把“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里的“绿丝绦”印作“绿丝线”、把其它古诗里的“细叶”印成了“细对”、“晓艳”弄成了“晚艳”、“陵晨”写成了“凌晨”、“玉堂风”改作为“玉赏风”……为此，不少媒体都进行了评论。有出版界人士指出这是罕见的渎职；有教师愤怒“把凝聚了几千年文化的、俺教了几十年的文字折腾成那个样子，俺只有替古人也替后人害臊”；有人想到邮电部门的发言人说邮政“基本上没有垄断”，讽刺说“生气也无济于事”，人家照样大言不惭、我行我素。而《南方都市报》不失时机地出现了一篇“街谈”：《贺年明信片把古诗印错，丢人》。评论员似乎一点也不生气，仍然“和风细雨”地现身说法：“我有一些国外地朋友，还有爱旅行的朋友，他们偶尔寄明信片来，上面总是印着当地风物，或是山川建筑，或是街角儿童，无不载着远方的气息，让人看着欣喜。我把这些明信片都收集在一起，就像收集各地的名片一样，花花绿绿，各有风情。”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今年中国的名信片错误迭出”的疏漏，小小明信片，不无“国际交流”的意义，我们弄成了这副模样，心里自然不大好受。于是，现身说法的“软”在这里比义正词严的“硬”更有力量，更值得回味。而文末作者也仍然只是几个字的评价：“太丢人了”:“有人说要是寄到国外去，让懂汉学的国外朋友见了，多丢脸。好像家丑藏在家里就不丑了一样。其实错字既然已经印上了，这丑就已经藏不住了。太丢人了。”后续报道说，在街谈见报的当日，大部分“白字明信片”都已经售完，流向全国各地。新闻上了央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不能不说是“大事”了，可街谈里的新闻评论依旧“大事小说”，举重若轻，对经手明信片的上上下下的部门进行了不失时机的“提示”，让读者在“散文欣赏”中明辩是非。

其次是导入语的家常化。导入是引导读者阅读的关键，不愿意看第一行的读者是不会读完全篇的，“街谈”尤其注意到了读者的接受心理。如街谈《慢慢地告别人世也是一种幸福》的导入：“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得了癌症，当医生告诉他时，他却平静地说，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得了癌症。医生非常吃惊。老人说，到了我这个年纪，死亡就是我的邻居了，随时都可能来敲我的门。如果我得了脑溢血或是心肌梗死，我很可能一句话也来不及说就死了，那样我的亲人接受起来该多么困难。现在，我得了癌症，我有很充足的时间能和亲人告别。当死亡一定要来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种方式更令人安心呢？”文章以这样一个通俗的却是不无悲壮的故事开头，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所要讨论的话题——为自己提前写“墓志铭”。文字娓娓道来，使读者步步深入地体会到老人的情怀，进而思考“尊老”的方方面面。又如《香港看见了“凶牌”，你就看见了“生命之牌”》的导入：“如果你这几天驾车经过广州市黄石东路陈田村路口等路段，你的车速会在数秒内从85公里/小时下降到60公里/小时，因为你在200米外就会注意到一个大大的黄色警示牌——‘此地曾发生一宗特大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请谨慎驾驶，严禁越线，超速！’这一大串字加上标点共35个字，不降车速，你怎么读得完。”原来，这是广州市预防和减少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新招——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批评警示牌字数太多看不完，其“引人入彀”十分巧妙。

第三是新闻标题的拟制。标题是评论的点睛之笔。胡乔木说，有了一个好标题，评论也就写出一半了，至少写出三分之一了。“街谈”标题的特色在于简练、具体、生动、口语，以引人瞩目的平民风格深深地抓住读者的眼球。经过分析归类，我们总结出《南都》街谈的标题分类：或褒贬明显、感情鲜明，如《向那些屡败屡战的人们致敬》、《明星房间初夜权，意淫而已》。用对偶、比喻、呼告等修辞格以引起注意，如：《气价直冲霄汉，焉能忍“气”吞声？》、《责怪商家吝啬，不如自己‘小气’》、《手机拗不过飞机，就像胳膊拗不过大腿》。用地道的口语直抒胸臆，如：《50元一个鸡腿，早说打死我也不吃》、《广州最没人情味？有冇搞错！》。明知故问引起读者关注，如：《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是谁把老百姓逼成了摄像师》、《老板，您出得起多少钱？》。直奔主题、表明态度，如：《老字号，千万不能倚老卖老》、《不要让孩子的世界真假难辨》。活剥诗词歌赋，突出时代感，如：《该出手时不敢出手，就请路见不平一声吼》、《选专业还是选学校？这是个伪问题》、《就这样被一个孩子征服？》、《喊楼，喊楼，多少毕业的愁绪在心头》。总而言之，街谈的标题表达自由，轻松明快，且处处显露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报纸的个性，因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4、语言表达

叶圣陶说，“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意义和情味，单靠查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学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这就是所谓“语感” ^⑦。对于新闻评论来说，简短精练、浅显易懂的语言不但容易阅读，也更容易理解。而“可读性”正是报纸获得读者的生命线。邹韬奋在刚接办《生活》周刊时，就提出了力避诘屈聱牙的贵族式的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的主张。他说：“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尽可能用口语来写论文和新闻。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才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为此，他专门花颇多心思在评论的明白畅晓上，无论是一般的评论，还是专业性很强的评论，他都力求通俗易懂。高尔基在《新闻工作者的伟大历史使命》一文中也强调：新闻语言“当然是越朴实越好”。“真正的智慧，通常只是用很朴实的方式反映出来的”。“语言越朴实，越生动，就越容易理解”^⑧。因此，对于新闻评论来说，采用大众化的语言，让读者喜闻乐见，实在既是表达的底线，也是文字的高点。

街谈所面向的读者群主要是广大市民。为了能让市民们易于读懂理解，《南都》“街谈”在语言表达上采用了多种表现方式，或风趣幽默、清新明快；或朴实平易、娓娓动人；或尖锐泼辣、文采斐然；或明褒暗贬，语带讥讽——但无论其语言表现形式如何，一个共同点就是通俗易懂的浅显的平民化文风。那篇著名的《胡戈你若破产，我们为你捐款》(作者渔樵)中，生动的声援了当年“草根”的著名代表之一胡戈——他用“大片剪辑”的形式，对陈凯歌的《无极》进行了讽刺和嘲弄，据说要被陈凯歌先生起诉，因此形成了娱乐圈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作者说：“公映之后，《无极》早应归于沉寂了，现在依然广受关注(不少人是看了《馒头》才去看《无极》的)，实拜《馒头》所赐，陈导应该领情才是，没想到如此地不解幽默，竟要对簿公堂。……网易就此搞了个调查，征求网友对陈、胡二人的看法，其中，支持陈凯歌的有843票，占4％，支持胡戈的有14760票，占84.0％，民心向背，一目了然。何以如此呢？说句老实话，陈导花费3亿多人民币打造出来的大片《无极》，远不如区区20分钟的《馒头》带给大家的快乐多。胡戈表示，如果败诉他将倾家荡产。在这里，我要告诉胡戈:哥们儿，你给我挺住，一定要把恶搞进行到底。你若败诉，我们为你捐款！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捐款！”——为什么群众支持胡戈？该文辛辣地作出了回答。文章没有虚张声势，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讲大道理，但“你小子真是个天才！”、“哥们儿，你给我挺住！”云云全是大家嘴边的话——用轻松活泼的文风成功地为赢得舆论造势。

为了避免“冬烘气”，“街谈”几乎全是说话，即便一定要使用成语、俗语和典故，也尽量找读者耳熟能详的，偶尔引用典故一般也会附加解释，突出论题。如《她死守着一个故乡的方向》中，作者的评论主题是：“猝死的丈夫虽然没有一句临终遗言，可是，对于在异乡打工的人而言，回家，绝对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在叶红莲守护尸体的时候，她相信，丈夫的灵魂一定已经回到了家乡。”——妻子守在丈夫猝死的街头，一定要等待丈夫的家人从外地赶来。文章在结尾引出“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典故，紧接着就解释：“古人用这句话刚烈地表达着自己的故乡情节。狐狸死的时候，就是将头朝向南方，因为南方是它的故乡。”用得恰如其分。而在只有五百多字的街谈《“通缉”虐猫者的行动力量！》里，作者分析：“中国没有动物保护法，虐猫不是犯罪，法无禁止即允许，尽管愤怒，但又能把虐猫者怎么样？正是利用这一点，虐猫者肆无忌惮挑衅公众的道德感，她甚至说:‘我踩猫怎么啦？这也是一种人生经历，你们是不会懂的。’在网上，藏匿一个人就像深海底下藏匿一颗沙子，如何找出藏在网海里的这颗可恶的沙子呢？”然而保护动物者从网站到科技公司，从工商局车牌号，大家找线索，找证据，找知情者，所体现出来的才智让人肃然起敬，而这种精神，正是维护社会正义所必不可少的。该评论取材新颖，文字自由灵动，以小见大，将“通缉”疟猫者的行动上升为一种维护社会正义的精神高度。阅读一系列富有趣味的街谈，读者得到的不再只是简单的事实，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提升。形象而幽默语言加强了舆论的思想高度。
  

《南都》的平民化与本土化密不可分。或曰电视是天上飞的，越全球化越好；报纸是地上跑的，越地方化越好。《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份机关报，其核心受众群基本都定位于广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及周边地区不同层次的市民，受众的地域性特征十分突出。而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地域特性，其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也会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地域概念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普通受众对于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除了重要性和时效性及普遍价值要素之外，贴近性应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因而，作为地市文化的传承者和宣传者，《南方都市报》构筑的这种地方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南都》街谈正是秉承“平民”宗旨，坚守本土战略，从本地的视角出发，强调评论对本地读者的接近性，在内容上评论的或是本地区的社会事实，表达本地民众的意愿和愿望而辐射全国，力求做到“百姓关注的在我们这里，我们关注的在百姓心里”。

“只要报刊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⑨《南方都市报》的“街谈”栏目正是一种“生气勃勃地采取行动”，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空间。

个人经验的公共表达——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声音，往往被人们忽视或轻视，被认为是“一地鸡毛”的小情调，无足轻重。然而，当个人经验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甚至上升到为时代做注的高度，就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南方都市报》的“街谈”栏目以其平民化的特色鲜明地揭示了这样的意义。

注释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

②范长江.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M].陈建云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168.

③高尔基.我怎样写作.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04.

④[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44.

⑤李良荣.中国报纸问题发展概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36.

⑥马少华.关于时评的写作.新闻与写作[J]2002（4）.

⑦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36.

⑧高尔基.高尔基论新闻和科学.王庚虎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7.

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8.